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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人对犹太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北京、上海、南京、山东等地的高等学府或社科院先后建立了专门的犹太研究机构；继上海三联书店首先推出了大型系列丛书之后，山东大学出版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赶印《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此外，北京等地的出版社和期刊也出版、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论著和论文。1996年10月，南京大学犹太研究中心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学术团体首次在中国成功地举办了国际犹太文化讨论会，标志着中国的犹太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英国的牛津、伦敦，美国的波士顿、辛辛那提、克里夫兰等地的院校都曾有或正在有中国学者从事犹太研究和学习。似乎可以说，犹太研究在中国已经由冷变热，而且可以预见，这种犹太热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犹太热在中国悄然兴起，除了中以两国建交这一外因的推动外，主要在于因长期缺乏犹太文化的介绍与研究而造成的文化饥渴和兴趣；而这种饥渴和兴趣得以保持而且有增无减则根植于犹太现象本身的魅力，以及中国和犹太两个民族和文化之间表现出来的惊人相似之处。犹太人独特的宗教，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曲折的历史，悲惨的遭遇，非凡的成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独具魅力的犹太现象图。这里试图在与中国人的比较中介绍几个重要的犹太现象，以期使读者对犹太人及其文化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一、流亡与散居
美国的纽约、旧金山、英国的伦敦等地有中国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华人社区。然而，中国人侨居国外的历史和规模与犹太人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亚伯拉罕的子孙由于饥荒从迦南逃往埃及，在那里寄人篱下，为奴苟生约430年。这就是《圣经》中讲的犹太人的第一次流亡(exile)。后来，扫罗和大卫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统一国家。不过好景不长，所罗门以后的王国一分为二（公元前972年），南方为犹太，北方为以色列。后者先为亚述人所灭（公元前721年）；前者一直维系到公元前586年，是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陷，以色列人被掠往巴比伦达50年，史称“巴比伦之囚”，这是犹太人的第二次流亡。然而，真正的大流亡还是公元后的事情。公元70年，罗马人攻占了耶路撒冷，焚毁了象征犹太民族独立存在的圣殿，无国可依的犹太人又一次大规模背井离乡，散居到世界各地。这第三次是名副其实的大流亡。从公元70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历时长达1878年；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美洲，再到大洋洲，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了犹太人的足迹，其中也包括宋徽宗时代到达中国的一支犹太人，他们在开封定居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生活习惯，直到清朝末年才与汉族融合。实际上，现代犹太国的建立并未完全结束犹太人的流亡和散居状态。今天，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只有500万左右，而美国的犹太人多达600万。此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人散居在东欧、英法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那里是他们的第二故乡、第三故乡、第四故乡……
西文中的diaspora被译为散居，特指犹太人流亡他乡，散居世界各地这一现象。在众多的犹太现象中，散居毫无疑问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它体现了犹太人的命运，是造就犹太民族和文化的根本因素。
在中世纪，犹太人不得不在许多欧洲城市的一隅建立被称为“隔都”(geto)的居住区，那里街道狭窄，住房低矮，环境肮脏，是欧洲人不屑一顾的地方。犹太人的就业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从事为基督徒所不齿的商贩和放贷。这是犹太人流亡散居、寄人篱下的结果。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犹太人被赋予公民权，多少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于是，犹太人企图改变自己以融入西方社会。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例如大诗人海涅；一些漂亮的姑娘嫁给了基督徒，其中包括犹太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的女儿。他们这样做是和侨居异国他乡相联系的。
19世纪，犹太教内部萌发了改革运动，本来统一的宗教一分为三：正统派、改革派与保守派，20世纪的美国又出现了重建派。宗教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传统犹太教的面目，调整自身以适应所在国的现实需要。
英文中有"Anti-semitism"一词（译为反犹主义），指的是基督徒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宗教迫害、人身侮辱乃至屠杀。从中世纪到二战前后，西方的反犹主义此起彼伏，不绝如缕，二战中的纳粹大屠杀乃是其登峰造极。显然，如果犹太人生活在自己的家园，反犹主义是没有存在根据的。
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等人认识到，反犹主义的根源是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于是发起犹太复国运动(Zionism)，几经周折，多方面努力，终于在1948年建立了一个现代以色列国。犹太人终于有国可依，有家可回了。
质言之，犹太人寄人篱下，受尽歧视和凌辱，犹太教的改革和分裂，反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前面未曾提及的犹太人的民族性和习俗，乃至犹太人的卓越成就，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和犹太人的散居这个事实息息相关。可以说，流亡和散居是犹太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根本特征，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犹太人、犹太教和犹太国。
诚然，中国人也遍布世界，因而也有散居现象。然而，中国人的散居是个别人侨居海外。其人数和整个国民不可同日而语；犹太人则是全民大逃亡。中国人散居的根源多半不是政治上的，因为中国人尚未达到无国可投、无家可归的地步；而犹太人的散居是因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故国家邦。华人出国多半是为了寻找经济出路，谋求生活的幸福或事业的发展，因此不是必然的，他们在出国和不出国之间有选择的自由；而且只要自己愿意，回国的大门总是敞开的。与此不同，犹太人的散居是迫不得已，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不论他们愿意与否，他们必须滞留外邦，没有回国的退路可走。与此相联系，早期侨居海外的华人大都出身贫寒，文化素质偏低。他们依靠餐馆服务和出卖体力谋生，社会地位不高，在政治、文化上少有突出成就。相比之下，散居犹太人中文化素质高的大有人在，他们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在寄居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可喜的是，近年来海外华人的成份大为改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英才辈出，可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与犹太人比肩。
二、犹太教和犹太人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与其文化融为一体。如果说中华民族和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血肉相联的话，那么，犹太民族的形成、发展、维系则一刻也离不开犹太教。
犹太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及其12个儿子（约公元前1800～1500年）。然而犹太人（当时称以色列人）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却是犹太教使然。约公元前1290年，摩西率领受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在西奈山领受上帝启示的“十诫”，重申并巩固了耶和华和以色列祖先订立的契约，明确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犹太人敬畏、热爱上帝，忠实执行上帝的律法，反过来，上帝让犹太人子孙繁多，保佑犹太人繁荣昌盛，等等。犹太人就这样成了“上帝的选民”。在这里，“上帝、托拉和犹太人”三者相互依赖，构成了犹太教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犹太教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犹太人都是犹太教徒，无一例外。外邦人(gentile)要成为犹太人，必须改信犹太教。这个现象直到现代大批世俗犹太人的出现才得以部分改变。现在的犹太人有两种：一是具有犹太血统，即犹太妇女所生的子女，这是犹太人的大多数；二是改信犹太教的人。由于犹太人反对基督教式的积极传教，所以后者为数不多。从另一方面看，犹太教又不仅是犹太人的宗教。就其目的而言，它是普世主义的，因为其目标是在未来的“弥赛亚时代”建立一个人类一体的千年王国。
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长达一千八百多年。作为少数民族，他们被包围在异国人群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饱受生活的艰辛、磨难和迫害。然而，他们却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保持着民族的同一性。这是一个人间奇迹，这个奇迹首先应归功于犹太教的凝聚作用。在那黑暗艰苦的岁月里，在苦难中挣扎的犹太人靠的就是犹太教这根精神支柱。不论身处那个国度，不论贫穷和富有，犹太人忘不了神圣的安息日。在每周五的夜晚，家家把盏欢宴，念祈文，唱赞歌，这时的犹太人就好像与上帝连在了一起，一周的疲劳和烦恼一扫而光，体力得到了恢复，精神得到了升华，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再一次得到了充溢。在犹太教堂里，人们祈祷颂经，重温“犹太选民”的神圣使命，同时也处理犹太人内部事务。他们在经文和圣歌中领略到了神圣，在社团和教友中间找到了归属和慰藉。
和犹太教相联系的圣日和节日是犹太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安息日、新年和赎罪日是最重要的圣日。七月一日是新年，也是犹太人根据教规自我省察的日子。新年十天后是赎罪日，这一天犹太人彻底斋戒，停止一切工作，到教堂祈求上帝宽恕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罪过。春天的逾越节是纪念和庆祝古代犹太人逃出埃及，得到自由和解放。七旬节纪念摩西在西奈山得到上帝启示的律法。住棚节纪念犹太人先辈在旷野艰苦转战40年。其他的节日如痛悼节、欢庆节、献身节等，也都有宗教意义。
如果说犹太教造就并改变着犹太人，那么，儒、道、佛三教则塑造和影响着历史上和当今的中国人。不过，中国的宗教与犹太教不同，因而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亦不相同。孔夫子讲天和天命，敬鬼神，所以儒学有宗教性。但是，孔子的天与天命的宗教思想和他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学相脱节，因而在实际生活中不易体现出其宗教性。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充其量是一种准宗教。奉行儒学的人珍视现实生活，但缺乏犹太人所具有的人生神圣感和对超验对象的精神追求。道家哲学主清净无为的个体主义，对个人修身养性多有裨益，但没有犹太教那种在信仰上帝这个前提下的入世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道教崇拜“三清”，属多神论，和犹太教的一神论殊异；道教的目的是长生久视，位列仙班，与犹太教的精神提升和未来拯救(redemption)相去甚远，因而亦缺乏对唯一对象的执著追求。佛教讲修道、觉悟、超脱，无神无鬼，与犹太教更是大异其趣。儒、道、佛三教相通互补，而且儒学居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讲仁义，尚礼仪，重情意，时而兼济天下，时而独善其身，生活中不认死理，刚柔相济，进退有度。因此，尽管中国人缺乏犹太人特有的执著，但比犹太人显得灵活宽容，易为他人所接受。
中国人的“散居”比犹太人短暂许多，但数代华侨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中国人的习性和品格，免于同化，亦属不易。这也是赖于中国文化之力，其中，儒学更是其精神支柱和纽带。这与犹太教对犹太人所起的作用可谓异曲同工。
三、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和犹太人的散居同时开始，可谓历史久远。
在中世纪的欧洲诸国，犹太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基督徒不屑与之为伍，就连居住区也受到限制。他们聚居在条件恶劣的“隔都”里，犹如城中之城，国中之国。基督徒不愿从事的商贩、放贷成了犹太人唯一可以选择的职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不仅靠信贷和商业发了财，而且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特长，直到现在仍然受益匪浅。犹太人在人格上也受到各种形式的侮辱。明显的例子是他们被迫佩戴特制的徽章，以便让人一眼就可识别他们是劣等的犹太人。这种现象不仅在中世纪存在，在二战前的德国和荷兰也是见怪不怪的。
在基督徒眼里，犹太人生来就有“劣根性”。因此，一旦有什么邪恶事情发生，犹太人总是难辞其咎。例如，有儿童被害时，人们就说是犹太人把他杀死的，他们用小孩的血做供逾越节食用的无酵饼。其实，根据犹太教义，犹太人是禁止食血的。黑死病流行时，人们说是犹太人在水井里放了毒药。1894年，法国上尉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突然遭到拘捕，罪名是德国间谍嫌疑犯，而他被怀疑通敌的理由只是他的犹太血统。后来的调查和审讯证明他是无辜的，可他已经在监狱里蹲了十年。
1096至1272年间，欧洲基督教各国多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口号是夺回被异教徒占据的圣城耶路撒冷。鲜为人知的是，身在欧洲的犹太人也多次惨遭十字军的毒手。骑士们说：异教徒就在身旁，无须劳神远征。1492年，西班牙犹太人被驱除出境，几年后葡萄牙如法炮制。结果是不少犹太人殉难，有的则被迫皈依了基督教。到了近代，西欧和东欧犹太人被袭击、杀戮的事件时有发生。二战期间，希特勒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夺走了约600万犹太人的生命。
反犹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都与宗教相关联。
根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述，耶稣基督是先被犹大出卖，后被罗马总督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罗马人杀死耶稣是迫于法利赛犹太人的强烈要求。这样一来，犹太人就成为杀死耶稣的真正元凶。对于基督教而言，再没有比杀死耶稣更大的罪恶了。耶稣的死是一个既成事实，因此，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恨永远无法消除。
犹太教和基督徒在教义上也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基督教奉耶稣为“弥赛亚”或救世主，犹太人则予以断然拒绝。对于犹太人来说，耶稣是犹太教的拉比和反对罗马统治的领袖，根本不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基督教的救世主是神，犹太教的弥赛亚则是凡人，是大卫的后代，拯救世人的国王。基督教认为救世主曾经降临人间，他为拯救人类而献身，将来还有第二次降临，行使末日审判。犹太教否认救世主业已降临，认为他的降临在遥远的世界末日。此外，基督教相信人有原罪，犹太教认为亚当和夏娃无罪，即使有罪也不能遗传。基督教主张“三位一体”，犹太人斥之为不合理性。基督教徒追求个人在天国里灵魂得救，犹太人希冀在“弥赛亚时代”建立一个人间的千年王国。可以想见，在那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犹太人固执己见，并与基督教抗争会招致何种后果。
犹太人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犹太男孩在出生后的第八天由专职人员割去阴茎包皮，借以表示犹太人是曾与上帝立约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是“割礼”。过去犹太人蓄须留发，平素戴小帽，穿长袍，保持着古老的传统。犹太人不吃无鳞、无鳍的水生动物。犹太教不准吃非正常死亡的动物，不准吃生肉，不准吃血，不准同餐食用牛羊肉与牛羊奶，不准吃牛羊腹膜下的油脂，不准吃牛羊蹄筋；割礼在异教徒看来是原始、野蛮行为；特殊的面貌和服饰被认为自命不凡；饮食禁忌更是不可思议、荒诞可笑。
总之，犹太人拥有特殊的宗教、特殊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因此，他们难以融入所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督徒也容不得他们。此外，犹太人长于经商、放贷，容易发财致富，这自然招致嫉妒；犹太人朴素节俭，有时近乎吝啬；有的犹太人轻诺食言，信誉不佳。这些都是基督徒所不齿和憎恨的，属于反犹主义的次要原因。
其实，海外华人的境遇和犹太人颇为相似。犹太人聚居在“隔都”里，华人则有唐人街、中国城。华人也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和不敬；直到现在，许多西方电影里的中国人依然和大烟馆、贫民窟联系在一起，是野蛮、粗暴、迷信等不文明现象的代表。如果说对犹太人的敌视和迫害是Anti-semitism，那么，对中国人的歧视亦可称为Anti-Chineseism，只是没有这个名词罢了。当然，西方对华人的歧视和敌对远没有对犹太人那么严重和残酷，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英语中才没有anti-Chin-eseism这个词吧？
四、卓越的成就
犹太人是一个为人类贡献了《圣经》的民族。没有《圣经》，就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完整意义的西方文明。
然而，犹太人对世界的贡献远不止于宗教文化，他们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成就更令世人瞩目。据说，在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中，犹太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这个数字足以使任何一个民族引以自豪和骄傲。不仅如此，犹太人造就和抚育了马克思、弗洛伊德、胡塞尔、科恩、卡西尔、柏格森、德理达、列维那斯、斯宾诺莎、迈蒙尼德等一大批举世公认的思想文化巨人；此外，犹太人善于经商理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相对弱小的民族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能不让世人刮目相看。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科学、哲学上的巨人多数是一些放弃了犹太教并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的犹太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只相信泛神论的上帝；马克思的父辈改信了基督教，而他本人则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斯宾诺莎因反对犹太传统而被开除教籍；迈蒙尼德虽然信仰犹太教，但他的思想中却充满了亚理斯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科恩主要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只是退休后才表现出对犹太宗教哲学的兴趣；胡塞尔、弗洛伊德等其他思想家也几无多少犹太教生活可言。也许可以说，这些世界级的大师都是先出其犹太传统之类，而后才拔其科学、文化之粹的。纯粹传统的犹太人成就不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
然而，在那么多随着理性、科学的发展而放弃了宗教传统的西方人中，为什么单单犹太人成功的比例最高？难道他们的成功与其犹太文明毫无关系吗？其实，这些非传统的甚至离经叛道的犹太人的巨大成功仍与其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理很简单，传统作为意识形态不是那个人随便说放弃就可以放弃，或者说被开除就能够开除的。一个犹太教徒可以放弃他对上帝的信仰，但他未必愿意或能够放弃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伦理道德以及另外许多隐而不显的东西。那些放弃不掉的成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的行为和生活，铸造着他的人格和事业。众所周知，斯宾诺莎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开除犹太教籍的。但是，这种惩罚并没有使这位受过良好的犹太传统教育的思想家断绝与传统的联系。其实，他对《圣经》的历史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并无意否认它存在的价值，反之，他希望人们认真研究《圣经》，真正读懂《圣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在晚年编写了《希伯来语法》，以期对人们研究《圣经》有所助益。在他的《伦理学》中，自因、永恒的上帝依然是世界的根源和人生鹄的；按照他那带有神秘色彩的“理智的爱”的概念，知神与爱神相得益彰，愈知神就愈爱神，因而亦愈幸福。在这里，中世纪迈蒙尼德以来的犹太传统得以彰显。斯宾诺莎简朴耐劳，恬静知足，安贫乐道，生活中不失犹太先哲风范。在其他科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这种和传统的关系也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见到，甚至在马克思这位彻底的无神论者那里也可窥见犹太传统的痕迹。他对理想的执著信仰不由使人联想到其祖先对上帝的矢志不渝；他的共产主义蓝图和犹太教中的“弥赛亚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
众所周知，犹太人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欧美国家名列前茅。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使然。在《阿伯特：犹太智慧书》中，教导犹太人刻苦学习，持之以恒，不耻下问，学用兼顾，寓乐于学的段落随处可见。例如，“学问，不进则退；不读经，毋宁死”（第1章，第13节），“耻于问者无以学，少耐心者无以教”（第2章，第5节）。当然，所学内容因时代而易。圣经时代和中世纪前，所谓学习就是研读《圣经》和《塔木德经》，正如中国古人学习四书五经一样。中世纪时期，犹太人除了读经外，开始重视世俗知识，尤其是医学。当时的许多知名犹太人都是医生。迈蒙尼德(1138-1204)在其《迷途指津》中明确规定逻辑、数学、天文、物理为学习神学的预备学科。近代以降，欧洲犹太人得到公民权，原有的和西方人的隔阂一度减弱，自觉学习西方文化和世俗学科蔚成风气，并延续至今。一言以蔽之，学经典、学科技、重教育乃是犹太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夫子提倡“学而不厌”，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一点和犹太传统完全一致。谁能说那些成功的犹太人与其代代相传的善于学习、重视教育的传统没有关系呢？
不拘泥于传统，乃至反叛传统，同时又离不开传统，受益于传统，乃是杰出犹太人成功的奥秘所在。固守传统，犹太人只有《圣经·旧约》和《塔木德经》，只有拉比和经典学问家；走出传统的犹太人则拥有了一片新天地，新思维，因而才有了新创举，成为世界级的大师和巨匠。另一方面，他们的成功又无不得益于他们或其父辈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传统的优秀成份，它们或者影响其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和作风，或者被消化吸收到新的体系中。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传统。中国和犹太人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传统。我们都置身于传统中，同时又面临传统以外的新天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举国上下发奋图强振兴中华的今天，看看犹太人，尤其是那些杰出的犹太人对待传统的态度，对我们自己当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