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感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自己的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视域，是其得以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起点与理论归宿。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任何社会现象无不源自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看似独立玄深的精神现象亦复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期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随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这一思想提升为自己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现实基础。”[1]（P32）马克思上述经典论断突出地强调了一切社会关系及其特性的形成、一切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都必须置于“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来加以审视，才能从本质上得到说明。这样，“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视域，就从根本性上标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和当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分野。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段阐释。他说：“现今‘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然而他还提出了其他的任务：‘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了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了吗？]”[2]（P52）在此，海德格尔把“解释世界”作为改变世界的一个内在环节，甚至把“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本身也视为改变世界。我们认为，他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这一格言式论断所蕴涵的深层含义。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整个哲学史的通达理解与性质评价，而且他根据哲学的运思与价值指归将哲学划分为两类——即“解释世界”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并定位自身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这样，马克思对自身哲学达到了高度自觉，实现了哲学观的根本转变，生成了新型的哲学——指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以“改变”现实生活为归宿，从而真正走出思辨哲学，实现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含义。
以“生活世界”为理论视域，以改变“现实生活”为其价值目标，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底蕴。为了使这一理论意象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需要深度剖析马克思根据“现实生活”对哲学所做的两类划分——“解释世界”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通过揭示这两类哲学的原则差异，深刻地展示出马克思哲学以“生活”为其理论视域的本质特征。
第一，“解释世界”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具有本质不同的立足点。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3]（P57）。在这里，马克思简要地勾勒两类哲学的现实基础的本质差异性，突出马克思哲学——新唯物主义不仅是对“旧的生活世界”的扬弃，而且是立足于新生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面向未来生活生成的哲学，这样，马克思哲学就超越了缺乏历史维度、局限于不变的现存社会的旧哲学，直接表达了马克思哲学在新生活的生成中显示其价值指向与理论生命。
第二，“解释世界”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中的“世界”具有本质差异性。在“解释世界”的哲学框架内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因不同的哲学家的个性差异而具有不同内涵的“世界”。总体而言，这个“世界”就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而言，是一个大全的宇宙，是一个外在于“现实生活”、可直观的“世界”；就唯心主义哲学家而言，它是一个独立的精神王国或抽象的概念王国，是“现实生活”的“母体”与原初的世界；而“改变世界”的哲学中的“世界”则决不是抽象的，在你、我的生活之外的，而正是你、我置身于其中的“关系世界”、“世俗世界”，即你的或我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也就是哲学真正发挥与实现其改变功能与价值的“罗陀斯”！
第三，“解释世界”的哲学与“改变世界”的哲学在“生活观”上具有不可通约，从而体现出两种哲学不同的价值立场。虽然马克思哲学正是在否定性地超越旧的哲学传统基础上生成的，但马克思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立场与价值原则决定了它对决不是以制造种理论范式或理论方案来包容、来统摄感性的现实世界，从而以现实生活进行理论的阐释作为其终极目标。在此，通过揭示“解释”一词的本质含义，才能使两种类型哲学的本质分野得以澄清。在“解释世界”的哲学中，“解释”并不仅是指知性意义上的认知、理解与说明，而是对现实世界的“辩护”而进行的保守性“佐证”，这样，“以往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即建构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根本的价值无外乎都在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地对“现存世界”进行抽象，抽出一个理论原型或模型来，然后再利用这一模型或原型去比照那个“世界”。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整体上来看，都具有同一“解释”特征，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哲学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这样，“解释世界”的哲学将建构纯粹的哲学理论体系作为其终极目的，因此始终没能走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的基地”，本质上是“作为哲学”的哲学。从这意义上来说，在“解释世界”的哲学视野中，“改变”也就丧失了现实基础与必要性。由此，理论的玄妙性与现实的顽固性形成鲜明的差异。而在“改变世界”的哲学架构内，“解释”并不是静态地认识，而是从未来性的视角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厘定“现实生活”的生成前提、本质内涵、内在矛盾，以及发展的现实可能性等，这样，“改变”也不是简单地施于外力而使现实生活发生变革，而在于掌握现实生活自身的矛盾，促使现实生活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与自我超越，一句话，遵循现实生活的自我否定性逻辑，历史地使现实生活发生有利于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发展。而马克思哲学中的“改变”的内容，即“世界”的内涵即是“生产关系”，对此，海德格尔做出了恰当的判断。他说道：“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样一种改变世界呢？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2]（P52）。这样，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将哲学批判指向现实“生产关系”——“生活世界”最为基础的内容的变革，标示出马克思哲学显著的精神倾向与理论品质。
第四，“解释世界”的哲学与“改变世界”的哲学具有截然不同的逻辑路向，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因其主要目标在于对现有的“世界”进行“解释”，因此，整体上其价值取向上则侧重保持现有“世界”，这样，其思维走向，在唯心主义哲学那里，主要表征为理念、观念→自然→社会、历史……；在旧唯物主义哲学那里，主要表征为自然→社会、历史→观念……。但是，“解释世界”的哲学都具有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特质。而“改变世界”的哲学因其价值目标在于促进现实生活世界的自我否定，因而它以追问“现实生活”的生成前提、审定现实生活的本质特性、内在矛盾及其规律，以及确立现实生活的价值目标为逻辑走向的，由此形成了现实生活→社会、历史→自然……的内在视野扩展规则，这是一个以“现实生活”为轴心框架的哲学范式。也正因为马克思确立了“改变世界”这一理论原则与价值立场，他才在批判青年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这里马克思称谓的“现存世界”、“现存的事物”，也就是马克思哲学中的“现实生活世界”[3]（P75）。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以“现实生活”为其理论视域的特征也就获得充分地彰显。
马克思通过对两类哲学进行划分，进而透析了二者在现实基础、本质内涵、价值立场以及理论逻辑路径和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突出“改变世界”的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与哲学类型的转换，从而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内在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的“现实生活”，有其深刻而独特的本质规定[4]（P7），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视域的基本内容。合理地揭示马克思哲学的“生活”范畴之本质属性就成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任务。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生活”是一个辩证的物质性过程。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P32）。作为马克思一生重大发现的唯物史观，其唯物性并非指社会生活中的物质现象，或者物质过程，而是这种现象与过程内在的、必定要发生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即历史规律性。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论根本点之一。马克思说意识本身并不能构成什么，“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P7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的“生活”与当代西方现象学“生活”之根本差异。马克思哲学的“生活”并没有拒斥精神生活，并且认为精神生活对于物质生活具有能动意义，不过以物质生活为前提和保障的“能动意义”。马克思哲学的“生活”是贯穿着物质辩证性、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互生互动的真实生活过程。由此看出，那种把马克思生活观定位为机械决定论，在当前仍有很大影响的思潮，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把握，而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误读。
同时，马克思哲学的“生活”之辩证唯物性质没有否定“人创造历史”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这两方面内在地统一于现实生活过程。人作为历史发展的“剧作者”，其主体性与创造性，正在于他能创造性地发现与利用自身活动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和规划自己的生活道路。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只见物不见人，或存在所谓人学“空场”的观点，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视野中，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相通的。普遍交往的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生活的展开是一个以生产力的不断生成与发展为终极动因、并在此基础上以生产与交往关系的不断展开为根本内容的人类生活之普遍交往的历史生成过程。马克思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P274）。“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P276）“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P277）。恩格斯也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要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3]（P241）。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生活由封闭到开放、由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由区域性交往的生存状态到普遍化交往的生活状态的历史演进逻辑。这是现实生活在本质上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不断克服传统生活方式的狭隘性与封闭性，不断克服人们生活观念的保守性与僵化性，同时又现实地保留了各民族、各地区生活的一切有价值的、有当代生活意义的和历史生成规律性的内容，从而使得人们的生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由简单到复杂、由线性向多维、由低级向高级、由蒙昧向文明的跃迁与提升。同时，这种具有普遍交往特质的现实生活，也是对束缚人与社会发展的传统经济关系、政治专制和文化桎梏等历史局限性的否定与超越。在此过程中，现代全球化交往的经济生活、现代民主制度、现代人的独立与自由意识的凸显，表达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向现实的转化，日渐构成现代人生活的实际内容。由此可见，普遍交往的现代社会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得以创生的历史与逻辑基础。
马克思哲学正是始终植根于生活普遍交往的现代性，使其内蕴的“时代性”具有无限的生机，这恰恰是“马克思哲学”逻辑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坚定地走向当代，与当代各民族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创生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秘密所在。由此观之，当下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既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又归属于世界普遍交往生成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必然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从而迫使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格局、方式以及生活交往原则、价值尺度、民族心理与思维方式等发生了分化和重组。因此，当代中国生活的转型客观地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狭隘、自闭的历史偏见、制度模式、生活方式与思维定势。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意涵支撑着她成为指导现时代生活的合法性理论，反过来，也要求我们以普遍交往的理论视野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研究。
第三，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世界”之最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P56）。社会生活从本质上来讲是以“人”为主体、以包括人在内的“生活世界”为对象的交互活动，这种活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的“实践”。交往过程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包括文化、思想关系，只有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生成、展开，从而呈现其真切性。一旦离开实践，必然陷入无根基的主观臆想或观念的自我运动之中。从这一意义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创生动力和构成机制又不断生成和展开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这种“生活世界”在根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传统生活哲学困境的“源生地”，从而消解了传统生活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使二者在现实生活过程中超越了外在静观镜像式的哲学言说方式而达到内在的一致。
第四，创造性地建构“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旨归，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的内在逻辑与特性所决定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作为人的自觉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旨在于追求生活的至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许多哲学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以往哲学家这种美好的愿望之所以最终成为“乌托邦”，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他们那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脱节的。虽然他们也注重并探究合规律性的问题，但是历史的局限，他们始终未能揭示生活发展的根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由于唯物史观的发现，从而将生活的合目的性真正置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前提之下，探寻合目的性何以可能的现实条件与现实道路，将生活至善的追求与实现具体落实为生活的历史改变的进程中。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在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本质的展开的规律性是内在一致的，这样，实现生活目标至善性的建构就不再是诉诸于人性的改造上，而是把人性的改造、生活至善目标的实现，实际地落脚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改造之基础上，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价值底蕴。在此，人的本质的展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过去，我们常常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割裂开来，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工具”，并且常以理想化的“真理霸权”粉饰过的“虚假集体”作为其本末倒置的合法化依据，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原则的。实际上，任何名义下的集体，当它成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障碍时，都是应当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实际加以反对与改变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建构的“生活世界”中，人是目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终极价值指归，这是同人的实际生活发展逻辑内在切合的。马克思曾指出，在未来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现实生活是历史性的。它不仅包括过去，而且孕育着未来。生活的未来性始终成为现实生活的价值引导与规范，它历史地开启对生活主体个性的展开、权利的维护、自由的实现的现实路径与可能性空间，承载着生活主体的价值诉求。
从马克思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实生活”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更是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问题域之对象性内容。正因为如此，“现实生活”这一研究视域规定了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扎根生活实际、面向现实、面向未来而不断使自身理论内容获得创新、丰富和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活世界”实现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决不是简单地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不是只对“现实生活”的外在的静观，而是以“改变世界”为长远目标，赋予现实生活合理化以内在动力；从生活的未来性出发，审视和反思人类未来生活的建构目标、原则和路径，强调不从想象的完美、应然的原则出发，而从现实生活自身展开的逻辑、现实条件出发。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现了生活的现实性与未来性的有机统一之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自身所具有的现实性、批判性、建构性和创新性品质。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科学理论特质，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坚持者与发展者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批判作用，以及指导和规范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与批判力正是普遍交往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批判性的理论表现。反思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离不开普遍交往的现实生活，那种“纯学术性”的哲学批判只能是抽象的概念游戏，也就是说，失去普遍交往的现实生活，无论它在理论上如何强调“批判”，亦或它如何描述其批判立场的坚定与批判武器的锋芒，它在本质上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中也是软弱无力的。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坚持者与发展者们必定要从新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世界背景中，反思马克思当年提出的“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在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进中国的当代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深度和广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体互动中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科学理论特质，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具有极强的现实批判作用。现实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对象、内容和逻辑基础。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定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对象，从现实社会发展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重大问题、疑难问题和紧迫问题为选题，立项攻关，群策群力，既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切实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更要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创造性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才能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具有内在的相切性，也才能使“现实生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获得丰富与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合理解决与真正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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