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粮食安全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7)01-0027-04
一、粮食安全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粮食安全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头等大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尽管农业产值和农业劳动力仅占 GDP和总劳动力不足5%的比重，但对粮食安全始终没有懈怠，在各自的农业政策中，都毫无例外地把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列为首要或重要目标。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为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全力以赴。
中国是农业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历朝历代都信奉“民以食为天”这一至理名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农业问题和粮食安全。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粮食，吃饭问题是中国第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指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中国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陈云同志也曾说过：“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江泽民同志则告诫全党同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不能说粮食已经过多了，吃不完了，农业已经过关了，不但九十年代不能说这个话，而且下个世纪的前50年，也不能说这个话”。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把粮食安全视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同志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对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度里，农业发展水平和粮食生产能力如何，始终对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解决好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二、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粮食安全的权威定义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其内涵有三，即供得够、送得到、买得起。“供得够”即粮源充足，包括本国生产的和外国生产的粮食，通常情况下，以本国生产的粮食为主，粮食自给率应达到 90-95%，才认为比较安全。“送得到”即能否稳定、及时、有效地把粮食运送到消费者手中，这就需要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流通设施，克服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在时间、空间、结构上的矛盾，要求粮食储备达到来年粮食消费量的17-18%，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小于3%。“买得起”即粮食消费者要有购买能力，因此，一国的人口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和收入水平构成的现实消费能力，同样是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一国的粮食安全由生产能力、流通能力和消费能力三大因素构成。影响粮食安全的诸多因素见图1。
图1 影响粮食安全的诸多因素
三、工业化、城市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工业化、城市化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国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有一定规律，需要相关行业支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道理已经为大家所熟知。
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50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主要问题》一书中，认为整个世界由“中心”的发达国家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中心是技术的创新和传播者，外围则是技术的模仿者和接受者；中心能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外围则受中心控制，只能顺应中心的经济而发展；中心处于主宰地位，外围则处于依附地位；中心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料、燃料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外围则生产和出口原料等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由于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不均，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及工农产品需求弹性不同，形成中心与外围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为改变这种趋势，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应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改变过去那种依附性的单一经济结构，发展多样化经济，实现工业化。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书中，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重心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结构转换。由于在二元结构中，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因此，转换的核心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随后拉尼斯和费景汉等人又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进行了补充，认为在农业部门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当然对二元结构有完全不同见解的人也大有人在。舒尔茨认为农业像工业一样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只要农业通过现代化改造，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关键是打破传统农业要素配置的低效率，向农业投入新的现代生产要素，对农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工业化需要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所生产的农业机械、化肥、燃料和电力，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大量地使用。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也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以轻工业生产的日常消费品与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工业）两方面的需要，又为国家（工业）积累了资金。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的发展都需要通过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来实现。在这里，毛泽东从发展工业出发，论述了工业与农业的产业联系。
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所以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工农产业协调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区位间、工农产业间合理配置。因此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并没有造成农业的衰退和农村的凋敝。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50多年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继续推进工业化仍然是未来几十年的主要任务。回顾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去的几十年我国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不能不承认，工业化、城市化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为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来实现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农地大量被侵占，环境严重被破坏，农业资金大量被占用，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被大大削弱，粮食安全隐患突现。我国的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牺牲农业、牺牲土地、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中隐含着农民工廉价劳动力。
不顾农业的承受能力和农民利益的过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是当今“三农”问题日趋严峻的制度政策性原因，也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直接诱因。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一国农业所以停滞不前，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扭曲与失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均表现出浓厚的工业偏向、城市偏向与市民偏向，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偏向，以及国民待遇中的市民偏向，这种政策偏差及其长期实施必然导致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等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越来越不利于“三农”发展，从而可能引发粮食安全问题。
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对耕地的大量占用，使粮食种植面积锐减，造成粮食总产下降。1986-1995年全国非农建设用地2963万亩，比韩国耕地总量还多，年均非农占地约300万亩。但在随后的7年（1996-2003年）里，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各种名目的占地、圈地风起云涌，这期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约1亿亩，年均减少耕地高达1300万亩，是前一时期（1986-1996年）的4.3倍。耕地的大量减少，加上农业结构调整中过多的压粮扩经，粮食种植面积锐减，粮食种植面积从1999年的16.97亿亩下降到2003年的14.91亿亩，粮食总产量则从1998年的5.14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 4.52亿吨，从而导致2003年冬2004年春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其次表现为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吸引，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和弱质化，造成粮食单产不高。较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加上效率不高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影响农业的科技进步，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长期徘徊不前。再次表现为对资金的大量吸纳，使本来就短缺的农业资金更为紧张，从而极大影响农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国家的投资主要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靠乡村筹资、农民投劳来完成。上世纪80-90年代，在乡镇企业发展地区，农田水利建设靠以工补贴、以工建农维持。现在的情况是集体经济削弱，靠不上，农民劳动积累和义务工靠一事一议解决，很困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成了无米之炊。现有的水利设施都是 20多年前“毛主席的老本”。由于原有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大降低了防洪抗灾能力。水利设施的老化常在插秧季节因供水不及时而延误农时，造成减产。最后表现在粮食消费能力的增强，工业化、城市化使越来越多农民离开农业进入城市，增加了粮食的商品需求；工业化、城市化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从而提高了粮食消费水平。如果粮食生产供给没有相应的提高，就会出现粮食市场的供不应求，发生粮食安全问题。我国1959-1962年的三年困难便是典型一例，造成的原因，历来认为是天灾人祸，实事求是来看应该是人祸天灾。这几年里，一方面是大跃进、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等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是浮夸风虚报产量、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加上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了不少人。吸取教训才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重要认识。事实证明“欲速则不达”，工业化必须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100多年前美国在工业化时期制造业所达到的国际地位相比，我国目前离成为真正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必须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
四、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构想
工业化、城市化是强国富民的根本出路，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是各国政府和人民努力的方向。工业化、城市化的趋势只能顺应，不可抗拒。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消极影响并非不能避免。下面就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构想提几点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城乡统筹，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中，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是发展，离开了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但发展必须科学，以保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就是纠正过去发展中的片面性，例如纠正片面追求工业增长和城市建设，而忽视农业基础的稳固和农村的繁荣。所谓“协调”就是纠正过去发展中的失调现象，实现工农产业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地区平衡发展、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注重发展中的矛盾，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所谓“可持续”就是纠正过去发展中片面追求当代人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下代人的长远利益的发展倾向，使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由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所决定，农业基础薄弱、粮食生产和供应能力不足，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粮食安全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的瓶颈，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2.减少耕地流失，为粮食生产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首先要制定科学的城镇发展战略，节约耕地。我国传统的城市发展战略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1998年全国共有建制镇19216个，镇区的人口为1.7亿，平均每个小城镇不足1万人，难以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吸纳更多的人口，出现了农民不愿进入小城镇的现象，造成不必要的土地浪费。考虑到土地资源的短缺，从土地集约利用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化应适当扩大城市规模，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同时，因地制宜、有效发展小城镇。对受大中城市经济辐射强的，各种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有产业支撑并对居民有极强吸引力的小城镇应鼓励加快发展。其次要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杜绝乱占耕地。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将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加强保护，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在耕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管理，监督、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坚决制止乱批、乱占耕地，清理开发区建设用地，杜绝再次出现“圈地运动”。控制城乡居民建房用地标准。
3.增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力度，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首先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构建粮食产销区的利益平衡机制，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粮食安全最可能发生在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粮食主销区，而主产区粮食自给有余不存在粮食安全（数量安全），主销区粮食自给不足，才有粮食安全问题。为确保主销区的粮食安全，主销区应该付出粮食安全成本。种粮的农民有粮食吃，不存在粮食安全，而消费者不种粮食，存在粮食安全风险，为确保吃得到粮食也应该承担粮食安全成本。众所周知，粮食安全表面看是粮食供不应求所致，实质是种粮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所致。为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效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存在粮食安全隐患的主销区的政府和消费者应该提供主产区政府和农民额外补偿，即主销区应该为粮食安全买单。在粮食产销区协作中应该充分体现这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利益机制。这种利益补偿机制在国际合作中早有成功经验。上个世纪60年代初欧共体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初衷之一，就是解决战后欧洲各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其实质是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的德国、荷兰等国出钱支持法国、意大利等产粮国加强粮食生产，以保证德国、荷兰的粮食供给。直到目前，这种补偿机制仍在实施。国与国之间能办到的事，国内各省各市应该更容易做好。其次要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迅速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防止粮食产量大幅波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当前特别要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不能再“抓大放小”。要建立一个长效的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投资机制，明确各级财政对小型水利建设投资的比例。此外要加大对大型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加强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投资。
4.控制人口增长，缓解粮食供求矛盾。上个世纪 80年代，我国政府面对国土资源相对贫乏和人口增速急剧增长的现实，不得不在这一代人的再生产权和下一代人的生存权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2.7%，下降到目前的1.1%左右，加上粮食产量的增加，粮食供求矛盾得以缓解。如果能保持这种低增长率，到2030年我国人口能控制在16亿，每年仍有1000万净增人口，而耕地仍以每年300万亩的速度在减少，中国的人地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粮食安全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要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特别在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制止超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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