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昀的《文心雕龙》批评及其文学思想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批评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纪晓岚(1724—1805)评《文心雕龙》（以下简称《纪评》），根据书末纪氏自叙“乾隆辛卯 八月初六日阅毕”，是在公元1771年完成的，时值他因罪谪戍乌鲁木齐，得“恩命赐还”北 京之初。学术史上的“乾嘉学术”因大家名著之涌现，已经呈现其宏大气象，清政府自乾隆 三十七年(1772)开始纂修《四库全书》，纪氏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始终其事，十有馀 年”，可见纪氏评《文心雕龙》与统领纂修《四库提要》，时间紧密衔接，从学术手眼来看 ，两者极其一致，体现出“辨章源流，考镜学术”的治学宗旨，这与其说《纪评》从一个侧 面证明了纪氏在《四库提要》编撰过程里发挥了垂范性的影响，还不如看作当时大师辈出的 黄金时代，其风云际会铸就了空前成熟的学术范式，纪氏与其“同年辛楣”等不过是其中重 要的预流人物而已。（注：参看王汉章编《纪晓岚年谱》稿本，天津市图书馆藏；王兰荫编《纪晓岚先生年谱》，
《师大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对于纪氏学术情况有较详尽的叙述。）
《四库提要》卷首云：“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徵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 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 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辩论明确为主，庶 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标榜“实学”，鄙夷只讲义理之宋学，扬汉抑宋，正如阮元《 纪文达公集序》说：“盖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 非公不能。”[1](P678)这是当时的学术风尚，如此实事求是的学风也确实为《纪评》的 撰写，在研究方法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之更多体现出科学实证的风格，有助于校正以 往“龙学”研究中，仅凭兴到，率尔批点的文人习气，体现出与明人评点的不同之处，使得 《文心雕龙》理论批评植根于坚实的学术基础，为与现代“龙学”接轨，《纪评》可谓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纪评》就内容而言，主要有评论《文心雕龙》原书及斟酌黄叔琳《〈文心 雕龙〉辑注》两部分，两相比较，前者占了绝大的比重，现分别加以叙述。首先，关于原书 的评论，因从重视“文字训诂”及“事迹本末”出发，《纪评》也作了文字校勘的基础性工 作，但其倾力最多者还是在后者，即结合文学史以探究刘勰文学思想。因为后者是《纪评》 最有价值部分，拟略作评述。《纪评》之前，在处理专书评点与现实感发关系时，因评点之 激情正源于现实之所感，故而就切入原书固有语境方面，往往反而忽略了，使得原书最后只 沦为浇评点者块垒之酒杯，如此做法似乎等同于明清流行的关于小说等文体的评点，但是两 者其实非常不同，评点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因游离而不能专注，学术研究自然难以深入；纪 氏虽也有偏题之处，但执著于六朝语境来看《文心雕龙》，这样的视角却始终不曾偏离，这 为提升“龙学”以接近现代学术品位，迈出了重要一步。尤其值得表彰者在：
第一，在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关照理解《文心雕龙》，其研究体现出强烈的时代历史感
如《正纬》篇，《纪评》：“此在后世为不足辩论之事，而在当日则为特识。康成于古通 儒，尚不免以纬注经，无论文士也。”他有意识地返归当时语境，来体味刘勰见解之特出于 时代；《明诗》篇《纪评》：“‘直而不野’，括尽汉人佳处。”以其阅读经验来印证刘勰 下语之精当。《明诗》篇，《纪评》：“齐梁以后，此风又变，惟以涂饰相尚，侧艳相矜， 而诗弊极焉。”《乐府》篇，《纪评》：“此乃析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 观 《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刘勰文论均有现实针对性，揭示其针砭所指，于理解《 文心雕龙》是必须分辨清楚的，只有把握当时文坛之错综复杂，才能读懂刘勰寓意之所在， 如上述前者“齐梁以后”，是指防患于更甚，而后者“当时宫体”则是救弊于已然。六朝文 弊之笼统特征为浮靡或淫靡，这是一般人均耳熟能详的，但现实的情形却有各自丰富具体的 内在脉络，纪昀凭借其渊博的文学史知识，能通晓具体问题之肌理层次，循其语势，明其指 归，如指出《乐府》篇：“‘务塞淫滥’四字为一篇之纲领。”《诠赋》篇之《纪评》：“ 篇末侧注小赋一边言之，救俗之意也。洞见症结，针对当时以发药。”《论说》篇《纪评》 ：“彦和论文多主理，故其书历久独存。”《情采》篇之《纪评》曰：“因情以敷采，故曰 ‘情采’，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这样的评论，于了解刘勰之基本文学观， 及其在当时文坛正本清源之初衷，实在是点晴之语。正因为纪氏熟悉史事，几则举重若轻之 考证，解决了《文心雕龙》成书时间及《隐秀》篇真伪之关键问题，《原道》篇之《纪评》 ：“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 今本题‘陈徐陵’耳。”《时序》篇之《纪评》：“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 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虽尚未作细密之考证，但是《文心雕龙》作于齐代，由纪昀较 早提出（注：晚唐陆龟蒙诗有曰：“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明确将
《文心雕龙》所论断代至宋齐，似乎已看到“皇齐”意味着写作《文心雕龙》的时间。《全
唐诗》卷六百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
，后之仪徵刘毓崧(1818—1867)《通义堂文集·书（文心雕龙）后》，考定《文心雕 龙》成书于齐和帝时，立论严密，堪谓在纪氏基础上后出转精。《隐秀》篇之《纪评》首先 对该文拼凑唐宋人语献疑，并进一步推断《隐秀》篇曰：“似乎明人伪托，不如从元本缺之 。”在对黄氏《辑注》之《例言》进行评点时说：“此篇（指《隐秀》——笔者注）出于伪托 ，义门为阮华山所欺耳。”《纪评》还在1773年对此问题有新的考定：“癸已三月，以《永 乐大典》所收旧本校勘，凡阮本所补悉无之，然后直知其真出伪撰。”何义门除了钱功甫所 得抄录阮华山宋本之外，还从其弟何心友处抄录了传世旧本的《隐秀》篇，故纪氏此说不太 确切。（注：参看户田浩晓氏《文心雕龙研究》第三编之第二章《文心雕龙何义门校宋本考》，曹旭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皕宋楼藏书志》卷一百十八所载录何焯跋语已作说明。）
《隐秀》篇是否伪托，迄今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纪氏目光之敏锐，非读书得间 者才有如许之眼力，令人叹服！《纪评》知人论世阅读《文心雕龙》，堪称典范。
第二，关于《文心雕龙》一些重要语词及篇章的精彩诠释
前之研究，有的因局限于文字校勘，于义理之融会贯通却无甚心得，即使阐发文论，或借 题发挥，或以“龙”证“龙”，不能站到六朝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背景之高度来 考察《文心雕龙》，胸襟格局难以对应刘勰之博大精深，其理论见解也难免隔靴搔痒，甚或 矮 子看场。而纪昀正由于其胸罗万卷的学术气度，在许多问题上，其认识远较前人更为深入， 千载之下，堪谓彦和知音。如《原道》篇，《纪评》曰：“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 ，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未。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辨骚》篇之《纪评 》：“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对于《辨骚》一 篇在刘勰文论体系里的位置，历来聚讼纷纭，刘勰对屈原《离骚》之态度确也十分微妙，以 《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由经向文章过渡的重要一环，然因其楚文化因子，又与北方文 化传统或人文气象存在着距离，在南北文学对峙之宋齐时期，刘勰心目里所认为的文弊种种 ，确也与之难脱因缘，纪昀一语道破《离骚》（或《楚辞》）兼备文章津梁及文弊祸端之双重 身份，发掘出《辨骚》一篇所隐含的刘勰之褒贬，也即《离骚》在文学史上的正负面意义 ，以及刘勰所赋予《辨骚》篇关于文学发展方向之拨正，于《辨骚》篇的体认非常深切，同 时对于辨析刘勰之南北文学立场，也颇有启迪。
第三，对于《文心雕龙》由其体例进而涉及文论体系之认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四十八《诗文评类一》之开篇讲论文：“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 ，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 各殊。”紧接着便是《文心雕龙》十卷之提要，纪氏说：“其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 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为五十篇。”这说明纪 氏十分理解文体论在刘勰文论体系中的重要性。古人撰述，其思想精髓往往隐含在其体例之 中，后人也只有明其体例，才能得其要领。清人对此特有会心，因此纪氏在研究《文心雕龙 》时，也有意识地归纳刘勰之体例，比如关于文体论，其实刘勰之文学思想在此部分中表述 得尤为充分，纪氏于此十分明确，这就改变了以往评点《文心雕龙》者，过分偏重创作论而 忽视文体论的风气，道出了明人如杨慎、曹能始等批点的不足。《颂赞》篇之《纪评》：“ 此颂之本始。”“此颂之渐变”、“此颂体之初成”、“此变体之弊”、“此后世通行之格 ”；《祝盟》篇之《纪评》：“祝之缘起。”“祝之流弊”、“祝之派别”；《诔碑》篇之 《纪评》：“诔之传者始于是，故标为古式。”“此诔体之始变，然其文出《列女传》，未 必果真出柳下妇也”、“所讥者烦秽、繁缓，所取者伦序、简要、新切，评文之中，已全见 大意”、“此变质而文之始，故别论之”；《哀吊》篇之《纪评》：“四语正变分明，而分 寸不苟。”尝一脔而知全镬，如此发凡起例，揭示了《文心雕龙》文体论叙述之大致结构， 纪氏所谓刘勰《原道》“首揭文体之尊”，所尊者惟在文体渐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一最佳体 式，这是不管创作论如何重视“神思”，俱应无条件尊重的，这于后人了解《序志》篇所谓 “纲领”与“毛目”之主从关系，也有导向作用；而其最佳体式，又与《通变》篇批评“今 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相对应，往往标举汉代、间或也欣赏魏晋之范 文，如《诏策》篇之《纪评》：“彦和之意似以魏晋为盛轨，盖习于当时之所尚，观‘自 斯以后 ’二语，其旨可知。”自“近代”及其以下，则意味着文体之“解散”，而挽救文 风之讹滥，刘勰强调“文体之尊”。所以《通变》篇《纪评》曰：“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 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 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 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耳。”纪氏讲出了文学史上“复古以创新 ”一派的谋略，其实文士所面对的无非是传统与时尚，在时尚中求新，终不能超迈于时风众 势，更为深沉者往往乞灵于古代之传统，学习古人，借助古人之伟大，以突现自己之浑厚深 湛，于传统之复与变而言，刘勰在变多复少的当时文坛，所主张者自然要逆潮流而动，甚至 矫枉必须过正，所以纪氏直言刘勰之《通变》主要是“复古”，虽然就刘勰文论之“唯务折 衷”，论者或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曲解，但是就事实而言，纪氏尚属切中肯綮之言；《养 气》篇之《纪评》说：“此非惟养气，实亦涵养文机，《神思》篇‘虚静’之说，可以参观 ，彼疲困躁扰之馀，焉有情思逸致哉？”将《养气》与《神思》篇联系起来看，认为在“涵 养文机”这点上，两篇有相同的意思，如此打通各篇，以辨其异同的思考，也标志着一种研 究素质的提升，对探讨刘勰整个文论体系，确实有所启发。
纪氏在一些关节点上的寥寥数言，于勾勒《文心雕龙》之文论体系，对后来研究者而言， 将大有裨益。
第四，平视古人甚至自我作古的学术气魄，使得《纪评》于《文心雕龙》敢于大放厥词
《四库提要》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考本书之得失”，就《纪评》而论，倒可视为纪氏的 学术惯性，即使面对一历史上备受尊崇的名著，纪氏也不忘评骘得失，这反映了乾嘉学者之 高度自信甚至自负，也体现了乾嘉学术所拥有的狂狷之一面，而这样的狂狷，却正展示了现 代学术求真之品格：一则是研究主体头脑之清明，二则是辨惑之彻底，使得乾嘉学术建立在 不迷信不虚妄的基石之上，可谓中国学术史走出怪力乱神之象征。《纪评》学者著述之特点 ，与以往文人评点之任气使才相比，其优长是明显的，明代以来流行的文章评点，大多着眼 文脉之起承转合，圈点警策之妙句，虽有再创造之成分，但就学术研究而论，其弊也正在发 挥过度，甚至离题殊甚，纪氏于此大有突破，已进入到直面研究客体的学术境界。
纪氏很注重“文”的定义，关于什么是文学？已引发他的思考，他认为《文心雕龙》是一论 文之专著，然则其论述之文体范围就须有所限定。《祝盟》篇之《纪评》：“此篇独崇实而 不论文，是其识高于文士处，非不论文，论文之本也。”“文之本”，指各种文体之为用， 应进入其特定的情感、语词等规范，非泛泛而论一般之“文丽”，而从“情”来分析，刘勰 所论“情采”之“情”，并非仅仅诗赋抒发之一端可限之矣，他虽然在《明诗》与《诠赋》 等篇里表达了对此两种抒情文体之重视，但对近代辞赋，他的看法又深有保留，各种文体在 具体写作时，因语境之差异，所凝聚于笔端的“情”也各各不同，故“情”实质贯穿了各体 文章，即使应用文体，如《诏策》篇讲“气含风雨之润”、“笔吐星汉之华”、“声有洊 雷之威”、“文有春露之滋”及“辞有秋霜之烈”等，不也正是形态各异的情感类别吗？故 而刘勰之“文”，确实与今天之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他使用的是文章学的概念。《铭箴》篇 之《纪评》说：“此为当时惟趋词赋而发，亦补明评文不及近代之故。”此言甚确，当时文 体偏重抒情词赋，于各种应用文体却未免生疏，这也正是引起刘勰忧虑的现象。纪氏对刘勰 这样的文学观念，基本上表示认同。《诏策》篇之《纪评》：“此书体例主于论文，若兼论 所诏之是非，政恐累幅不尽。”又强调：“标举二文以文论耳。”明确厘定《文心雕龙》是 论文之书，而其论文又侧重在文体、语词及创作规律等，对文章内容之是非，并不太措意， 纪氏如此点出，对理解刘勰为何推重“潘勖锡魏”，原是根据其评价角度得出的审美判断， 而 非道德评判，纪氏交待得十分明白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也因此而得以昭示。纪昀认 为刘勰长处是深通文理，因此《文心雕龙》之价值惟在论文，此“文”在纪昀心目里，比刘 勰文章的概念要小，《书记》篇之《纪评》：“此种皆系杂文，缘第十四先列《杂文》，不 能更标此目，故附之《书记》之末，以备其目。然与《书记》颇不伦，未免失之牵合，况所 列或不尽文章，入之论文之书亦为不类，若删此四十五行，而以‘才冠鸿笔’句直接笺记之 分句下，较为允协。”“二十四种杂文体裁个别，总括为难，不得不如此笼侗敷衍”，“此 处仍以书记结，与中间所列无涉，文意亦不甚相属，知是前类杂文无类可附，强入之《书记 》篇耳”。认为附在《书记》篇末的二十四种杂文体，刘勰收录于《文心雕龙》很不恰当， 《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书，这些文体却不在文之范围之内，理应摒除，可见他与刘勰文学观 念的异同，并直言不讳刘勰如此处理这些本不在文之列的杂文体，是笼统敷衍，勉强归入而 已。尤其对于《史传》、《诸子》等篇，纪昀认为均非刘勰之专精，《史传》之《纪评》： “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 耳。学者欲析源流，有刘子元之书在。”他将“文理”与“史事”分而论之；《诸子》篇之 《纪评》：“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谰入，故不 能有所发挥。”认为子书与文也不是一家。他如此意见恰与明代杨慎、曹能始评点相反，这 可能受到萧统《文选序》的影响。（注：《文选》文章概念是包含《史传》、《诸子》的，除了文笔之辨外，还可能限于篇幅等
原因，不便于收录而已，但是这于纪昀文学定义却或有启发意义。）史传、诸子、杂文与文学之关系，非常复杂，不可能泾 渭分明。纪氏思索这些问题，且勇于判断，无论是否合理，已涉及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重大 问题，体现出学科分类意识日渐明晰，为文学研究学科疆域之划定，导夫先路。
纪氏在肯定《文心雕龙》真知灼见之前提下，研究《文心雕龙》时，又充满着批判、存疑 的精神。《徵圣》篇之《纪评》说：“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以 为既有《宗经》篇，《徵圣》则形同虚设；（注：李安民批点本《文心雕龙》也有相同看法。）
《原道》篇之《纪评》说该篇赞语：“此等皆
童而习之之典，能读《文心雕龙》者不患其不知，此数条不免于赘设。”《论说》篇之《纪 评》对汉儒注经评说：“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认为都是可以省略的 ，大胆地要重新删订《文心雕龙》，虽近乎越俎代庖，但其切入研究对象之深层意蕴，解析 审视，去芜存菁，此与盲目崇古者相比，纪氏更代表着一种学术的自觉。《宗经》篇之《纪 评》：“此亦强为分析，似锺嵘之论诗，动曰源出某某。”认为文章之源出《五经》，很难 理清源流，只是大概而已。又说“此自善论文耳，如以其文论之，则不脱六代俳偶之习也， 此评不允。”指出刘勰虽反对绮靡文风，然他也以骈体文写作，其本人也身处时尚包围之中 ，还是未能摆脱六朝文风之熏染；《事类》篇之《纪评》评：“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 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说：“‘千人’、‘万人’，自指汉时之歌舞者， 不过借陶唐、葛天点缀其事，非即指上二事也。子建固谬，彦和亦未详考也。”足见纪氏批 评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不为尊者讳。
但是，纪氏有时显得过于自负，对刘勰实在有苛评之嫌，《明诗》篇之《纪评》：“此论 却局于六朝习径，未得本原，夫‘雅润’、‘清丽’岂诗之极则哉？”就上述纪氏已指出《 文心雕龙》“此书体例主于论文”而言，得无纪氏这里又要为诗歌附加更多或另一种“极则 ”？假使是从道德教化言，纪氏此说自相矛盾；假如是从更高艺术标准言，《文心雕龙》作 为一个整体，它关于诗歌特质的把握仍然是超迈时代的，并且此处主要是概括五言诗既已形 成的艺术特点，故无须妄加吹求；还有比如《神思》篇之《纪评》：“意在游心虚静，则腠 理自解，兴象自生，所谓自然之文也。而‘无务苦虑’，‘不必劳情’等字，反似教人不必 冥搜力索，此结字未稳、词不达意之处，读者毋以词害意。”这里纪氏有失于妄下雌黄，刘 勰“无务苦虑”、“不必劳情”，是讲创作兴会勉强不得，王昌龄对此有全面的领会。[2
](P278)黄叔琳在《养气》篇上的眉批说：“学且苦而行文须乐。”十分准确，而纪氏却断 章取义，实属草率之论，《乐府》篇之《纪评》：“《桂华》，《安世房中歌》之一也。尚 未至于‘不经’，此论过当；《赤雁》等篇亦不得目之曰‘靡’，论亦过高。盖深恶涂饰， 故矫枉过正。”虽然对刘勰矫枉之心理能够体会，然从纪氏所认识到的刘勰结撰体例来讲， 文体论有本始、渐变等叙述语序，相对于乐府之源头，《桂华》、《赤雁》等已见渐变之徵 兆，称之为“不经”与“靡”，并不为过，这也为刘勰过渡到斥责“淫辞在曲，正响焉生” 作 铺垫，如此叙述极有章法，纪氏之评点徒属无谓耳；《练字》篇之《纪评》：“胸富卷轴 ，触手纷纶，自然瑰丽，方为巨作。若寻检而成，格格然着于句中，状同镶嵌，则不如竟用 易字。文之工拙，原不在字之奇否，沈休文‘三易’之说，未可非也，若才本肤浅，而务于 炫博以文拙，则风更下矣。”刘勰“练字”之论，确乎与沈约“三易”之说截然对立，究其 根本，还是宗经文学观与非宗经文学观之冲突，刘勰所忧心忡忡者，在于用字偏离了“小学 ”之规范，从宗经观出发，必然神往于“前汉小学”之发达，所以文字之重乎典雅有据，是 其宗经文学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苏轼认为扬雄故为艰深以文浅陋，纪氏受其影响，然此并 不足为刘勰病，纪氏既然承认刘勰“原道”、“宗经”见识高明，《情采》篇之《纪评》说 ：“‘李’当作‘孝’，‘孝老’犹云‘老易’，六朝人多此生捏字法。”“生捏字法”之 病根与“三易”一样，即不经不雅，所以《练字》篇说：“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 易，人谁取难？”针锋相对地批驳沈约辈用字尚易的观点，既然明白“生捏字法”属于一大 文弊，却又左袒沈约“三易”之说，实在有点难以自圆其说，此处评点也是不根之谈。另则 纪氏以刘勰文论宗旨是“任自然”，此也是皮相之见，《隐秀》篇之《纪评》说：“纯任自 然，彦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论。”刘勰提倡“纯任自然”吗？只要读《原道》篇，看刘勰 对人文之赞美，就可知道，在刘勰心目里人文是高于一切之文的，而人文岂是纯自然？《总 术》篇更是对文术极为重视，《事类》篇说：“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因此，虽然刘勰强 调人为也要合乎自然，但是其自然绝非《庄子》式的“纯自然”，这是不言而喻的。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称：“纪氏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有 并不如原作者之矜慎者。”这是余氏就《四库提要》对纪昀的批评，细读《纪评》，深感“ 恃其博洽”与“奋笔直书”确实可以概括纪氏的行文风格，但就《纪评》而论，这种包孕古 今、检讨一切的自信气度，无疑包含着许多现代学术的新质素，指出其失误，也不能抹杀其 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失误并非毫无价值，它们可以引导后来者在更高层次上理解《文心雕龙 》。
本文还需简要考察《纪评》对黄氏《辑注》之评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四十八 《诗文评类一》之《文心雕龙辑注》十卷一篇中，纪氏已集中地发表了对《辑注》的评价， 与此《纪评》有许多重合之处。前已述及《纪评》重点本不在此，所以其字数相对直接评点 《文心雕龙》要少得多，这一部分也主要可分为两项，一项是对黄氏注释发表看法，另一项 是对黄氏之眉批展开议论。前一项自《原道》篇始，到《乐府》篇为止，七篇以后就没有继 续下去，止在《史传》、《声律》篇才又偶然涉略。据此也可以体察纪氏当时的学术心态， 于全书侧重义理的阐发批评，犹如行草，畅快淋漓，凭藉腹笥，尽可下笔千言，倒是医治心 理失衡之良药；而斟酌黄氏注释，则如一笔不苟之正书，有点不关性情，枯燥乏味，在等待 政治命运转机之时，纪氏难免心浮气躁，所以不耐坚持完成。然就仅存之七篇内容来看，也 表述了纪氏关于注释的一些重要见解。文献注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讲明出处，舍此则遑 谈所谓的准确性，尤其面对无一字无来历的《文心雕龙》，更是如此。黄氏《辑注》立足于 明、清两代学人学术积累基础之上，以企求作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其注与评，如果真如传 说所言，出于其“客某甲”之手，但无论如何，要做到比杨慎、王惟俭、梅庆生辈更为细密 ，实在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攀登，可以“事少而功多”。然而，就校勘而言，《辑注》多沿 袭了梅氏的改正，从注释来看，《辑注》大量地利用了王氏的成果。只是因有前辈之发端， 顺藤摸瓜，拾遗补缺，《辑注》还是比较容易作得更加周详。纪氏之斟字酌句，十分重视前 人已有成果，他评点黄氏《文心雕龙辑注序》说：“《宋史·艺文志》有辛氏《文心雕龙注 》书，虽不传，亦宜引为缘起，不得以子庾为创始也。”关于《宗经》篇黄注的评语说：“ 此注云从王本，而所从仍是梅本。”他于《文心雕龙》的各种版本如梅氏《音注》本及王氏 训故本等做过比对，还是有研究的，他特别提到根据《永乐大典》所收旧本作校勘，确也看 到了《辑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意见就文献注释而言，也道出了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比 如注释发掘出典，一定要追根溯源，纪氏关于《原道》篇黄氏注的评语说：“河图不应以《 正义》为根。”“玉版、丹文、绿字，散见纬书；《拾遗记》、《宋书》皆非根柢”；“此 宜先注《三坟》，而以《书》亡，伪托之说附于后；且《书》出毛渐，宋人已言之，不得引 元人之说”；因为《正义》是较晚著作，而“河图”有更早之出典，引《正义》解释“河图 ”（此等皆为黄氏抄袭王惟俭注），就有舍远就近之嫌，故近人范文澜《注》得其提示，就 以《易上·系辞》为更古之出处依据，而“玉版”、“丹文”之属，散见于纬书，《拾遗记 》及《宋书》尽是汉以后作品，显然不如引“纬书”本身更为近乎原典；关于《书》的问题 ，有宋言之在先者，就不宜引用元人之说，这都为范文澜写作《文心雕龙注》时认真汲取。 而追求从根子上寻找出典，这无疑给出了衡量注释水准之标尺。其次要严格对应原文，辨析 原文意思与注解在时代、典故等各方面是否相合，杜绝望文生义，附会敷衍，以力求注释的 准确性，如关于《原道》篇黄氏注的评语说：“此‘元圣’当指伏义（应为羲）诸圣，若指孔 子，于下句为复。且孔子亦非僻典也。”驳斥黄注以“元圣”为孔子的说法，按照刘勰接近 于古文经学派的立场，纪氏所言甚是，惜乎范氏《注》竟一仍《辑注》之失。纪氏评《原道 》篇黄氏注，还谈到“此言缉颂，不言作颂，引《国语》非是”，指《辑注》将“缉颂”与 “作颂”混为一谈，所徵引《国语》作解，则不太准确。关于《乐府》篇黄注之评语说：“ 鱼眼，似是瞠视之貌，鱼目不瞬故也，此注未确。”从日常观察以解释“鱼睨”之本意，比 引用“鱼愕鸡睨”作解，要更能一语中的；关于《徵圣》篇黄注的评语：“彦和之时，尚不 以阴阳老少为四象，此真郢书而燕说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论之更详；“此杜预《 春秋传序》，不可谓之《春秋序》”，关于《明诗》篇黄注之评语：“《仙诗》、《缓歌》 今已无考，不得以素女、天老字附会仙字。”“璇玑图，至唐始显，武后之序可证，不得执 以驳前人”；关于《隐秀》篇之《纪评》：“六朝但有徵士之称，不称其官也；称班姬为匹 妇，亦摭锺嵘《诗品》语，此书成于齐代，不应述梁代之说也。且《隐秀》之段，皆论诗而 不论文，亦非，此言之体，似乎明人伪托，不如从元本缺之。”讲究一种学术思想的时代性 ，注释自然应避免不顾学术史、文学史先后的张冠李戴；同时引用文章篇名要确切无误，关 于《正纬》篇黄注的评语：“此亦《申鉴》之文，漏其书名。”文句出自何种文献，认为要 写清书名。以纪氏的学力，仅就前七篇而论，他于《辑注》所提出的意见，确实高屋建瓴， 可以修正黄注，大有助于提升《文心雕龙》注释的水准。十分可惜，纪氏有始无终，令人扼 腕！
纪昀十分看重《文心雕龙》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价值，将它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据，辨 析问题时，常常引用《文心雕龙》作佐证，比如《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一》之《鹖冠子》三卷说：“按《汉书·艺文志》载《鹖冠子》一篇，注曰楚人，居深山，以 鹖为冠。刘勰《文心雕龙》称‘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韩愈集》有《读鹖冠子》一首，称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学问篇》‘一壶千金’之语，且谓 其‘施于国家，功德岂少’。《柳宗元集》有《鹖冠子辨》一首，乃诋为言‘尽鄙浅 ’，谓其《世兵篇》多同《鵩赋》，据司马迁所引贾生二语，以决其伪。……自六朝至唐 ，刘勰最号知文，而韩愈最号知道，二子称之，宗元乃以为鄙浅，过矣。”对于古代文献中 ，十分常见的各家各篇之间语句交光互影的现象，能够作出合乎实际的评判，力纠柳宗元之 偏失，其见解可谓公允通达。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更证明纪氏所言不谬，关于古史辨派的 思想误区，其实纪昀早就言之在先了。还有如《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三》之《古诗 解》一则与《四库提要·集部·诗文评类二》之《师友诗传录》一卷、《续录》一卷一则， 据《文心雕龙》、《诗品》考证《古诗十九首》产生时间，见解稳妥。
第五，纪氏“龙学”思想与其文学观相关性之考察
首先于文学本体问题之认识。自宋代道学家文论兴起以来，文与道或理的关系，一直是两 宋文论争议的焦点问题，而程朱理学也深刻地影响到元明以至清初思想学术界，文学以及文 学理论批评也不可能摆脱其约束。道学家或理学家往往以道灭文或以理辖情，限制了文学的 自然生长，实质上偏离了刘勰的文、道关系论。纪氏较好地领会了刘勰的思想，廓清了道学 家或理学家文论的严重误区，那就是以道学本体或理学本体来扭曲甚至替代文学本体。《四 库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一二》之《司业诗集》四卷说：“国朝陈祖范撰。……自序有曰 ：……又云：‘后之诗人既以诗自命，人亦以诗相属，于是外物为主，而诗役焉，诗为主而 心役焉。于是无真性情、真比兴。然而情实弥隐，词采弥工，义理弥消，波澜弥富，而又格 律以绳之，派别以严之，时代以区分之，回视诗教之本来，其然乎？其不然乎？其论亦切中流 弊，刘勰所谓古之诗人为情而造文，今之诗人为文而造情者，祖范所言殆庶几焉。然文以载 道，理不可移，而宋儒诸语录，言言诚敬，字字性天，卒不能与韩柳欧苏争文坛尺寸之地， 则文质相宜，亦必有道矣。观祖范之序，而其诗所长所短，盖可以想见也。”纪氏十分赞同 刘勰文学应“为情而造文”的主张，文学必须抒情，唐宋之韩柳欧苏较好地处理了文与道的 关系，即不以道害文，尊重文学具有载道之外的特质与功能，也即维护了文学所具有的相对 独立之本体，而宋儒却固守理、道，因此在文坛上必然难与韩柳欧苏争锋。纪氏所言只是作 事实性陈述，却婉转地否定了“文以载道”作为主流文学观之合理性，其识见展现了其非凡 的理论勇气。
南宋大儒真德秀编撰《文章正宗》，在整个南宋与元明时期，因配合了程朱理学的官方地 位，在文章学领域影响巨大，代表着理学家文论观对文学的一次重大渗透，步趋者甚众。而 纪氏的理论魄力也正体现在他关于真氏及其《文章正宗》的评价之上。《四库提要·集部· 总集类存目二》之《郴州文志》七卷说：“明王心编。……其以命制、纪载、议论、咏歌四 类分编，略仿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二》之《文章正 论》十五卷、《绪论》五卷说：“明刘祐编。……自序拟诸真德秀《文章正宗》、 崔铣《文苑春秋》，其持论未尝不正。”在持论严正方面，纪氏对于真德秀并无异议，只是 如果将严正的持论去主导文章之学，混淆了文章与理学的差异，纪氏就不禁要表示十分的怀 疑了。《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四》之《文编》六十四卷说：“明唐顺之编。……陈元素 序，称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稿本，然德秀书主于论理，而此书主于论文，宗旨迥异，元 素说似未确也。……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认为论 理 与论文畛域判分，实质上就是认为它们归属于不同的本体，唐、归、王三家讲古文，与以性 理之学统率文章者不同，纪氏明确表示谈论古文者当以此三家为归。联系上述《诏策》篇之 《纪评》：“此书体例主于论文。”从正确理解《文心雕龙》之论文宗旨，因此树立论文与 论理的不同概念，确实对其挣脱文论界长期的理学迷障产生了重要的助益。由此再来阅读《 原道》篇之《纪评》曰：“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 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前者“文以载道”乃道学家或理学家的话语，“明其 当然”只是文章功能之一端，而非全部；而后者“文原于道”才是文论家的意思，结合《原 道》篇来讲，此“道”就远比“文以载道”之“道”宽泛，它包括了自然界的动植万物甚至 一切有声色者，文原于如此无所不包之“道”，几乎就尊之以虚位了，就显然不以“载道” 为惟一之担当，使文章或文学进入了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 三》之《斯文正统》十二卷说：“国朝刁包编。……是编所录历代理学诸儒之文凡二百一十 有六篇，其凡例称专以品行为主，若言是人非，虽绝技无取，盖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 ，持论可云严正。然三代以前，文皆载道，三代以后，流派渐分，犹之衣资布帛，不能废五 采之华；食主菽粟，不能废八珍之味。必欲一扫而空之，于理甚正，而于事必不能行。即如 《文章正宗》，行世已久，究不能尽废诸集，其势然也，至苏轼大悲阁、四大菩萨诸记，因 题制文，原非讲学，言各有当，义岂一端，而包于欧阳修本论评语中，极词诋斥。然则真德 秀《西山集》中为二氏而作者，不知凡几，包既讲学，不应不见是集，何以置之不言？岂非 以苏氏为程子之敌，真氏则朱子之徒乎？恐未足服轼之心也。”纪氏十分通达地表示了道学 与文章“于理甚正，而于事必不能行”的矛盾，指出以道学来苛评或否定历代文学之实绩， 实在是不公允的见解，如以讲学来为文学画地为牢，严禁文学涉略释道二氏，就颇有不近人 情之处了。《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一》之《濂洛风雅》六卷说：“元金履祥编。… …昔朱子欲分古诗为两编而不果，朱子于诗学颇邃，殆深知文质之正变，裁取为难。自真德 秀《文章正宗》出，始别为谈理之诗。然其时助成其稿者为刘克庄，德秀特因而删润之，故 所黜者或稍过，而所录者尚未离乎诗，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 夫 德行、文章，孔门即分为二科，儒林、道学、文苑，《宋史》且别为三传，言岂一端，各有 当也。以濂、洛之理责李、杜，李、杜不能争，天下亦不敢代为李、杜争。然而天下学为诗 者，终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长思矣。”纪氏进一步剖析道学与诗学之道不 同不相为谋，究其根本，此为二物，以道学来令诗学削足适履，那只能是诗学之大厄。纪氏 从刘勰文、道关系论中得到启示，比较客观正确地阐释了道学与文学之关系，可以视作为立 足于文学本体的理论突破，在集权政治气候中，往往习惯于将思想学术之一切纳入到主流官 方意识形态之中，纪氏能够将文学从道学中分离出来，其胸襟识力，均非迂儒可以企及的。
由道学与文章之关系，也引发出纪氏对于经学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四库提要·集部·总 集类存目二》之《六艺流别》二十卷说：“明黄佐撰。……是书大旨以六艺之源皆出于经， 因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凡《诗》之流五，其别二十有一；《书》之流八，其 别四十有九；《礼》之流二，其别十有六；《乐》之流二，其别十有二；《易》之流十二， 而无所谓别。分类编叙，去取甚严。其自序言：欲补挚虞《文章流别》而作。然文本于经之 论，千古不易，特为明理致用而言。至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 所自，其说已涉于臆创。佐更推而衍之，剖析名目，殊无所据，固难免于附会牵合也。”处 于发展流程中的文学，势必会逐渐形成各种文体特点，而这些文体特点，也会在演讲过程里 发生变异，它们与经学的关系若即若离、或远或近，因此文章宗经，“特为明理致用而言” ，更侧重在精神层面，假使过分条分缕析地来讲论，则有附会牵合之嫌。《宗经》篇之《纪 评》：“此亦强为分析，似锺嵘之论诗，动曰源出某某。”认为文章之源出《五经》，很难 理清源流，只是大概而已，两者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所以纪氏讲宗经也能够坚持文学之本位 ，不至于让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
其次文学发展的通变观。上述阮元《纪文达公集序》说：“盖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 是非。”然而乾嘉学术的汉宋之争，毕竟与文学的宗唐、宗宋之派战不同。《通变》篇《纪 评》曰：“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 而名以‘通变’，盖以此耳。”在纪氏看来，文章之求新或师古都不过是建立自己面貌的谋 略，迎合“今”而师心以自用，反成“滥调”，相反向着“古”而禀经以制式，却能“转属 新声”，当然新旧雅俗等都是相对的概念，对此不可机械地看待。从此种通变的角度评价历 代文学或近世文学流派，纪氏便能够祛除成心，对于唐或宋均不偏袒，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客 观眼光，作出比较实际的判断。
《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五》之《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说：“皇上御极之初，肇举 词科，人文蔚起，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抵之学，抒发鸿裁。 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轹古人。”《文心雕龙·徵圣》篇说：“ 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纪氏提倡文学应以根柢之学为基础，根柢之学与考 证之功相并举，颇见乾嘉风气之激荡，文风必然发生巨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容易归趋到刘 勰所谓“衔华佩实”一途。《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二》之《广文选》六十卷说：“ 旧本题明刘节编。……萧统妙解文理，撷历代之精华，以成一集。虽以杜甫文章凌跨百代， 犹有‘精熟《文选》理’之句，其推重讵出漫然。此可知当时去取别裁，具有深意，徐陵与 统同时，所撰《玉台新咏》颇采《文选》所遗，刘克庄已有皆统弃馀之诮，则操笔继作，何 可易言。”尊重《文选》所蕴涵的文章模式性意义，也就是提倡文章应该有文体、语词以及 文术等规范。《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一》之《二冯评点〈才调集〉》十卷说：“国 朝冯舒、冯班所评点。……杭世骏《榕城诗话》亦曰‘戚进士韬言，德清人，每为二冯左袒 ，予跋其《〈才调集〉点本》后曰：固哉！冯叟之言诗也。承转开合，提唱不已，乃村夫子 长技。缘情绮靡，宁或在斯？古人容有细心，通才必不当为此迂论。右西昆而黜西江，夫西 昆盛于晚唐（按：晚唐无西昆之名，此语失考），西江盛于南宋。今将禁晋宋之不为齐梁，禁 齐梁之不为开元、大历，此必不得之数。风会流转，人声因之，合三千年之人为一朝之诗， 有是理乎？二冯可谓能持诗之正，未可谓遂尽其变也’云云。其论颇当，惟谓承转开合乃村 夫子长技，则又主持太过。孟于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在规矩之外，而 亦不能出乎规矩之中。故诗必从承转开合入，而后不为泛驾之马。久而神明变化，无复承转 开 合之迹，而承转开合自行乎其间，譬如毛嫱、西子，明眸纤步，百态横生，要其四体、 五官之位置，不能与人有异也。岂有眉生目下，足著臂旁者哉！王士祯《蠡勺亭观海诗》曰 ：‘春浪护鱼龙，惊涛与汉通。石华秋散雪，海扇夜乘风。’竟不知士祯斯游在春、在秋、 在昼、在夜，岂非但标神韵，不讲承转开合之故哉！世骏斯言，徒欲张新城之门户，而不知 又流于一偏也。”上已引述《四库提要·集部·诗文评类一》之《序》说：“文章莫盛于两 汉， 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 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 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紧接着便是《文心雕龙》十卷之提要，纪氏说：“其 书 《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 篇，为五十篇。”这说明《文心雕龙》凸现于纪氏古代文论资源之中，应对晚明以来文风， 他所重视的正是文章体制的问题。
《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三》之《天籁集》二卷说：“明释无相编。无相始末未详 ，是集成于万历己酉，所录皆宋以前不工文者之诗，如《易水歌》、《黄瓜台词》之类。序 称诗以道性情，后世雕绘字句，嚣争宗派，于所谓‘诗言志’者无当也，孔圣删诗，多取委 巷歌谣，毋乃不工于文者反能直抒性情，为风雅正轨乎？云云。殆为明季风气而言，然矫枉 过直矣。”认为缺乏文化修养的直抒性情，只是野狐禅，要求文人具有学者的深湛学养，从 而达到刘勰所推崇的“衔华而佩实”之文学境界。因此纪氏必然对率尔操觚者深表鄙夷，公 安、竟陵是其批评的对象。《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总集类存目三》之《韩文杜律》二 卷说：“明郭正域编。……所评杜诗，欲矫七子摹拟之弊，遂动以肥浊为诟病。是公安之骏 乘，而竟陵之先鞭也。”《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三》之《古文品外录》十二卷说： “明陈继儒编。……是书选自秦汉，迄宋元之文，大抵沿公安、竟陵之波，务求诡隽，故以 品外为名。”《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五》之《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论述明代文章“有 明二百馀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风气初开，文多简朴：逮于正嘉，号为极盛；隆万以机法为 贵，渐趋佻巧；至于启祯，警僻奇杰之气日盛，而驳杂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于其间 。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詖之习，文体盭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所 谓“文体盭”，即文体乖戾，也即刘勰《序志》篇所感喟的“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云 云。这竟与国运之衰败紧紧相联。《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五》之《御定四朝诗》三百一 十二卷说：“……明诗总杂，门户多歧，约而论之，高启诸人为极盛；洪熙、宣德以后，体 参台阁，风雅渐微，李东阳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阳已崛起与争，诗体遂变。后再变而公安 ，三变而竟陵，淫哇竞作，明祚遂终。”公安、竟陵其文风特征是“淫哇竞作”，完全背离 了文学之正统。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般文论家持论往往非此即彼，好党同伐异，所依据者，多耳食之见 ，仿佛狷介之高论，却体现了枵腹者之毫无真知灼见，人云亦云，刚愎武断，好就文学表面 形式如某一时代或某一风格等来表达其好恶，而纪氏却能够深入到文章之深层，突破表面， 进入到“情采”等深层次来欣赏与评判文学，这也正是受到刘勰启迪使然。《四库提要·集 部·总集类四》之《后周文纪》八卷说：“明梅鼎祚编。……他如庾信集中《春赋》、《灯 赋》之类，大抵在梁旧作。其入北以后诸篇，亦皆华实相扶，风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 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语。岂非黜雕尚朴，导之者有渐欤？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六 朝靡丽之风极而将返，实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传之寡而忽之也。”注意到后周文学对于 后世唐代文风改变所具有的重要环节，道出了文学史上的复变规律。《四库提要·集部·总 集类四》之《梁文纪》十四卷说：“明梅鼎祚编。……然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 ，残膏剩馥，沾溉无穷。唐代沿流，取材不尽，譬之晚唐五代，其诗无非侧调，而其词乃为 正声。寸有所长，四六既不能废，则梁代诸家，亦未可屏斥矣。”《四库提要·集部·总集 类 四》之《古今诗删》三十四卷说：“明李攀龙编。……江淹作《杂拟诗》，上自汉京，下至 齐梁，古今咸列，正变不遗。其序有曰：‘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 。’又曰：‘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 兼爱。’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宋诗导黄、陈之派 ，多生硬杈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论其流弊，诚亦多端。然巨制鸿篇，亦不 胜数。何容删除两代，等之郐无讥。王士祯《论诗绝句》有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 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其殆为梦阳辈发欤？且以此选所录而论， 唐末之韦庄、李建勋距宋初阅岁无多；明初之刘基、梁寅在元末吟篇不少。何以数年之内， 今古顿殊，一人之身，薰莸互异。此真门户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 ，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 ”就颇具肯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卓识，而且明确指出“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 ”，力破门户之见，更是击中了明代以来诗学纷争之要害，为建立真正能够跨越时空限制的 诗学本体，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 四》之《宋金元诗永》二十卷、《补遗》二卷说：“国朝吴绮选。……然一朝之诗，各有体 裁；一家之诗，各有面目。江淹所谓‘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已二体。蛾眉讵 同貌而俱动于魂；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魄’者也。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隐矣 。即如唐人之诗，又岂可以汉魏六朝绳之，汉魏六朝又岂可以《风》《骚》绳之哉！是集之 所以隘也。”动魄悦魂之情感力度在诗学价值评判中，无疑应凌驾在楚、汉、魏、晋等时代 “标签”之上，纪氏十分赞同江淹兼包并容的胸怀，使得其诗学思想可以突破膜拜一尊、横 扫其他的文论模式，任何一时代、一流派甚或一家之诗歌，既为效法者提供了有资借鉴的滋 养，同时也隐含着贻误后学的可能性。然则“通方广恕”并非取消审美标准，或像江淹一样 为艳情文学张目，而是去除门户成见以后，再作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善学者就必须警惕除 一弊而复生一弊，以“通变”观来把握文学发展之方向，就成为纪氏文学史观的基石与指南 。《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一》之《二冯评点〈才调集〉》十卷说：“国朝冯舒、冯 班所评点。……凡所持论，具有渊源，非明代公安、竟陵诸家所可比拟。故赵执信祖述其说 。然韦縠之选是集，其途颇宽，原不专主晚唐，故上自李白、王维，以至元白长庆之 体，无不具录。二冯乃以国初风气矫太仓、历城之习，竞尚宋诗，遂借以排斥江西，尊崇昆 体，黄、陈，温、李、龂龂为门户之争。不知学江西者，其弊易流于粗犷； 学昆体者，其弊亦易流于纤秾，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王 士祯谓赵执信崇信是书，铸金呼佛，殊不可解。”《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存目三》之《 唐音戊
》二百一卷说：“明胡震亨编。……国初时，太仓、历下之摹古，与公 安、竟陵之趋新，久而俱弊。遂相率而为宋诗，宋诗又弊，而冯舒、冯班之流乃尊昆体以攻 江西，而晚唐之体遂盛。戊
二百一卷，所录皆晚唐之诗，闰馀六十四卷，所录 皆南 唐、吴越闽国之诗。风会所趋，故及时先出尔。”清初诗坛有宗宋代江西诗派与尊晚唐体之 争，其初衷无不为救时之弊，然而却顾此失彼，所谓学江西者弊在“粗犷”，是指沾染了宋 人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以及缺少比兴的习气，而尊晚唐者其弊在纤秾，是指过 于雕琢朦胧，而其症结归于其诗学趣味各有偏颇，未能将诗言志与诗歌创作的比兴特点作最 佳的 结合，有鉴于两边之偏失，纪氏对于儒家诗教与神韵说能够融会贯通，也就是将刘勰“宗经 ”说与创作论视作为诗学不可分割之整体，避免偏执，这可以视作调停清初钱谦益与王士祯 两家之说。纪氏对钱牧斋为人十分鄙视，《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五》之《明诗综》一百 卷说：“国朝朱彝尊编。……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 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彝尊因众情之弗协，乃编纂此书，以纠其 谬。”其实整个清代诗学是不可能摆脱钱谦益之影响的，即使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不例 外，纪氏诗学于钱牧斋也颇有契合，比如强调诗学应以“根柢之学”为底蕴，比如对于公安 、竟陵之批评，比如对于诗必盛唐之不以为然，比如对于《文选》的推重，等等，均与钱氏 所见略同。然而钱氏竭力贬斥严羽《沧浪诗话》，纪氏认为这是钱氏诗学之缺陷，在此问题 上，纪氏与王士祯更有共识，《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五》之《唐贤三昧集》三卷说： “国朝王士祯撰。……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 幽眇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语录 、史论皆可成篇。于是士祯等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盖亦救弊补偏，各明一义。 其后风流相尚，光景流连，赵执信等遂复操二冯旧法，起而相争，所作《谈龙录》排诋是书 ，不遗余力。其论虽非无见，然两说相济，其理乃全，殊途同归，未容偏废。今仍并录存之 ，以除门户之见。”其所谓“两说相济，其理乃全”并非乡愿式的骑墙之见，恰恰体现了清 代诗学之成熟，而“两说相济”也正是刘勰诗学的全面继承，此亦正是其立论之依据。然而 王士祯奉严羽之论，所倡“神韵之说”，也同样不能杜绝诗弊，《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 五》之《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说：“盖明诗摹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 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馀论，倡神韵之 说以救之。故其推为及轨者，惟王、盂、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 一则 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 ， 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 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 ，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刘勰《明诗》篇说：“诗者，持也。 ”诗学在“物穷则变”之过程中发展，永无止境，而矫枉纠偏的不二法门就是“通变”，纪 氏的见解是十分通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