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九十年代西方的一个新政治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现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个新的政治现象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第三条道路在历史上曾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两次战争期间，这是东欧农村平民主义者的自我描述，也是各地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时髦用语—法西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专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注：《纽约时报》9月27日文章，题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作者，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转载于1998年10月12日《参考消息》。）第三条道路还是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替代模式。但我们一般指的是作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及其体现的第三条道路。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51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大会，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是其形成的标志。《法兰克福宣言》宣称，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它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所谓的“第三种选择”或“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标榜自己是一条中间道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独立性，而是倾向于资本主义，或是依附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或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批评与攻击。第三条道路寻求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混合的“最优社会”，但其社会基础却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因此，它是在承认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因此它实际并非如其标榜的中间道路，而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之路。本文所指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克林顿、布莱尔等欧美国家领导人所大力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和一般所指的第三条道路有联系也有区别，这将在下文逐步展开论述。
90年代西方社会的一个新政治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现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套语，我们时代的套语是‘第三条道路’。”（注：《纽约时报》9月27日文章，题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作者，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转载于1998年10月12日《参考消息》。）随着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人上台执政，第三条道路便在西方社会风起云涌，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他们都在声称要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
这里可推布莱尔和克林顿为他们的代表。
布莱尔在9月27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题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的文章中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说：“第三条道路是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决不仅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条妥协之路，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那么“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什么呢，他接着在文中指出，它是“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过时的意识形态则是“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左的思想支配的观念”和“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是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新式的右翼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在经济方面，布莱尔认为他们的立场“既不是放任自流主义，也不是国家干预”，而是他在多种场合强调的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的结合。因此，从布莱尔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是左派和右派妥协之路，是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结合。
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和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是有一些区别的。一是因为美国没有欧洲那样悠久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没有欧洲大，二是因为克林顿本人也不是社会党人，并不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克林顿首先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为了达此目的，他试图把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成功地提出了一种政府管理哲学，这种哲学超越了旧的观点。”（注：转引自李琮：《敢问路在何方》，载于《世界知识》1998年第20期。）因此“第三条经济道路”似乎更适合于克林顿的想，因为经济增长是其核心，也正因为此，克林顿和布莱尔等人的第三条道路本质上是相同的，虽然他们都表达了对社会目标的关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都关注经济的增长以及为此而使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的结合。正如克林顿最近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第三条道路”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虽然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过去宣扬重新分配的政治，但是现在这些人致力于促进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以“第三条经济道路”应是“第三条道路”的内核。
施罗德一直是布莱尔的效仿者，当他当选时，布莱尔祝贺他的“巨大胜利”并说，法国、德国和英国现在“有同样观点的政府”。当前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盟15国有13国是左派政府或左翼联合政府执政，而且这些政府都在声称要走一条中间道路，因此，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国家中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二、第三条道路的背景和实质
第三条道路现象在90年代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要分析它的实质，就必须了解客观存在的时代背景。
第一，第三条道路是政党政治的直接产物。欧洲的社会党是左派政党，但它同时也是议会党，议会党的最大目标就是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它必须根据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纲领政策，否则就不能赢得大选。以英国为例，自1979年以来，工党连续在四次大选中败北，之所以如此，布莱尔认为是因为工党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如大规模国有化、国家控制和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等已经过时，不适合现实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要想赢得大选，必须放弃这些过时的意识形态，用现代化的理论来改造工党，也就是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994年7月布莱尔当选为工党主席，在1995年4月29日召开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他就放弃了被称为公有制条款的党章第4条第4款。布莱尔以第三条道路改变了工党，努力树造一个“新工党”的形象，即使在许多保守主义者面前，也变得面目可亲，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于1997年重新赢得大选。德国社民党也修改和调整了纲领，在选举策略上，它更关注中产阶级的利益而疏远了工人，在理论纲领上，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建立“自由、公正、合作”的新社会。
第二，第三条道路现象还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原因。政党政治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种五彩缤纷的表象世界，要想了解第三条道路，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其深刻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原因。首先，政治上的变化有时来得更直接。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给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不论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都跌入了低谷，各国的工党、社会党威名扫地，一落千丈。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客观上需要欧洲的社会党寻找新的出路，新的替代战略和新的理论支点，进行理论重建。实践证明，第三条道路是一条能够有效地改变社会党形象的出路。其次，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之所以重新得到宣扬，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又遇到新困境，这个新困境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即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和经济增长乏力。第一是公平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收入差距拉大，使多数人的生活陷入令他们感到陌生的困境。在美国，中产阶层比例下降，据统计，美国中产家庭比例从1970年的53.2%下降到1993年47%，里根的经济学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社会公正问题也正是促使保守党政府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是效率问题。西方国家遇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除美国尚能一枝独秀外，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靡。70年代的滞胀导致凯恩斯主义危机与保守主义上台，但保守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把西方带出经济增长的低谷，这证明片面的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都是行不通的。这客观地要求人们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重新做出评价。第三条道路正是这种评价的结果。在国家问题上，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国家主义的思想，但他们仍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秩序需要国家来规范，国家要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一定产业方向指导，但国家不能包揽一切，国家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市场问题上，他们放弃了市场是恶的伦理判断，认为市场是中性的，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对市场的放任是危险的，所以对市场也要进行一定的控制。市场和国家都是经济运行的必要的调控手段，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制度安排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制度在经济运行中是可取和可行的，第三条道路是谋求这种结合的一次尝试。
公平与效率必须得到兼顾，资本主义社会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公平，但目前更需要效率，关键是如何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公平与效率并不总是一对矛盾，公平有时侯有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也有助于实现公平。第三条道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这是符合西方国家当前现状的，因为经济增长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迫切需要。因此布莱尔呼吁那些关注社会公正的人更加关注一些经济的增长。为了使经济增长，第三条道路放弃了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对立，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必要的社会福利改革。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强调社会福利政策应能促进经济增长，福利的削减应和增加就业机会结合起来，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强调自助和社会互助结合，福利的支出要有针对性，使社会福利发挥最大的效用，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注：这是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福利政策的修正，认为，传统福利政策使一些人逃避社会责任，造就一些“懒汉”阶层，又不利于就业的增加，而且缺乏针对性，使社会资源遭到浪费，福利支出没有收到最大效益。）
第三，冷战格局结束的影响。有人说，布莱尔是模糊政治的设计者，他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淡化了阶级烙印，不再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的政治取向，而这种“模糊政治”之所以能够在欧美流行，和冷战格局的结束是分不开的。冷战结束后，全球局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近几年，大国关系趋于稳定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主流，合作与对话取代了对抗，意识形态的对立已不再是主要的障碍。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与各大国之间建立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西方大国之间也建立伙伴关系，是二战以来难得的“蜜月”时期。人们变得务实，务实色彩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这为寻求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创造了国际氛围，也比较容易为人们接受。
因此，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讲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改良和调整罢了。但它还是有一些新鲜的地方的。它放弃了公有制、国家管制等一些传统的思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它重新评价了国家和市场的作用，把二者结合起来，开拓了一条比较实际的政府管理途径。因而更确切地说，第三条道路应该称为“第三条经济道路”。布莱尔等人的第三条道路无疑更加实用化、具体化了。当然第三条道路还有其他的内容，但大都局限于“人道”的抽象理念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方面的文献也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三条道路是左右妥协之路，但决不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是一条树立了一定社会目标的资本主义道路。实践证明，第三条道路（或民主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资本主义的实质。
三、评价
第三条道路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有经济政治因素，也包含着个人的务实倾向，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现实的意义，因此，为了对第三条道路有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在对其产生的背景及实质作了分析之后，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评价。
首先，第三条道路是对市场与国家之争的一次总结。市场与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二者在争论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调自己的优点，抓住对方的缺点，千方百计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实际上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每种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是特定经济现实的需要，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现实变了，前提变了，理论及其政策也应改变，否则就变成一种经济教条。第三条道路作为对市场与国家争论的一次总结是以此现实为基础的：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二者的争论是无谓的。正如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所说：“在西欧，关于第一条道路（小政府）和第二条道路（大政府）的辩论早就失去了意义。自由市场和激进主义的大政府之间某种形式的妥协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地的正常生活经历。”（注：《纽约时报》9月27日文章，题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作者，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转载于1998年10月12日《参考消息》。）第三条道路和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不同，它强调政府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第三条道路和自由放任主义也不同，它指出市场也不是灵丹妙药，也有其失灵的时候，不加控制的市场是危险的，因此，第三条道路把二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从而和现实的经济生活相符。所以，第三条道路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大的创新，但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达成共识，重新对市场和国家的作用作出估价，仍不失为经济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
其次，第三条道路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重建，标志着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给欧洲社会党以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使其在各国名声扫地，纷纷在大选中遇挫，另一方面也使它们失去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参照系，不得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重新进行探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客观上需要各国社会党人寻求一种新的理论支点，进行理论重建，第三条道路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重建的结果。第三条道路不同于过去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更实用化。一方面，为了适应议会斗争的需要，它放弃了传统的公有制目标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修正了传统的福利思想和就业政策，使其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口味，从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转而倾向于代表中产阶层和雇主的利益，从工会的组织变为“人民”的组织。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重新评价了国家和市场的作用，把二者结合起来。所以第三条道路更加贴近于资产阶级的需要，更注重为资产阶级服务，社会党也变成了温和的、比较人道的资产阶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
再次，第三条道路反映了西方国家领导层政治视野的转变，阶级色彩淡化，更加注重解决现实的问题。冷战格局结束后，在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有那么鲜明的色彩，人们更加关注解决实际问题，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表现出一种务实的倾向，可以说，现在的大国外交就是一种务实外交，务实是现在国际交往中的价值取向，这就营造了一种务实的国际环境。在国内问题上，人们也从争论中挣脱出来面对现实的世界。解决现实的问题，固执已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必须突破传统观点的束缚，面向现实寻求一种新的结合。克林顿的助手们就说，克林顿主义的精髓在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人们更应关注的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而不是什么左翼和右翼问题。这种务实的倾向和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人的成长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大多出身低微而又受过良好教育，胸怀远大，取向务实，不为传统所束缚，他们的背景和取向也正好符合了战后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的口味，因而他们也就更具有代表性。因而与其说第三条道路是一种理论创新，还不如说它代表了一种新生代的务实的价值取向。
最后，从总体上讲，第三条道路是一条取向务实的道路，比较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观实，从长远来看，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使其走上一条比较健康、平稳的轨道。首先，它抓住了当前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平和效率。效率问题也即经济增长问题，是当前的首要问题。经济衰退和社会福利支出的扩大只会导致恶性循环，布莱尔的话“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败的信号”很有道理，因而应把刺激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同时，适度的社会福利也是必要的，要把削减福利与增加就业结合起来，社会福利应做到收益最大化。第二，第三条道路重新估价了国家与市场的作用，做到了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结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干预具有两种层面的功能，一是作为经济调控手段的经济功能，二是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社会功能，两者有重合的地方。市场与国家做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各有其优点缺点和适应的领域，不能突出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应做到取长补短，彼此结合，这样才会有经济的健康运行。
四、第三条道路的远瞻
第三条道路虽然是一条比较务实的道路，但也难在短期内凑效，仍有一些不确定因素。首先，第三条道路本身就有些模糊。布莱尔的文章出来以后，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有的说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有的说布莱尔的理论有缺陷，而布莱尔也难以向公众清楚的阐明他的想法，“当他难以阐述清楚自己思想的时侯，那就可以清楚地表明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0月2日文章，题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某些陷井（作者 雷金纳德·戴尔）转载于1998年10月4日《参考消息》。）其次，来自本党内部的阻力。社会党向右必然会遇到党内左翼集团的反对，党内的纷争定会影响第三条道路的执行。再次，来自社会两大阶级的阻力。第三条道路是超阶级的道路，它宣扬阶级调和和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而在现实的世界里，阶级分化的基础并没有消失，阶级对抗仍然存在，那种意念中的理想境地不可能实现。每次路线的调整都意味着社会权利的重新分配，谁都不会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工会和工人会不满福利的减少，富人也不会愿意和工人共享财富。第三条道路即使就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仍然会受到一些资本家的阻挠。最后，第三条道路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能否实现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了，就业率和收入就会提高，人们就可以接受社会福利减少的现实，观念也就会改变，资本家会得到更多利润，也愿拿出一点和大家共享以换取更多的利润，公平和效率得以兼顾，否则的话，什么都没了。现在，西方各国均制定了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产业政策，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旨在推进本国经济的增长，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但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一片低靡，其趋势也难以预料，这无疑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很大难度，因此，其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绝不是轻而易举、短期内就可立竿见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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