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创新型国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3-0005-06
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概念，制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方针[1]，不仅是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进步，也给理论战线提出崭新的研究课题，值得学界认真关注。
一、什么是创新型国家
按照学界目前的考量，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定量特征为：综合创新指数明显高于他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2] 在当今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满足这一标准的约有二十个，中国显然不在其中，而且还有相当的差距。
仅仅从数量指标去理解创新型国家这个概念还有点肤浅。一个系统可以从外部观测计量的定量指标反映的是它的内在定性特征，即系统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区分创新型国家与非创新型国家，目的是要指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可能秉持的两种基本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现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所创新，但有所创新的国家和创新型国家有重大区别。型者，类型也，模式也，式样也。所谓××型和非××型，指的是对象之间类型(模式、式样)的区别，即定性性质的区别，而非程度或范围的不同。创新型国家必须具备以下定性特征：
其一，创新意识成为民族文化的基本成分。重守成，轻创新，鄙视和嘲笑标新立异，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国在建设工业文明中历史地落在世界的后面，与此有极大关系。现代化建设亟待清除这种保守意识，代之以既重守成、更重创新、敢于标新立异的民族新文化。美国学界流行一种说法：宁可使用别人用过的牙刷，也不使用别人用过的术语。尽管言辞过激，有失斯文，却反映出美国人创新意识何等强烈。我们必须向美国学习，尽快使创新意识普及到各个部门、领域、层次，使个人、家庭、学校、企业、军队、政府都在讲创新，真心想创新，自觉搞创新，相互比创新，进而使创新观念渗入民族的潜意识中，成为无意识的习惯。
其二，形成国家创新意志。在全球化的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军事竞争还是以国家为基本主体而展开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间科技创新的竞争，后者的关键又是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涌现性，而非各部分创新能力之和。社会大众和基层单位的创新意识只能导致微观(至多是中观)的创新活动，相互之间只可能建立起短程关联，还形不成国家范围整个社会的宏观长程关联，无法建立能够有效运转的国家创新体系，也就形不成国家整体的创新意志。只有经过强有力的科学的整合和组织，使创新成为整个国家行为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战略，成为全国必须执行的方针大计，亦即形成国家创新意志，才可能在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国家作为系统，其结构(体制制度、组织形式、运作机制、“游戏”规则等)已优化到能够自动地保障、支持和促进创新。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方式，总是在一定的系统结构框架内进行的，社会系统的体制制度、组织形式、运作机制、“游戏”规则等既可能成为创新的保障和促进因素，也可能成为创新的制约和阻碍因素，这是创新型国家与非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差别之一。经历了20世纪的百年奋斗，中国社会的系统结构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革，不利于创新的因素大为减少，但离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有不小距离，尚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各个层次、领域、方面的体制制度、组织形式、运作机制、“游戏”规则的建设，才能使中国初步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二、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性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命题的提出首先是新中国几十年来自身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在现代化征途上，中国是后发追赶型国家，尽可能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一种影响广泛的见解，认为重大技术创新的代价太大，不发达国家搞自主创新划不来，引进才是唯一可行的最佳路径。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开发，用市场换技术的谋略又流行起来，以为发达国家为了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必定会转让关键技术给我们。这两种做法曾经取得某些效果，却削弱了国人的创新自觉性和主动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例不高，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与此不无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花钱买不来、市场换不来的，上述极具片面性的指导思想带来的负面效应已不容忽视。引进技术只能是辅助的，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要么把命运永远操之于人，要么走自主创新之路，把自己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舍此别无他途。
中国必须建设创新型国家绝非权宜之计，从更深层次看，这是由我们所处的特定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共同决定的。既然当代世界还是由相互间激烈竞争的国家组成的系统，新技术的知识产权就具有强烈的国家性，谁也不能立足于享用他国的新技术来发展自己。众所周知，以色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还常常派技术间谍到美国活动；日本甘心充当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马前卒，对美国的帮助不可谓不大，但至今无法靠美国转让技术而成为航天大国。事实表明，盟友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政治军事关系，维护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才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再听话的盟友也只可购买它的产品，不要指望转让关键技术，更何况非盟友呢！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眼里，中国是另类国家，不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让他们如芒在背，而且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总使他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让这样一个大国利用西方技术迅速发达起来，显然同他们数百年来统治世界的历史惯性和浓厚的欧美中心论情结相抵触。建交以来的三十年中，美国一直以最严厉的标准管制中美技术交流。技术创新上的竞争、垄断和封锁是当年美苏冷战的核心环节之一，美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异乎寻常的国家意志，建立起一整套严厉的制度，为阻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有时不惜践踏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外交惯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正在把中国当成唯一可能挑战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潜在对手，对技术交流的限制将进一步收紧。因此，无论维护社会主义，还是使中华民族平等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任何其他主张都是幻想。
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充分实现工业化以后才开始向信息化、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中国则是在工业化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开始搞信息化和生态化，只有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生态化结合起来搞，毕其功于一役，才能达成现代化。这两种发展模式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因此，无论西方当年搞工业化的技术，还是现在搞“去工业化”即信息化、生态化的技术，总体上都不可能完全适合今日中国的需要，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需技术一定要适合中国独特的国情，它们原则上不可能首先由西方国家创造出来。所以，即使发达国家愿意出卖技术，也未必能够满足中国的独特需要，自主创新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加之中国内部差异特别悬殊，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问题所需技术不同，乃是西方发达国家未曾遇到过的复杂事情，因而这方面的关键技术不可能由他们首先创造出来。越是向前发展，这种差异就越明显。只有中国人自己最了解这些差别、特点和需要，最有可能创造出适合自己需求的新技术。各种交叉领域的新技术，特别是各种社会技术，都带有时代的或地域的或民族的鲜明特征，更不可能通过引进来解决问题。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历史要求我们对世界作出较大贡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闯出一条现代化新路子，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们正在推行睦邻、友邻、富邻的对外政策，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强盛，我们还将把这一政策推行到世界范围，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要做到这一切，绝不能仰仗别人的技术，必须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逐步成为世界高技术领域创新的领头羊之一。
更一般地说，一切系统的生命力都在于能否不断自我创新、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不可能靠引进其他系统的创新来发展自身，社会作为系统尤其如此。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建设社会主义更没有别国的成功经验可以引进，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摸索、试探和创造，科技创新则是开路先锋。
三、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可能性
新中国五十多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业已从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诸方面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仅仅如此认识是不够的，还须从世界系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加以考察。
西方列强凭借工业化发展起来的巨大实力，通过推行殖民主义把世界所有民族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再也无法分开的整体，同时又是一个结构极不合理、运行极不稳定的巨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身份被整合进去的国家都不可能搞自主创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一个分水岭，它开启了世界殖民体系全面瓦解的政治历史进程，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世界巨系统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再加上冷战结构解体、主要国家都走向市场经济，终于使世界作为系统的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钱学森所说的“世界社会形态”[3] (P466)。在世界社会系统的现有形态下，一方面，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文明势差，即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势差；另一方面，殖民体系和冷战结构的解体在清除这两者之间进行交流的巨大制度性壁垒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子。这两方面结合起来，释放出一种无法抗拒的巨大力量，使得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空前活跃，知识、信息、人才、资金、资源等创新要素在全球快速流动。单项新技术专利可以封锁，新技术思想很难封锁，知识产权无法阻挡新科技革命向全世界扩展渗透的总趋势。这就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学习、引进、自主创新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机遇。
今日中国正在以一个世界系统积极建设者的姿态，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上全方位参与世界事务，全面向世界开放，主动与世界接轨，积极同一切民族交朋友。这就从主观方面基本扫除了向外界吸取先进思想、理论、科学、技术的自身障碍，具备了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把自己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主观条件。
粗略地说，科技创新有三种基本模式：在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集成性创新，原创性创新。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在本国的具体应用中总会暴露出某些不足，透露出如何依据自身的需要和条件加以改进的信息，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再吸收新的科学原理和技术思想，就可能自主地进行技术革新，创造出有一定自主产权的新技术。这就是在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品都是系统，人们追求的新技术性能乃是经过对诸多部件整合、集成、组织而涌现出来的系统整体特性，而非部件性能的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涌现性来源于组分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一般情况下，决定性的是结构效应。[4] (P1—5)现行的各种技术是针对不同需要分别发明出来的，如果找到一种新的技术思路，能够把它们综合集成为一个新系统，就会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涌现性，形成一种崭新技术。每一种技术系统都有本征功能和非本征功能的区分，满足特定需要的价值追求体现于该技术的本征功能上，而非本征功能必然受到忽视和屏蔽。如果按照新的技术思想和方案将它与别的技术重新整合，就可能把那些非本征功能释放出来，转变为本征功能，产生新的整体涌现性。技术发展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每个部件都不是新的，但整机具有超乎寻常的优越性能。把几种分别使用的技术整合集成起来，形成一种新技术，就是所谓集成性创新。在现代中国，实施这两种创新模式的基本条件均已具备，问题主要在于是否具有创新的自觉性，能否坚定不移地把创新意志付诸实践，以及如何组织管理。
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原创性创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原创性创新能力，仍然算不上创新型国家。和工业化时代相比，现代技术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对科学理论的依赖越来越大，高新技术都是在新的科学原理指导下开发研制出来的。技术上的重大原创性成果都可以在科学理论的原创性创新成果中找到它的源头。原创性新技术的理论源头不一定必须是本国创立的。新技术可以被封锁，用法律禁止转让；但科学无国界，科学思想永远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和原理的技术实现途径一般不是唯一的，几种原理的组合方式也不是唯一的，别人选择这种途径和组合方式搞出这种原创性创新，我们可以选择别的途径和组合方式搞出另一种原创性创新。就是说，在原创性创新上，仍然可以奉行毛泽东倡导的方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总之，在目前状况下，我们还需要而且能够利用世界科学前沿的已有理论成果独立自主地搞原创性技术创新。
作为文明传承从未中断的古国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大国，中国不能把原创性创新的理论源头都定位于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之上。但在传统的带头学科中，中国跟世界科学前沿还有不小距离，在一段时期内还无法走在世界科学前列，很少有可以充当原创性创新的理论源头的自家成果。20世纪40年代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还在于它开启了科学技术发生新的革命性转变的文化历史进程，生命科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生态科学、环境科学、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等新兴科学相继兴起。科学系统这次历史性转型的基本特点是：宇宙观从机械论转向有机论，方法论从还原论转向系统论，主要研究对象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任何历史性转型都会缩小原形态的领跑者和原形态的追赶者之间的差距，领跑者因巨大成功可能背上包袱，追赶者因长期落后可能轻装前进。科学技术的历史性转型给各国人民自主创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空间。如果我们摒弃以培养诺贝尔奖本土得主为标准来部署学科发展重点，而是以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转变增长方式、以信息化生态化带动工业化为指导思想，重视扶植新兴学科(在这些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要小许多，有些甚至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就可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在新兴科学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以它们为理论源头，就可能开发出一批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原创性技术创新。
任何科学原理的技术实现总是发生在一定的人文社会环境中，人文文化对科技创新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未来社会尤其如此。单就实现工业化和机械化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全是消极面，五四精英们极端反传统的言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若就社会信息化和环境生态化来看，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固然需要继续清除，但它的积极面正在日益凸显出来。古希腊文明为西方建立还原论科学培育了宝贵的基因，即原子论、形式逻辑、公理方法。传统文化缺乏这种基因则是中国未能建立还原论科学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必须超越机械论和还原论之局限性的今天，中国人面临的思想阻力显然小于西方，而中华文明中包含建设新型科学所必需的宝贵基因，即整体论、有机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等观念，又是西方文明所不及的。对于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资源。只要形成国家创新意志，实施科学的组织管理，就可以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源，使它们成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是搞原创性创新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枉自菲薄是没有理由的。
四、创新型国家是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有机统一
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个大题目，其方法论思想几乎涉及系统科学原理的方方面面，本文只就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关系作些讨论。
结构无序的群体称为非组织，结构有序的群体称为组织，后者又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类。狭义的他组织系统指组织者来自群体之外，群体的组成部分是按照这个外在组织者的指令或强制作用力而行动的。广义的他组织还包含这样一种情形：组织者也是群体的组成部分，但在群体内部分工中该部分获得组织者的地位，有权发号施令、指挥调度，其他组分只是被组织者，必须服从指挥调度，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的界限分明。凡是在长期演化中形成调控中心的系统，这种调控中心就是系统的他组织者；在演化中形成等级层次结构的系统，高层次对低层次也有某种他组织作用。
既无外在的组织者，又无内在的调控中心，没有统一的指挥调度，群体中的众多组分依据各自的目标和局部的信息采取行动，并同其他组分(主要是相邻的组分)相互交往，相互作用，互动互应，既合作，又竞争，最终导致群体在宏观整体上形成有序运动，这样的群体就是自组织。就社会系统看，他组织的基本特点是信息交流主要在上下层次之间纵向进行，组织者依据系统的整体目标制定行动指令，被组织者依据这种指令行动，两者的行为都具有自觉性；自组织的基本特点是，从高层次特别是从系统整体来看，作为行为导向的信息是局域的，信息交流主要在同一层次的组分之间横向进行，这些组分之间没有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的划分，组分的行为不考虑系统的整体目标，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
人类社会原本是生物世界自组织进化的产物。以足够大的历史尺度看，社会变迁永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组织运动。但是，由于人具有自觉能动性，一经认识某种社会发展规律，人们就要付诸行动，自觉干预社会进程，充当他组织者；不同层次的社会团体对其组分都具有他组织功能，国家机器则是社会自组织进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处于最高层次、最强劲的他组织者。所以，社会系统天然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对立统一体，但二者结合的具体方式千差万别。社会系统的活力来自基层的自组织运动，微观运动的自发性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自发性必定联系着盲目性，自组织运动难免要走很多弯路，付出太多的代价。如果有他组织介入，适当施加调控，至少作必要的诱导、规范，就可能克服盲目性，避免走弯路。但他组织有发展为垄断的危险，那样就会扼杀社会的自组织机能，使社会失去活力；他组织的自觉性还可能违背客观规律，把社会发展引向歧途。这两者都是他组织固有的消极面。所以，他组织的成功必须建立在自组织运动的基础上，他组织的功能首先应是培育、保护、发展系统的自组织机能，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对基层的自组织进行整合、集成、管理、调控，以形成系统整体层次的认识和行动计划。
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考虑的中心自然是如何发挥国家的他组织作用。要在十五年左右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进行国家范围的规划、部署、安排并监督实施是完全必要的。代表国家意志的机构出面组织某些重大创新活动也十分必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后发追赶型国家尤其需要如此。但不可把国家战略创新的主体部分当成由国家部门组织指挥的工程项目，由国家包办创新。创新型国家的根基在于社会系统具有强大的自组织创新能力，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广大群众具有浓厚的创新意识，社会形成创新习惯和创新风气。二是搞好社会作为系统的自身建设，包括组分建设、结构建设和环境建设，特别是结构建设，使社会的体制制度、组织形式、运行机制、“游戏”规则等结构要素能够自动培育、保护、发展系统的自组织机能，靠系统结构自动实现对创新意志、思想、智慧、力量的综合集成。
创新型国家必须建设起能够高效运转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应是一种多元化的、层次结构的、自组织与他组织有机结合的巨系统。所谓多元化，不仅指包括科学界、技术界和工程界，以及鼓励不同风格、不同学派、不同团队并存和竞争，而且涉及教育、文化、经济、法律、政治各种要素，是整个社会同心协力运作的产物。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由个人、企业(以及学校、研究机构等)、地区和国家四个层次构成，关键是企业层次的建设。就企业自身看，它是高度集中管理的他组织，以个性、知识、兴趣、经历不同的人才个体因自谋职业而相互竞争这种自组织为基础，在市场导向下，自主地选择、整合、使用人才，形成强有力的创新团队。但若放在社会大环境中看，企业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所讲的行动者(agent)，它们是市场经济机制的自发演绎者，数不胜数的企业从各自的经营理念和目标出发，依据各自掌握的局部信息制定策略，以市场为导向，相互既竞争又合作，是社会系统自组织运动的基本承担者，为国家指导和管理创新这种他组织提供了雄厚的自组织基础。所以，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1] (P14)，既符合系统科学原理，也被现有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所证明。
自组织的自发性往往表现为在系统整体视野之外冒出不可预见的新现象、新事物、新力量，如同竞技体育界所说的黑马。在科技创新方面，社会自组织的自发性、盲目性常常表现为新的创新人才和团队在国家部门或上级主管的视野之外涌现出来。一个国家自组织创新的机能是否健康发达，一要看科技创新的黑马是否在不断冒出来，二要看这些冒出来的黑马能否从社会大环境中平等地获得成材的机会和条件。这取决于系统他组织机制是否健康有效。如果有申报权、特别是能够获得科研基金资助的总是那几张老面孔，黑马们总是受到怀疑和歧视，无法平等竞争，老面孔们也将由于没有竞争者而创新意志退化，创新思维失去灵性。这样一来，所谓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一个稍有贬义的新词汇：民间科学家。民间科学家的出现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自组织运动的产物，很多科技创新的黑马就是从他(她)们中产生的，民间科学家越多，表明社会系统科技创新的自组织机制越健康发达，鄙视、排斥、压制他(她)们不仅没有道理，而且极其有害。民间科学家可以转变为专职科学家，小店员出身的华罗庚，小职员出身的爱因斯坦，就是绝好的例证。要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我们的社会、尤其学界必须清除科学贵族心态，给民间科学家留下充分的活动空间，承认他们在科技创新上的“小打小闹”，同时为他们中的某些人转变为专职科学家创造条件。一句话，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处理好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各自的长处，屏蔽各自的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