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适度水平、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对“蓄水池”与“替代”动机的再检验

李顺彬 田 珺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适度水平对于融资约束异质性企业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异。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上升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总体上呈促进作用，表现出“蓄水池”动机；但在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方面，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上升抑制了企业对于非货币金融资产的配置，表现出投机性的“替代”动机。与受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相比，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变动更加敏感。因此，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考虑虚拟经济的“挤出”效应，也要考虑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完善货币政策的适度水平，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 货币政策适度水平；金融资产配置；金融化；融资约束

一、引言

市场需求低迷、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和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的回报率逐年下降，而虚拟经济却加速膨胀，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回报率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非金融类企业配置大量金融资产，产业资本涌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导致实体产业的“金融化”(杜勇、张欢和陈建英，2017^[1]；戚聿东和张任之，2018^[2])。根据数据分析发现，2007～2017年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含货币金融资产)平均规模从10.52亿元增加到35.16亿元。金融资产的种类也愈加多元化，宋军和陆旸(2015)^[3]根据上市公司报表科目，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金融资产、交易类金融资产、信托理财产品和委托贷款(以下统称为“理财信托类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等五大类。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获利渠道。

对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分析可追溯到企业“现金持有”问题，Keynes(1936)^[4]将企业持有现金的原因归结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对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预防和储备为目的的“蓄水池”动机，出于这种动机的金融资产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财务困境压力，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Smith and Stulz，1985^[5]；Stulz，1996^[6]；Aivazian et al.，2005^[7]；Denis and Sibilkov，2010^[8])；另一种是以投机为目的的“替代”动机，当企业追逐金融资产上的高收益而减少对于实体投资的资金时，即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现象，此时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Orhangazi，2008^[9]；Demir，2009^[10]；Tori and Onaran，2016^[11])。胡奕明、王雪婷和张瑾(2017)^[12]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GDP周期变量、M2周期变量、法定准备金率、股票指数增长率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及其结构的影响，指出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蓄水池”为主，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动机。而张成思和张步昙(2016)^[13]认为企业金融化降低了企业的实业投资率，对实体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彭俞超、韩珣和李建军(2018)^[14]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分析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是出于利润追逐的投机性动机，而非预防性储蓄。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Allen et al.，2005^[15])，银行资金是中国企业经营的主要融资来源，但是银行信贷会受到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响。然而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下，往往会出现过度扩张或过度紧缩引起价格信号扭曲的“超调”现象(马草原和李成，2013^[16])。货币政策调整的适度水平越高，银行信贷决策越考虑实体经济发展状况，信贷的期限结构和规模更为契合企业的投资活动(钟凯、程小可和张伟华，2016^[17])。因此，货币政策适度水平将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现金储备(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18])。那么，同时具备流动性储藏和投资工具功能的金融资产如何受到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影响？对于受到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的影响又有何差异？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作为反映中国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代理变量，以2007～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对于融资约束异质性的企业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异。

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货币政策适度水平这样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于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以往在宏观层面的研究聚焦于经济周期与货币投放量变动、资本市场表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未深入探讨货币政策适度水平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第二，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度量货币政策的适度水平，与利率、法定准备金率、货币发行量等指标相比，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能更为直接地度量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而且外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第三，研究了货币政策适度水平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另外还区分了融资约束异质性企业，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研究做出了丰富和补充。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货币政策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渠道主要是价格渠道(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和信贷渠道(Bernanke and Blinder，1992^[19]；Bernanke and Gertler，1995^[20])，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进而影响企业的融资和投资行为(Kashyap et al.，1993^[21]；Hu，1999^[22])。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改变时，企业的行为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金融资产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流动性储藏工具，也是一种投资机会，而且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彭俞超、韩珣和李建军，2018)。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可能是基于以预防和储备为目的的“蓄水池”动机，也可能是为了追逐金融资产上的收益而减少经营资产投资的投机性“替代”动机。当货币政策适度水平较高时，此时货币环境比较宽松，银行信贷决策与企业投资需求较为契合，企业的融资约束减轻，融资成本也较低。如果企业是基于“蓄水池”动机，则此时企业会储备较多的货币资金，同时也会配置更多的金融资产以储备流动性。但是，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金融资产价格偏高，甚至出现泡沫，价格波动性上升，持有金融资产的风险加大，如果企业出于投机性的“替代”动机，会遵循“风险——收益”原则，减少对金融资产的投资(胡奕明、王雪婷和张瑾，2017)。而且在金融资产中，货币金融资产具有一定的经营资产特点，数量大小与企业主观意愿关系较弱，但非货币金融资产必须是企业主动去投资才产生(宋军和陆旸，2015)，因此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a：基于“蓄水池”动机的企业，在货币政策适度水平提高时，会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

H1b：基于“替代”动机的企业，在货币政策适度水平提高时，会减少金融资产的配置；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杠杆率(Lev)的系数除个别显著为正外，其他均为负但不显著，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企业规模(Size)、有形资产占比(Tang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负债率高、总资产周转率高、企业规模大、有形资产占比高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较低；营业收入利润率(Earnab)、TobinQ、资产净利润率(Roa)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盈利能力强、成长性高的企业倾向于配置较多的金融资产。

(二)融资约束异质性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当前中国的金融环境表现为较强的金融抑制水平和信贷配给行为，导致异质性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性的融资约束(Allen et al.，2005)。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处于较强的融资劣势，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受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在配置金融资产时的行为和动机也是不同的(彭俞超、韩珣和李建军，2018)。货币政策一直被认为是缓解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手段，现有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通过调整信贷供给规模和融资成本进而影响了企业投融资行为(叶康涛和祝继高，2009^[23]；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24]；喻坤等，2014^[25])，一旦货币政策从紧，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将会增加货币资金的储备(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Almeida et al.(2004)^[26]的研究发现，对于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而言，未来现金流波动较大，因此倾向于系统地从现金流中保留现金，以应对未来时期的融资约束，而受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不存在这种系统性关系。Han and Qiu(2007)^[27]和Chang et al.(2014)^[28]的研究也支持了Almeida et al.(2004)的观点。

本文研究样本为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对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筛选：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财务指标异常的ST、PT类上市公司样本，最终得到2651家上市公司、22662个非平衡面板观测值；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企业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双侧缩尾处理。银行家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除了质量评估机构的缺失外，在评估手段和评估工具上，也欠缺科学性，评估的方式通常只定性，不定量，评估的主要对象也仅仅是内部审计的结果报告。这种只看结果报告的评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审计机构会在审计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在审计的方式方法上出现弊病，这些是仅凭一张结果报告单无法评估出来的。

H3：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相较于受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变动更加敏感。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断奶时逐渐断奶5～7天，过渡期间，颗粒料采食量应不断上升。如果牧场监控犊牛生长速度，断奶后生长速度没有下降，跟以前持平或更高，那证明瘤胃发育非常好；若断奶前呈直线上升，断奶后出现下降，那说明瘤胃发育不好，意味着牧场至少要花一个月时间去补救，那么发情、配种、产犊等都会推后一个月，也就是说平白增加了一个月成本。所以在犊牛断奶前后阶段，牛奶要喂，开食料更要喂。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从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四种细分科目来看，交易类金融资产(f_tr)、投资性房地产(f_real)和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f_eqity)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金融资产价格偏高，持有金融资产的风险加大，因此在投机性动机下，企业会减少对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投资。而理财信托类金融产品(f_bk)的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在于这类金融产品主要是银行出售，还本付息有较高的保障，而且理财信托类金融产品的投资期限一般较为固定，所以企业增加了对理财信托类金融资产的配置。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建立实证模型(1)：

Finasset_i,t=α₀+β₁MP_t+γ∑Control_i,t+λ_t+μ_i+ε_i,t

(1)

其中，下角标i代表企业，t代表年度。被解释变量Finasset代表企业的金融资产份额(f)、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c)、非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nc)及其四个科目的分项交易类金融资产份额(f_tr)、理财信托类金融资产份额(f_bk)、投资性房地产份额(f_real)和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份额(f_eqity)，解释变量包括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代理变量MP；由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为季度数据，本文使用每年四个季度的平均值表示货币政策适度水平，Control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组。借鉴钟凯、程小可和张伟华(2016)以及杨筝、刘放和王红建(2017)^[29]的研究设计，本文分别控制杠杆率(Lev)、企业规模(Size)、营业收入利润率(Earnab)、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托宾Q(TobinQ)、有形资产占比(Tange)、资产净利润率(Roa)等控制变量；λ_t和u_i分别为年度效应和个体效应，ε_i,t为估计残差项。另外，本文还设置了企业股权性质(Soe)和所属行业分类(Ind)的虚拟变量。详细变量定义与度量见表1。

表 1变量定义

(三)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整体来看，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均值约为24.35%，占企业总资产的1/4。在金融资产结构分类中，企业持有较多货币金融资产，约为19.45%，占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绝大部分。货币政策适度水平均值为0.5797，说明2007～2017年中中国货币政策整体上呈较为宽松态势。

一进祝国寺，一个小东西就从树上掉下来“欢迎”。祝国寺住持素祥法师抖抖僧袍，仿佛习以为常——是一条小蛇。

表 2描述性统计

续表2

数据来源: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以金融资产份额(f)、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c)和非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nc)，以及交易类金融资产份额(f_tr)、理财信托类金融资产份额(f_bk)、投资性房地产份额(f_real)和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份额(f_eqity)四种非货币金融资产的细分科目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并对公司层面进行了Cluster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Robust修正的p值。表4、表5同。

从表3可知，第二列金融资产份额(f)的系数为0.2685，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对金融资产的配置，说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基于预防和储备目的的“蓄水池”动机，假设H1a得到验证。第三列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c)的系数为0.375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货币政策适度水平提高，货币环境宽松，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导致企业对货币金融资产的持有增加了。f与f_c的系数大小相近，原因在于货币金融资产总额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较大，超过了80%。第四列非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nc)的系数为-0.110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比f_c和f_nc的系数可知，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对货币金融资产的配置，表现出“蓄水池”动机，抑制了企业对非货币金融资产的配置，表现出投机性“替代”动机。可以看出，在货币政策适度水平提高时，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产生了差异，假设H2得到验证。综合来看，货币金融资产的增加抵消了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减少，即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预防和储备为主要目的，所以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为了验证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异质性影响，借鉴Almeida et al.(2004)的方法，本文将企业按照规模(Size)分组，将规模大于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非融资约束组(U_size)，将规模小于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融资约束组(C_size)，然后分别对U_size组和C_size组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参考宋军和陆旸(2015)的研究，本文将货币金融资产、交易类金融资产、理财信托类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等五个科目划分为企业的金融资产，其中交易类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四类。在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检验中，本文利用上述五个科目的和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f)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分项检验中，本文利用上述五个科目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另外还将除货币金融资产以外的四个科目加总的和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为非货币金融资产(f_nc)与货币金融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f_c)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货币政策适度水平MP使用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发布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度量，该指数反映了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判断货币政策“适度”的银行家所占比例。

H2：在货币政策适度水平提高时，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变动会产生结构性差异。

高等人才的培养需要基于就业的优秀课程。课题组认为，基于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应先调研行业企业该岗位或工种的工作过程，以工作过程为主线，知识适度够用即可，也就是说过程性能力和知识为主、表述性知识为辅。因此，高职院校进行职业教育课程改课要以工作过程为中心进行专业核心课程设计。

五、进一步分析

(一)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

整理两组数据,经统计学软件SPSS21.0分析其差异,定量性数据以(±s)表达,以t值检验,计数类数据以(例数n、率%)表达,以x2值检验,当P<0.05为存在较强的统计学意义。

学生主动学好乘法，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学生切实体会到乘法口诀的重要性。教师可以引用生活中的场景，如数试卷、作业本数、清点人数等等。让学生有迫切学习乘法口诀的欲望，更乐于背诵乘法口诀。

对于金融资产来说，当货币政策适度水平提高时，货币环境较为宽松，企业的融资约束减轻，更容易从金融市场中获得资金，如果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出于“蓄水池”动机，那么当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上升时，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相较于受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会更多的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以储备流动性；而如果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出于投机性的“替代”动机，则当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上升时，出于对金融资产风险的考虑，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相较于受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会更多地减少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因此，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对于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而言，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都将对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变动更加敏感。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由表4可知，第二列U_size组和第三列C_size组的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且融资约束组(C_size)的系数为0.3630，大于非融资约束组(U_size)的系数0.2373，说明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均促进了非融资约束和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但是融资约束企业增加更多，即融资约束企业对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变动更加敏感。对比表4中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c)和非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nc)以及表5中交易类金融资产份额(f_tr)、投资性房地产份额(f_real)、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份额(f_eqity)的非融资约束组(U_size)和融资约束组(C_size)的系数均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对于理财信托类金融资产份额(f_bk)，非融资约束组(U_size)的系数0.0732大于融资约束组(C_size)的系数0.0190，可能是由于在货币政策适度水平提高时，规模大的企业获得的资金更多，更倾向于投资期限较为固定、保障较高的理财信托类金融资产。从非融资约束组(U_size)和融资约束组(C_size)的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c)的系数对比来看，融资约束企业配置货币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更加强烈，而从非货币金融资产份额(f_nc)以及交易类金融资产份额(f_tr)、投资性房地产份额(f_real)、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份额(f_eqity)的系数对比上来看，融资约束企业配置这类金融资产的投机性“替代”动机更加强烈。因此，可以看出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相较于受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变动更加敏感，假设H3得到验证。表4和表5中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与表3相同。

表 4货币政策适度水平、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按企业规模分组 -1)

表 5货币政策适度水平、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按企业规模分组 -2)

续表5

(二)稳健性检验

为使结论具有可靠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家调查问卷中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度量货币政策的适度水平，具有明显的外生变量特征，而金融资产配置是企业投资决策层面的因素，内生性问题和反向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较小。

2. 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由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改变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度量方式，将第t-1期的第三、四季度与第t期的第一、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取平均值作为第t期的货币政策适度水平MP2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原结论不变[注] 限于篇幅，这里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

NSA始终坚持采用科学的系统来收集和审批地名，先是采用地名常设委员会（PCGN）的系统，随后又采用贝鲁特系统，该系统于2007年成为阿拉伯标准的地名转换系统。

ESP课程自产生之日起逐渐受到国际语言教育界的重视,并成为应用语言学之下语言教学的一个学科分支,见图1。

3. 改变融资约束分组方式。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具有先天优势和政府的隐性担保，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到更强的融资约束。因此，本文将国有企业划分为非融资约束组，非国有企业划分为融资约束组，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不改变原有结论。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作为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代理变量，利用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对于融资约束异质性的企业的影响程度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对于金融资产的投资；第二，从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方面来看，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增加了货币金融资产的储备，表现出“蓄水池”动机；企业增加了对理财信托类金融资产的投资，但减少了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投资，表现出投机性的“替代”动机；第三，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相较于受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变动更加敏感。改变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度量方式和融资约束企业的分组方式均不改变上述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审视中国现阶段经济的“脱实向虚”提供了一些补充，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目的以预防性储备的“蓄水池”动机为主，但从结构上看，企业配置非货币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投机性的“替代”动机，对实体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从融资约束异质性角度来看，受融资约束强的企业对金融资产配置的敏感性更强。因此，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而且还要考虑到受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完善金融市场，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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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s :A Reinvestigation of the “Reservoir ”and “Substitution ”Motivations

Li Shunbin,Tian Jun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Using data on Chinese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enterprises for the period 2007 to 2017,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 and corporate allocations of financial assets.In addition,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 on enterprises with heterogeneous financing constraints.The results show that an improvement i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 promotes corporate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s,supporting the “reservoir” motivation.However,in terms of the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structure,an improvement i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 inhibits the corporate allocation of nonmonetary financial assets,supporting the speculative “substitution” motivation.The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that face strong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is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 than that of enterprises that face weaker financing constraints.Therefor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e and the real economy,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of the virtual economy,as well as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costs faced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Keywords ：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financialization,financing constraints

中图分类号： F8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625( 2019) 02-0003-11

收稿日期： 2019-01-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409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YJA7900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L042)。

作者简介： 李顺彬(1988— )，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与产业组织；田珺(1990— )，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与金融。

引文格式： 李顺彬,田珺.货币政策适度水平、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蓄水池”与“替代”动机的再检验[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2).

Li Shunbin,Tian Jun，2019.Appropriateness of Monetary Policies,Financing Constraints,and Corporate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s:A Reinvestigation of the “Reservoir” and “Substitution” Motivations.Financial Economics Research,Vol.34,No.2:3-13.

(责任编辑 李长春)

标签：货币政策适度水平论文;  金融资产配置论文;  金融化论文;  融资约束论文;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