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丁日昌社会关系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丁日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丁日昌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对于当时世局的了解，军火制造的经营，海防的设计，留学生的派遣，铁路、电报的创建，外交的肆应，内政的整顿，其才识均远非同时其他疆吏所及。他在仕途迅速升迁，官至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他之所以有如此赫赫事功，当然与他本身的聪明才智有关，同时，也与他的社会关系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对他的社会关系一一加以考察。现在，按他结交的先后，罗列如下：
一、曾国藩。咸丰十一年，丁日昌在署庐陵知县任上。太平军克吉安。丁日昌因失守城池被革职。几经周折，进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比丁日昌大12岁。出身进士，宗法宋明理学，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咸丰十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带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同治元年，李鸿章和曾国荃争相罗致丁日昌，曾国藩却将丁日昌派往广东办理厘金，称道丁日昌等“类皆才识闳远，条理精详。”（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16、第7页。）同年，经曾国藩奏准，开复丁日昌原官。同治三年，丁日昌任苏松太道。四年，升任两淮盐运使。五年，奉调驰赴广东协助办理潮州英领事进城问题之后，曾国藩写信给他说：“阁下在沪，勒交吴淞炮台之地契，驱逐上海城内之洋兵，拔去浦东之电气线，停止内驶之小轮船，禁绝洋泾浜之赌规桶租，裁革会防局之夫价杂费，一切已成之局，奋臂力争，著有明效，此次赴潮，当不难折冲樽俎，立解纠纷。”（注：《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64页。）同时，还写信给李鸿章，对丁日昌进行表彰，说“雨生（案：即丁日昌）办理盐务，无弊不剔，……自扬州来者，均言雨生操守甚好。”（注：《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24页。）在同治五、六年间，丁日昌自称受业弟子，曾多次向曾国藩详细请示、报告工作，（注：《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在复信中也予以高度评价，称“亩捐踊跃，良由开办得法，经理得人，闻漕务亦极踊跃，深以为慰。……以阁下宏才锐思而如此精进，何不可跻之谊，不可成之功？，至佩至慰。”（注：《曾文正公书札》卷31，第53页。）曾国藩对丁日昌之才干是称赞的，但对他的资历则嫌其太浅，因此，当清朝政府欲以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时，他就很不以为然，奏称：“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洊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不宜署理江苏巡抚。（注：《曾文正公奏稿》卷23，第18页。）至于丁日昌之德行，曾国藩与赵烈文屡次论及，颇多贬意。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余曰：‘新徐道高梯，外间言其人难共事，信乎？’师（案：指曾国藩）曰：‘诈人也，与丁日昌为同类。顾好名，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继而喟曰：安得有人乎！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若辈知好名，犹足为善。吾与李少荃（案：即李鸿章）在，若辈鳞甲不致全露；然亦极意笼络之，又不可使见痕迹。甚矣！用人之难也。”十七日，又写道：“涤师来久谈
，言‘丁日昌在下游，官场无不忿怨，恐亦做不下去。’余曰：‘欲整吏风，先宜自治。丁以夤剌进，一旦在位，顿欲变所从来，而往时行止，久彰人目，其能尽人而欺之耶？’师曰：‘然。彼须砥砺二十年，或可托于清流。’余曰：‘师以为丁今日情形真能自好乎？以烈观之，志在巡抚一席，欲立声望耳。若以为折节改行，适堕其术中耳。且饬吏宜不畏强御，上游之所贤从而贤之，不顾百姓之唾骂，烈未之前闻也。师恒言求吏治，使若辈在位，吏治不江河日下不已。’师盛叹曰：‘足下亦知吾苦心耶？丁之流皆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渠又暴露于外，方膺艰巨。丁虽宵人，而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吾又何忍不少慰其意耶？’余曰：‘然。师苦心不独烈久知之。非欲师去之也，师第微示风采，彼自炫其操切，则以正论裁之，斯可矣。’师曰：‘吾见亦如此。’余曰：‘李眉生异日到苏臬之任，必不能和衷。李在皖为幕府，丁一革职知县，为卡员，位望相去远甚。丁后随少荃宫保赴苏、沪，每发李眉生信，未尝无侑函，迨丁位日隆，始绝赠遗。四年在秣、烈闻眉生亲言之，且斥为市侩。今一旦位出其下，岂能甘心。’师曰：‘此必然之势。李才力却逊于丁，衾度则不可同日而语。’”（注：《曾国藩未刊信稿》，第387，390页）曾国藩是宗法宋明理学的，对人的褒贬，主张“以义理之学为先”，（注：《曾文正公杂著》，卷4，第6页。）也就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先。以“不要钱、不怕死，不恋官”相标榜。（注：《曾文正公书札》，卷30，第52页。）丁日昌则为地主阶级功利主义者。从兴办洋务新政的角度来看，丁日昌的功利主义比曾国藩的宋明理学更符合时代潮流，更适合历史需要。
同治七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议拟海洋水师章程，时任两江总督之曾国藩，对丁日昌变革传统水师之意见，甚不谓然，因而丁日昌另有《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惟既不获曾国藩支持，乃未能向清廷提出。据李鸿章说，此事曾国藩深为后悔。同治九年，二人一起处理天津教案，丁日昌之措施，均获曾国藩之赞同。丁日昌建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之计划，曾国藩也能毅然接受，领衔向清廷奏陈，促成此事。嗣后，二人均回江苏。是年冬，丁日昌丁忧返乡，曾国藩痛惜别离，握手痛哭，悲不能已。深谈三日夜，始解缆言别。不久之后，曾国藩即病死于任所。（注：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79页。）
二、李鸿章。咸丰十一年，丁日昌进入曾国藩幕府，当时，李鸿章也在曾幕，两人开始结识。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与丁日昌同岁。出身进士，历任编修、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大学士。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开往上海，欲借调丁日昌随行。曾国藩将丁日昌派往广东办理厘金。二年，李鸿章向广东咨调丁日昌，又向清廷奏准，丁日昌至上海后，即建立一局，仿造炸炮及炮弹。经李鸿章一再保举，丁日昌即由知县升直隶州知州、升知府、升苏松太道、升两淮盐运使、升江苏布政使，升迁极为迅速。清廷欲以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曾国藩认为资格太浅，李鸿章即写信给曾国藩进行解释，认为“雨生洋务既熟，与敝军息息相关，朝廷自有深意。”“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46页。）
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给丁日昌写了一封密信，认为“今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当时，太仆寺少卿王家璧在奏中称江南人说丁日昌为“丁鬼奴”。（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第17页。）李鸿章认为王家璧党附于左宗棠，借此为左氏进行报复，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写道：“彼以院长数言事，先毁阁下，次纠省三（案：即刘铭传），皆若有宿衅深怨，无他，为左帅报私歉。实在左公与鄙人晚更相亲，豪杰固异于庸鄙也。”（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26页。）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琅邪（案：指王家璧）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谗匿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识心力十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此等毁誉，不过缘非科目翰林而起。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8页。）同时，也写信给潘鼎新说：“雨生来年亦当循例出山，此才究胜时革，乃憎多口，岂有真是非耶？”（注：《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88页。）同治十三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给清政府朝野以很大震动，恭亲王奕上奏检讨前此之因循，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事，请饬各将军、大臣、督抚等筹议奏复。丁日昌虽闲居故乡，仍于是年秋、冬间，先后有《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海防条议》上奏。（注：《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0页。）李鸿章对之十分激赏，除在奏议中予以充分支持外，还写信给丁日昌说：“惠示议复总署六条大稿，披读再四，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用人条内推及农商受害，需停止实职捐输，此管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绝似坡公所谓现出全体怪象，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鄙论暂弃新疆，弛禁罂粟，扩充洋学各节，颇为腐儒所疑诧，实皆万不得已之谋。尊议略为发明，而不为过激之谈，足见执事洋学果进，揣摩时趋亦大有进境，直将优入圣域，岂徒四科十哲已哉。”（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6页。）同时，在写给王凯泰的信中也说：“开矿则理大物博，果以西法行之，为利甚溥，惟官本商股先须重费，而徐图后效亦虑信从者寡。雨生谓须从公司*
银行生根，深得洋人三昧，惜中土无人提倡之耳。”（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8页。）通政使于凌辰奏称：“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然师事洋人，可耻就甚？”（注：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王家璧又奏称：“丁日昌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注：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0页。）如此一来，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评价反而愈来愈高了，他写信给沈葆桢说：“弟与雨生共事最久，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惟办事过于认真，应物每多疏略，动招忌怨。”（注：《李文忠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17页。）丁日昌于光绪元年八月，奉命督理福州船政。二年三月，任福建巡抚。李鸿章对他期望更高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俄国与土耳其衅端已开，日本内乱，尚无了期，“乘此东西洋多事，无暇旁顾，中土厉兵练甲，事有可为，全赖阁下提纲挈领振此颓风，不才老惫，引领企之。”（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4页。）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台湾防务目前无事，可“专致力于铁路、电线、开矿、招垦等务，得尺得寸，亦可大可久之计也。”（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2页。）可是，不久之后，丁日昌请假回籍养病，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了。
三、黄达权。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到广东办理厘金，又调至高州军营督办火器。在广东，结识了黄达权。黄达权，广东人，字平甫，曾留学美国，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当时，正在外国人理雅各处从事翻译工作。黄达权与王韬谈起丁日昌在广州“以西法鼓铸炸炮，运至江南击贼制胜，”王韬说：“今军事方棘，平贼要务首资利器，何不贡其所知”以助丁日昌，动员黄达权把所藏有关西方制造火器方面的图书资料拿出来，两人翻译合著一本《火器略说》，上呈丁日昌。（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同治三年，黄达权将与王韬合著的《火器略说》寄给丁日昌。对正在主持上海炮局工作的丁日昌帮助甚大。同时，还有一封由王韬代黄达权写给丁日昌的信。丁日昌立即回信，请黄达权和王韬到苏州面谈，并欲招他们入幕。在丁日昌署理苏松太道之后，王韬又代黄达权写来了复信。由于种种原因，黄达权和王韬未能入丁日昌幕府。（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光绪二年，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大臣任上，还曾派黄达权与熟悉洋务的唐廷枢赴香港招选英国学堂的优良学生40名，入闽厂学习，培养驾驶人才。（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93页。）
四、郭嵩焘。同治二年，丁日昌奉调由广东到上海，在上海，与即将赴广东任巡抚的郭嵩焘结识。丁日昌拿出外国地图和译出的铸炮各书给郭嵩焘看，并谈及广东时局，使郭嵩焘“为之服膺无已。”（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6页。）为两人结交之始。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比丁日昌大5岁。出身进士。历任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驻英公使。在中俄伊犁交涉，关系紧张时，丁日昌与郭嵩焘主张“曲意和戎”，军机大臣李鸿藻主战，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李鸿藻“于洋务懵未有知，……领袖清流，顾为借城背一之举，朝局水火已成。其力诋执事与筠老曲意和戎，未宜借著；亦怪鄙人不以保障北洋自任。皆未足与辩。但恐群喙争鸣，终酿宋、明末造之变耳。”（注：《丰顺文史》，第2辑，第151页。）此外，丁日昌与郭嵩焘均为洋务事业的佼佼者，大学士宝鋆就认为洋务事业中，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沈葆桢能尽其实，郭嵩焘既精且大。（注：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0页。）到了后来，郭嵩焘的洋务见解更高，认为丁日昌“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115页。）虽然如此，由于两个政见相通，双方还是始终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的。光绪五年，郭嵩焘提出绘“光绪四逸图”以警世，此四逸，即是郭蒿焘、丁日昌和彭玉麟、阎敬铭。认为此四人“各怀利济之心，……终无能求当于今之人，以稍裨益国家，则急奉身而退。……政府诸公……亦乐其远引而不之惜。”（注：张磊主编：《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页。）
五、王韬。同治三年，由于王韬一再代黄达权写信给丁日昌，并且将王韬与黄达权合著的《火器略说》寄给丁日昌。使丁日昌与王韬开始结识，使王韬成为丁日昌最重要的智囊。王韬，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遯叟。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比丁日昌小5岁。出身秀才。在上海英国教会墨海书馆任职。咸丰十一年，因有人说他上书太平天国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书。同治六年至九年，由理雅各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法、俄等国。
在王韬代黄达权写给丁日昌的信中，指出西方各国来中国经商，“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中国不知变通，不获其利，反受其害，要变害为利，应“治中以驭外”，治中，“首在平贼”（指太平军），其次是培养人才，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第三是定立新法，兴利除弊。保护农商。驭外，就是购制耕织机器和轮船，精铸枪炮、建筑炮台，开设船厂。丁日昌在江苏，在不同程度上先行实行了王韬的主张。并将这些主张写成密禀。呈递李鸿章，由李鸿章转奏清廷。总理衙门认为“识议宏远”，“洞见症结”，命李鸿章通盘核计，李鸿章就把筹建船厂的事交丁日昌办理。丁日昌办成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9页。）同治六年，丁日昌将王韬的八科取士法作为自己的意见，通过李鸿章替他上奏清廷（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57页。）。同治九年，丁日昌把自己编著的《地球图说》寄给王韬，请他“增辑史事，裒益近闻”，审阅定稿。6个月后，王韬完成了任务。接着，王韬又将所著《法志》、《俄志》、《普法战纪》寄给丁日昌，对丁日昌深入了解欧洲国家，起了很大作用（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78页。）。同治十三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清政府命各督抚筹议海防办法，丁日昌请广东巡抚代奏其《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海防条议》，《海防条议》是根据王韬的思想写出的，使丁日昌的洋务思想达到了顶点（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83页。）。光绪元年，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局任职数月，按照王韬的建议，设肄习舟师馆和翻译西书馆（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92页。）。丁日昌对王韬非常重视，王韬曾写信给丁日昌说：“湘乡曾文正公、合肥相国，皆由阁下一言，加以推许。”黎兆棠、陈兰彬、郑藻如等，“并由阁下为之揄扬，得以识面。”得到李鸿章的默许，王韬终于返居上海，主持格致书院，结束了20多年的“天南遁叟”生活。使王韬终生铭感，认为“丰顺丁公，一代伟人，尤赏识老民，谓当今通达时务，熟稔外情，莫若老民，为之揄扬于南北诸大僚，于是诸大僚稍稍知有老民者。鸣呼！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注：《丁日昌研究》，第347页。）
六、容闳。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购买机器回到上海，开始与丁日昌结识。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人。比丁日昌小5岁。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校的留学生。曾向太平天国提出七项建议，未被采纳。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府，被派往美国购买机器。后曾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同治四年，丁日昌升两淮盐运使，容闳作为幕友，随至扬州任所，成为丁之智囊。五年，丁日昌奉命赴潮州办案。容闳仍回上海，以侯补同知从事翻译工作（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4页。）。六年，容闳筹组华商轮船公司，拟定章程，经曾国藩报送总理衙门，未被批准。丁日昌采纳容闳利商的一面，又结合清政府漕运需要，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试行办法。丁日昌升江苏巡抚，容闳来到苏州，与丁谈到轮船公司、派留学生、开矿、筑路、教会问题，丁均大加赞许（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48页。）。九年，发生天津教案，丁日昌至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容闳任翻译，容闳请丁向曾再提留学问题，得到曾国藩同意。后又向清廷奏准，促成了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之派遣（注：《西学东渐记》，第90页。）。后来容闳为了高度评价丁日昌的作用，还在他主持的美国哈特福德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把丁日昌的肖像和曾国藩、李鸿章的肖像并挂，“教育学童们把这三个敬奉为他们的恩师。”（注：《西学东渐记》，《代跋》第15页。）
七、林达泉。林达尔，字海岩，广东大埔人，少好读经世书。咸丰十一年举人。同治三年，丁日昌延入苏松太道幕，每论古今舆图、武备及外洋各国形势，历历如指掌，丁日昌雅重之。太平军至潮州，林达泉归里练勇筹防，因军功以知县选用。复入丁幕，丁之公牍，多其参拟。上平捻策，七年，以从征功升知州。八年，赴补江苏，委办洋务兼督海运。九年，署崇明县。十一年，署江阴县。光绪元年，补海州知州。三年，任台北知府。四年，卒于官。（注：温廷敬等：《民国大埔县志》，卷21，第14页。）校刊丁日昌之《抚吴公牍》，行于世（注：丁日昌：《抚吴公牍》。）。《清史稿》将林达泉列入《循吏传》（注：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3册，第13081页。）。
八、翁同和。翁同和，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比丁日昌小7岁。出身状元。历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先后任同治帝、光绪帝师傅。丁日昌与翁同和同治年间多次通信。光绪元年，丁日昌奉命入京觐见，与翁同和正式结交。翁在四月初二的日记中写道：“赴丁雨生约。两人对酌，日落始散，其人终是
才，可用。”五月二十四日写道：“丁雨生有赠，却之。赠新译各种书，并沿海图，受之。”翁为丁之《抚吴公牍》写序，称丁在江苏巡抚任，“稔知症结之所在，抉摘隐伏，专通上下之情，而豪强大姓及吏之不奉职者，皆不便其所为，日腾谤书，百出百变，公屹不为动，一意兴革，民用大和。”（注：《抚吴公牍》。）九月初二日写道：“得丁雨生书，寄贴子来，以兄自居。”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道：“太后问书房功课，……并及丁日昌之为人。”三年八月二十日写道：“闻丁雨生卒于香港，为之於邑，雨生卞急其天性，而意气激昂，才不可及，又遇余独厚，斯才为世惜已。（此信不确）。”十一月初四日写道：“得丁雨生书，……此人尚在，可喜可喜。”（注：《翁文恭公日记》。）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翁叔平相知颇深，每怪枢廷不早以江左一席见推。”（注：《丰顺文史》，第2辑，第155页。）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文、翁、潘三公，常有信劝出。文、潘皆局外之人，翁虽稍亲近，然数月不一召见。枢亭（廷？）与讲幄划分两家，不甚通气。”（注：《丰顺文史》，第2辑，第167页。）八年三月十三日，翁在日记中写道：“归，得丁公讣，为之凄怆。”十四日，“得丁雨生子函，为请谥名宦事也。与伯寅谈，竟未敢冒味，拟谢之而已。”十五日，写丁日昌挽联：“政绩张垂崖，学术陈龙川，在吾辈自有公论；文字百一缠，武功七二社，问何人具此奇才。”（注：《翁文恭公日记》。）
九、潘祖荫。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为大学士潘世恩之孙。比丁日昌小7岁。进士出身。历任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丁日昌于光绪元年奉命入京觐见，与潘祖荫结交（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元年四月初九日。）。潘祖荫经常通过李鸿章与丁日昌通信联络（注：《丰顺文史》，第2辑。）。三年，丁日昌之《抚吴公牍》出版，潘祖荫在卷首书写识语：“一片婆心，十分苦口，其精神周到，烛见幽隐，……国初时仕习优胜于今日，今则锢蔽日深、不惟不知感知改，且工于腾谤，安得尽如吾丈者而振顿之哉！读罢三叹！”（注：《抚吴公牍》。）丁日昌去官以后，潘祖荫常有信劝丁出山任事（注：《丰顺文史》，第2辑，第167页。）。丁日昌死后，丁日昌之子曾要求为其父请谥，潘祖荫与翁同和商量的结果，竟未敢冒味奏请（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八年三月十四日。）。
十、沈葆桢。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比丁日昌大3岁。出身进士。历任知府、道员、江西巡抚、福州船政大臣。光绪元年，任两江总督，行至上海，与丁日昌结交，丁日昌送给他一份《抚吴公牍》，他读后，深为赞赏，认为“大自兴养立教，安内攘外诸政，……大要以澄吏治、正人心为本。……公抚吴时，……兵燹久，民气凋，田莱荒芜，疮痏弥望，兼以各郡邑版籍亡失，旧规荡然，吏治放纷，弛不可理。公淬神殚精，创设条教，抉剔弊源，两年之间，奸蠹敛手，闾左苏息，……何其伟也。……公以刚健笃实之德，兼察迩见远之才，而又权之以人情，参之以时变，故坐可言者起可行。”（注：《抚吴公牍》，沈葆桢序。）同时，沈葆桢力荐丁日昌继任福州船政大臣。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说：“船政不得已而求助雨帅，……来示以雨帅为丛镝所集，甘为分谤，足征卓识毅力。”（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29页。）在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之后，沈葆桢、丁日昌与李鸿章等极力主张购买铁甲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注：《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8页。）在这一方面，他们也是志同道合者。
十一、李凤苞。李凤苞，字海客，号丹崖。江苏省崇明县（今属上海市）人。比丁日昌小11岁。出身秀才。（注：俞樾：《春在堂杂文》4编4，第30页。）同治初年，江苏省奉部文绘舆图，崇明县图由李凤苞绘制，殊精确。（注：曹炳麟等：《崇明县志》（民国），卷11，第47页）江苏省中设舆图局，即以李凤苞管其事。巡抚丁日昌尤倚重之。七年，丁日昌将李凤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凤苞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注：《抚吴公牍》，卷13，第8页。）曾国藩表示同意。（注：《曾国藩全集》、《书信》9，第6642页。）后又派李凤苞到上海机器局协助翻译、绘图诸事。（注：《曾国藩全集》、《书信》10，第7362页。）光绪元年，丁日昌招李凤苞一起进京，推荐他出使外国。“资以赀为道员。”（注：《清史稿》第41册，第12484页。）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以李凤苞总理考工之事，事无巨细悉以属之。二年，丁日昌推荐李凤苞为闽厂学生出洋学习监督，并筹办铁甲舰等军火。（注：《李文忠公奏稿》，卷26，第20页。）三年，李凤苞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四年，署理驻德大臣。五年，以记名海关道实授驻德大臣。七年，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十年，署理驻法大臣。在德国订造“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济远”钢甲快船，（注：《李文忠公奏稿》，卷55，第4页。）协助丁日昌、李鸿章等，对中国海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凤苞还曾为丁日昌编辑印刷了《百兰山馆政书》14卷。
关于丁日昌的社会关系，其最重要者罗列了11人，王韬、容闳是他的智囊，李凤苞、黄达泉是他的得力助手，郭嵩焘、沈荷桢是他的志同道合者，翁同和、潘祖荫是在中央政府帮他说话的人，曾国藩、李鸿章则是提拔、支持他的人，没有这一系列的重要社会关系，丁日昌要完成他的洋务事业，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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