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未领导实现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峡谷论文,领导论文,卡夫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2)02-0005-06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正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实践。如何认识中国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始终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有些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奏响了“跨越”的序曲，作了一次有意义的“跨越”尝试，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发生了中断，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最终没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这就提出了一个需要明确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未领导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吗？
一
要判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必须弄清“跨越”的涵义。马克思主义跨越论认为，西方国家社会发展一般要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东方社会由于特殊的国情，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避免或减轻资本主义制度给东方社会发展带来的痛苦和磨难[1](P451)。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前和建党之初，就从全球化的角度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和分析中国国情，确定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目标。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说，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展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及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时，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的错路。1921年1月陈独秀又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2](P207-249)。同年5月，李达也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与资本国为经济而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3](P155)。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我们党的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授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和征用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工具。”[4](P6)
在领导中国人民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中，为了回答中国要不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毛泽东反复阐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然而，外国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帝国主义要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5](P626-681)；垂死的资本主义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
其次，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即买办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他们在1927年大革命胜利之际就一脚踢开了参加大革命的人民大众，独占革命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十年剿共”也没有剿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剿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党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幻想搞资本主义但没有能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无法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5](P640,673)。
再次，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因为广大的中国人民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反帝反封建的动力。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中国的仁人志士有一个从西方寻找真理到抛弃对资本主义幻想的过程。他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以为资产阶级文化可以救中国。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奋斗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毛泽东既从反面分析了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又从正面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为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性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证。其一，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而国家工业化有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两条道路。毛泽东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6](P299)只有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掀起一场革命，使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改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以便达到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克服贫穷，避免中国社会发生新的两极分化。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就说过，农民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经过合作社达到集体化。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翻身解放；但小农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贫富两极分化。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中说，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因生产资料不足仍处于贫困地位，有的人欠了债而出卖土地或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决。必须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9.6%。毛泽东对这一发展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7](P214)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提法后来曾引起争议。我国党史专家龚育之说：从肯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意义来理解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作这样的历史判断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8](P724)既然我国在1956年就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标志着我国已胜利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怎能说毛泽东未能领导实现这一“跨越”呢？
二
有的同志否认毛泽东领导我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其根据是所谓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似乎只有长期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才能实现“跨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毛泽东提出的是“两步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途径，我们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上把握中国特色的“跨越”之路。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就制定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目标，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必须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二大”宣言规定的党的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9](P9)。
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动力、对象、任务，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深受三大敌人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由于中国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唯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民主革命的任务。
中国革命“两步走”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两个阶段的任务是有区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其内容看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农民平均地权和政治民主问题，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都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我们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最低纲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最高纲领。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混淆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必定要给这一革命打上本阶级的烙印，即要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革命“两步走”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两个阶段的任务又是密切联系的。我们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论者。毛泽东反复提配不要把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割裂开来，不要只讲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忘记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他说，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是没有疑义的。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一个方面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现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阶段为第二个阶段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的最后的完成。共产党人要在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条件具备时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绝对不能半途而废[5](P674-685)。
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割裂的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最低纲领后，当然要不失时机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争取实现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原则上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新民主主义社会把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联结了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刘少奇1954年9月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以及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必然性作过精辟的阐述：能不能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现状永远保存下去，不要改变，从而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呢？答复是否定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10](P143)。
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先后提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两种战略构想。最初的设想是搞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采取“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以便进入社会主义，其中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时间有过15年、20年的设计，1951年缩短为13年，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时间表作了重大调整，提出要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新民主主义建设以后才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又提出用15年左右时间实现国家工业化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有的学者完全肯定建国后最初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战略构想，而对改变后的战略构想即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予以否定；有的学者则认为，最初战略构想并非理想的蓝图，改变后的战略构想有不少做法符合中国国情，基本上是正确的[11]。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以及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间的长短，与我国是否实现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一个从量变、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是量变中有部分质变，社会主义改造则是根本质变。毛泽东说过，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12](P173)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上楼”，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终结和过渡时期任务完成之时，也就是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中介，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成功之时。
三
不发达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有条件的跨越。如何认识“跨越”的条件，理论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学者把具备现代工业生产力视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并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束时尚未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判定毛泽东领导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任务未能完成。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制度跨越与生产力跨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搞混淆了。我们必须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过渡时期之后已实现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正在努力推进的对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区别开来。
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3](P1060)所以他高度重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条件的问题，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
第一，毛泽东分析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时代特征和国际条件。1937年6月毛泽东与尼姆·韦尔斯谈话时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像西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是没有的。在中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个条件使中国在将来能跳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从整个世界的形势看，中国具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14]。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又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却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第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内政治经济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便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结果具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极大的可能性。[5](P650)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突出强调的是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意义。过去长期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47年底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上提出没收蒋、宋、孔、陈垄断资本日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的口号，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当权20年，已集中了100-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是压迫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15](P1253)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说，“六大”决议案没有提没收官僚资本，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对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尚不明晰。“七大”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讲没收官僚资本。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在1.6亿人口的解放区中变成现实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领导力量，它的发展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毛泽东分析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生产力条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十分关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问题。他说，实现社会主义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6](P184,207)这表明毛泽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与俄国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有着严格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之所以计划先进行15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目的也是为社会主义奠定雄厚的工业化生产力基础。
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提出了应该辩证地而不是机械地看待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生产力条件问题。毛泽东与时俱进，努力进行理论创新，指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他还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7](P166)。毛泽东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革命是先变革生产关系、后进行工业革命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坐等国家工业化，完全可以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先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为生产力跨越开辟道路。
毛泽东关于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客观条件的论述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跨越论思想。经济不发达国家正因为生产力落后才存在一个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马克思要求跨越时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P451)；列宁提出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一定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18](P777)；毛泽东提出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党的“八大”即宣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都是要争取实现国家工业化，即在制度跨越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客观地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制度跨越后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虽然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失误的挫折，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我国在1956年已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责任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继续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是总结“跨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已进入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正确定位，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施“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伟大使命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19](P156)。只要我们党在新的21世纪自觉实践“三个代表”，巩固和发展我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成果，就一定能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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