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1]2016年在《新HSK六级选句填空任务构念效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选句填空题型是新HSK(六级)阅读理解部分新增的题型。本研究以选句填空任务的构念效度为旨归,从认知加工视角出发,采用传统内省法与眼动追踪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考生答题过程的研究,为成绩解释提供理据。研究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采用有声思维与即刻回述相结合的内省法研究设计,通过收集分析9名不同水平汉语学习者完成4篇真题的实时口头报告,推测答题所需认知加工层次和类型以及所需能力,界定任务构念；第二部分采用眼动追踪与刺激性回忆相结合的实验设计,通过收集分析高低水平各22名马来西亚汉语学习者完成2篇不同选项数量选句填空试题的眼动追踪数据、答题结果及刺激性回忆报告等材料,验证和完善所界定的构念,考察语言水平、任务特征对构念效度的影响。第一部分研究通过答题过程特点的分析,从行为主义和潜在能力两个视角界定了选句填空任务的构念：应试者需在小句理解基础上厘清全文主旨脉络,并对关键语句间的逻辑关系和修辞结构关系进行推理；应试者需具备熟练的低层语言加工技能,良好的结构核心敏感度以及根据需要合理设定连贯标准的能力。同时对构念进行了操作化定义。第二部分研究通过对实时和延时口头报告中答题信息来源层次和推理类型的分析,验证了行为主义视角的构念界定；通过对眼动追踪数据与答题效率相关性的分析,部分验证了潜在能力视角的构念界定,从总体上为选句填空任务构念提供了理据支持。同时研究发现一定数量对效度存在威胁的实例,从中分析出部分限制成绩解释的任务特征。此外,研究发现选句填空对不同语言水平的受试测量能力存在差异,高水平组答题成绩差异更倾向于反映结构核心敏感度等与语篇理解能力相关的差异,而低水平组差异则更大程度上是低层加工能力的反映。通过添加干扰项,总体上可以有效降低匹配等构念无关加工的发生,但提高高层理解能力区分度的预期只在高水平组中得到了验证。研究结果为选句填空题型提供了效度论证理据,对该题型在试题设计与教学实践上提供了参考；研究过程中对理论框架与验证手段的探索还可推广应用于新HSK后续的构念效度研究中,完善HSK效度论证链条。
曹宇[2]2016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搭配表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主要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系统中搭配的表征方式。在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二语中存在两种语言系统。一种是符合英语本族语者使用规范的目标语系统,另一种是正在向目标语发展的中介语系统。本研究首先考察不同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目标语和中介语中搭配的表征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目标语搭配过程中形成中介语搭配的原因。为探讨以上问题,本研究设计了叁项实验,回答以下叁个研究问题：1)高、低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以何种方式表征目标语搭配；2)高、低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以何种方式表征中介语搭配；3)汉语词汇语义是否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形成中介语搭配的原因。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设计了叁项实验。实验一采用自定步速阅读任务和听觉搭配成分词判断任务,考察不同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目标语搭配的表征方式。实验二采用自定步速阅读任务和搭配可接受度判断任务,考察不同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搭配的表征方式。实验叁采用跨语言启动条件下的搭配语义判断任务,考察汉语词汇语义是否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形成中介语搭配的原因。结果显示：1)高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以整体性方式表征目标语和中介语搭配；2)低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以分析性方式表征目标语搭配,但以整体性方式表征中介语搭配；3)变异启动词对不同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目标语搭配在线加工均产生了显着的启动效应。实验结果说明：1)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目标语搭配表征是逐步建立的；2)中介语搭配也具有心理表征,而且低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搭配较目标语搭配更具整体性。同时,中介语搭配的心理表征不会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消除；3)中国英语学习者加工目标语搭配时激活了汉语词汇语义。学习者的一语可能影响其目标语搭配的习得过程。汉语词汇语义可能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目标语搭配过程中形成中介语搭配的原因。
史蕾[3]2007年在《怀旧治疗对机构养老老年人抑郁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文中认为背景抑郁是老年期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严重危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导致老年人躯体功能下降、已有的躯体疾病恶化、残疾的危险性增高、晚年生活质量下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年抑郁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如何及时的预防、干预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发生，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群体生活质量，已成为社会和医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怀旧治疗是一种简便易行、经济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有助于协助老年人从鲜活的往事中找回自我，维持自我概念，改善认知功能，减轻忧虑及混乱的状态，提高自尊心，增强自主性及对生活的满意度。白Butler提出怀旧治疗的设想以来，国外研究者已进行了多项有关怀旧治疗对于改善老年人认知、情绪、自尊等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来怀旧治疗对缓解老年人抑郁的作用效果更多的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同时，怀旧治疗也被广泛的运用到老年护理机构中，其效果受到肯定。目前国内对老年抑郁的识别与干预方面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尚未见到有关怀旧治疗运用于老年抑郁的研究报道。同时干预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家庭、社区及医院中的老人，很少有研究对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抑郁症状进行筛查并给予心理干预。然而，随着社会老龄化水平的加快，“空巢”老人家庭的不断增多，老年人照顾需求增加与家庭照顾资源稀缺之问的矛盾日趋突出，养老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是全社会所有老人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生理及心理健康更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本研究尝试将研究对象选择在机构养老环境下的老年人中，首先选择流行病学现况调查的方法，运用老年抑郁量表(GDS)、社会支持量表(SSRS)以及自行编制的社会人口资料调查表对养老机构中老人抑郁症状进行调查，分析养老机构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情况、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状况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外怀旧治疗的现有研究经验，广泛征求心理学专家及护理学专家意见，尝试制定适合我国社会文化背景的怀旧治疗干预内容和实施方案，并运用怀旧治疗对有轻中度抑郁症状且无认知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了心理干预试验研究，实施治疗过程中，进行认真的访谈记录，深入分析访谈内容，通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的阐述怀旧治疗对缓解机构养老老人抑郁症状、改善生活质量的效果。为进一步的应用研究提供基础，同时为护理机构制定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干预和心理护理模式，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提供一定参考依据。目的通过调查养老机构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情况，分析影响养老机构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因素，并探讨怀旧治疗对缓解养老机构中老年人抑郁症状、改善生活质量的效果。对象与方法第一部分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研究的方法，对广州某省级养老院老年抑郁状况进行现况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调查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以性别及年龄分层，抽取年龄≥60岁且无严重认知、听力障碍、躯体疾病及精神障碍的老人410名进行调查，最终顺利访谈并成功记录有效问卷379份，问卷有效率为92.43％。其中男性132名(34.83％)、女247名(65.17％)，年龄60—102岁，平均80.51±7.36岁。使用的调查问卷包括：自编社会人口资料调查表、老年抑郁量表(GDS)中文版、简易精神状态筛查表(MMSE)以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以SPSS11.5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录入、统计与分析。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等，检验水准α=0.05。第二部分在现况调查的研究基础上，运用怀旧治疗对符合入选标准的研究对象进行完全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探讨怀旧治疗对减轻机构养老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增加抑郁缓解率，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效果。本研究对象选择在常住广州市某省级养老院中有轻中度抑郁情绪的老人，经本次研究的纳入与排除标准再次筛选后，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80名老人作为研究对象，随机的分为两组，干预组和对照组各40人。对照组正常生活，干预组接受为期六周，连续八次的怀旧治疗，其中最初两周每周干预两次，之后四周每周一次，每次干预持续时间为30—45分钟。分别在干预前及干预后两个时间点，以心理测评量表：老年抑郁量表(GDS)中文版、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中文版进行测评，以比较治疗效果。在治疗进行过程中，进行认真的访谈记录，深入分析访谈内容，进行针对个案的定性研究，并将定量研究的结果与定性研究的结果结合进行分析。以SPSS11.5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录入、统计与分析。使用的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t检验、协方差分析等，检验水准α=0.05。结果1、养老机构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379名被试老人中，有146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GDS≥11分)，总发生率为38.52％，其中轻度抑郁者116人，占总体被试老人的30.61％，中重度抑郁者30人，占总体被试老人的7.91％。GDS平均分为9.88±6.63，显着高于国内贾守梅等报道的621名社区老人GDS的平均分6.42±5.13(t=10.17，P＜0.001)。2、社会人口学因素对老年抑郁症状的发生有一定影响，职业、受教育程度对抑郁的影响显着，农民组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其它职业组，差异有显着性(X~2=9.651，P=0.022)。文盲组抑郁症状的发生率高于非文盲组，差异有显着性(X~2=10.748，P=0.001)。此外，入住养老院时间短以及无任何兴趣爱好者抑郁症状的发生率高，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各组间的抑郁发生率的差异在本研究中未见有统计学意义。3、老年人对于自我状况的主观评价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状态，自评生活自理能力、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以及生活满意度较好的老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显着低于自评结果较差的老人，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社会支持的总分显着低于国内常模34.56±3.73(t=18.14，P＜0.001)。有抑郁症状的老人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叁方面得分显着低于无抑郁症状的老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客观支持得分方面两组比较差异无显着性，(t=0.795，p=0.427)。5、运用怀旧治疗进行干预后，干预组GDS分值相对于干预前有显着下降，经t检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764，P＜0.001)。对照组GDS分值在六周后虽也有所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79，P=0.123)。经协方差分析，干预组与对照组的GDS分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220，P=0.001)。经过六周的怀旧治疗，干预组的老人抑郁症状缓解程度显着高于对照组的老人，(X~2=5.674，P=0.017)。6、经过六周的怀旧治疗，干预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相对于干预前都有所升高，t检验表明在一般健康状况(GH)、情感职能(RE)以及精神健康(MH)叁个维度的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在正常生活(未接受怀旧治疗)六周后，健康调查问卷(SF-36)测得除生理机能以外的各维度比六周前略有升高，但经t检验，各个维度干预前后的分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各个维度均分的比较中，经协方差分析，在一般健康状况(GH)、情感职能(RE)以及精神健康(MH)叁个维度上，干预组的分数显着高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抑郁是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是全社会所有老人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需求，根据老人心理健康的特点，在老年照护中给予其必要的心理和社会支持，是当前提高和完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中值得重视的问题。2、社会人口学因素对老年抑郁症状的发生有一定影响，职业、受教育程度对老年抑郁的影响明显。自评生活自理能力、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以及生活满意度较好的老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显着低于自评结果较差的老人。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并不好，没有享受到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支持，应引起社会的关注。3、在养老机构中实施怀旧治疗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缓解抑郁发生率，提高老年人群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及晚年生活质量，对促进社会的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4、怀旧治疗的实施方案应根据现实环境并结合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等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实施怀旧治疗过程中应遵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逐步引导的原则，注意各种技巧(如关怀性聆听、正向回馈、接纳、经验分享等)的引用，及时发现老人情感的变化，疏导因不良经历引起的负性情绪，合理应用引导物，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怀旧治疗方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具有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适合于在养老机构中由健康保健员及护理人员推广实施。
赵萱[4]2012年在《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混班就读外籍学生的教育图景》文中认为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徙与教育国际化进程,校园中师生文化背景的差异对实际的教学和管理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国际教室”在纽约、巴黎等国外大都市已是随处可见,学校的育人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学会生存,更要学会共存。人口迁移令上海新移民教育成为关注焦点,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部署则直接催生了上海基础教育国际化。2010年在沪外国常住人口达到了162481人,同为上海建设者,这一群体亟需的后勤保障则是解决子女的就学问题,尽管上海不乏国际学校、国际部等专门的外籍子女学校,但是仍有不少家长出于对国内扎实基础教育的青睐,而争相将外籍子女送至本地中小学校就读。在基础教育国际化背景之下,这群在上海本地学校参与混班就读的外籍中、小学生,他们在校园里的跨文化适应、沟通、融入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进入我的视阈则是缘于2008年岁末一次偶然的际遇,在观看一所高中学校的新年晚会时,结识了作为导引员的李惠敏同学,颇为投缘而一直保持联络,但是直到大半年后再去这所学校,才偶然从校办主任口中得知,这原来是位韩国女生,令我颇为诧异的是这么久以来,我却从来没有感觉她身上有一种“异国学生”的气质,浑然将她视为一位普通的高中女生,由此,好奇心驱使着我走进学校,参与和观察这个“特殊群体”的教育生活,了解和聆听教师、中国同学、教育管理人员等相关群体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回应,转眼叁年有余,从繁冗、详实的资料堆、访谈录中集结此文,虽未逃脱言不及义之嫌,仍尽力以上海为样本,描绘一幅基础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外籍学生混班就读的教育图景,其中论文主体部分共有七章：第一章：写作背景与研究意义。作为历史趋势的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在国内、美、英、日、台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略述与发展现状；以UNESC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探索在教育中融入文化多样性与世界和平共存理念,中小学应对以学会共存为教育目标的挑战；作为时代背景的上海未来的建设需要基础教育的扶持；美、日、韩等国的外籍子女教育,香港的非华语学生教育,台湾中小学的外国学生教育政策与现状对于本研究均有参考价值。第二章：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教育形式和概念的辨析,呈现本文研究对象由于其特殊性而游离在现有定义之外；国内外跨文化适应、跨文化敏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本文中颇具借鉴价值；并且本文对国内已有的、对于外籍中小学生教育研究的文献做梳理。第叁章：研究方案。阐释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案,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第四章：宏观领域：上海市外籍人员子女教育研究。上海市外籍人员子女教育发展的历史简述和政策分析,上海中小学接受外籍学生参与混班就读的现状描述以及针对上海当地极富代表性的7所学校展开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中观视域：师生文化适应与跨文化敏感的实证研究。外籍中小学生的文化适应始徘徊在游离与融合之间,本地师生则对此呈现出不同的跨文化敏感程度。第六章：微观场域：学校中相关利益群体的声音与回归教育本身的思考。外籍学生和家长的过高心理预期常常会带来落差与不适,不同国籍的家长有着不同的教育需求；本地学生、家长的矛盾情绪集中在教育资源配置与自身发展这一问题上；而外籍生主管、班主任、任课教师则从各自经历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第七章：回溯与展望。理性思考外籍学生参与混班就读这一独特的教育现象与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外籍学生参与混班就读的程度理应成为衡量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并成为其指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入解读上海基础教育国际化现状,稳步推进这一进程需培养国际化的师资,尝试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中小学教师跨文化培训,致力于建构针对参与混班就读的外籍学生辅助体系协助其融入当地教育环境。
巫文胜[5]2009年在《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哑巴英语”(Dumb English)一直困扰着广大中国英语学习者,成为中国人学英语的最大瓶颈,认识并解决“哑巴英语”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界的当务之急。“哑巴英语”很大程度上是英语口语焦虑的表现。因此,对英语口语焦虑形成机制的揭示,是认识和解决“哑巴英语”问题的关键。本研究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自我图式的角度出发,探讨外语口语焦虑者自我图式结构、类型、分布特征、发展特点和认知加工特点,以期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们诊断各类口语焦虑者提供准确可靠的测查工具,为他们深入认识外语口语焦虑的形成和持续的内部机制,从而为后期的有效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本研究的实证部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围绕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的结构、类型、分布状况及其发展特点展开。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是一个包括低自我效能感、低自尊、回避行为倾向、低主动行为倾向、口语焦虑和担心负性评价等六个维度的自我知识结构。以前期编制的问卷为工具对大学生进行测查,通过快速聚类分析,将大学生外语口语学习群体归为五类:低口语焦虑(主动型)者、低口语焦虑(回避型)者、中等口语焦虑者、高口语焦虑(主动型)者、高口语焦虑(回避型)者.以前期快速聚类分析的结果,发现大学生外语口语学习群体具有以下分布特征:(1)从各类FLSAS的总体分布上看,高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者为大学生外语口语学习者的主体,占总体的54.63%.(2)各类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分布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其中在低口语焦虑(主动型)者和中等口语焦虑者中女生人数显着多于男生,而在低口语焦虑(回避型)者和高口语焦虑(主动型)者中男生显着多于女生,这反映出女生整体上持更为积极的外语口语自我图式。(3)各类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分布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其中,大叁学生在低口语焦虑(主动型)者的人数分布上显着多于大二学生,在高口语焦虑(主动型)者的人数分布上也多于大一和大二学生,而在低口语焦虑(回避型)者的人数分布上少于大一和大二学生,这总体上反映出大叁学生的外语口语自我图式相比大一和大二学生而言更为积极,而大二学生的外语口语自我图式最为消极。(4)各类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分布存在显着的学校类型差异。其中,市重点院校在低口语焦虑(主动型)者和中等焦虑者的人数分布上显着多于211重点院校和一般院校,在低口语焦虑(回避型)者的人数分布上显着少于上述两类学校;211重点院校在高口语焦虑(主动型)者的人数分布上显着多于其他两类学校;一般院校高口语焦虑(回避型)者人数分布上则显着多于其他两类学校。总体上这反映出市重点院校学生的外语口语自我图式在叁类学校中最为积极,而一般院校学生的外语口语自我图式则最为消极。以前期编制的问卷为工具对大学生进行测查,发现大学生的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具有以下其特点:(1)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整体为负性偏向,主要表现为消极的认知与行为倾向,以及焦虑情绪体验。(2)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具有性别差异.在低自我效能感、回避行为倾向、低主动行为倾向等维度上,男生得分显着高于女生,在口语焦虑维度上,女生显着高于男生。这反映了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结构特点的性别特征,即男生在认知和行为倾向上比女生更消极,而女生在口语焦虑情绪体验上更强烈.(3)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具有年级差异。在低自我效能感、回避行为倾向、低自尊、低主动行为倾向等维度上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而在担心负性评价维度,不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总体上表明,二年级学生的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比其他年级学生更具偏消极,但口语焦虑感上,叁年级学生最高。(4)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具有学校类型差异。在低自我效能感、回避行为倾向、低主动行为倾向等维度上,存在显着的学校差异,而在低自尊、担心负性评价维度,不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总体上,市属一般院校大学生的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最为消极,依次为211重点院校学生,市属重点院校学生.(5)性别和年级在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的回避行为倾向、口语焦虑维度上具有显着交互作用;性别、年级和学校在担心负性评价维度上交互作用显着.第二部分主要探讨高外语口语焦虑者对外语口语相关信息的加工偏向特点。这部分由叁个实验研究系列组成:实验一包括高外语口语焦虑者的前注意偏向研究和注意偏向研究,以探讨高外语口语焦虑者对口语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特点。结果表明:高外语口语焦虑者对于口语情境词具有前注意偏向,但对其他各类词没有产生注意偏向,部分支持了注意偏向的警觉说.实验二为高外语口语焦虑者的判断和解释偏向研究,以探讨高外语口语焦虑者对口语相关刺激的推理特点。结果表明:(1)高口语焦虑者对口语情境事件具有显着的负性判断偏向,且具有外语口语情境特定性,表现为与低外语口语焦虑者相比,判断各类口语事件的强烈口语负性事件的出现概率更高,后果更严重,主观威胁性更强。(2)高口语焦虑者对口语情境事件具有积极解释偏向缺失,且表现为外语口语情境特定性,表现为相比低口语焦虑者,高口语焦虑者对口语情境事件开放式回答更欠积极.实验叁包括高口语焦虑者的编码偏向和再认偏向研究,以探讨高外语口语焦虑者对口语相关刺激的记忆偏向特点.结果表明:(1)高口语焦虑者在威胁口语情境下表现出对情境词的负性编码加工偏向的特点。与威胁社交情境和非威胁口语情境相比,高口语焦虑者在威胁口语情境中对情境词的编码得分显着更低;在威胁口语情境时,高口语焦虑者对情境词编码得分显着低于低外语口语焦虑组。但在其他情境下,高低口语焦虑者的编码方式没有差异。(2)高口语焦虑者在威胁口语情境下表现出对情境词的负性再认加工偏向的特点。在威胁口语情境下,高口语焦虑组对于情境词的再认准确率显着高于低口语焦虑组。两者的差异排除了辨别力(d')和判断标准(β)的因素,因此可以推断为两类群体对情境词的加工深度所致。高外语口语焦虑者在威胁口语情境下,对情境词进行了更深的加工编码。作为首个从自我图式角度探讨外语口语焦虑的研究,着重在其结构成分、测评手段、信息加工偏向等方面做了初步的探索,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对于丰富外语口语焦虑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促进对外语口语焦虑者信息加工机制的认识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具体落实新课改的情感目标,对外语口语焦虑者的准确测量、干预和预防等方面具有实践意义。
张怀斌[6]2018年在《基于《课程标准》的小学英语学业成就真实性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基础教育评价改革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如何在小学英语教育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的以考代评的应试教育评价理念与方式,建构适合我国新的课程改革理念下,学生学业成就评价体系,科学有效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提高我国学生英语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首先,本研究就我国小学英语学业成就评价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次,通过研读和梳理国内外有关教育教学评价的文献资料,研读国内外有关中小学生英语语言技能真实性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确定“基于《课程标准》的真实性评价”作为本研究的评价理念与方式。再次,从2012年9月起,本研究在X市W学校开展了基于课程标准的小学英语学业成就真实性评价实践研究,并对实践研究效果进行了检测。最后,本研究针对真实性评价的适切性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实践表明,基于课程标准的小学英语学业成就真实性评价,符合国家课程评价改革理念,务实有效、可操作性强,有利于促进我国小学英语学业成就的提高,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本研究由叁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针对我国小学英语学业成就评价的现状和存在的困境,提出了研究的问题,确定了研究的目标、内容、思路和技术路线。我国小学英语学业成就评价目前还处在以考代评的落伍状态,既不符合国家课程标准评价改革要求,也违背了外语学习的规律,更不能真实、全面地评价学生学业成就。因此,改变评价现状,如何建构新课改评价理念下的学生学业成就评价成为了本研究的焦点。本研究提出了研读相关文献,为我国小学英语学业成就评价研制一套评价理念新、易操作、效果好的评价方案。通过方案实施,检验其评价效果,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方案,促进我国小学英语学业成就评价工作科学有序开展。第二部分,在文献研究和实践关照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于课程标准的真实性评价能够有效促进小学生英语学习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基于国内外有关的真实性评价理论,本研究构思并设计与开发了《基于课程标准的真实性评价方案》。并籍于此,针对小学生英语语言技能的各个方面,开发出相应的和适当的评价工具与量表,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检验。本研究认为《评价方案》的有效实施,能够彻底改变以往传统教学评价的弊端,为小学生英语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带来积极的变革影响。第叁部分,研究涉及真实性评价方案的设计与开发、实施、实施效果检验,以及对真实性评价的适切性研究。基于《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依据W学校英语教育教学与小学英语学业成就评价现状,本研究设计、开发、研制了《W学校小学英语学业成就真实性评价方案》。依据《评价方案》开展了《评价方案》的实施与实践研究。开发并检验了小学英语听力、口语、阅读与写作真实性评价量表;在评价方式和维度上,学生、教师、家长多元主体参与评价,评价的维度也由单一的词汇与语法考试发展成为听、说、读、写、演多维度评价,体现了真实性评价“教、学、评”叁位一体,互相促进,提倡评价活动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的理念与评价方式。实践研究表明:1.W学校叁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为小学毕业生制定的二级课程标准。2.在小学一年级起开设英语课是可行的,教学与评价方式和方法适当时,学生学习效能会很好。3.这种新的评价方式内容丰富多样,可以比较有效地反馈学生英语学习进展状况,激发学习热情与兴趣,得到教师、学生、家长的普遍认可和接受。4.加强教师参与评价前、中、后不同阶段的培训工作,能够帮助教师正确理解、认同真实性评价理念,熟练掌握评价方法,减少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张静[7]2013年在《重述纠错中词汇与形态变化的识别》文中认为本文旨在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识别重述纠错；不同的语言错误类型能否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对重述纠错的识别；中国英语学习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修复注意到的重述纠错。本研究为纵向研究,以4名初中叁年级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经过35天的调查研究(共20课时,1200分钟),通过课堂录音这一数据收集方式来收集语料。把学习者重述纠错后的随即应答作为衡量是否注意到重述纠错的标准。课堂活动分为两部分：首先,由受试者进行图片描述或句子翻译,受试者在进行活动的同时,研究者随时对他们进行重述纠错。之后,研究者利用刺激回忆的方法对受试者进行访问,目的在于区分受试者只是简单重复研究者纠错的话语,还是真正意识到错误,重新修复了他们的话语。每天录音结束后,用电脑软件截取受试者出现错误,以及进行重述纠错的语料,以备统计分析。研究表明：(1)受试者能注意到重述纠错中词汇与形态的变化(65%)；(2)不同的语言错误类型会影响受试者对重述纠错的识别(词汇错误,77%；形态错误,56%)；(3)受试者能在较高程度上修复注意到的重述纠错(55%)并且受语言错误类型的影响,修复程度有所不同(词汇错误,64%；形态错误46%)。另外,受试者对重述纠错的识别还与重述纠错的复杂程度有关,简单的重述纠错较容易识别。对于那些较复杂的重述纠错,即使他们已经注意到重述纠错中词汇与形态的变化,也难以用正确的形式重新输出。本研究在理论方面有助于揭示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习得的过程及认知加工过程；在实践方面有助于改善中国英语课堂中的教学方法,进而有助于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水平。
张军民[8]2018年在《行动与理解：国际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汉语热不断升温,国际汉语教育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在该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基于教师日常教学活动的实践性知识研究对于国际汉语教师专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为探究范围,以国际汉语教师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目的包括:(1)理解国际汉语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内涵;(2)探究国际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建构特征;(3)解析国际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的影响因素。为达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遵循阐释主义研究范式,采用质化研究中的多例个案研究方法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选择叁位国际汉语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课堂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手段收集数据,以叙事法、课堂话语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深入讨论教师实施教学过程中展现出的实践性知识及其建构特征和相关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包括,首先,国际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由学科教学知识、学科知识、自我知识和学生知识交叉融合而成的知识连贯体。其中学科教学知识是将各种知识运用到具体教学情境中的策略综合体,包容并整合了汉语学科教学法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以及教学策略知识等。位于连贯体中的各类生态知识群落相互交叉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对教学实践产生作用。其次,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建构过程呈现出情境性、反思性、互动性和阶段性特征。本研究中的教学情境包括作为学习活动主体的学生以及教师所在的教育机构等处境。教师在面对由教师个体和外部触发事件引发的问题情境时,结合所处环境实施自我互动和反思,同时以多样化方式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式对话,其中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教师与人际环境的互动,包括师生及与同事的日常交流;二是教师在实践共同体中协商,包括参与教学共同体和学术研究共同体活动。教师在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过程中,学生反馈信息、同事同行教学专长和情感支持起到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的脚手架作用。整体而言,教师因问题情境而开展自我反思,进而与学生、同事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这表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建构具有符合环境规则的意涵。此外,教师实践性知识在建构过程呈现较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具体体现在入职初期表现为从偏重理论知识向情境教学知识转型,如教学材料的筛选使用等,同时对组织课堂教学活动等微观教师技巧的需求较为强烈;当处于专家教师阶段时,教师实践性知识侧重于关注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和谐师生关系。再者,在影响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的各种因素中,国外进修学习和汉语教学经历、教师职业能动性、自身专业背景、知识基础等教师内部因素构成个人基础,院系氛围与教研活动、教学管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等构成外部媒介,同时国家汉语国际教育政策、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以及传统教育理念等社会文化因素构成发展的宏观环境。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了国际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路径理论模型,呈现出教师在日常教学环境下的实践性知识内涵,深度描述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的动态过程和内部、外部以及宏观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研究发现为教师认知研究的拓展增添了中国语境下的理论贡献,对国际汉语教育事业和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蕾[9]2011年在《词汇知识与词汇应用能力关系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模块，也是语言交际的必要条件。词汇学习的过程是语言学习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学习者对词汇知识不断积累和巩固的动态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听、说、读、写四项技能都是以词汇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为基础的。听和读是理解性的，被认为是接受性技能，需要用接受性词汇知识来完成；说和写是产出性技能，需要用产出性词汇知识来完成。接受性和产出性词汇的评估手段是通过词汇检测量表来完成的，即研究者根据自行需要，选择若干适合的接受性或产出性词汇进行相应的测试。被测试的知识包括词汇量和词汇深度两个层面。纵观前期的研究，词汇评估较多的采用词汇量表进行接受性或产出性词汇检测，但对于接受性和产出性词汇的定义，及接受性和产出性词汇知识的划分研究的偏少。另一方面，在二语词汇知识与二语读、写技能关系的研究中词汇知识与阅读或词汇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多，将词汇知识、阅读和写作放在一个框架中进行研究的较少。这与我们对二语词汇知识和二语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重要认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便是本研究的根本动机之一。本研究建立了两个模型:一个是词汇知识模型，其中包括接受性词汇量、产出性词汇量、接受性词汇深度、产出性词汇深度四个变量。另一个模型是词汇知识和词汇应用能力之间关系模型。这些模型通过LISREL软件进行计算和处理，本研究的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沿着接受性和产出性两个维度确认了词汇量、词汇深度和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检验了接受性词汇量、接受性词汇深度和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和预测性。第二维度是检验了产出性词汇量、产出性词汇深度和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和预测性。通过检验发现，接受性词汇量和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为.743;接受性词汇深度和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为.749。即接受性词汇量、接受性词汇深度和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较高，有较强的联系。接受性词汇量和接受性词汇深度之间的相关性为.818，呈高度相关。第二维度的检验发现产出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为.316;产出性词汇深度和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为.873。产出性词汇深度比产出性词汇量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要强，产出性词汇深度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呈高度相关，而产出性词汇量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为中度相关。产出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深度之间的相关性为.451,成中度相关。以上的相关关系研究为之后的结构模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在结构模型中建立两个测量模型：一个测量模型是接受性词汇知识概念，这个概念是由接受性词汇量和接受性词汇深度构成。在研究中接受性词汇量和接受性词汇知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14；接受性词汇深度与接受性词汇知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09。通过这些相关系数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假设：接受性词汇量和接受性词汇深度可以用来代表接受性词汇知识。同理，在研究中产出性量和产出性词汇知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1；产出性词汇深度与产出性词汇知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4。通过这些相关系数可以证明另一个假设：产出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深度可以用来代表产出性词汇知识。所以这两个假设证明了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中所代表的变量是相关的也是不同的。而且，对于接受性词汇知识来说，接受性词汇量和接受性词汇深度是代表着接受性词汇知识的两个方面：词汇的数量，即测试者所拥有多少的词汇和词汇的质量，即测试者拥有词汇的程度。对于产出性词汇知识使用同样的划分。词汇量和词汇深度显示着学习者从不方面对词汇的掌握。(3)在结构模型中，八个假设中有六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中有两个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在六个假设中，产出性词汇知识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不但有正向性影响，而且产出性词汇知识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的影响最强，其路径系数达到r=.61, p<0.05。探究其原因在于产出性词汇知识的其中的一个变量，词汇定义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除了产出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的影响力最强以外，在整个六个假设中，接受性词汇知识对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的路径系数r=.57, p<0.01，即接受性词汇量对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的正向影响能力同样较强。该论断也被前期的研究所印证。除此之外，接受性词汇知识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影响的路径系数为r=.37, p<0.01；产出性词汇知识对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影响的路径系数为r=.39, p<0.01。通过上述的四个论断的对比发现，产出性词汇知识对产出性应能力的影响要大于产出性词汇知识对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的影响；接受性词汇知识对接受性的词汇应用能力的影响要大于接受性词汇知识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的影响。前期研究对该论断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是接受性和产出性有着明显的界限，接受性和产出性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获取。Nation（2001）认为“被动词汇不可能随时转换成主动词汇”。这样一个结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产出性词汇知识对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的影响和接受性词汇知识对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的影响较小。另一种观点认为接受性和产出性没有明显的界限，接受性和产出性按照线性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可以用来验证产出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和接受性词汇知识和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有着较强的影响。在六个假设中，有两个假设是双向的关系。一个是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和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42, p<0.05。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和产出性词汇应用相关关系为中度相关。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前期研究的支持。在前期研究中接受性词汇应用能力和产出性词汇应用能力之间也成中度相关。另一个双向的关系的是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的相关系数为r=.60, p<0.01。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通过Melka（1997），Palmbeg（1987）和Henriksen（1999）提出的“联系理论”来解释。联系理论认为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之间存在着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连续过程。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以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有着相关性。另一个理论是Meara（1997）提出词汇知识和头脑中的词源相联系理论。该理论认为主动性词汇会在学习者的头脑中成为主动词汇；被动词汇会在学习者头脑中成为被动词汇。主动词汇和被动词汇之间有着根本的联系。所以说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有着紧密的联系。本研究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方法上和教学实践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在理论上对二语词汇知识和二语词汇应用能力的概念进行了合理的界定和划分，弄清了词汇知识和词汇应用能力之间的关系及构建出了他们之间的模型。在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模型构建，验证和文本分析等方法相结合。在教学实践的层面，该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二语词汇知识在二语词汇应用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认清学习者词汇产出面临的主要问题。
宋晓宇[10]2014年在《汉语拼音对中国小学生英语拼写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拼写是读写教育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而刚刚开始正式接受英语教育的中国小学生们,他们在单词拼写方面一直面临不小的学习困难。大量的文献都证明了跨语言学习中一语和二语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况,尤其是一语的读写知识会不自觉地被转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去。中文是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在书写的时候大脑主要依赖图像处理,却很少采用语音处理。英语是拼音文字,故语音知识对学习英语,如拼写至关重要。大量的相关研究都证实一语是象形文字的学习者比一语是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更易出现英语单词拼写错误。然而拼音在中国的广泛教授使得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具有了类似拼音文字的经验,拼音也被证实对于一些通用的语音意识,比如头韵、韵脚和短时语音记忆具有正迁徙作用。但是由于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来标示汉语的发音,这使得拼音看起来跟英语字母非常相似,尽管它们所代表的语音会有很大差异。拼音在处理英语的音形对应关系和拼写时起到了何种作用还并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比较中英语音的基础上,通过检验不同类别的英语语音在拼写中的错误比率来发现汉语拼音对英语拼读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真词汇听写和假词汇判别两项实验手段,以及对部分被试就拼写错误进行访谈。在真词听写测试中,根据中英语音对比分类,选择了包含各种相似、相异的语音的词汇30个,收集、记录并分析了它们相应的拼写错误。这个测试是为了收集和呈现出被试在处理不同类别的英语语音时的困难和错误是否不同的,进而分析与拼音相似、相异语音对拼写错误的不同影响。在假词判别测试中,学生根据听到的英语假词汇来判别是否与呈现给他们的单词相匹配。其中所有假词的元音部分都被相似发音的汉语拼音韵母所代替,以查看学生是否会在读音相似的情况下混淆英语和汉语拼音,借用拼音的书写格式来拼写英文单词。假词汇可以避免学生收到原有拼写知识的影响,不能凭借记忆写出单词,因此更能有效反映被试对于英语音形对应关系的掌握。根据学生平时的英语成绩,他们被分成了好、中、差3个组。尽管3组的学生在真词听写中表现出了相应从低到高的拼写错误率,但是他们在假词汇辨识的测试中几乎没有差别。这就显示出了不论被试拼写词汇能力的强弱,他们对英语音形对应拼写规则的认识都处于较低水平。在真词听写后一周,研究者对共6名分别来自好、中、差组的学生进行了访谈。访谈针对拼写错误的词汇,让学生回忆他们是如何选择字母来表示相应的英语语音,以考察学生是否会选择与英语语音相似的拼音来替代。研究数据表明：汉语拼音对英语的拼写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不论读音是否相似,与汉语拼音有相同书写格式的英语读音引发了极少的英语单词拼写错误,这些语音能正向地迁徙到英语的拼写中去；而那些与汉语拼音具有完全不同书写格式的读音则引起了大量的拼写错误,这时汉语拼音对这些英文单词拼写产生了误导,引起了负面影响；优秀组学生在真词听写时的表现要好于中等和落后组,但是这叁组在假词辨识中并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小学生在记忆单词时不能主动运用英语的音形对应关系,还处于机械记忆单词的阶段。当他们在听到与汉语语音相似的英语读音时,会不自觉地采用汉语拼音的格式来进行英语单词拼写。
参考文献：
[1]. 新HSK六级选句填空任务构念效度研究[D]. 白雪.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2]. 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搭配表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曹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3]. 怀旧治疗对机构养老老年人抑郁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D]. 史蕾. 南方医科大学. 2007
[4]. 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混班就读外籍学生的教育图景[D]. 赵萱.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5]. 大学生外语口语焦虑自我图式研究[D]. 巫文胜. 上海师范大学. 2009
[6]. 基于《课程标准》的小学英语学业成就真实性评价研究[D]. 张怀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7]. 重述纠错中词汇与形态变化的识别[D]. 张静. 青岛科技大学. 2013
[8]. 行动与理解：国际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路径研究[D]. 张军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9]. 词汇知识与词汇应用能力关系实证研究[D]. 杨蕾.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10]. 汉语拼音对中国小学生英语拼写的影响[D]. 宋晓宇. 浙江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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