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观念、不平等的关注与国际冲突的根源_中朝关系论文

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等论文,起源论文,冲突论文,观念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研究国际冲突起源的众多理论中间，近年来出现了把不同理论结合起来的趋势。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提出的“不对等关注”理论，就是将结构现实主义与政治心理学相结合，它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对称权力结构是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其是否一定会引发不对等关注并诱发国际冲突？从国际政治的经验事实来看，可能并非如此，大国并不一定会漠视小国，存在权力差距的两国也完全有可能和平相处。本文引入共有观念即无政府文化的变量，认为在霍布斯文化和康德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对称关注，而在洛克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易于导致不对等关注，从而产生错误知觉和国际冲突。当前，中国与周边小国同处于洛克文化背景之下，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与周边小国的权力不对称格局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改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形象、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周边环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沃马克不对称理论：内涵与问题

      沃马克的不对称理论从国家间互动层次出发，将政治心理学与结构现实主义相结合，指出不对称权力结构下的国家间的不对等关注，将成为国际冲突的可能来源。不对等关注理论的基本内涵是：在一对权力不对称的双边关系里，两国权力的差异意味着双方在相互交往中面临的风险大小不同，从而引起彼此的不对等关注。较弱的一方由于有更大比重的利益攸关，因而会更加重视同强国的关系，倾向于更加投入，同时，其自身敏感性、脆弱性也更强。在这一不对称权力结构中，强国却没有同等程度地重视另一端的国家，而是相对而言表现出政策的不协调、时断时续的关注，实力较弱的国家会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刻意行为，并容易导致对后果的严重估计。一方的过度关注与另一方的过于漠视彼此强化，进一步产生错误知觉，弱国的行为会被强国看作是挑战，而强国表现出的敌意则被弱国视为致命的威胁。①

      如图-1所示，以强国A、弱国B为例，沃马克进一步阐释了不对等关注的成因。在A国和B国构成的不对称关系中，实际上包含着A对于B、B对于A两对子关系。相对于A对B的关注角度，B对A的关注角度要大得多，即A国对B国更为重要、影响更大，B国对A国的影响则较小。对弱国B而言，A国的一举一动关系到B国的切身利益，B国有充分的理由关注A国、重视同A国的关系。但在A国看来，B国不占据A政策议程的重要位置，B国的一举一动也不会危及A的安全与核心利益，由此强国A、弱国B之间产生了不对等关注。②

      

      图-1 不对等关注成因

      图表来源：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China,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6,No.2,2003,p.112.

      显然，在强国A与弱国B的双边关系中，两国对彼此的关注程度并不相同。即使在关系稳定时期，由于B国实力较弱、规模较小，两国在交往中产生的同等大小的利益或损失，在B国都占有更大的比重。B国的整个领导层都对A国保持较高的关注度，而不仅是B国内研究A国的专家。由此，B国针对A国制定的政策就更加协调，对A国行为的反应也更加敏感。③换句话说，不论A国的意图如何、两国关系如何，A国相对强大的权力就使相邻的弱国B产生了天然的脆弱性。

      相对而言，A国对这对双边关系的关注度则较低。与B国相比，对A国来说，两国关系中同等的利益或损失都不那么利害攸关。在对外关系方面，那些实力更强、对A国更为重要的大国占据了A的政策议程，A对B较高程度的关注更可能是阶段性的、集中于特定议题，而通常情况下，A国内只将少部分注意力集中于B。A国规模较大，有更多的国内问题亟待处理，这也限制了它对B的关注。

      在这样的不对称关系中，两国对彼此相对地位的敏感性也不同。B国会更重视两国关系的“平等”性，并试图通过获得A对本国自主性的承认，加强与他国的集体身份，来提升自己的相对地位。另一方面，A国则希望获得B的顺从，这意味着B国在接受并承认不对称关系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在彼此关系良好的时期，A承认B的自主性，B则不反对彼此的不对称关系。但如果两国关系出现紧张，在一方要求“自主性”与另一方要求“顺从”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二者的目标变得不可调和。④一方过度关注，一方却过于漠视，加上两国对相对地位敏感性的差别，就容易造成双方的错误知觉。

      沃马克进一步解释了错误知觉产生的关键因素。两国对彼此行为的理解依据是“金规”(the Golden Rule)，即B国站在小国位置上看待A国，认为对方拥有更强的实力，同时会表现出与自己同等程度的关注，而A国总是站在大国角度来看待B国，将其看成是挑战者。A和B认识上的差异以及A国国内政治的多样性，导致B对A的政策变化保持着高度警惕。而B希望降低不确定性的行为，例如与更强大的国家接近或结盟，就会引起A对B的警觉，前者试图将后者拉回到原来的身份立场，但这一举动后果却适得其反，小国B感觉更加不安全，会制定更为激进的政策加以应对。两国对彼此的知觉进一步扭曲，更从彼此的行为中解读出螺旋上升的敌意，由此，两国的冲突难以避免。

      沃马克的不对等关注理论揭示了权力不对称与关注不对等之间的相关性，那么这二者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从经验上看，沃马克的经典案例是中越关系，在中越关系问题上，沃马克理论的解释力的确比较强，但是在其他权力不对等的类似关系中，例如，在考察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的美伊关系、欧盟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时，这一理论就面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国内有学者通过引入认知心理学理论质疑沃马克理论。通过引入“身份认知”这一关键变量，柳思思认为，当行为体对身份的认知与其真实身份大体相符时，行为体之间不易爆发冲突；但当身份认知发生错误，行为体之间就较容易发生冲突。⑤康欣主要研究国际权力结构中国家间的地位认知互动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认为行为体对自身地位的认知直接影响了其解决争端采取的手段。⑥应该说，认知变量的引入对于深化不对称理论有启发意义，但是认知更多是个体层次上的，而不对等关注和系统性错误知觉产生于体系层次之上。

      在体系层次上，建构主义质疑物质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认为，物质性权力，包括权力分配形成的结构对国际关系意义不大；他们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之间的共有观念，才能够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⑦据此，本文尝试引入共有观念的变量——这里的共有观念即建构主义所说的无政府文化，提出在不同的国际政治无政府文化中，不对称权力并不一定导致不对等关注，从而对国际冲突的起源产生不同的意义。

      二、共有观念视角下的不对称权力与不对等关注

      前文对国际冲突起源的分析，包括沃马克的不对等关注理论，都假定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及权力政治逻辑的单一性。由于存在无政府性与权力政治的单一逻辑，不对称权力结构必然导致不对等关注，从而发生错误知觉，更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起源。然而，这只是依据现有的部分经验观察得出的推论。从理论出发，不对等关注理论存在以下两个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第一，不对等关注理论假定了国际无政府性和权力政治，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安全困境，权力强的一方会无视权力弱的一方的安全诉求，而弱方则会放大强方的维权要求。然而，在建构主义看来，通过国际体系成员的互动进程和实践活动，国家形成关于自我和他者观念的“知识分配”或“集体意义”即共有观念，这种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结构。在不对称权力结构下，国家间互动将不可避免建立不同的共有观念，而非天然地在单一的无政府状态下互动。⑧第二，如果单一的无政府性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可以形成多种无政府逻辑，不同的无政府文化由此建构而来。在温特看来，国际社会存在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三种无政府文化。权力不对称的国家之间并非天然就处于一种无政府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无政府文化背景下，权力不对称的国家间的互动逻辑也不同。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分析性假设：

      1.在霍布斯文化中，权力不对称与不对等关注相关度不足，对冲突起源意义不大。

      根据温特的定义，霍布斯文化的逻辑是敌意，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摧毁和吞并对方，各方力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其行为特征表现为相互敌视、相互残杀。霍布斯文化既存在于国际体系层面，也存在于国家间互动层次；既存在于权力对称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之间，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北约与华约，也存在于权力不对称的国家之间，如古巴革命胜利后的美国与古巴之间、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的美伊之间。同时，在霍布斯文化背景下，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对等关注或者对等关注。但是在霍布斯文化背景下，各方都相互视为敌人并意在摧毁对方，敌对双方都意识到，权力的不对称对于关注程度已经意义不大。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双方也存在不对等关注，如弱国更担心强国随时的入侵，但弱国意识到这种不对等关注根源不是权力不对称，而是双方已经置身于敌对的霍布斯文化中。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权力的对称程度与关注的对等程度没有必然相关性，双方基于错误知觉而产生的冲突也不存在，因为霍布斯文化逻辑主导了双方的互动，权力逻辑让位于文化逻辑。

      2.在康德文化中，权力不对称较少导致不对等关注，冲突不易发生。

      在康德文化中，国家认为彼此是朋友，不会采取战争方式解决争端。即使两国发生利益冲突，也会采取和平手段来解决分歧。不仅如此，任何一方若受到他国的安全威胁，作为朋友的另一方也会在安全共同体的框架下给予协助，从某种程度上看，双方的安全边界已经消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两国权力大小不同，也不会发生小国由于安全稀缺而对大国的意图充满疑虑、大国对小国关注考虑不足的情形，国家间冲突也不易发生。

      3.在洛克文化中，权力不对称易于导致不对等关注，不对等关注也易于导致关系紧张甚至爆发冲突。

      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不再相互视为敌人，不再以相互消灭对方为基本目的，国家间关系的逻辑是竞争，其行为特征是维持现状。自1648年至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早已确认国家主权制度，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之间即使存在利益冲突，甚至会动用武力解决，但武力使用及其目标是可控的，征服他国、威胁他国主权已经不是主要目的。当然，洛克文化与上述康德文化也不同，在洛克文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安全边界远未消失，权力不对称的大小国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也存在安全认知的不同。在洛克文化条件下，权力不对称的大小国家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但由于大小国的利益及利益认知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双方对对方的政策都是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认知基础上，因此容易导致两国对对方的关注程度不对等。具体说来，洛克文化中的大国——无论是全球性大国还是地区性大国，其追求的利益更加多元、目标更加分散，这些利益既包含政治安全利益，也包含经济利益。因此，即使不是有意忽略或者漠视小国的利益需求和心理期待，大国也不可能像严重依赖大国的小国那样，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在大国看来，小国固然重要，特别是占据特殊地缘位置的小国，但大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利益决定了它不可能把自己系于小国一家，小国不太可能占据大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议程。而对于洛克文化下的小国来说，大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无论安全上的保护、经济上的援助、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大国都是小国的维护国，在小国的外交议程中，大国即使不是占有首要也是相对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洛克文化背景下，权力不对称的大小国之间的利益竞争，更多体现为彼此竞争在对方外交议程中的地位，大国认为小国应该适应大国多元化的外交目标、顺从大国的外交安排、接受大国在小国看来不对等的关注。而小国则对大国的行为过于关注，对大国行为的意涵过于敏感，即使大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的一种正常外交举动，在小国看来，都可能是有意识弱化小国地位、不关注小国，甚至是对小国政策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表现，小国由此做出的反击，如小国与同该大国关系紧张的其他大国频繁互动，进一步加剧了大国的误解，双方由此产生螺旋式的错误知觉，进而引发关系紧张甚至冲突。

      三、案例检验：美伊关系、中朝关系与欧盟国家间关系

      为了研究不同无政府文化中权力不对称与不对等关注和国际冲突起源的意义，本文分别选取了伊拉克战争前的美伊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朝关系以及欧盟安全共同体框架内的两国双边关系，作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代表，试图检验在不同的国际无政府文化中，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是否会引发不对等关注及其与国际冲突起源的关系。

      (一)伊拉克战争前的美伊关系

      关于这一部分，本文选取伊拉克战争前的美伊关系作为案例。在这一对关系中，一方是作为中东地区强国的伊拉克，另一方则是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显然二者权力差距悬殊，具有不对称权力结构的特征。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伊在海湾战争中有所交恶，双方已经陷入霍布斯文化的氛围。在美国方面，海湾战争帮助美国实现了全面介入中东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⑨在海湾战争中，美将伊军赶出科威特，在恢复到入侵前的状态后，美军就停止了军事行动。与之相比，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有更宏大的目标，实际上，通过打击伊拉克，建立能够为其所全面主导的全球安全框架是美国的根本动机。然而美国的全面干预、加之长期偏袒以色列和试图控制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政策，刺激了中东地区原已存在的反美情绪。作为中东地区最反美的势力之一，伊拉克复兴党的纲领主旨是以武力统一阿拉伯世界，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复兴。⑩这一任务将在萨达姆的领导下、借助伊拉克军队来武力实现。可以看出，伊拉克与美国的战略意图针锋相对，双方矛盾自海湾战争以来日趋白热化，笼罩于互怀敌意的霍布斯文化中。

      这种霍布斯文化不仅源于美伊的战略冲撞，也与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有关。2000年小布什上台后不久，开始全面推行新保守主义思想以取代新自由主义。为此，小布什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宣扬美国社会价值观和传统宗教信念，另一方面在国外通过有选择的战争来推行其外交政策，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全力维护安全和推广意识形态等战略目标。(11)2001年“9·11”事件后，笼罩全美的恐怖和愤怒气氛催生了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与之相伴的是，美国国内要求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高涨，并滋生出一股具有浓厚保守主义倾向的宗教情绪，也使得小布什政府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做法受到了普遍赞同。这期间盛行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不但强调美国全球霸权的安全作用，更将国家间利益竞争而导致权力争夺的逻辑，转变为善恶相争、包含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冲突。

      由此，伊拉克被小布什政府确定为“邪恶轴心”之一，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和浓厚的宗教情绪直指伊拉克。对伊拉克的打击，直接看来，就是要建立能够控制整个中东的稳固基地，以控制石油资源和连接波斯湾的石油运输通道。而从长远来说，则是要将这一地区变成美国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和阻止伊斯兰政治化的前沿阵地。可以看出，在美国、伊拉克这一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并没有由于实力差异而出现大国对小国的过度漠视与小国对大国的过度关注，相反，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略，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美国反恐战略和民主改造中东的关键阶段，是美国中东战略转型的重大标志。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所指出的，小布什政府的战略针对的是“9·11”事件后美国及其盟友所面临的“新环境”，因此，这是在超过半个世纪时间里美国大战略最重要的一次重新塑造。(12)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的互动开始形成霍布斯文化，并不断加以强化。尽管两国权力显著不对称，但双方并没有发生大国不加重视、小国过度关注的不对等关注现象，甚至可以说，在2003年战争前美国一度对伊拉克过度关注。无论是同等关注还是一方过度关注，都是在双方已经处于霍布斯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与双方权力的不对称相关度不高。因此，两国之间的恶意由霍布斯文化产生，也在这样的国际政治文化中强化，权力对称与否、关注度是否对等，对于错误知觉的生成和双方冲突的起源意义都不大。

      (二)冷战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中朝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在交往过程中，双方逐步从冷战时期的近乎康德文化的同盟关系向正常国家间关系演变，逐步呈现出洛克文化的色彩。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成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维护东北亚地区整体的安全局势，朝鲜只是中国着力推动的周边安全框架下的一部分。而对朝鲜而言，冷战从未真正结束，在美日的遏制政策、朝韩关系持续紧张的形势下，朝鲜试图通过核计划谋求生存与安全。(13)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朝鲜政治、经济与安全对中国的依赖日益明显，对中国的关注超过对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尽管冷战期间朝鲜一度倒向苏联，但苏联解体后，朝鲜对俄罗斯的依赖与中国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在朝鲜的对外战略中，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朝鲜历史上的盟友、朝核问题六方谈判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朝鲜而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利益攸关。一方面，朝鲜只是中国周边安全议题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则是朝鲜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重要支持者，双方不对等关注由此产生。

      纵观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朝关系发展脉络，有两条线索清晰可见。一是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拓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的战略环境和战略视野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体现在对朝关系上，就是中国对朝鲜问题的任何行动都是基于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基于东亚地区安全架构的整体性考量。另一线索就是，朝鲜方面始终没有摆脱美日对其国家制度的敌意与外交孤立，试图通过发展核计划、扩充导弹能力以实现自助。在这一不对称结构中，中国尽管继续在政治经济上帮助和支持朝鲜，但朝鲜的“不安全感”从来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朝鲜作为不对称结构中的小国，通过自助性质的努力希望抵御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谋求生存安全，(14)没有接受中国的安全倡议。

      20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也引起了中朝关系的震荡。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开启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解与合作的新时代。在对韩关系正常化中，中国有这样的政治经济考量：政治上，可以借重对方，拓展自身的外交空间，既能确保和提升自身在朝鲜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可进一步孤立台湾当局，并挤压其在国际社会的生存空间；经济上，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需要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与韩建交有助于满足这一需求，减轻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然而，中韩接近无疑冲击了中朝关系。中韩关系的迅速发展没有满足朝鲜对于中国协调朝韩关系、美朝关系的期望，朝鲜由此产生了失落感。在中朝不对称权力结构中，朝鲜作为权力较小的弱国，对彼此的身份地位更加敏感，更加追求两国关系的“平等性”。因此，在没有满足其对中国协调朝韩关系、美朝关系的期望，中韩建交没有换来朝鲜与美、日建交的情况下，朝鲜产生了“被出卖”的气愤和失落感，这更加重了其对于大国为实现自身利益必然会损害小国利益的疑虑和不安全感，成为朝鲜试图通过自助方式维护国家安全的推动力之一。(15)在朝鲜屡次进行核试验与中国对朝核问题立场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和朝鲜的不对等关注表现得更为清晰。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基本是反对实质性制裁、坚持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然而，从中国在联合国关于朝核问题的投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朝鲜政策经历了支持朝鲜——在朝鲜半岛实行双线平衡政策——对朝鲜立场日趋强硬的变化过程。(16)这一立场转变，是以追求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维护东北亚安全局势稳定为大前提的。自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至今，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共投票11次。其中在1971年10月至1991年9月的三次投票中，中国基本持支持朝鲜的立场，同时也积极发展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从1993年5月到2006年7月，针对国际社会敦促朝鲜回归《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指责朝鲜威胁国际社会和平的投票，中国都投了弃权或反对票。在这一阶段，中国实行“两个朝鲜”政策，试图走中间路线，既不像从前那样维护朝鲜，但也不支持对朝鲜进行实质性制裁。然而，从2006年10月朝鲜第一次核试验至今，由于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一直试图发展核武器、进行卫星试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对朝鲜的立场日趋强硬，这一点从中国多次投票赞成对朝制裁可以看出来，参见表-1。

      对于中国而言，投票赞成对朝制裁，一方面是出于朝鲜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另一方面则是拥核的朝鲜会威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但考虑到与朝鲜的双边关系，将对朝制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是中国的战略需要。(17)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中国的战略选择清晰可见：站在不对称权力结构的强国一端，中国着眼于周边安全框架与大国协调，同时兼顾朝鲜的利益。但这一举动难以为朝鲜所理解，中国投赞成票后中朝关系一度恶化。朝鲜觉得中国应该像它重视中国那样重视它，一旦达不到这一要求，就对中国充满误解和疑虑，并由此做出激烈的外交反应。例如，近年来在中国外交的总体调整中，中朝关系相对处于低潮，朝鲜觉得这是中国新领导层不重视中朝关系的体现，转而一定程度上主动改变对俄罗斯、日本甚至美国的政策，这势必反过来增加中国的疑虑。中国的立场已经从盟友时期无条件、不计后果地支持朝鲜，发展到基于国家利益、周边安全和大国国际责任而制定对朝政策，而这在朝鲜看来，则是中国漠视小国的利益和感受，由此朝鲜的错误知觉进一步加剧。

      正是在洛克文化中，不对称权力结构下的两国在相互承认主权的基础上，彼此竞争性地追求国家利益，由于存在双方追求方式、大国与小国战略利益的根本差异，不对等关注以及由此引发冲突才可能发生。应当指出，冷战后中朝关系的案例较好反映了洛克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与不对等关注的相关性，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冲突的起源。

      (三)欧洲联盟治下的大小国关系

      从三十年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以主权为核心特质的现代国家体系，到战后欧洲走上一体化进程，欧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霸权更迭和均势的反复生成，国际体系在战火中不断兴起和更生。二战结束后，怀着强烈的合作自助愿望，加之各国在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同质性，西欧国家从煤钢共同体出发开始了一体化的尝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和深化，则标志着欧盟在政治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安全共同体”的观念开始在欧洲形成。由此，欧盟内部成员国间可以近似地看成是康德文化，国家之间互为朋友，共同遵循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意味着，在欧盟治下的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为不使用战争和以战争威胁方式解决问题，当一方受到威胁时，另一方将给予帮助。

      

      在欧盟成员国中，同样存在沃马克理论中的不对称权力结构。在欧盟国家中，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和人口总规模首屈一指，经济实力也最为强大，在构建欧洲安全共同体、深化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核心推动作用。相对于法国或德国而言，欧盟成员国中的多数国家如丹麦，其与二者的双边关系，都是双方处于不对称权力结构之中。尽管历史上拿破仑帝国曾横跨整个欧洲，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幽灵曾笼罩欧洲大陆，在当今欧盟的安全合作框架下，各成员国共同组建联盟军队，将原来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各国军队，纳入了共同防务体系之内，使用暴力解决彼此争端变得难以想象。

      在康德文化下，不对称权力结构两端的国家很少发生不对等关注的现象，相反，在核心国家的带领与推动下，通过社会学习，国家的行为偏好、身份认知得以重塑，形成了彼此认同。例如，近现代欧洲各国曾视一个强大的德国为安全威胁，但德国统一后，由于战后与各国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内展开合作，通过彼此间的长期实践建立并加强了共有的信任感，使得欧洲各国相信，用军事手段维持对德国的压力既不明智更不必要。即在康德文化下，“朋友”身份是双方已经形成的共有知识，高度的相互信任已经存在，即使存在利益冲突，双方也都相信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此时，欧盟治下的大小国之间依然存在历史上曾有的权力不对称状态，但这种不对称没有或较少形成不对等关注，彼此对对方的态度和行为预期，都纳入欧盟的安全共同体框架中，也就是说，在欧盟各国间形成的近似康德文化消解了大小国间由权力不对称导致的不对等关注，也较少由此产生错误知觉。小国不因大国的物质力量而感到威胁，相互间不具有不对称的脆弱性，暴力冲突也就无从谈起。

      上文分别以霍布斯文化中的美伊关系、洛克文化中的中朝关系、康德文化中的欧盟国家间关系为例，阐释了不对等的权力结构只有通过共有观念才能对行为体产生影响。由共有观念形成的不同无政府文化，对权力结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对等关注有不同的意义，对冲突的发生作用机制也不相同。

      在霍布斯文化中，处于不对称权力结构的双方已经为敌意所笼罩，由此产生的国际冲突与不对称权力和不对等关注的关联性不大。在康德文化中，国家间已经具有“朋友”的共有知识，双方达成共识，不使用暴力作为解决利益冲突的手段，正如近似于康德文化的欧盟国家间关系所显示的那样，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下，不对等关注不易发生，暴力冲突更无从谈起。沃马克关于不对等关注诱发系统性错误知觉的现象，在洛克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朝关系中，中朝两国国家利益存在分歧，一方是崛起中的大国，一方是处于美日遏制、朝韩关系紧张中的朝鲜。在这种不对称权力结构中，大国要求小国守信、小国要求大国尊重其自主性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两国不对等关注加剧，两国关系处于相对低潮时期。

      当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权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与诸多周边国家——包括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都存在权力不对称现象。同时，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正处于洛克文化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如何认识并处理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在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下弱化由此导致的大小国不对等关注和错误知觉，是中国当下周边外交面临的新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外交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强调原则上的平等，并不一定能消除小国对崛起中中国的疑虑。在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时，中国既要确立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大国外交战略，同时又要尽可能换位思考，从小国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小国的需求和心理，尽可能减少小国的错误知觉，为中国睦邻友好的周边战略提供强有力支持。

      ①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Asymmetry",Strategic Studies,Vol.4,No.4,2001,pp.123-124.

      ②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China,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pp.101-103.

      ③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Asymmetry",pp.125-126.

      ④林民旺：《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64—65页。

      ⑤柳思思：《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114—130页。

      ⑥康欣：《地位认知、权力结构与国际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99—121页。

      ⑦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译者前言”，第21页。

      ⑧秦亚青：《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⑨刘中民：《中东政治专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185—187页。

      ⑩丁友军、翟晓敏：《论美国和伊斯兰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第46—48页。

      (11)贾丽红：《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国大战略分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34—135页。

      (12)John Lewis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http://www.foreignpolicy.com/issue_novdec_2002/gaddis.html.

      (13)孙茹：《朝核问题地区合作进程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153—154页。

      (14)David Kang,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349-379.

      (15)赵传君：《东北亚三大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16)刘胜湘、李明月、戴卫华：《从中国的联合国投票看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基于周期性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9—140页。

      (17)崔立如：《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中国的作用》，《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第42页。

标签：中朝关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朝鲜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中朝边界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朝鲜现状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  洛克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