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格局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1)01-0015-03
问题的提出
相对于正在逐步转化为历史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和研究的热点，也使研究者更实在地沉入当代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从观念到研究的方式方法都会受到更多的现实牵连。客观地说，当代人写作研究当代文学史，是在现实发生的文学和追索性的文学研究中注入时间，使现实具有时间的深度。然而，伴随着现实世界的变化，当代人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和立场都会发生重要的变动。90年代被人们所共识了的“全球化”，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构成比中国其他时代文学更大的挑战，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由1949年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恰恰生长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而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却尚未充分意识到和认识到“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整体内容，更多地是沿袭着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路，最多也只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背景中去考察把握，这就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在“全球化”步伐迅猛异常的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对着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和创作，失去了以往自信的把握力，尤其难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作出整合性的结构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指的是当代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块。在最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是很难见到关于当代台港澳文学的梳理描述的，这差点成了当代文学史中一个政治性的错误。从80年代开始，台、港、澳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不可分割性得到了学术界最大关注，但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是在中国文学的分支研究上，诸如《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等，而要将这一些分支研究的成果融入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结构中，依然显得比较别扭，这些年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为台湾文学、港澳文学设立专章，独立作出描述分析，但这仍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缺乏有机联系的研究。这里的问题就出在用一个“社会主义文学性质”或五四新文学的继续和发展的文学史描述框架，本身就拒斥了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台湾文学，也难于接纳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相互分离的港澳文学。我想，倘若在全球化这个大语境中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空间格局的分割状态将得以解决，而且我们可以找到这三块文学空间的有机联系。
当代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如果按目前的历史时段划分，都发展于“全球化”由缓慢到迅速兴起的历史时期，但大陆、台湾与港澳对“全球化”的迎拒关系是完全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格局有别于其他国家文学的特殊关系。
“全球化”最初是用来描述一种全球范围内资本的动作和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势，它最主要特征是生产的全球化，在当前的具体表现就是世界上几万个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和2/3的世界贸易。这种的全球性变动必然直接推动文化的变动，所以经济的全球化就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尤其是伴随着信息化与科技的高度发展，它已成为同样适用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概念。但“全球化”并非是一朝形成的，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第一次兴起是在19世纪40年代，然后在1910年左右达到高峰，其重要表现是轮船的行驶、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铁路的发展、电话的发明和海底电缆的使用，当时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国际移民规模不断壮大。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二战爆发后国际经济体系处于一片混乱，其间国际资本流动趋于枯竭。直到二战结束后，大至从1950年起，经济全球化才又重新起步，到70年代中后期，又恢复到1910年的高峰水平。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和资讯网络、高科技发展的推动，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全球化便迅速发展并由经济延伸到各个领域，构成了对世界原有秩序的挑战。50年代到70年代的缓慢进展与80年代、90年代的迅猛推进，“全球化”的这两段进程，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我们可以由此看到全球化这一进程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格局的直接联系。
50年代至70年代：不同的文学进程与形态
尽管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割让给日本，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澳门附属于葡萄牙统治，但社会的分割并不意味着这些空间区域的文学与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分化。作为民族文化边缘的台港澳，在20世纪的上半叶，几乎与作为中国文学中心的大陆文学走了相同的发展道路，构成了相同的文学形态。无论是20年代台湾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呼应，还是抗战时期香港文学对于大陆文学潮流的接纳与延伸，或者是澳门在抗战之后出现的新文学，在文学的主流上，台港澳文学都没有脱离中国文学母体而走上异质分流的道路。大陆、台湾、港澳三块空间不同文学进程与各俱形态文学的形成，是开始于50年代，形成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流程中。
说起50年代大陆、台、港澳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社会制度、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所带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分化，这自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但仅从制度、阶级和意识形态上去对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分化，我们就很难对当代文学这三块空间的格局作出整体性的和逻辑的把握，相反会出现以前那种把台、港澳文学排除在中国当代文学之外或当下还是对大陆、台、港澳文学作分割式研究的状况。从文学的外部力量看，是三块不同空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和形悉，与经济全球化在这三块空间的不同表演有着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在1950年重新起步，尽管60年代西方的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已经给经济全球化奠定了迅速推进的条件，但直到70年代其步伐还是缓慢的。这个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确立，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也阻止了资本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世界也因此形成了不同意识形态结盟的两大阵营。
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大陆，是在一种自足的经济体系与自足的文化思想体系中生产的，它走的是从抗战时期开始实践的前苏联文学的道路，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为建设方针，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它通过阶级英雄的浪漫形象、豪迈的叙事基调和不可偏离大陆政治生活的文学方向，从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加入世界的冷战，遏制了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尽管此间大陆文学发生了许多的事件和思想论争，但文学的形态和性质是没有什么变动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前苏联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
但台湾文学的进程与形态则在此间有了重要变动。1950年是台湾文学的一个转折点，台湾文学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与大陆文学的分道扬镳。50年代台湾经济就接纳着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各种支持，从经济上的依赖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与大陆不同，从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政治、经济和文化被纳入了西方世界，这就造成了台湾多重深刻的文化矛盾，其一是依赖于西方世界与作为西方经济的附庸的矛盾；其二是作为殖民地社会的地位与具有悠久辉煌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冲突；其三是脱离文化母体的漂泊与踏上世界性、全球化经济的历程的冲撞，在这种与大陆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台湾文学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其过程是作为阶级对抗的“反共文学”很快就失去生命，50年代深受西方世界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推出，形成文艺思潮，席卷60年代的台湾文坛，其作品流露出来的失落感和逃避主义正是台湾接触全球经济时生存怅惘的表征。7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以加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一面带来台湾经济的起飞，一面则产生知识分子对殖民社会附庸地位与被剥削的思考，于是乡土文学带着“将台湾联系到‘世界其他弱小民族’的国际位置”和“跳脱至世界史的角度”的文化反省意识，在台湾文坛崛起，爆发了70年代初与70年代末两次乡土派与现代派的决战性的论争，并且以乡土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取代了台湾现代派文坛主流的位置。这两场论争已经极鲜明地体现了全球化经济中的各民族文学确认自身文化个性的特征。
香港文学在50年代也脱离了民族文学中心的大陆文学的运行轨迹。与台湾文学相似，由于右翼文人从大陆涌入香港，曾有一段时间香港文学呈现右转趋势，到5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香港兴起，成为60年代香港文学的景观。但与台湾不同，香港在政治上是完全的殖民地性质，在经济上是跨国资本在东方运作的一决聚集地。尤其是冷战时期，由于东南亚周边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势力的强大，西方世界几乎是将香港作为东方经济延伸的唯一通道，所以，香港文学在全球化经济缓慢进程中，却很快出现了对于民族文化体认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肯定，香港文学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就是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分离的矛盾和痛苦。澳门文学是个特例，但在内在本质上，有与香港文学相通之处。
这时期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澳门，由于工业化带来了这些区域文化工业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大众文学的勃兴是这些区域文学的一种奇观，尤其是台湾、香港的言情、武侠小说。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在不小的程度上改变了文化与文学的身份和功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是：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它以自足的姿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抵御着“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危险，也为“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学个性的确认奠定了基础；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其文学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变动的特点，它们在那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
世纪之交，走向一体化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东西方冷战结束，伴随着科技、资讯的高度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趋势，“全球化”的步伐快速推进。此时，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都市化的脚步加大；台湾则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形成了都市社会，体现出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状态；香港和澳门的都市社会更呈现出全球都市的特点。这个时期大陆、台湾、港澳的文学语境，基本是一样的。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大陆或者台、港澳，都展现了诸多全球性的相同特征。其一是文学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其二是都市文学的繁荣和表现领域的扩展；其三是个人化写作倾向的加重；其四是仅仅依恃于都市经验而写作的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形成，他们以“另类”的写作方式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其五是作为生产快乐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它甚至改变了文学的身份，消弥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文学被包装、被炒作、借助于机构而生产价值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这一些带有后现代性特征的文学现象，似乎正在证明了亨廷顿的那句话：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与此同时，大陆、台、港澳共同重建世界文学的汉语文学中心的趋势也露出端倪。在80年代初，世界文学与台港澳文学进入大陆，影响了大陆文学，发起了一次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这阶段，台港澳作为世界当代文学进入大陆的中介作用是相当明显的。而后，大陆作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世界化，逐步返回到中华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作家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下，发动了一次“文化寻根”热潮，立即得到了台湾、香港文学界的热烈呼应，仅从台湾文化界对寻根文学的推崇和出版界对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对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有组织地翻译和向西方世界推介的热烈，就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三块空间在影响方向与秩序上的重新置换。到这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趋势，就不再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以民族文学的内部为一方与全球外部为另一方的冲突。
事实上，经济、科技、信息的全球化，一方面导致了国家政治意识的弱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的归宿感的危机，在此情势下，根据文化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个性，便成为各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至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全球化”也应是经济一体与文化多极选择和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当然，这并不排除民族文化在相当的程度上采取并吸纳诸多全球文明的因素。这样，有着5000年辉煌的“文化中国”的重新崛起便是符合历史的一种必然。
中国曾是东方文化中心，中国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它即使比起古希腊文学也不见得逊色。当中世纪的黑暗笼罩着欧洲大陆的时候，中国文学却以其诱人的辐射力，在东亚地区牵引着日本、北朝鲜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民族，是世界不能不注目的文化帝国。但近代以来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随着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落伍，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边缘位置，而且一度反过来由日本作为牵引中国文学的“中心”力量。尤其是在“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带上殖民地社会性格的台、港、澳文学，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东方主义”的陷井。然而在世纪之交，当“全球化”趋势为人们所共识时，那种提升民族自尊、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格局的创作意识日趋强烈，曾在空间上脱离过母体，因此在时间上与母体有着更眷念的精神联系，且较早地体验过“全球化”经济循环的台、港文学，更有着努力使民族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主流的创作意向。（台湾的新生代创作就是实例）
殊途同归，中国当代文学的三块空间，在世纪之交走向一体化，出现了构建“全球化”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家园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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