北宋的“说话”和话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本论文,北宋论文,说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在论述我国小说的发展历史时，曾说过：“总之，宋人‘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1]。他所说的“话本”， 就是人们常说的“宋元话本”。它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锁链，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在《“说话”溯源》和《唐代的“说话”和话本》两文[2]中，我对萌生期的话本作过初步的探讨。众所周知， 话本发展到我国的宋元时代，已和诗、词、文、戏曲等几可并驾齐驱，成为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有人甚至把话本发达的宋元时代称为“平话”的时代，可见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对它发展初期——北宋时代的“说话”和话本略作探讨，以窥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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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说话”发展至北宋已十分兴盛。郎瑛的《七修类稿》说：“小说起宋仁宗，盖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这里的小说，显然是指话本“小说”[3]。说它源自宋仁宗，在今天看来，有悖事实[4]，但在敦煌文献未曾发现的明代，这一看法也非妄说。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可知，“说话”在宋仁宗及其以后的北宋时代，确实特别发达。
《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等具体描写了北宋中、后期的汴京演出各种民间伎艺的盛况。作者提及了孟子书、小唱、嘌唱、般杂剧、教坊减罢并温习、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手技、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相扑、杂剧、掉刀、蛮牌、影戏、乔弄影戏、诸宫调、商谜、合生、说诨话、杂班、说三分、五代史、叫果子等，真是“不可胜数”。它们“不以风霜寒暑”，天天演出，而观众是日日爆棚。其中的讲史、小说、说诨经、说三分、五代史等，都是“说话”的科目。可见北宋时，“说话”已十分兴盛，广大市民在生活中已离不开它。
北宋初，“说话”一般在民间街头进行。《宋朝事实类苑》说：“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何为所焉’？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两面三头之人。’即令杖之”。这里的“缚栏为戏”，其实是“说话”艺人在街头临时搭置的演出场所。这位“优者”，也即“说话”艺人，因回答的问题不能使党进满意而遭到毒打，说明其地位相当低下。又，苏轼《东坡志林》六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这里的“聚坐听古话”发生在“涂巷”中，也证明着“说话”的表演乃在市井街头进行的事实。
随着“说话”的兴盛，活跃在市井街头的艺人逐渐进入茶肆酒楼演出。据《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汴京城内酒楼密布，茶肆遍地，仅正店就有七十二户，脚店则“不能应数”。所谓正店，即豪华的酒楼，“门首皆缚彩楼欢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向晚灯荧煌，上下相照”。如丰乐楼，“三层相高，瓦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而脚店则为坊间开的茶肆饭店，专“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水浒传》第三回中出现的“绰酒座儿唱的”金老父女，就是常在脚店表演“说话”的民间艺人。他们在茶肆酒楼可以躲避风霜雨雪的侵蚀，白日黑夜不间断地演出，以尽量满足市民的需要。“说话”从市井街头进入茶肆酒楼，演出场所从流动变为固定，使“说话”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北京中、后期，汴京等都市中还出现了表演“说话”的大型固定场所——瓦舍。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梦粱录》卷十五“瓦舍”条也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瓦舍亦称瓦、瓦市、瓦肆等，是当时各种游乐场所的通称。而真正表演“说话”的地方则是“勾栏”。所谓“勾栏”，是瓦舍的中心。北宋时代，瓦舍的大小不等，但其中必有若干个“勾栏”，分别演出“说话”、“杂戏”和“诸宫调”等各种伎艺。勾栏的本意是栏杆，用它围成演艺场所，后来就习称为勾栏或勾肆。勾栏内有“棚”，名“邀棚”或“游棚”。“说话”的表演就在棚内进行。北宋时期，汴京的瓦舍勾栏非常繁盛。较为著名的有新门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东京梦华录》有“东角楼街坊”条，专记桑家瓦子的情况：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一个桑家瓦子，就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较大的“棚”，可容纳观众数千人，其规模之大，“说话”之盛，由此可以想见。《水浒传》第一百十回写到燕青和李逵在桑家瓦子勾栏里听说《三国志平话》，第五十一回叙述雷横在勾栏中听白秀英说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都能说明北宋汴京“说话”的盛景。
瓦子在北宋相当普遍。《开庆四明志》卷七说：“自四明桥南取行衙前，至君奢桥并旧瓦子内。自花行至饭行五通巷新瓦子。”《乌青镇志》卷四：“北瓦子巷在安利桥行一百步，入西通太平桥，《乌青记》，妓馆戏剧上紧之处。久没。”《河朔访古记》卷上：“真定路之南门曰阳和，……左右挟两瓦市，优肆娼门，酒炉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水浒传》第三十三回也说：“那青凤镇上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说。当日宋江与这梯己人，在小勾栏里闲看了一回。”上引零星材料都可说明：“说话”不仅在大都市的瓦子中十分活跃，而且在一般的中、小城市乃至农村集镇也很常见。这种兴盛的“说话”，对话本小说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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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市中的“说话”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演出本身也带有浓烈的商业色彩。艺人们为了招揽观众，常在演出前张贴“招子”、“招牌”、“纸榜”、“帐额”等广告宣传品。如《水浒传》中写雷横与李小二到勾栏里看演出，“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招牌’，……便说：‘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艺人如在街头演出，还往往用锣、鼓声招集听众。“说话”转移到茶坊酒肆，尤其是在勾栏中演出后，锣、鼓逐渐被淘汰，而代之以讲说“入话”或“得胜头回”之类，在演出刚开始时，尽量拖延时间，以等待更多的观众进场。而在演出中途至话本情节发展的紧要关头突然停住，托着盘子向观众逐一收钱。待钱收定了，才又继续演出。
“说话”者以卖艺为生，竞争十分激烈。在优胜劣汰中，艺人的表演水准迅速提高，部分落拓的文人也经不住诱惑而投身其中。他们替艺人编写话本，以不断更新演出内容。有的甚至还亲自参与演出，这有利于“说话”的发展。在汴京城中，“说话”已有了初步的分工。据《东京梦华录》“市瓦伎艺”条记载，北宋的“说话”约可分为讲史、说三分、五代史、说诨话和小说等科目。这里的科目，也就是类别，至南宋时代，其衍变为家数。
中华民族富有历史精神，“说话”艺人常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演出的内容。唐代《韩擒虎话本》是讲史的一个实例。至北宋时代，讲史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东京梦华录》中记录了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等著名的讲史艺人。
“说三分”和“五代史”也属于讲史。“说三分”是指艺人讲述魏、蜀、吴三国相争的史事。诸葛亮、曹操、周瑜等历史人物在艺人的口中被描摹得栩栩如生。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说：“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苏轼的《东坡志林》记述市井中人“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颦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情形，可见“说三分”在民间深得喜爱。艺人霍四究专以说三国故事名闻于世。“五代史”是指“说话”艺人演述梁、唐、晋、汉、周争战的史事。对于承继五代而立国的北宋人来说，五代出现的各种人物和发生的各种故事，记忆犹新，尤感亲切。这是“五代史”能在“说话”中独树一目的重要原因。而尹常卖就是常在汴京大内前讲说五代史的赫赫有名的艺人。
“说诨话”也是“说话”的一目，以张山人最为著名。这是唯一有生平事迹可考的北宋“说话”艺人。张山人，山东兖州人，少时进京，在瓦舍说诨话为生。据王灼《碧鸡漫志》说，他善作滑稽语，在熙、丰、元祐年间，曾“以诙谐独步京师”。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八也说他“自山东入京师，以十七字作诗，著名于元祐、绍圣间，至今人能道之。其词虽俚，然多颖脱，含讥讽，所至皆畏其口，争以酒食钱帛遗之。年益老，颇厌倦，乃还乡里，未至而死于道。”他一生无嗣，晚景相当凄凉，死后被弃之路旁，得他人买席方始安葬。
“小说”在北宋已相当发达。在汴京的著名小说家有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亭、贾九等。他们在瓦舍勾栏中讲述着许多民间传说和当代新闻。这些故事最初在民众的口头流传，近似真人真事。“说话”者在演述中各运匠心，添枝加叶，把其改编成情节比较复杂、人物性格日趋鲜明的话本。其中那些特别能吸引听众、常演不衰的故事，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当作谋生的资本。最初，话本大多被当作秘本，其流传仅靠师徒间的私下暗授，口口相传而秘不示人。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说：“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所谓“京师老郎”，是生活在汴京的资深“说话”艺人。他们是民间卖艺人中的佼佼者。早期话本的这种私相传授，使“说话”人大多谨守家数，也有利于促进“说话”的分科目。但日子久了，话本在公众场合演出就会被人辗转传抄，经书坊刊刻后广泛流布社会。而有的书坊主文化程度较低，只得出资请文士们把搜集到的话本作加工整理或重新编写，这也使话本的艺术水准有所提高。
作为书面文学的小说话本的永久流传，离不开印刷业的发展。这在北宋时代已经起步。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其留给后人的资料实在有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发表了黄永年《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一文，算是填补了这一空白。但公布的残页仅有区区一纸，且是“元代福建建阳书坊刊刻”，于探索北宋小说话本仍付阙如。今存的宋代小说话本中，有些可能是北宋中、后期的作品。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等一些明确指明“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的小说，可以基本认定它们本是北宋的“小说”话本，只是在流传，衍变的过程中，渗入了后世人改编的某些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周密在《志雅堂杂钞》中说的一段话：“癸巳借君玉买到杂书中，有北本小说，灵怪类有《四和香》、《豪侠张义传》、《洛阳古今纪事》。”“癸巳”是元至正三十年（1293），周密是南宋元初人。他所说的“北本小说”，又称“汴京小说”，与“临安话本”对称，显系北宋小说话本的别称。《豪侠张义传》和《洛阳古今纪事》已佚，本事不详，而《四和香》小说今存，本事见李献民《云斋广录》卷六。它叙述了一个发生在北宋崇宁年间的故事：儒生孙敏游圣启寺，遇一绝色佳丽，翌日，与她在崇夏寺相合。事后，孙敏于太学中得一老仆送来的“四和香”。不久，孙敏突然得病，约女子前来叙别。他们约定中秋日复至京师见面。至期，孙敏抵京，不见丽人，院为火焚，得丽人留诗一首，览毕死去。全篇确是一则灵怪类小说，和今存《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等话本，除语言的通俗上稍逊一筹外，故事发展的情节模式和思想内容大致相似，略可探知北宋小说话本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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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北宋话本有《梁公九谏》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它们一为讲史，一为说经，对于我们探求发展初期的话本甚有裨益。
《梁公九谏》，原名《梁公九谏词》，一卷，无名氏撰。词，本是唐五代时期的一种通俗叙事诗，话本全篇基本上以唱词为主，与变文较为接近。敦煌文献中存有《苏武李陵执别词》、《下女夫词》等即为此类。今本《梁公九谏》卷首有《序》说：“世有《梁公九谏词》者，即赵歧所谓外书也。传述既久，旧本多缪，与本传互有异同，观者不能无惑。今三复参考，订其讹而补其缺”。可见已经《序》作者改订，其中的唱词也大多改为散文体。由此《序》可知，《梁公九谏词》中的梁公狄仁杰的故事，原与“本传互有异同”，已多传闻性质，虽经序者“订其讹而补其缺”。本来的面目已有所改变，但原先的说唱痕迹犹存。唐五代讲史向宋元平话演进的历史轨迹从中隐约闪现。
《梁公九谏》记唐代武则天废太子庐陵王，欲传位于侄武三思，经梁国公狄仁杰的九次进谏劝阻后，复召李显为太子。此事史书有载。《旧唐书·狄仁杰传》说：“仁杰前后匡复奏对，凡数万言。开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梁公别传》，备载其辞”。可见最早记述此事的是唐人李邕。但今传的《李北海集》和《全唐文》等，都未见《梁公别传》。至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正月十八日，五十岁的范仲淹赴润州时，途径彭泽，拜谒狄梁公庙，折服于梁公的高风亮节，就写了《唐相梁公庙碑》一文。此文今附录于《士礼居从书》本《梁公九谏》的卷首。开篇就对梁公作了高度的赞扬，说：“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惟梁公之韪欤。”在叙述了狄仁杰的生平事迹后，又说：“公之勋德，不可备言”。“论者为松柏不朽，金石不柔，受于天焉。公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帅而不下。居相，而能复废主，以正天下之本，岂非刚正之气乎！诚性见乎事业。”在封建社会中，皇位的继嗣是一件直接关系到“国统”和政权的大事，成为封建统治者之间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焦点。狄仁杰敢冒生命危险，与天子抗争，终于使江山复归李唐王朝，勋德誉满天下，赢得了范仲淹等人的赞美。无名氏对《梁公九谏》的改写，很有可能是在范仲淹写了《唐相梁公庙碑》之后。此时，范仲淹身居高位，他对梁公的褒扬会对他人产生较大的影响。无名氏的《序》中说：“赖我梁公，真社稷之臣，舍死不顾，直言极谏。屡以母子性天之道为言，使则天感悟。遂遣使往房州召还，立为皇太子，故中宗得复帝位而唐祚不移者，皆梁公之力也。”其思想血脉与范文如出一辙。
《梁公九谏》一书，《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著录。今存士礼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主要叙狄仁杰九次犯颜直谏之事。书凡九节，每一谏为一节，可分为六个部分。“第一谏”首叙谏事起因。作者开篇就出手不凡，以力挽狂澜之势，写出了狄仁杰的非凡超群：面对武则天的废子立侄，“诸大臣尽皆拜舞谢敕，山呼万岁”，“唯有宰相狄公不拜”，为人们树立了一个鲜明的艺术形象。“第二谏”写狄仁杰主动进谏，旨意是称颂太子的功德，申述“合立庐陵王为储君”的理由。“第三谏”、“第四谏”写狄仁杰面对武则天“朕自为君以来，有什么圣明，有什么无道”的气势汹汹的责问，毫不示弱地回答：“陛下为君以来，圣明似不少，无道亦绝多”，并一一列举事实加以说明。“第五谏”、“第六谏”写武则天勃然大怒，将狄仁杰逐出朝廷。此时，她在白天和黑夜各作了一个梦。话本以解梦兆为题，将狄仁杰的忠贞不屈与张易之等人的曲媚取容作了强烈的对比，以凸现梁公的高尚品德。“第七谏”、“第八谏”写武则天生病，梁公前去探视时，当着武三思的面，力谏立太子，遭到武氏姑侄两人的反对。先以“包罗十车，珠金两床，御宝百箱”赏赐利诱，继之又于“殿前置油锅”威逼，欲缄其口，狄仁杰软硬不吃，“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锅”。“第九谏”写武则天终于感悟，立庐陵王为嗣，后登基，即为唐中宗。全篇围绕“九谏”，具体描写了狄仁杰的刚正不阿，赞扬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宁死不屈的可贵精神。人物集中，性格鲜明，作者在狄仁杰身上，倾注了满腔热忱，钦敬这类铮铮铁骨汉子之情溢于言表。
《梁公九谏》是一则讲史话本，与《韩擒虎话本》相比，它主要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刻划人物的性格，缺乏人物活动场景和神态、动作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因而艺术感染力不强。这可能同《梁公九谏》由“词”改写而来有关。可以想见，在狄仁杰的话中，有不少本来是唱词，无名氏在再创作时，只把它变成散文体，而缺少总体的艺术构思，其蛛丝马迹尚可探寻。如“第一谏”中狄仁杰奏曰：“观这八十二是大臣见解，似鹤鸠抱卵，岂知鸾凤之志；蝼蚁攻土，岂知晦朔之朝。磨砖作镜，焉可鉴容；铅锡为刀，岂堪琢玉。狐狸似火，愚者养之；焉萎似瓜，愚者食之。臣观诸臣，何以异于此。”其中多用整齐的骈文，留下了原本的说唱痕迹。又，在情节安排上，全文平铺直叙，没有波澜；通篇运用浅显的文言叙述，较少口头文学的通俗易懂，虽未见刻意雕琢求工，但读起来文绉绉的。这说明，“说话”在北宋时虽已十分兴盛，但艺人演出用的底本——话本却还显得较为粗糙和简朴，尚未从文言小说的樊篱中彻底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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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此书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不题撰人。今存宋元刻本两种。一为小字本，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题款一行。一为大字本。两本皆残。这是北宋时代仅存的一则“说经”话本。所谓“说经”，主要是讲说佛事，尤其是佛家的教义。早期的“说经”，主要在寺院中进行，“说经”者为僧人。唐人赵璘的《因话录》一书对此有清楚的叙述：“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嗔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说经”的情景。《庐山远公话》是唐代“说经”话本的典范。中唐后期，“说经”已开始由寺院走向民众，著名诗人韩愈有一首《华山女》诗描述当时的盛况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可见这位华山女的说唱表演，完全是以世俗化的语言和观念参与了“讲佛经”的活动。与寺院中的僧人们相比，显然有着更大的艺术感染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为人们研究北宋时代的“说经”话本提供了实例。
我国古代的说唱文学，就其体制性质来说，约可分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大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无疑是属于诗赞系的作品。取名“诗话”，乃因全篇夹杂诗和话而成，而以话为主。这些诗，既可以在话本的开头和篇末，也可以插入全篇的正文中。尤其是话本的每一节末尾，一般都用诗句作结。诗的内容和故事的情节或题旨有着密切的联系。杨慎《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卷下第十节《说文史》云：“一段词，一段话，联珠间玉；一首诗，一篇鉴，带武见文。”可见所谓的“诗话”，实际上就是以诗代话。“说话”艺人在演出“诗话”时，其话用说表，而诗则间以吟唱。它是我国比较早期的话本。后来的“小说”话本等，也沿用“诗话”的这一艺术形式，在作品的开头、结尾或中间都设置一些诗（或词）留下了模拟“诗话”体的历史印迹。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缺第一节，中卷缺第七节结尾和第八节前半篇，刊成于宋代民间的书肆，其成书则大概在北宋中、后期[5]。话本的主人公是玄奘，在历史上实有其人。 他姓陈，名祎，是唐初长安（今陕西西安）弘福寺的一位高僧。十三岁出家，二十一岁受具足戒，曾经遍游各地，博览群经，为不同的教义所惑，决心西行求法。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 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新疆、中亚诸地，历尽艰险，辗转来到中印度的摩揭陀国王舍城。他潜心钻研各种佛家典籍，自著《会宗论》三千颂，后于公元645年返回长安，历时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所闻所履， 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各种梵文佛教经典著作六百五十七部，并主持其翻译工作，为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事迹最早见于玄奘的弟子慧立、彦宗撰写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颇多赞扬玄奘之语。如卷一记述玄奘回答王祥的问话，叙及取经动机时说：“奘桑梓洛阳，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对扬谈说，亦忝为时宗，欲养已修名，岂劣擅越敦煌耶？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佛法。”他表示“决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后《旧唐书·方伎传》也说，玄奘于贞观初“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存，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玄奘克服困难，献身理想的精神，深为后人景仰。许多民间艺人从其取经历险中获得不少启示，演绎和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以宣扬玄奘的勋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这些文学作品中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三藏法师西天取经故事为题材，描述了僧人求佛的艰难。话本虽不专门演说佛家教义，但也未脱“演说佛事”的模式。作者借助玄奘往西天取经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以磨砺宗教徒众求佛的坚强意志，鼓励他们为获得佛家真谛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只要心诚，就能导向真理的彼岸。我们视它为“说经”话本也未尝不可。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梁公九谏》一样，在艺术上十分粗糙、简单，未脱早期话本拙朴、率直的风貌。全篇约一万五千字，分为十七节，各节长短不一，有的不满百字，有的两千余字，说明它还没有经过文人的改作。话本仅有情节的发展而缺乏故事的铺陈，人物也只作粗线条的勾勒而较少细腻的情感描写。但文学作品的各种基本要素均已具备。尤其是虚构人物“猴行者”的出现，使这部“说经”话本增添了艺术的光彩。这位猴行者，具有非凡的本领。他一路降妖伏魔，排难解危，保护唐僧胜利完成取经使命。作者赋予猴行者在取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导致取经故事的主角由历史人物向虚构人物的转移，开拓了这则取经故事向神怪小说发展的方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后世《西游记》故事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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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说话”的兴盛和话本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的原因。尤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发展，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宋王朝在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进程中，加强思想和文化统治，是统治者采取的各种措施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它在与辽、金的连年征战中损兵折将后，更实行崇文轻武的治国方略。诚如清人张和仲所说：“宋之兴也，赵普以半部《论语》佐艺祖致太平，而其后世，遂有濂洛诸儒之盛，是所谓青出于蓝也”[6]。自北宋中期以后， 其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7]。这说明， 在包括“说话”在内的娱乐业的发展中，“人主”也即皇帝的爱好和倡导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众所周知，“说话”等娱乐业的发展离不开较为宽松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宋真宗时代，统治者用人民每年十万两银子和二十万匹绢的代价，换来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为“说话”的勃兴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东坡志林》卷二说：“真宗自澶渊之役却敌之后，十九年不言兵，天下而富，其源盖出于此。”《龙川别志》也说：“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君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至宋仁宗和英、神、哲宗时代，刀枪入库，书声琅琅，社会祥和安宁。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说：那时“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无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社会一派歌舞升平，繁华如锦。国泰民安万事兴。“说话”在这样的氛围中迅速兴盛起来。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战争硝烟的飘散，社会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广大农民在土地的自由买卖中，获得了掌握劳动果实的较多自主权，这直接促进了城市商业活动的发达。唐代在都市实行的坊市制和宵禁制也因城乡商业往来的加强而得以取消。不管白天黑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都市，从事经商或生产以及其它各种活动。这为“说话”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同时，都市中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也吸引着部分失去土地或破产的农民进入城市，使都市的人口急剧增长。这在宋真宗时代已露端倪。李焘《续通鉴长编》卷十七说：“置京新城外八厢，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唯赤县尉主共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宋真宗下令在汴京的新城外再特置八厢，以安顿和管理源源不断涌来的人流。到北宋末年，汴京已有二十六万户居民，计一百多万人。今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汴京的繁华有真实而具体的描绘。除都城汴京外，北宋的许多城市如长安、成都、徽州、扬州、镇江、广州、泉州等也都十分繁华。江南的杭州是地处三吴的重镇，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前后去世的著名词人柳永曾这样描写过它在北宋中期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幅“钱塘繁华图”，只不过是当时都市经济生机勃勃的一个侧影。这种繁荣的城市商品经济，为“说话”的兴盛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一个庞大的市民群体开始形成。这对“说话”的勃兴极有意义。唐代“安史之乱”后，都市中涌来了大量遭受战争灾难的破产农民，聚居各个角落，推动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催生着“说话”的萌生和话本小说的出世。中、晚唐时期，城市中的市民数量较少，况且以个体经营为主，犹如散兵游勇，还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后期的城市市民人口众多，职业多样，并从个体经营者逐步走向作坊式，甚至建立各种行业组织，且在城市经济生活、文化思想领域以及政治舞台开始崭露头角，显示出日益强大的趋向。市民们长期居住在城市，不仅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精神娱乐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强烈。由于推行禁军制而集中在都市中的军士们也迫切需要各种娱乐活动，而那些富裕的中、上层市民，在尽情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生活的充实也成为他们追逐的重要目标。一般的城市居民，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能安居乐业，于维持生计之外，也有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的欲望，所以原先那种通俗的、内容极为丰富的“说话”就适时地兴旺起来，加上统治者的爱好和倡导，北宋的“说话”遂得到很大的发展。
在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话本的繁荣期出现在南宋至元代，这是文学史家公认的事实。正如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所说：“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8] 北宋的“说话”和话本是宋元话本繁荣期前的准备和蓄势。虽然它与南宋至元代的话本尚不能同日而语，但在迈向宋元话本之颠峰的路上，其奠基作用绝不应忽视。
注：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2]《“说话”溯源》一文刊《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唐代的“说话”和话本》一文刊《中西学术》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11月出版。
[3]“小说”是南宋“说话”四家之一， 是宋元话本的重要流派之一。它和人们常说的“话本小说”有所不同。
[4]关于小说的起源，从广义上说，它来自远古时代； 从狭义上说，它在唐代就已萌生，即如话本“小说”而言，就有《庐山远公话》、《秋胡》、《叶净能诗》等多种。详见拙文《“说话”溯源》和《唐代的“说话”和话本》，参见注[2]。
[5]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年代， 目前在学者中有不同看法。此书于1916年由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发现后不久，即影印刊行。王国维据此书卷末的“中瓦子张家”等字，认为它是南宋（后说是元代）的刻本。此后，海内外的学者都从王说。八十年代初，李时人、蔡镜浩和刘坚在对此书的体制形式、思想内容和语言现象等作了初步考察后撰文认定“它可能早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我认为他们的见解不无道理。但从玄奘取经故事由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到文学作品的流变及“诗话”体文学的成型，至少在北宋时代才能完成，故将其成书年代定为北宋似更允当。
[6]《千百年眼》卷九。
[7]汪道昆《水浒传·序》。
[8]《文学的历史动向》，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