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李强解读社会分层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衍生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家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著名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李强教授，您长期做社会结构研究，这种研究的意义何在呢？
李强：回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所谓分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也就是说从人们社会地位垂直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而改革的本质也是关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变迁，因此，这里研究的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记者：您在过去的研究中提出，改革以来，诸如户籍制等身份分层发生了重大变迁，那么，近来这方面又有什么新的变迁或矛盾吗？
李强：身份制度毕竟在我国奉行了几十年，其变迁也会遇到重重阻碍。在世纪之交，身份制的变迁也触发和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比较突出的是作为“社会惯性”运行的户籍体制与新的社会群体关系之间的矛盾。其表现突出反映为3个方面。
第一，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更为扩大。改革以后，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从改革前的2.8倍降到2.2至2.3倍。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就已有复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至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至3.4倍。到了90年代末、新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当其冲的原因还是僵化的户籍体制，即由于农民虽然可以外出，但不能实现永久迁移，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下，资本大量朝向利润率高的城市地区集中，农村日趋凋敝，而农村的永久居民——农民当然成为利益受损者。
我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变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即我们不得不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做出较大调整。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即当工业化实现时，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而我国近20年来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滞留于农村的巨大的农民群体。此外，多数发达国家曾经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化，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速度快、运作较急，所以遇到的城乡转化矛盾就更为突出。
第二，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近来，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要求给予企业经营所在城市的正式户籍等等。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做出反应，公安部提出，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当地需要，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例如，上海、广州推出“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口取得当地蓝印户籍后，符合在该地生活、工作一定期限就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籍。北京市人事部门也对于流入人才的户籍管理做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调整。石家庄、宁波等城市甚至推出全面放开准入标准的户籍改革。
第三，残存的户籍身份利益所引发的矛盾有所激化。与20年前相比，今日中国户籍身份的利益范围已经大大收缩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残存的领域。最为突出的就是各地区不一致的高考分数线和录取比率。2001年，这方面的利益冲突显得尤为激烈。在春季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考分数线的户籍差异问题已经作为两会提案正式登场。在讨论中，不少人指出，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各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一些省份比另一些省份分数线高出200分以上。一些人抨击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高考分数线的户籍特权和户籍歧视。他们主张全国型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我认为，此种讨论会成为身份分层进一步解体的催化剂。
记者：您提出的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观点，能否解释一下这种区分的意义何在？
李强：我认为，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的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
所以，应该分清改革以前和以后社会分层内容的重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政治不平等和政治歧视均比较严重。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差别缩小了，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差别明显扩大，因此，取代政治不平等的是经济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
理解政治分层的意义和补偿作用，不仅可以解释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容忍度，而且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手段，调整社会地位，缓和社会矛盾。
记者：您曾经使用“社会中心群体”与“社会边缘群体”分析中国社会，近来这两个群体的关系又有什么变化吗？
李强：近来，在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关系上，中心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特征显得愈来愈突出，无论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比较，还是用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用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比较，都会发现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的差距日益扩大。这种现象与80年代形成强烈反差，80年代，曾经出现过下级部门比上级部门有钱、小城市聚财相对而言比大城市容易、农民比工人更有生财之道。虽然，当时边缘群体占有资源的现象也很不合理，但是，现在完全反过来，边缘群体利益严重受损，农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甚至农村凋敝，也是颇为严峻的问题。所以，在现阶段，反过来也应特别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受损的情况，要特别突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建立能够覆盖社会边缘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制。
记者：您还使用过“四个利益群体”的模式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如果仍然运用四个利益群体的分析范式，如何评价新近的变化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趋势呢？
李强：是的，我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以中国加入WTO为例，分析一下各群体利益格局的新变化。首先，随着国际上的一些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互相挖人才的人才大战竞争中，会引起一部分高水平管理者和专业技术者的薪金水平脱颖而出，与国际薪金水平看齐，这样会扩大少数特殊获益者群体与多数职工薪金的差距。
其次，正规劳动力市场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鸿沟会更为明显。WTO强调的是经营管理的国际标准，而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才有能力向国际标准看齐，在诸如劳动法、劳动条件等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乡镇企业都远远不具备基本条件。因此，我国的多数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只能作为非正规就业市场。所以，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正规劳动力市场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会比较突出。
再次，就业与失业指标会成为区分中下层群体与底层群体之间的分水岭。目前有迹象显示，我国由前一阶段的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失业、下岗队伍，其构成发生变化。由于就业机会的相对短缺，中青年人的失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最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进入底层群体的概率变得更高。在上述正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化的情况下，流入城市的农民，几乎全体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处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队伍里。即使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他们也不占有优势，就业的激烈竞争，会造成城市中人数更多的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
记者：您曾经使用精英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高能量群体进行分析，请您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精英”？
李强：所谓“精英”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社会中的有杰出才能者。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是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于全社会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英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人物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这可能是因为自秦以来的2000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政府具有超强的管理功能，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深厚根基的精英文化所致。
记者：您对于精英群体的研究关注在什么问题上呢？
李强：我认为，任何社会的精英群体都要解决3个基本问题，这就是精英配置、精英循环与精英互换的问题。
记者：请您解释一下，“精英配置”等都是什么意思？
李强：所谓“精英配置”，是指社会不同类型精英群体的比例关系。任何社会都有三种基本的精英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三种精英的数量比例需要有一定的配置，三种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治精英群体过于强大，相比较之下，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就显得十分弱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精英群体充斥于市，而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鲜有所闻。改革以来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始突出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作用，比如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召开了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提高技术精英的社会地位。改革以来也比较强调培育企业家——经济精英的队伍。长期以来，由于政企不分的体制，使得我国的经济精英只能隐藏在政治精英的队伍里面，或者说政治精英完全取代了经济精英。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积极推进政企脱钩的改革，一部分经济精英开始离开政府的卵翼。此外，在10余年的市场演变中，多种经济成分的体制也开始造就了国营企业董事长、经理、民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企业承包人、外企高级雇员等一批经济精英人物。90年代末，政府精简机构，也迫使一批过去的政治精英不得不转入经济精英的队伍。经济精英队伍的扩大，显然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精英队伍的，一部分转入经济精英的干部，由于不擅长企业经营，使得企业走向衰败，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就遇到了精英循环的问题。
所谓“精英循环”是指精英群体的继承问题，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说，精英群体要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这就遇到了现有的精英集团与未来的精英集团的关系。居于社会高层的现有精英集团总是试图将自己熟悉的人输送到精英集团，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继续维持在精英集团以内。但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很难垄断精英的地位。于是，统治集团就要采取一种公平的方式，既使得精英集团的循环得以顺利进行，也使得自己的子女能够比较容易进入该集团。这就是考试、文凭、公开招聘、专家投票、选举、公开招标、竞标的体制。从形式上看，考试、公开招标、竞标、选举是公平的，评价指标是客观的。当然，由于原有的精英集团的子女在文化上、社会关系上占有优势，所以，考试、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原有的精英集团的子女进入到精英集团的比例会稍高一些。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10余年中，曾经废除了“高考”的制度，结果，传统的干部、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无法得到循环。于是精英循环采取了“超常态”的做法，比如，很多人以“造反派”的方式进入政治精英队伍。所以，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就积极主张恢复高考，从而使得中国的精英循环走入正轨。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技术精英的循环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体制。20年来，学位制度的恢复建立，多系列技术职称的审核、评审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技术精英的循环机制比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当然，当前的假文凭、买卖文凭、混取博士等头衔以及“教授”、“博导”漫天飞的现象，也证明技术精英循环还存在不少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精英的循环也开始纳入正轨。企业在市场中的成败，正在逐步成为经济精英循环的惟一标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企业家队伍正在成长起来。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年的调查，我国企业经营负责人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仅占17.5%，大专学历的占41.2%，大学本科学历的占28.7%，硕士博士研究生和研究生学历的占12.6%，他们所学专业为经济管理和MBA的占84.2%。所以，我国经济精英素质水平的提高也是十分明显的。
预计，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精英的竞争机制和循环体制将更趋完善，我国会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高水平的企业家，当然，与此同时，一些低水平的经营者会被淘汰出企业家和经济精英的队伍。
近年来，中国选择干部的体制也有很大改革，比如，强调了文凭、学历等因素，差额选举的方式也被频繁采用，使得中国政治精英集团循环的体制有了很大进步。
记者：您所讲的“精英互换”是什么意思？
李强：所谓“精英互换”，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之间的流动。前述的政企脱钩、政府精简机构等改革，推动较多的政治干部转变为企业家，就是典型的精英互换。如前所述，精英是社会中的杰出人才，因此，精英互换是有其道理的。从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看，精英互换的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精英互换并不普遍，一方面由于精英之间缺少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精英消失殆尽，政治精英高度膨胀，因此也缺少精英互换的基础。当然，我国由技术精英转入政治精英还是有不少事例的，但是，由政治精英转入技术精英的现象却比较少见。然而，在国际上政治精英转入技术精英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比如，基辛格卸任后到大学去教书就是典型的事例。在我国，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转入经济精英的现象被称为“下海”，人们对于此种转换似乎还有些心理障碍。我认为，精英互换会有利于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社会团结。当然，不是任何精英都可以互换的，互换的精英总需具备一定条件。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多年来总是强调壮大社会中间层的重要性，为什么呢？
李强：对于社会中间阶层，我始终认为，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记者：那么，中国社会中间层的现状如何呢？
李强：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以中间层严重欠缺为特征的，换言之，中国仍然是一种底层大、中间层小的“金字塔型”结构，而不是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
我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它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密切相关。由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然是农民群体，如上文所述，由于在市场竞争中，资本在利润率的驱动下，大量向城市集中，这样，不能够成为城市社区常住人口的农民，自然就不能够分享资本聚集区域的各项优厚条件，而只能处在“金字塔”的下层。
第二，以往的研究曾证明，中国城市中的中间阶层处在一个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阶段。我认为，从相对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也有人称之为“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无论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非国营企业的劳动群体相比，国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优势。问题是，改革以来，尤其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职工队伍出现了明显的衰落。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衰落，国企职工聚集的重工业、制造业是目前失业下岗的重灾区；其次是体制的衰落，国企的体制僵化，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最后是国企职工自身的不利条件，由于技术更新，他们原有的技术大多已经过时，而由于年龄原因，他们又很难学会新的技术。迄今为止，传统的中间层的国企职工成为城市失业、下岗、离岗、内退等等大军的主体。所以，传统的中间层大大缩小，而新的中间层力量还比较弱小。
记者：那么，谁是中国的新中间层呢？
李强：以往的研究曾证明，中国大城市中正在出现一个新生的“新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龄在25-30岁左右，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等领域，收入较高，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新崛起的一代人实际上是一种标志，它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
记者：有了“新中间层”，是否就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很快会出现中间层为主体的“纺锤型”结构了呢？
李强：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作为新生代的新中间阶层，还主要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即使在大城市里面该群体人数比例也不大，更何况在全国的比例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我的博士生在新近全国型调研数据中试图寻找作为新生代的新中间阶层，结果发现在调研的样本中数量不多，甚至难以做更细的分类解释。另外，近来的数据也显示，城市中数量不多的中间阶层也在产生分化，即中间阶层的上层与普通白领职员的分化，而真正能够纳入上层白领层的人数是很少的。
所以，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长期短缺，使得“社会紧张”在一段时期内还难以消除。为此，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社会中间阶层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完成具有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任务，解决农业人口转向现代产业的最终变革；通过职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使得多数人成为职业身份上的中间层，从而避免了金字塔形的职业结构；通过普及高等教育使得多数人有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中上层；通过严格的税收调节缓解贫富分化；建立能够覆盖社会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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