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发展伦理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视阈是理论的主体性内核，是主体考察、研究对象的角度、层次、基点、线索、方法，往往凝结并表现为一个理论的核心范畴；视阈转换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内容和根本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视阈转换也就是范式转换，这种转换的意义正如库恩所揭示的：“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1]从视阈与时代的关系看，时代主题的转换决定研究视阈、理论范式的迁移；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具有新的主题，从而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视阈、新的方法；把握当代复杂社会，尤其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阈。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都市化社会，也就是从以工业革命、殖民扩张、旧全球化为背景，以革命、斗争为主题的时代，深刻地转入以新技术革命、都市化、新全球化为背景，以发展、和平为主题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所熟悉的论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正是对这种转换的深刻揭示。
与时代主题的这种转换相一致，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社会理论的创新成为知识生产领域的重要现象，新理论、新流派、新思潮、新学科、新范式不断涌现。在当代社会理论创新大潮中，有两个流派或思潮因其研究视阈的独特性、重要性、基础性，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以列斐伏尔、哈维等为代表的空间生产理论，二是以古莱(Denis Goulet)、克拉克(David Crocker)、可思波(Des Gasper)等为代表的发展伦理学。空间生产理论注重揭示“空间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伦理学注重揭示“伦理与发展”的关系。它们对“空间”、“伦理”或者说“空间性”、“伦理性”这两对传统范畴的现代激活，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复杂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揭示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社会理论研究视阈从“进化与传播”向“空间与伦理”的深刻转换，揭示“空间”与“伦理”的内在关联、双向互动关系，建构自觉的“空间-伦理”视阈，对推动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进化、传播：能否继续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视阈
进化论与传播论、进化与传播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观察社会的两个基本理论、基本视阈。进化论注重传统、传承，传播论注重交往、交流。正如《新全球史》的作者本特利所说，进化与传播，传统与交流，是现代性条件下人们解释人类历史的重要根本视阈。“‘传统’主题，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的组织、维持和衰落。”[2]10“‘交流’的主题就是关注于交通运输、贸易往来和交互影响等能够维持某个社会组织与其相邻组织和周围更广大地区联系的手段和方式。”[2]11“这两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概言之，它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做出解释。”[2]10
在麦克里兰(Mclelland)看来，进化论是近代以来社会理论的基础范式，是诸多社会理论的深层视阈。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所有社会理论都是对进化论的不同变形或者说不同形态的展开。进化论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包括泰勒的文化进化论、摩尔根的社会进化论、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等不同形态[3]。
我们认为，不同形态的进化论虽有差异，却存在深层共性。在方法论上，它们都强调社会文化的发展性，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时间性”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观察视阈。用时间的一维性来解释丰富、多样的人类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相似性，是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时间的一维性、时间性，在一元与多样的关系中注重一元性，是进化论的重要视阈特点。
在传播论学者中，进化论的最大问题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理解和存在问题。进化论从本体论上漠视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没有认识到以多样的形态分布于多样的地理空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历史事实与现实状态。虽然，进化论也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但在本质上，进化论却用一个强制性的进化原则统一甚至消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传播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拉策尔认为，迁徙、交流、接触、移植，是导致不同地域的人类文化存在相似性的根本原因；弗罗贝纽斯则进一步认为，人只是文化的搬运工，而不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以人为载体通过人的迁徙而迁移；施密特则用“处于变迁中的文化圈”来解释不同地区文化的可能相似，认为人类文化虽总体上呈进化趋势，但在不同进化阶段，都存在若干因传播而具有共性的文化圈；而史密斯、佩里等则主张一种极端的传播论观点，认为人类最初的文化都来源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不同文化之所以具有相似性，是因为它们都是从同一个原点扩散、传播而来。
可以看到，不同形态的传播论虽有差异，却同样存在深层共性。在方法论上，它们都强调人类社会文化的扩散性、迁移性，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以“地理多样性”、“空间多样性”为基础的认识视阈。用起源的相同、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来解释人类文化的相似性，是传播论的基本观念；空间性、空间的多维性，在一元与多样的关系中注重多样性，是传播论的重要视阈特点。
进化论与传播论，既具有区别也具有共性。从区别看，进化论是一种从多样事物的统一性出发，来理解或解释世界的理论；传播论则是一种从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出发，来理解或解释世界的理论。进化论寻找与确认的是这个表面多样世界的深层或内在统一性，并往往把这种统一性理解或解释为起源的相同或事物在历史时间进程中发展阶段的相似。进化论者有的认为，具有相似性的生物可能都来源于共同的祖先；有的认为，所有生物尤其是社会都会经历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几个阶段，比如蒙昧、野蛮、文明或以其他特征进行描绘的阶段。传播论所维持与确认的则是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虽然传播论学者也看到了这个世界所具有的统一性，但传播论往往把这种相似性或统一性归结为文化由中心向外围的扩散，或不同地域文化主体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联系、学习、交流、交往。也就是说，进化论虽然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但更关注这个世界的统一性；虽然传播论并不否认诸多人类文化样态之间的相似性，但更关注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从共性看，在本质上，进化论与传播论都是一种世界解释理论，都深层依赖于人们把握、理解复杂人类社会的内在冲动，都希望能够提供解释世界的理想范式。进化论与传播论都把“起源”作为解释世界的重要基础，都以“共同起源”作为解释现实世界统一性的视阈、方法。进化论往往以“人类心智的一致性”或共同祖先、共同文化源头来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传播论也往往以具有共同的文化源头来解释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似性。从叙事学角度看，进化论与传播论都把理解客观历史进程、宏大社会变迁作为理论目标，而较少关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内在价值需要。也就是说，进化论与传播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宏大叙事理论、客观叙事理论，而不是一种主体叙事理论、价值叙事理论。
20世纪中后期，人类进入新的复杂社会。一方面，人类社会日益呈现出多样性，人们日益认识到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人们在价值、文化、生活方式、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诸多深刻的差异；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又表现出或者说需要统一性，人们日益认识到没有共同的知识、文化、价值甚至规则、制度，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交往与繁荣不可能持续。在人类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复杂交织中，人们在关注重大社会阶段变迁、宏观历史转换、整体社会进步的同时，日益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内在价值的实现与提升，日益注重从现实性、现世性、空间性，以及价值、伦理维度来观察、反省、规范、要求当代复杂社会。在这种语境下，不管是进化论还是传播论或者它们的联合，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观察、解释、规范这个世界的需要。探索、开启新的视阈、新的方法，成为当代复杂社会语境下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
二、空间生产、发展伦理：能否开启当代社会理论的新视阈
时代主题产生、决定理论视阈。进化与传播之所以成为近代以来人们考察社会的基本视阈、范式，有其深刻的社会实在论原因。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中世纪或者说古典社会以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与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伴随的是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以及全球范围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的剧烈变革。在这样一个变化迅猛的时代，以把握和解释宏大社会变革、人类文化格局、种族民族关系为目标的进化论、传播论，成为社会研究、社会理论的基础视阈，是必然的。也就是说，进化论与传播论之所以成为社会理论的基本视阈，是因为进化、传播这两个范畴深刻揭示了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与变迁规律，深刻反思了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时代主题。或者说，进化与传播是工业社会的重要时代主题，进化论与传播论只不过是反映或者揭示了这个时代主题而已。
时代主题的转换决定主体视阈的转换。二战以后，传统殖民逐渐消失，各民族国家的地理范围基本确定，时代主题开始悄然转换。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都市社会，时代主题的转换渐趋明显。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时代主题是进行宏大的社会变革、社会批判，是使这个世界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是在全球推进或应对理性主义发展观，普及或应对市场、民主、自由等现代性；那么后工业社会以来，时代的主题则是通过和平发展改变、提升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在世俗生活中实现人的主体价值。也就是说，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要求，人们关注世界的兴奋点、聚焦点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换；世俗性、现实性、日常性，成为主体视阈的重要特点。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兴起了以日常生活批判、主体价值实现为特质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空间生产理论”强调日常生活批判，强调关注、批判、改变每个人日常生活；“发展伦理学”注重对发展的手段、过程、目标进行伦理反思，强调尊重、实现每个普通人的自由、尊严等主体价值。时代主题的深刻转换决定了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的实践兴起。虽然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都不足以单独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主题，但毕竟它们为我们反映这个时代的主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激活了新的研究视阈。
1.空间生产理论对“空间”视阈的激活
列斐伏尔、哈维是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代表。在《空间生产》、《空间与政治》和《希望的空间》等著作中，列斐伏尔、哈维认为，空间生产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实践内容，空间性是这个时代的重要本质特性，空间批判是人们考察这个时代的重要方法维度[4]。
在他们看来，随着科技等生产力的提升，随着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逐渐完善，人类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都市社会。都市社会的重要特点是，空间代替时间成为决定人们生活及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工业社会语境下，人们更多地被时间所决定，也就是被一维性的不可避免的巨大变化所决定，人们也往往希望通过时间改变一切，寄希望巨大的社会变迁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在后工业社会或者说都市化社会，人们日益发现自己被空间因素所决定，也就是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环境关系、社会关系所决定；人们日益发现改变自己生产于其中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知识空间，可能比改变宏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更有意义也更为困难；人们日益发现实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秩序化，实现自身的空间权力，改变自身在空间生产中没有权力、被决定的不合理状况，是实现主体价值的现实路径。
其实，关于空间范畴、空间性研究自古就有，但列斐伏尔、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之所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现实性、现世性、当下性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点，而空间范畴正是对这些特点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就是说，空间之所以重新成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因为空间与生产、空间与权力、空间与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与文化等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实践问题。空间生产理论在本质上是一门世俗空间理论、日常生活空间理论。
2.发展伦理学对“伦理”向度的激活
古莱、克拉克、可思波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代表。在《发展伦理学》、《发展伦理学在行动》、《关于发展的伦理学》等著作中，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发展成为“反发展”，即发展与人性需求、主体价值相背离，伦理是反思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5]。
众所周知，伦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相伴随。而发展伦理学对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贡献或者说区别于传统伦理的特点，是它在发展语境中重启或者说再次激活了伦理精神。发展伦理学不以追求所谓的神圣人性、纯粹道德为目标，而是紧扣发展实践进行理论反思，从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世俗性、日常性。发展伦理学以批判发展中的经济主义、效率中心主义作为重要内容，以拷问发展手段、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的价值基础、伦理导向为重要对象，把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现实生活状况作为发展的伦理目标。
可以看到，同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相同，发展伦理学之所以日益成为一门重要的显学，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它深刻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世俗化、日常化主题，适应了人们从关注宏大发展进程与发展的物质内涵向关注发展的伦理内涵与发展中的主体价值这个深刻时代主题的转换。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伦理学、日常生活伦理学。
三、空间、伦理：如何进入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视阈
空间问题、伦理问题是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伦理性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点，空间和伦理是我们观察当代社会的重要维度。但问题在于，其一，目前的空间向度与伦理向度是否存在问题；其二，如何使空间与伦理真的成为当下社会的基本视阈。我们认为，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在具有重要意义、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具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不管是空间范畴还是伦理范畴，都不足以单纯进入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视阈，都不足于深刻反映当代复杂世界的时代主题；需要具体整合空间研究与伦理研究，自觉建构一种“空间—伦理”视阈，同时继承“进化”与“传播”等研究视阈，以全面揭示、具体透视当今复杂的世界。
目前空间生产理论的问题在于，有自觉的空间意识，却缺少自觉的伦理意识。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当下社会的空间性，更侧重于揭示当下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地理多样性及其内在关联等问题，而没有自觉地强化主体价值批判这个维度，没有自觉揭示当代发展社会语境下人的主体价值及其内涵、特点。比如，列斐伏尔、哈维等往往重点关注空间与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与文化的关系，注重揭示空间生产的问题性、空间权力的不平等等问题，而不去追问在这些所谓的空间性关系背后，是否存在人的伦理问题，不去反思人们在进行所谓空间研究时所必然存在的价值基点。
而目前发展伦理学的问题则在于，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却没有自觉的空间意识。比如古莱、克拉克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往往比较注重揭示当下社会发展手段、过程与目标中的伦理缺位现象，比较关注普通民众、弱势群体在发展中的价值主体地位。但他们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时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西方价值一元论，而不去反思在现代性条件下，价值观本身、发展伦理本身是否具有空间多样性、文化多样性。
我们认为，空间和伦理在诸多层面双向开启、双向建构、双向约束，需要构建一种自觉的“空间—伦理”视阈。
第一，在社会实在论层面，空间与伦理是一种双向建构、双向约束的关系。一方面，空间是由具有一定伦理素养、伦理需要的人所创新的。空间既如列斐伏尔所说具有政治性，也如哈里斯所说具有伦理性；空间的功能具有多重性、交叉性，既具有实用功能、功能，也具有伦理功能；空间是形成、塑造人们的伦理关系的重要实在场所[6]。另一方面，伦理又往往通过空间关系来实现。人们之间的上下、尊卑等伦理关系往往感性、现实性地外化为人们对不同样态空间的占有，或在同一空间时处的具体不同位置。比如，穷人与富人具有不同的居住条件，长辈与晚辈在同一房间中会处于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说，离开了空间关系，所谓的伦理关系将无从实现。
第二，在社会认识论层面，认识当代复杂社会既需要空间向度，也需要伦理向度。一方面，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考察、定位现代社会，必须有一个“伦理罗盘”，伦理是人们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必须向度，“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7]另一方面，考察现代性也离不开空间向度、“空间罗盘”。空间生产、空间权力已经成为人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项基本权利，空间是实现也是认识人的主体价值的重要条件与中介。通过考察人们之间在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等方面的现状，就可能真实把握人们之间的伦理、价值关系。离开了空间向度，对价值向度的认识将走向抽象；离开了伦理向度，对空间关系的认识将失去意义。
第三，在社会评价论层面上，空间与伦理、空间性与伦理性，构成一种具体的多样性与一元性的双向约束关系。一方面，从目前的使用看，人们往往把空间性理解为多样性。如果引入伦理范畴，用伦理性来约束空间性，就可以防止人们把空间性理解为绝对的文化地理相对主义。另一方面，人们对伦理的理解存在抽象的一元化倾向，往往把一个民族、地域的价值上升为抽象的普遍价值。如果引入空间范畴，明确价值性对空间性的依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纠正人们在伦理观、价值观问题上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空间性与伦理性的双向约束，构成社会评价标准的多样性与一元性、主体性与实在性的内在统一的现代形态。
第四，在社会实践论层面，推进当代社会进步需要空间生产与伦理进步的具体统一。一方面，改善人们的空间权利结构，实现人们进行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管理中的平等地位，是实现人们主体价值平等的重要现实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教育等提升人们的主体伦理观念、伦理制度，又将为空间权利的平等化、空间治理结构的改善和未来空间景观的合理化等提供主要主体条件。在感性的社会实践进程中，空间生产与发展伦理互为条件、互相制约。
建构以空间与伦理双向开启、双向约束为基础的“空间—伦理”视阈，这不仅有助于克服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分别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视阈的深层整合，有助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主张建构一种自觉的“空间—伦理”视阈，却并不认为“空间—伦理”视阈可以构成考察当下社会的唯一视阈，并不认为“进化与传播”对研究当下世界已经没有意义。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既存在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可能，又存在改善世俗日常生活的需要；全面研究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多样视阈的互动、碰撞与整合；任何一种视阈都不足以单独反映一个时代，尤其是当下复杂时代及处于复杂转型中的中国。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复杂性、整合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理论研究视阈、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复杂性、整合性。在当代复杂社会、复杂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既面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转换的“时间性”任务，又面临后工业社会、都市社会语境下的诸多“空间性”问题；既需要在社会中建构新的“神圣性”，又需要推进社会生活的“世俗性”；既需要协调好不同文明间的“进化与传播”、“传承与交流”，也需要统筹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与规范性”、“利益与目的”。这样，在推进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时，自觉树立一种多样包容、具体整合的视阈意识、方法论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