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治理研究的知识图分析：基于CSSCI论文(2005/2015)_社区自治论文

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论文(2005-201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谱论文,知识论文,国内论文,论文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6.05.05

      “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确立，使社区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作为促进基层民主自治、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维护社会稳定的着力点，逐渐成为学界研究重点。为此，有必要梳理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的演化以及突现、凸显的热点，以回应加强城乡社区基层民主建设和强化乡村社区服务功能的现实需求。本研究以2005-2015年CSSCI收录的社区治理领域的论文为样本，以可视化方式绘制成知识图谱，展示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审视研究现状并探究发展趋势，为社区治理研究与实践提供学术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文献选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鉴于城乡二元区隔形成的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以及研究范围的准确，[1]为梳理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本文检索主题词为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文献来源年限为2005-2015，来源类别为CSSCI来源期刊，检索时间为2015年12月17日。去除书评、声明等非学术论文共获取论文1204篇，并对关键词的意义、影响、对策等泛义词进行规范处理，将文献数据导入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Ⅲ，绘制2005-2015年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

      CiteSpace软件是基于共引分析和寻径网络算法等理论而设计，[2]通过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某一研究领域，寻找开创性和标志性文献、主流主题、演变趋势、研究领域间的关联。[3]CiteSpace通过节点、连线等要素组成的图谱来表示文献间的被引、共现、合作情况，出现频次越多节点越大，节点圈中颜色表示不同时间段出现或被引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粗细表示共现强度，颜色表示第一次共现时间，从冷色到暖色表示由早到近，并通过中介中心性、突现率指标来寻找关键节点，通过平均轮廓值判断聚类的效果。

      二、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的演化

      关键词能够反映研究领域和论文内容的精髓，高频关键词则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核心。通过记录社区治理领域文献高频关键词和热点关键词发现(见表1)：城市社区、社区自治、社区建设、城市化(城镇化)、治理能力、基层社会等是社区治理领域的重要关键词，国内有关社区治理、基层治理的研究集中在城市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民主建设等领域。

      为探寻2005-2015年研究热点的变化，本文使用CiteSpace关键词聚类的时区视图呈现功能和探测突变词的功能。在CiteSpace聚类试图中选择时区视图，可以得到以侧重时间维度来表示知识的演进视图，其中连线越多，表示两个时区节点间传承关系越紧密，该图谱有助于发现某一研究领域的阶段性特征(见图1)。突变词则是特定年代(突变时间)论文骤然增多的关键词，代表当年的研究热点(见表2)。

      表1 CSSCI论文中社区治理领域热点关键词

      

      

      图1 国内2005-2015年社区治理研究的趋势图谱

      图1是将2005-2015年社区治理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投射到以时间为纵坐标的图谱，可以反映社区治理研究的演化和发展趋势。2008年以前，这一领域关键词相对较少，并且多是宏观层面的词汇。2008年之后，社区管理、社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等相对微观的词汇增多。这说明国内学者对社区治理的研究渐次深入，研究热点不断变化并进入微观层面。

      表2 2005-2015年社区治理领域突现词列表

      

      表2是社区治理领域突现词。2007年治理结构一词突现，2008-2011年，村民自治、公民社会突现。2011-2013年，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突现，2013年之后社区社会组织突现。这些突现时间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针高度相关。例如，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也指出，“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三、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的聚类图谱

      CiteSpace中最小树聚类图谱可以呈现社区治理研究全貌。在阀值设定阶段，设定条件为满足出现次数大于4，关键词共现次数大于3，关键词间相似系数大于0.2，在调节标签大小、关键词数量后，其余关键词组成聚类图谱(见图2)。聚类图谱以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为中心，社区治理连接着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会资本、社会管理、社会转型、社会控制等；基层治理连接着治理能力、基层社会、实践智慧、乡村治理、政治建设等。二者通过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节点连接，并且分布着网格化管理、项目制、公民参与等零散节点。首先，通过可视化的分析发现，社区治理研究的热点众多，但既有成果分散在各领域，集成性的专题研究欠缺，研究主题间关系不明显，成果相对独立，继承和拓展的成果较少。对社区内部治理机制、冲突管理模式、公共服务评估等尚未成为关键节点，这与“基层治理存在着研究内容严重倾斜、研究视域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结论雷同重复等问题”观点相一致。[4]其次，2005-2015年社区治理研究集中在四个领域，综合“从主题中抽取聚类标签”、“从摘要中抽取聚类标签”与各聚类内含关键词的情况，这一时期研究可概括社区民主建设、社区自治建设、社区实践建设、社区治理结构四个方面。考虑到社区民主建设和社区自治建设属于基层民主范围，本文从基层民主、社区管理与治理实践、社区治理结构三方面综述既有文献。

      

      图2 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的聚类图谱

      (一)社区基层民主建设

      社区基层民主建设研究集中在社区参与、社区自治、社区民主等方面。社区参与方面的成果包括参与的影响因素、社区参与的效果、提高社区参与的措施等。社区参与分为表达式参与和选举式参与两种类型，表达式参与呈现上升的态势；两类参与的影响因素都包括家庭规模、政治面貌、职称结构、组织资源、社会阶层、上网时间、社会资本、社区认同、社区结构等。[5]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6]围绕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实现放权有助于让群众有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持续活力。[7]

      社区自治作为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趋向，同时出现失灵现象，需要继续转变观念，优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重建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秩序；[8]但由于缺少外部有效的政治引导和内部足够的凝聚力，城市社区自治很容易形成“集体行动困境”，导致社区内部各种利益纠纷难以化解。而完善的关键在于改进治理结构体系，推动社区民主交往方式向深度发展。[9]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权力互强，是推动社区自治的一个必要选择。[10]

      在社区民主建设方面，实践中正形成中国特色协商式治理基层化的发展道路，形成具中国风格的政府主导和社区主导协商式治理新模式，积累了基层协商治理发展的经验。[11]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是将社区的“公—私”和“私—私”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社区治理模式。[12]协商民主能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还能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善治，[13]但当下，城市社区实施协商民主还存在公共理性不足、公共利益达成困难、居民能力不平等问题。[14]在具体的选举行为中，以楼组长群体为核心的社区积极分子主要追求社会报酬，而社会报酬的获得程度决定其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15]

      (二)社区管理与治理实践

      学界的研究对象涉及“村改居”社区、城中村社区、转型社区、城市化过渡社区、县级城市社区、街道级社区等，分析其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和治理创新机制。如，由于“居站分设”治理模式变革，[16]“村改居”社区面临集体经济发展瓶颈、组织关系不顺、社区自治能力不强、公共服务落后，[17]以及社区认同缺失、集体合作困难、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等治理难题，[18]并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19]而在城市化过度的社区存在着居民利益受侵，激励其隐形抗争行为的治理难题。[20]同时，学界从理念、机制、模式等针对各类社区提出了对策建议。如，城中村社区适当引入社会组织，可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完善城中村的社区治理体系，创建“共享型”城市；[21]转型社区的管理中应引入治理理念，确立以合作、协商、共同愿景等理念为特征的社区治理模式；[22]危改回迁社区建设应参考“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治理结构与运作模式；[23]社会需求诱导和政府供给主导两方面的结合，促使了类似汪清县“1+8”社会管理模式的产生，是对县级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有益探索；[24]对于街道层级的社区，应以“社区制”为制度载体探索多元合作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25]

      在总结各地社区经验方面，有研究分析了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是由不同类别的行动主体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认知，及由此过程中权力关系变化产生的行动策略的“耦合”而成。[26]而深圳“社工+义工”联动治理模式对于深圳社会持续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27]广东顺德的“决咨委”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精英参与公共决策、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协同共治局面。[28]广州市同德围公咨委蕴含着以参与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结构的生成，促进了政府从传统的权威管理向商议—合作型治理的转型。[29]上海宝山区的经验表明，要从社区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出发，建构多样性的分类治理政策与机制。[30]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的经验表明，城市社区内部的治理单元应该多层次和多元化，实现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31]南京鼓楼区社区议事机制激发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为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区矛盾提供了制度保障。[32]杭州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探讨基层如何对城镇化的挑战作制度性创新的回应。[33]武汉市的经验表明，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34]北京市社区管理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突破“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的双重困境，要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35]

      (三)社区治理结构

      对社区治理结构的研究，集中在类型划分、参与社区治理各主体的作用、各主体的关系等方面。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经行政型、合作型等模式，在向自治型社区治理过渡。[36]与此相对应，有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三种基本类型：传统型社区、协作型社区和行政化社区。[37]这种划分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的一种反映，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38]

      在主体的角色方面，党和政府是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居民自治是社区建设的主体，业主委员会是社区自治的重要组织形式，各类中介组织和非营利机构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合力构建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39]但实际上，政府和居委会都存在角色迷失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和居委会的资源约束和理性驱使。[40]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应承担社区建设的指导者，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社区公民社会的培育者，社区自治组织的监督者四种角色。[41]政府行为有官僚制和市场型两种类型，前者造就了刚性的组织体系和行政职能的越位，市场型导致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缺位。[42]业主委员会为业主参与基层政治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有利于增强其利益表达和聚合能力，扩大社区自主权。但就内部效应而言，这些市民组织面临的各种局限和制约，尤其是相关各方对关系网络的过度利用，又导致和加剧少数既得利益业主精英排斥大众参与的寡头统治和准派系政治，有损于基层治理和社区民主。[43]共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特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带来了负面作用。[44]

      在各主体的关系方面，台湾地区的研究大多受“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影响，遵循社区主义逻辑，缺少“结构化、过程化理论关怀”。[45]国内学者也基本遵循这一范式，认为“社区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于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利益格局”。[46]社区治理应以社区各类组织的角色、功能、关系的合理定位为思路，[47]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48]在各主体关系方面，国外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在治理改革中，政府由唯一的管理者向协同治理主体之一转变，行为方式由命令和控制变为引导和协商，政府更多发挥领导和战略功能。鉴于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外的差异，有研究认为从国情出发，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走国家合理嵌入和社区自主治理结合的“嵌合式治理”道路，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相互增权。[49]一些社区治理可以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治理方式，即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50]

      四、研究不足与前瞻

      通过梳理2005-2015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社区治理论文，发现1204篇文献从多角度、多维度研究了社区治理，但仍存在某些不足。

      第一，本土化溯源性的理论研究薄弱，尚未形成对中国现实有较强解释力的社区治理分析框架。目前的研究大都停留在依据国家—社会框架来划分社区治理模式的层次，缺乏微观基础。从研究视角看，基础理论部分相对粗放，多从宏观角度论述社区治理，对城市社区结构的共性特征以及社区异质性构成的要素分析、内外部的有效治理机制尚缺少深入的探索。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使社区结构趋向网络化，分析社区治理应当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和网络博弈，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较少。

      第二，量化的和精准性的研究略显不足。尽管有大量的以社区为案例的实地调研，但验证性研究较少，国外经验引进、国内经验总结方面成果很多；互联网、大数据用于社区治理的数据挖掘、提升数据价值、重塑管理流程和转变治理模式等方面，现有研究存在不足。国外有利用仿真动力学方法来研究虚拟社区的情绪传播问题，而国内学者在分析社区治理时很少使用类似的研究技术。

      随着中国城市化战略向纵深推进，微观层面的社区治理有望成为研究的重点，进一步与国家政策发生耦合，促进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未来的社区治理研究有待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第一，在理论层面建构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目前，对社区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治理主体、内容、特点、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治理模式和治理体系等方面，然而，对现代社区治理体系进行系统化、专门性的综合研究还相对不足。对于多元社会主体在现代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及其联动机制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风险预警、物质保障、技术支持、路径优化等研究仍然缺乏。

      第二，在实践层面运用大规模的数据调研来支撑既有的质性研究。如何评价社区治理效果，如何构建社区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如何更好理解人口流动过程在空间、社会、经济维度的分化，特别是其形成的社区内部与社区间公共服务不平等获取的影响等现象都值得深入探究。社区治理作为一个实践性的研究领域，应倡导采用科学实验、数据调查、典型实验等实证主义的分析方式，采取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案例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推动社区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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