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研究
刘佳锜 郑长忠
［摘要］ 共青团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与纽带，价值建构是其引领和联系青年的重要内容，而荣誉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作为党和国家荣誉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荣誉制度经历了生成-确立-停滞-恢复-发展-规范等六个阶段。其发展变迁，受到国家发展逻辑、共青团发展逻辑与荣誉制度发展逻辑的共同影响，呈现出荣誉授予频次从“运动性”到“经常性”，荣誉授予结构从“单一性”到“综合性”，荣誉授予的要求从“分散性”到“规范性”的规律与特点。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荣誉制度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价值建构是共青团引领和联系青年的重要维度。国家的道德风尚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价值体系的建构，共青团的价值建构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分。这种建构除了一般的号召，更需要有形的载体和制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荣誉制度。纵观古今中外，荣誉制度是国家政治力量对社会进行导向性建构的有效方式，我们国家也于近年建立了有效的荣誉制度。作为党和国家荣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青团的荣誉制度遵循荣誉制度的总体发展规律，同时，作为党的青年组织的荣誉制度，它也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体现着共青团特点，是党通过共青团对青年实现引领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希望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荣誉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变化进行梳理，既从政党、国家、社会变迁的整体角度来把握和理解，也从共青团荣誉制度自身的制度变迁的逻辑来阐释和说明，以期对新时代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青春的奖状：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功能
共青团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必须根据政党、国家以及社会的发展，在价值层面实现对青年的有效引导。荣誉制度便是这样一个有效的引导，一个实现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的制度性安排。党的意识形态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行导向性建构，这种建构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则需要一定组织来达到对某一部分群体的有效影响。荣誉制度是党和国家有效引领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机制，这个机制需要通过不同的组织达到对不同群体的价值引领。共青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因此，共青团成为党和国家对青年这一群体进行价值引领的组织化基础。而共青团荣誉制度则成为共青团引领青年、实现青年导向建构的重要机制。可以说，共青团的荣誉制度是党和国家颁发给青年人的一张“青春的奖状”，并通过这一制度建构青年所应倡导的价值体系，引领青春奉献的方向。
（一）社会导向建构的组织逻辑：荣誉本质与意识形态功能
荣誉的本质在于倡导特定的价值。“荣誉是一定社会或集团对人们履行社会义务的道德行为的肯定和褒奖，是特定人从特定组织获得的专门性和定性化的积极评价”［1］。从政治的价值、制度、组织三要素来看，荣誉是以一种组织层面上的方式，作为制度的补充，来倡导某种价值，从而实现政治的整体性发展。如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所言，“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荣誉授予便是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关键环节。
转眼五天期限已到。百里香待店铺伙计逃走之后，才提着香肠大料来到日军营中。当着川矢的面，他将糯米、花生、莲籽及香油、五香诸料放入锅中，先以大火烧开，再以文火慢熬。那锅中之物越熬越香，极为诱人。那饿了五天的猪嗅到香气，在圈中左冲右突，急不可耐。
荣誉的授予体现并作用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从我国古代的赐爵、授勋、旌表、诰命、赐姓等形式，到而今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无不体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特征，服务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荣誉本身代表着一种价值的导向，成体系的荣誉授予则是一种价值训练的过程。荣誉的表彰和奖励、获表彰的典型人物的宣传也让更多的社会个体逐渐习得政治体系所期望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从而作用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
荣誉的导向性有赖于权力关系的确认和组织基础的支撑。任何荣誉的授予和颁发，都是有边界的，是存在于某个确定的社会、领域或者群体中的。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需要由权力部门来确认和颁发，需要有组织基础去保障和执行。国家的荣誉授予是国家的公共权力对社会价值的导向性建构，是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国家政治力量通过各类组织基础的动员，确立、确保权威的政治意识形态被认可和接受，从而实现对多元社会群体的有效价值建构。
审计人员在进行农村财务审计的过程之中，需要对各类会计资料进行审查，对农村提供的财务账簿的数量以及相关财务凭证进行分析，评估农村集体财务支出情况，确定财务支出的合理性，经办人、村干部的各项操作是否符合规定，村内重大事项开支是否经过村民大会讨论。
（二）青年政治发展的组织基础：在党与青年之间的共青团功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社会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革命年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用其意识形态来引领和统合国家和社会的各个群体、各个部分、各个环节，塑造政治认同、凝聚政治团结、促进政治发展。而青年这个群体，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的重要对象、团结的重要目标、执政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青年工作。
共青团为党组织对青年的引领提供了组织基础。党对特定群体的引领，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基础进行实现。这样的组织基础，要在价值和意识形态上与党组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讲政治性；也要切合相应群体自身的特点并具有亲和力，求契合性。具体来说，党要引领青年，要在青年群体中建构符合党和国家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引领青年遵守行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就需要一个既心向党、又心系青年的组织化载体。这个载体便是共青团。
90年代之后，团中央有意识地将各类多元荣誉称号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形成了相对较为完整的荣誉授予结构。1996年，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深化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决定》，要求“建立和完善发现、培养、评选、表彰优秀青少年的制度”。《决定》指出，团中央、全国青联和省级团委、青联组织设立“五四青年奖章”，形成包括“十大杰出青年”，各界杰出青年，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团员、团干部以及“十佳少先队员”等重点奖项的青少年表彰体系。至此，共青团中央的荣誉授予体系初具雏形。结合下表可以看到，共青团中央有意识地将各界各类荣誉体系化、规范化，并且规定了权威的综合性荣誉，致力于建构一个综合性和具体性相结合的整合性的荣誉授予体系。
共青团具有双重的组织联系性功能。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共青团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要在青年中引领政治理想、实现政治动员、扩大政治认同、增强政治团结。从共青团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共青团是青年群体中的先进政治组织，反映青年这个特殊群体的利益与需求，维护青年权益、推动青年发展。共青团既是党的青年组织，也是青年的政治组织，是党联系青年的组织载体，也是青年参与政治的组织载体，具有双重的组织联系性功能。共青团的建立使得青年成为青年，使其与政党和国家实现有机勾连，也使得青年能够实现有效政治发展。
（三）青年导向建构的组织机制：共青团荣誉制度的价值功能
共青团的荣誉制度构成了我们国家荣誉制度的组成部分。国家荣誉制度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观点。狭义的观点认为，国家荣誉制度是“表彰国家最高级别荣誉的一种奖励制度，即国家最高荣誉的奖励制度”［2］。广义的观点认为，“表彰和嘉奖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授予其永久性的荣誉称号，颁发不同层级的勋章、奖章，这种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做法和过程即构成一个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主要内容”［3］。本文所研究的共青团的荣誉授予建立在广义的国家荣誉制度的内涵的基础上。共青团作为我国承担重要政治功能的群团组织，其荣誉授予体系自然也构成了国家荣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所讲的“共青团荣誉制度”，并非指落实到纸面上的规范性文件，而是指由共青团中央所颁发的荣誉称号以及在授予荣誉的现实实践和行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性、习惯性做法。
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有了更多的活力，劳动分工进一步分化和发展，随之产生了各行业团体和社会群体。为了对其进行有效的引领和整合，团中央进一步设立了更多更细分的荣誉称号，如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中国杰出（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等。
共青团的荣誉制度兼具整体性和具体性。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建构，对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而言，具有整体的一致性，也具有分别的具体性。其相应的标准和内容，整体来讲是一致的，都是要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和时代进步需求的；但具体来讲又是有所区分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行业、群体进行具体考量。相应地，共青团荣誉制度对青年导向的建构，也需要整体一致但具体区分的荣誉内容作为典范，表彰青年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最佳规范，由此来建构青年导向，使其符合党的要求和时代的要求、符合不同行业职业青年群体的具体要求。
二、青年导向的时代年轮：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青团中央对荣誉的授予较为单一，仅有“模范青年团员”等很少的荣誉称号，即“荣誉泛化”：一种综合性的、笼统的、概括的荣誉授予。“荣誉细分”则是与“荣誉泛化”相对应的，有具体的专业程度和领域区分的成体系的荣誉授予，如授予“中国杰出（优秀）外来务工青年”的荣誉。最初共青团中央所授予的荣誉总体数量较少，且集中于“泛化”的荣誉授予，如“模范青年团员”“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
式中，M为FFT点数，l=Round(2NMvΔfTr/c)，继续对s(i)作FFT后归一化取模，可得
观察组总有效率97.67%，对照组总有效率81.40%，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125 8，P＜0.05）。见表1。
（一）共青团荣誉制度生成：1949～1956年
1949年4月，随着解放战争的普遍胜利，在党中央的决议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自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直到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我国处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相应地，这一时期，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带领青年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巩固地向前发展”、为完成过渡时期任务而奋斗。这一时期，团组织成立了各类适应生产建设的组织，如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志愿垦荒队、青年生产队、青年扫盲队等，可追溯的共青团中央授予的荣誉称号仅有“模范青年团员”，表彰在这些生产建设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青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共青团的荣誉制度自此开始生成。
（二）共青团荣誉制度确立：1957～1965年
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4年6月，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具体提出了团的任务：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可以看到，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十年，相应地，共青团也在跟随共产党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把党的目标也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一时期团中央授予的荣誉称号主要集中在生产建设方面，如奖励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颁发扫盲奖章奖旗等。
（三）共青团荣誉制度停滞：1966～1978年
1966至1978年，受社会运动的影响，共青团的工作被迫停滞。1966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在一次红卫兵召集的群众集会上宣布了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5日，又召开团中央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由李富春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停止第九届团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成立临时书记处，主要负责总结共青团‘九大’以来的工作，筹备召开共青团中央全会。”自此共青团中央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全国团系统的工作停滞不前，共青团的荣誉授予也暂时中止了。
（四）共青团荣誉制度恢复：1979～1991年
1978年10月，共青团十大召开，团的工作开始全面恢复，共青团中央也恢复了荣誉授予。这之后的荣誉授予开始给社会更多的回应，大都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进行评选和授予，逐渐走向了体系化和制度化。荣誉授予不再像之前一样依赖不定期召开的会议或发起的运动，整个体系逐渐恢复。
（五）共青团荣誉制度发展：1992～2009年
共青团通过荣誉制度建构青年导向。前文讲到，荣誉是权威部门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某个群体或共同体的人进行的价值倡导，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而共青团处于党和青年之间，是党引领青年、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也是代表青年权益、推动青年发展的政治先锋。因此，共青团的荣誉制度，便是通过政治性的价值倡导，实现党对青年的引领建构。正如党通过价值、制度、组织的维度对中国政治进行领导和建构，共青团亦通过价值、制度、组织的维度对青年进行引领和建构。荣誉制度是共青团对青年进行引领的重要过程，共青团则为荣誉的价值倡导功能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机制。
（六）共青团荣誉制度规范：2010年至今
2010年1月，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关于通报共青团中央保留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通知》，保留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青年文明号”“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全国优秀少先队员”等10个荣誉称号，基本兼顾了青年群体的年龄特点和在分工细化情况下的群体特征，而其他的一些过渡性或重复性称号则或者留给了专门的协会去颁发或者被取缔。自此，共青团荣誉制度开始走向了规范化。
三、变化的奖状与不变的青春：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的荣誉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迁，可以说是“变化的奖状”，总体来说，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变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从频率上来说，由“运动性”荣誉授予转变为“经常性”荣誉授予；从结构上来说，由“单一性”荣誉授予转变为“综合性”荣誉授予；从要求上来说，由“分散性”荣誉授予转变为“规范性”荣誉授予。虽然“这张奖状”上的设计或字迹有所变化，但其所表彰的都是一代代人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青春。共青团荣誉制度在不同时期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及其发展脉络，统一于我们现代国家转型的伟大历史实践中。
（一）从“运动性”到“经常性”：共青团荣誉授予的频率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中央授予的荣誉称号经历了由运动性荣誉授予向经常性荣誉授予的转变。“运动性荣誉授予”是指零散的、非常规的、不定期的、随着政治运动而产生或变化的荣誉授予，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中，共青团中央向表现突出的青年积极分子颁发了扫盲奖章、奖旗。“经常性荣誉授予”则是指相对于“运动性荣誉授予”而言的，定期的、经常的、具有延续性的、荣誉称谓相对固定的荣誉授予，例如自1997年开始颁发，至今已经持续了22届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共青团中央最初的荣誉授予大多是运动性的。“运动性荣誉授予”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于英雄模范个人的单独的、不成体系的荣誉授予和表彰，具体表现为该模范个人在某一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之后，团中央给予其荣誉表彰，并且在该次表彰中通过发文或者召开表彰大会的形式只表彰该个体一个人。具体如下：
表1 1949～1989年团中央针对模范个体所授予的荣誉称号［4］
以上荣誉称号由笔者根据共青团中央网站和相关年鉴资料搜集而得。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颁发的荣誉称号都是“模范青年团员”“优秀共青团员”，然而这两个荣誉称号并非是像如今一样常规性授予，而是基于特定的契机、特定的事迹，为某一位具体的青年单独颁发的。因此笔者将其归纳为“运动性”的荣誉授予。
第二类是伴随着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而产生的成批次的特殊的荣誉授予。具体事例如下：
表2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中央授予的运动性荣誉称号
（续上表）
主壁厚2.0 mm保持不变，侧壁厚度1.2 mm保持不变，加强筋厚度维持不变，加强筋高度分三种状态：0.45、0.75、1.25 mm，注塑成型参数保持不变，分析加强筋高度变化对塑料件翘曲变形的影响。
（二）从“单一性”到“综合性”：共青团荣誉授予的结构变化
出于统一性和方便性的考量，本文所研究的“共青团荣誉制度”，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共青团中央所颁发的荣誉称号所形成的系列规范和体系。省级及以下级别的团组织所颁发的荣誉由于名目类别、记录材料等参差不齐，难以统一进行考量，故本文暂不将其列入考量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变迁，依据其自身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生成（1949～1956年）、确立（1957～1965年）、停滞（1966～1978年）、恢复（1979～1991年）、发展（1992～2009年）、规范（2010年至今）六个阶段，基本与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发展同声相应、和社会的进步同气相和、和时代的变迁同频共振。
可以看出，最初共青团中央在荣誉授予方面是比较不固定且有些被动的，其荣誉授予的“运动性”特点突出体现在对个人英雄模范的零散性表彰和随着各类政治号召、运动而起伏变化的各类荣誉称号。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后，“新长征突击手”的荣誉虽然伴随着运动而产生，但是其持续时间较长，已在逐渐向经常性方向发展。1989年5月，《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关于颁布“优秀共青团员荣誉标记”的通知》出台，要求全国各级团委在对个体团员进行团内奖励时统一使用“优秀共青团员”的荣誉称号，并且规定了可以授予该荣誉称号的相应的5个等级。自此从团中央到各级团组织，荣誉称号的授予和颁发开始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渐出现了共青团中央单独颁发或者与其他部门、单位联合颁发的相对专业性的荣誉。1984年团中央与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了评选“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活动，自此以后团中央开始和其他部门、单位联合颁发荣誉称号以表彰在各行各业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青年。由表3内容也可看出，这些荣誉称号的类别较为丰富，分布领域也比较多元。
贤庄泵站改造工程位于涝河水库下游2.5 km处，控制灌溉面积为92.67 hm2。灌溉控制农田分为涝河滩地和贤庄村周围耕地两部分，面积分别为26 hm2和66.67 hm2，主要为贤庄村控制范围。
表3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共青团中央所颁发的荣誉称号表
（续上表）
表4 90年代以来团中央联合国家部委颁发的荣誉
（三）从“分散性”到“规范性”：共青团荣誉授予的要求变化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建国初期，团中央的荣誉授予是比较分散的。到了改革开放之际，虽然荣誉授予的主体、对象、类别、层级都有所增加，但仍然缺乏系统性的规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颁发主体的分散性和表彰内容的分散性。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团中央联合各界共同颁发的荣誉，呈现出明显的“分散性”的特征。一方面，团中央结合青年发展的各个群体、青年工作的各个方面，颁发相应的荣誉称号；另一方面，团中央不断联合国家部委，颁发对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青年的表彰。这一时期团中央的荣誉授予可以说是“喷涌而至”的，对应各个行业和门类都授予了荣誉表彰。
共青团荣誉制度这张“青春的奖状”，不仅有正面形式和内容的流变，更有背面意义深刻的铭文。而这铭文，正是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逻辑。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变迁，根植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因应于社会变革导致的价值取向的调整，遵循着自身制度发展的逻辑，亦来源于共青团自身的发展变迁。同时，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变迁，体现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体现着意识形态建构工作的制度化进程，也构成了国家制度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奖状虽易逝，青春却不朽。
进入新世纪后，团中央逐渐对这些奖项的类别和层级进行调整，取消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2008年之后停办）“中国青年科学家奖”（2006年之后停办）“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2009年之后停办）“中国青年企业家管理创新奖”（2007年之后停办）等一些重复性的奖项，使得荣誉授予的体系和门类设置更加规范化。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监察部等部门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意见的通知，各系统都开始有计划地梳理和规范荣誉表彰工作。2009年12月，根据全国清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公布，共青团中央共保留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10个项目。2010年1月，共青团中央发文对此进行了公示，对于每个奖项的评比周期也都给出了明确的说明。可以看到，共青团的荣誉授予逐渐由“分散性”走向了“规范性”，体系更加完善、规范、合理。
清塘消毒工作的好坏，会影响到虾的成活率和养殖产量，养殖场使用生石灰或漂白粉消毒。开展清淤、修整、曝晒，放养虾苗前10～15天，每亩用生石灰50kg干池消毒。同时彻底消除池塘中的鲶、鳅、黑鱼和蛇、鼠等掠食性野生敌害。
四、青春奖状背面的铭文：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逻辑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荣誉颁发主体不清晰、内容不明确甚至重复的问题。一些荣誉设置出现了表彰领域重复或表彰层级不够清晰明确等现象，如“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两者在表彰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也一度都被视为共青团中央颁发给青年的最高荣誉。再如“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和“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在表彰领域上也有所重复，且无从区分哪一项才是青年科技创新领域的最高奖项。重复的荣誉表彰一方面增加了主办、评选机构的行政负担和财政支出，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最高荣誉的权威和整个荣誉体系的效力。因此，荣誉表彰在分散多样的基础上，仍需要进行规范和整合。
（一）社会变迁、价值调整与制度发展：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政治社会的变迁要求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调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经济社会的现实结构不同，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也不同。政治任务和社会建设任务的变化要求价值体系为之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每一次价值体系的调整也根源于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荣誉制度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关键环节，其发展变迁也必然受到整个政治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和员工自愿建立补充养老制度。现实是：企业年金在国有企业实施较为充分，但建立企业年金的私营企业数量较少，企业都是以营利为目的，有几个私营企业会自愿？但我们见到的是与之相对应的公务员的职业年金已经实行，有人戏称：公务员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应发尽发，应缴尽缴；而企业对员工的福利是，能不发就不发，能少缴就少缴。
价值取向的调整包括时间维度的变化和关系空间维度的分化。时间维度是就其整体的阶段性变迁来看的，而关系空间维度是就其内部各个部分和环节的生长变化来看的。从时间维度来看，价值体系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整体性变化。从关系空间维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多元分化，价值体系的内部也趋向分化，逐渐呈现出细分性、多样性的特征。价值体系需要在每个细分的领域作出细化的具体的规定，才能适应社会分化带来的专业领域、行业领域和社会结构的具体变化，也才能满足对共同体的各个部分、各个单元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导向进行建构的需要。作为价值取向的一部分，荣誉授予的变迁，也基于此而呈现出整体性变迁和具体性分化的特点。
价值调整与制度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包含两大成分：一是制度成分，二是价值成分。制度成分主要体现为政治形态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或价值而形成的对制度的结构和功能的追求；价值成分则主要体现为政治形态对特定的道德和理性的追求”［9］221。显然，制度成分和价值成分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并相互作用和影响。一方面，价值调整必须通过制度的方式来确立和巩固，同时也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和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制度的生成和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逻辑，它随着价值取向的变化而调整，也影响着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塑造。荣誉制度作为“价值”（荣誉）和“制度”的结合，必然在价值调整与制度发展之间，有其自身的运动逻辑。
共青团的荣誉制度的变迁，仍遵从共青团的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在对一般的荣誉制度的变迁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要探讨共青团的荣誉制度的发展变迁，必须回到共青团的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上来。共青团是政党、国家和社会相勾连之处围绕着党的引领和青年的发展而形成的组织，它是党的青年组织，也是青年的政治组织。共青团为“荣誉制度”划定了价值引领的对象和群体的范围，也提供了行为导向的组织力量和现实基础。因此，对共青团荣誉制度的研究，要注重回归共青团的历史沿革和政治逻辑。
（二）现代化发展、社会变迁与导向发展：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价值逻辑
现代化发展导致社会变迁，这种变迁体现在时间上的快速迭代和关系空间上的分化和调整。现代化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是如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问题。“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工业化，在本质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发展过程”［9］264。这个过程伴随着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时代发展任务的不断变迁。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尚在“革命型现代化”的道路上，通过革命扫清障碍、确立主体，运用广泛的政治动员快速推动生产建设；改革开放意味着我们转型为“市场型现代化”的道路，社会在市场的浪潮中孕育起内部关系空间的多元力量。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社会主体更加趋于多元，内部出现了更多维度的分化，国家尝试对其各个要素进行归拢和整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变迁的大体脉络。
上呼吸道感染又称感冒,高发于春秋气温骤变季节,小儿是该病的高发群体,约有70%~80%的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由病毒感染引起。感冒虽然是小病,但由于幼儿发育不健全,体质弱,因此有可能因感冒而引发心肌炎、肾炎,因此,及时治疗非常重要[1]。为明确匹多莫德颗粒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本文选择2017年6月~2018年1月收治的80例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分组研究,现报道如下。
社会变迁带来价值取向的调整和社会导向的发展。如前所述，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中心任务的不断变化，会带来价值取向的整体性调整。在生产建设时期，社会导向就是十分单一而纯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活力和自主性，总体价值导向开始恢复和发展，也逐渐开始回应社会内部的多样化的价值表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多元的主体、多元的思潮更加蓬勃兴起，整体社会导向在包容多样的同时还希望能够对其进行凝聚、整合和引领，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变迁因应上述社会变迁和导向发展，其价值取向和内容体系均在发展和完善。荣誉授予随着时代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市场的细分、取向的多元整合而经历了蓬勃多元和规范整合的过程。在生产建设的单一导向的时期，共青团的荣誉授予也非常单一和纯粹，倡导利他主义精神，仅仅围绕生产建设过程中的英雄模范人物进行表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共青团的荣誉授予也开始恢复和发展，逐渐开始回应社会的多样的诉求，荣誉的内容设置开始多样起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之后，随着市场分工的日益精细，荣誉授予的对象和种类需要照顾各个群体各行各业的需要，因而更加细化和多样；随着多元主体的日益生成，荣誉授予的主体和标准更加地多元而纷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仍旧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共青团的荣誉授予在回应分散多样性的同时，也应当对其进行整合和规范，确立种类明确、层次科学的荣誉授予体系，以更好地发挥价值引领的效力。
实际讲课中画板中绘制矩形方盒图形可以快速绘制并形象地讲解C#面向对象程序三大特点之一的封装概念。矩形带盖方盒图形描述分为立体矩形带盖盒及平面矩形带盖盒两种，这种带盖盒外形即形象地表现了花括号{}的图形样子，又代表了盖子能开启盒子的封装含义，同时盒子的空“肚子”表现了所装的内容。见图1。
（三）国家建设制度化逻辑、意识形态建构制度化进程与共青团建设制度化发展：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
共青团作为我国重要的群团组织，其自身的制度化发展进程必然与国家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相统一。换而言之，我国国家建设的制度化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共青团建设制度化的发展。国家建设制度化的一项核心内涵在于实现意识形态建构的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意识形态建构制度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荣誉制度体系的常态化、规范化明显提升。共青团荣誉制度承担着凝聚青年、引领青年、激发青年、重塑青年的重要职责，是我国国家荣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意识形态建构制度化的发展，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因此，探究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逻辑成为理解国家建设制度化、意识形态建构制度化与共青团建设制度化之间关系重要着眼点。
就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内涵而言，其荣誉授予体现出由零散性、运动性向常态化、规范化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共青团的荣誉授予体现出零散性、个体性、被动性、运动性的特点，只能依据已经出现的典型人物对其进行荣誉表彰（如对纺纱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郝建秀），或者是随着时代的政治运动的潮流进行表彰，以响应党的领导和号召（如响应党的号召表彰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其意识形态建构工作缺乏主动性和规划性。1978年10月共青团的十大召开，恢复了团的建制和工作。共青团的荣誉授予开始恢复并逐渐走向成熟，有了经常性的、定期的、制度性的荣誉称号的授予，如1996年团中央发布《关于深化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决定》规定规范青少年荣誉表彰体系，明确相应表彰的评选周期。事实上也可以看到，各类荣誉的办法趋于稳定，如“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至今已评选了30届。这些都表明了共青团的荣誉授予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制度化进程和国家建设制度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就共青团荣誉制度变迁的方向而言，其荣誉授予呈现出整合多元、体系规范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荣誉授予呈现出细分化的趋势。当时所评选的如“中国杰出（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等奖项，都是针对各行各业的具体领域进行颁发和表彰的，这体现了荣誉授予、意识形态建构对社会多元发展的回应。荣誉授予在细分的同时，亦须进行多元整合。社会有了多元的发展，执政党和国家必然也有相应的回应。共青团中央没有放任各类荣誉随意颁发，而是对其进行了制度性体系性的规范，在行业分化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整合，使得其体系更加完善、层级和内容更加规范。2010年1月，共青团中央发文公示了经过清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工作之后团中央仍保留的10个项目。这10项仍被保留的荣誉称号体现了综合性（如“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与细分性（如致力环保的“母亲河奖”）相结合、层次清晰内容完善不重复不遗漏的特点。这样的发展方向回应了意识形态建构制度化进程的需求，也是国家建设制度化逻辑的一个延伸。这背后反映了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在互动、发展、规划中不断走向体系化和完善化，坚持引领和整合多元社会，争取最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团结。
五、结语
共青团的荣誉制度可以说是一张“青春的奖状”，建构青年倡导的价值，引领青春的奉献方向。一张张“奖状”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好似青年导向的时代年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着价值引领和社会导向。“奖状”的正面，是流变的表彰内容：共青团荣誉制度经历了“运动性”到“经常性”、“单一性”到“综合性”、“分散性”到“规范性”的历史变化。“奖状”的背面，是背后的逻辑：共青团荣誉制度的变迁，根植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因应于社会变革导致的价值取向的调整，遵循着现代国家制度发展的逻辑，亦来源于共青团自身的发展变迁。奖状易变，青春不朽。共青团荣誉制度的产生、发展、变革，均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颁发好这一份奖状，做好共青团的荣誉授予工作，不仅能够让广大青年在建功立业中“与有荣焉”，更能促进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欣欣向荣”。
2)厂级数据中心建设以报表管理中心的重点建设作为一个切入口，按照系统规划，分步实施，分阶段推进的方式，分两期开展，一期主要是通过工厂数据报表中心建设，实现数据的统一汇总、集中展示、分级查询，实现真正的“数入一库、数出一门”；二期将结合企业各部门管理需求，开展大数据建模和数据分析建设，实现各类数据的深度关联和挖掘、完成数据建模，为企业各类决策分析提供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简明伦理学辞典编委会.简明伦理学词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469-471.
［2］钱宁峰. 论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5）：14-22.
［3］张树华，潘晨光，祝伟伟.关于中国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思考［J］.政治学研究，2010（3）：39-43.
［4］马俊清，初纲.青年思想工作实用手册［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5］中华年鉴编辑部.中国年鉴1996［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1996：594.
［6］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精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7］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改革开放30年共青团工作回顾与研究文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8］罗成全.中国改革大潮中的共青团1978-1994［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9］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图分类号： D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19）06-0053-13
DOI： 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6.005
作者简介： 刘佳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8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群团组织建设、基层治理、文学与政治；郑长忠，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群团组织建设、国家治理、基层治理。
（责任编辑：何思敏）
标签：新中国成立以来论文; 共青团论文; 荣誉制度论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