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1]2000年在《译者的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 ,人们对译者的能动性认识不足。但事实上译者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具有能动性 :(1)选择原文本 ;(2 )决定翻译原则 ;(3)理解 ;(4)表达。另一方面 ,译者始终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 ,如社会背景、赞助人、文化误读、原文文本、译者修养等
罗丹[2]2012年在《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哲学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指导。交互主体性理论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翻译研究的交互主体性转向从哲学上的交互主体性转向得到启示，同时这也是翻译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翻译史上曾出现的作者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和读者（译者）中心主义都属于个体中心主义，反映的是一种以“我”为主体、他人为客体的个体主体性。因为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忽略了他人对自我的意义，翻译的主体性研究走入了困境。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场的。西方翻译界对交互主体性的研究不多，主要有诺德的“功能+忠诚”原则，以及罗宾逊的“对话性”理论范式。诺德在“功能”的基础上引入“忠诚”，是对翻译中激进的功能主义的一种纠正，避免了只考虑译文读者而忽略原文作者的偏向。罗宾逊在翻译的路德范式和歌德范式基础上提出了对话性范式。在罗宾逊看来，对话最能反映翻译的本质。对话范式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以及他受到的来自个人身体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国内翻译研究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主体”与“主体性”问题。总结这二十几年的研究，对“主体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译者的主体意识与主体性；2）翻译中的主体；3）翻译中主体性的范围与限度；4）主体性向交互主体性的转向。西方哲学从主体性过渡到交互主体性经历了约两个半世纪，而国内翻译界只用了不到十年。在这段时间内，翻译界对交互主体性的认识形成了一些共识：交互主体性对翻译研究有重大意义；交互主体性体现在翻译中各主体平等的交往互动中；交互主体性是对传统个体主体性的纠正；主体间的交往应该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等。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对交互主体性具体问题的探讨，以及交互主体性对翻译研究的意义等方面。较全面地对交互主体性进行理论阐释的研究尚且未见。另外，目前国内翻译界对交互主体性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对交互主体性概念的理解；2）对交互主体性中主体的界定；3）对交互主体性与主体性关系的理解；4）对交互主体性作用的评估。本论文主要沿着“学源考据”、“学理分析”和“实践研究”的思路进行。首先，对交互主体性的缘起进行了探究。交互主体性是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创建自己的现象学中率先提出的概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新篇章。把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全部排除在外，只剩下一个正在思考和怀疑的“我”。因此，主体性研究从一开始便面临陷入“唯我论”的危险。交互主体性是在反思主体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胡塞尔继承了笛卡尔“普遍怀疑”的精神，通过现象学还原，得到一个纯粹的“先验自我”。与笛卡尔正在思考和怀疑的“我”不同的是，这个“先验自我”在认识上先于一切客观存在，是一切客观认识产生的基础。笛卡尔的“我”是一个从属于客观世界的、思维着的主体；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是在整个客观世界出现之前、在主客体尚未分裂之前就原初存在的现象。通过这种彻底的现象学“悬搁”，交互主体性超越了主体性的二元对立。进入经验层面的自我具有构造的功能，通过“镜射”的方式构造出许多与之类似但不等同的他我（他人）。他人同样有构造的能力。自我与他人交互地构造彼此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因此自我与他人互为主客体，他们的平等地位和相互制约便来源于此。主体性哲学中单向、对立的主体-客体关系被交互主体性哲学中双向、平等的主体-主体关系所取代。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考察了交互主体性在宗教神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对话论、社会学领域的发展。布伯的“我-你”关系是交互主体性思想在宗教哲学领域的一次重要阐释。海德格尔等从存在论的高度论证了交互主体性的重要性。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从解释学角度阐述了交互主体性在实际交流层面的内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让我们看到对话关系在叁个层面的体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使交互主体性走下纯理哲学的神坛进入实践哲学的范畴。在梳理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后，我们给予交互主体性一个尝试性定义：交互主体性是对传统主体性，即个体主体性的纠正和补充，它的本质是社会活动中主体与其他主体在平等的交往互动中表现的主体性，包括能动性和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两层内容，真正的主体性（即交互主体性）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完成哲学领域的学源考据之后，本论文对进入翻译语境的交互主体性进行了学理分析。首先是翻译中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内涵：它指翻译实践中主体与其他主体在平等的交往互动中表现的主体性，包含翻译中该主体的主体性和主体间人格平等的交互关系两层内容，是对以译者、作者或读者为中心的个体主体性的纠正和补充。因为交互主体性包含了主体性与交互关系两层内容，而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是大多数人对“主体间性”这个词语的字面理解，因此我们倾向于将intersubjectivity译为“交互主体性”。论文接着提出翻译中交互主体性的四个特征。其中，差异性、平等性与平衡性之间是彼此印证、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整体性是更具宏观性和统领性的一种思维。需要指出的是，平衡性不等于平均性。平均是一种绝对的、静态的结果；而平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过程。平等性也不等于平均性。平等要求起点和机会的平等，而平均要求结果的相同一致。交互主体性对翻译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有助于建立主体间的正常伦理关系；有助于翻译研究走出由二元对立思维造成的困境；有助于翻译回归对实践研究的重视。完成对交互主体性的理论研究之后，本论文从实践角度探讨了交互主体性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体现。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翻译《离骚》和《红楼梦》为例。根据翻译时期、翻译文本、翻译目的等因素的不同，译者与翻译中其他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呈现不同形态。这表明，虽然交互主体性提倡翻译中各主体之间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并不意味着各主体的利益得到平均分配。翻译是在各主体间维持动态平衡的过程。在《离骚》的翻译活动中，杨宪益和霍克斯都体现了向“他文化”的趋同；在《红楼梦》的翻译活动中，二者都体现了向“我文化”的趋同。这体现了主体从早期寻求他者认可到后期回归自身意识的转变。本论文接着从交互主体性角度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进行了思考。中国古典文化中有一些与交互主体性暗合的思想，如孔子的“仁”和“礼乐说”、孟子的“仁者”和性善论，以及墨子的“兼相爱”和“交相利”等。西方哲学中的交互主体性从“我”出发研究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则更专注于“之间”这个维度。这些思想提倡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相处、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更多地依赖于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的善良人性。相比而言，西方的交互主体性理论更具理性色彩。交互主体性还有助于建立系统、独立的翻译学科。翻译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科，需要有一个统领性的理论为指导，将众多翻译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整合起来。交互主体性理论提倡各流派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借鉴其他流派的合理之处。通过各流派的渗透整合、多元互补和共同发展，翻译学有望最终成为一门成熟、全面的学科。
郭佳[3]2011年在《译者翻译动机及其制约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现代翻译理论中译者的文化角色和译者主体性得到不断的认识和研究。本文通过从译者翻译动机以及译者动机制约因素方面的分析,阐述其对翻译的影响。从而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动机,清醒地对待这些制约因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翻译出更为出色的作品。
包风兰[4]2006年在《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文中研究表明文学翻译是个极为复杂的对话过程。包括译者通过源语文本与原作者对话以及译者通过译语文本与译文读者的对话过程。无论哪一次对话接受活动都有人的主观能动的参与，都离不开读者接受因素：译者阅读、理解原文时是读者；表达译文时要考虑译文读者；译文质量的评定不仅只是以源语文本作为唯一标准，而且也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而接受美学正是以读者为中心来研究文本的接受效果的理论体系。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拟采用逻辑推理方法及理论与实证、宏观描写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以蒙古族翻译家阿日那和其他翻译家的经验以及具体汉译蒙例子为范例，从译者和译文读者角度出发，分析了他们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所处的主体性体现。论文导论部分主要阐明选题原由、研究现状，说明论文的目的和意义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等。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较为系统地描述和介绍了接受美学主要概念与思想，进一步阐明我们对该理论的基本立场。第二章分析了接受美学与翻译的本质联系以及该理论对翻译研究所带来的启示：接受美学为翻译接受者主体地位的重新界定、文学翻译过程的对话意识的兴起以及对翻译标准的重新审视、文本地位的再认识都提供广阔的理论基础和视野。第叁章论文中心，分析了译者和译文读者在阅读理解源语文本时的能动性表现和所受制约因素，并对策性地提出了译者在表达译文文本时关照译文读者的几个策略。在此基础上指出译者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主体地位，但他并没有绝对的自由；译者必定受到源语文本和自身“前理解”因素的客观限制。第四章与前文呼应，探讨了译文质量评定也有赖于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且读者对译文文本的接受和译者的翻译可以相互促进。从接受美学视觉研究文学翻译，为翻译理论研究中心向译者和译文读者的转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拓宽了翻译实践工作者和翻译教学与理论研究者对翻译活动认识的路径。此课题发展潜力很大。本文初次从这一角度分析研究，虽然还不够深刻，但企望通过这一论述，能对蒙古族翻译理论的建构有所助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金胜昔[5]2017年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研究》文中提出唐诗经典作品的外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唐诗中存在大量转喻现象,其修辞效力能够增强诗意,提升美感,激发读者无限的联想。适切处理这些转喻现象对于保证和提升诗歌译文质量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转喻具有明显的文化专属性,不同语言文化间转喻类型的确定、转喻喻体和喻标的选择都存在差异,这给译者处理唐诗中的转喻现象带来了挑战。转喻研究发轫于修辞观,经由语义观,发展到今天的认知观,为深入研究唐诗中的转喻翻译提供了新的维度。然而,综观文献,鲜见相关系统研究,主要原因在于转喻翻译的认知研究刚刚萌芽。当前,唐诗经典中转喻翻译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依据传统修辞学理论来界定转喻,缩小了转喻现象涵盖的范围;研究的语料多是某首唐诗及其若干译文,语料来源渠道过窄;研究路径单一,主要是基于概念转喻理论来解释译者处理唐诗中个别转喻修辞现象时的认知操作。上述不足为开展本研究留存了一定的空间。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叁个问题:(1)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涉及哪些翻译策略?这些策略反映了译者什么样的翻译倾向?(2)唐诗经典中的复杂转喻现象在翻译过程中是被如何处理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处理方式的因素是什么?(3)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体现了译者什么样的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如何得以发挥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秉持翻译的体验认知观,主张译者对唐诗经典中转喻项的处理是在语言与认知两个维度内进行加工的结果,并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唐诗经典中转喻翻译的认知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建小型语料库(以《唐诗叁百首》及两位中外专家译者许渊冲和彼得·哈里斯的译文为语料),依据“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部,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可及”的观点来界定语料库中的转喻,把语料库中所有在诗歌语境下基于转喻思维的表达(包括词和短语)都归并到转喻这一上位概念。根据这一界定我们构建了转喻识别的五步骤模型,分别对源语唐诗文本中的转喻项和译语文本中的对应项进行人工识别与手动标注,同时确定所标注对象的转喻类型和所属的理想认知模型,然后采取观察、描写与解释的研究路径,尝试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转喻翻译的策略是译者对唐诗中转喻表达进行识解,并在译文中进行例示的认知操作、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的集合。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对唐诗转喻项的翻译过程中,源语转喻项的理想认知模型和译文对应项的理想认知模型存在切换,目的语理想认知模型中的对应转喻类型相对于源语而言存在动态调整;具体而言,源语转喻项的加工主要有六种路径,包括“将源语喻体在译文中单独呈现,将源语喻标在译文中单独呈现,将源语喻体与喻标在目的语中的对应项全部呈现,将源语中具有相同转喻义的另一相关喻体在译文中呈现,将源语转喻喻体用目的语特有的喻体来替换,以及对喻体和喻标进行空集化处理”。目的语语言层面涉及的翻译技巧包括采取与源语项词类、句法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或是在目的语中转换源语表达的词类,在词汇与句法间进行转换,在句法层面进行转换;或是在译文中适当增词、减词;或是进行适当的语序调整等。这些技巧有利于呈现或是隐藏源语转喻现象。转喻翻译策略反映了译者翻译过程中归化或是异化的处理倾向,而译者对源语文化的不同态度(通过归化和异化所体现)又反过来影响了译者对转喻现象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2)唐诗经典中复杂转喻包括存在多重映射的转喻链现象,以及因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而形成的“转隐喻”和“隐转喻”现象。翻译多重映射的链条转喻,可以依据复杂转喻中转喻链的映射环节,进行不同的取舍,保留始源域,或者选取转喻链条某一区间上的靶域n-1/(源域n-1),或是保留靶域n的方式来进行。在处理“转隐喻”和“隐转喻”现象中的转喻与隐喻互动关系时,译文中能够再现这种互动关系;但是某些复杂转喻承载了大量源语文化信息,在目的语中存在文化空缺,因此不能完全再现,这样就需要解构二者的组合,即将“转隐喻”和“隐转喻”中的要素进行拆分,在目的语中以独立的隐喻或转喻形式进行呈现;或是将原文中的这一复杂转喻现象省略不译,即在译文中消解转喻与隐喻间的互动关系。唐诗中的复杂转喻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或消解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译者对这些复杂转喻敏感度的高低,译者对转喻翻译所采取的策略,以及译者归化和异化的翻译倾向。上述因素会影响到复杂转喻现象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再现。另外,复杂转喻现象自身,即其所具有的跨文化适应性与语境适切性也制约着它们在目的语中的呈现方式。(3)唐诗经典中转喻项的翻译,既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又反映出译者的受动性(受制约性)。译者的创造性和受动性外化为译者对于转喻翻译策略的选择,而深层认知动因则在于译者所进行的概念整合。译者在宏观层面解构诗歌原文与建构诗歌译文的两轮概念整合过程中,通过对转喻项进行微观层面的概念整合来发挥其译者主体性。唐诗转喻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创造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而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为译者发挥其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认知理据。本研究的结论是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不仅仅是单纯语符间的转换或是修辞层面的转换,这些转换只是译者认知操作的外在表现;转喻翻译的实质是译者在概念层面对源语转喻项的识解和对译文的例示。
胡爱香[6]2007年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文中提出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翻译理论界的重视。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在完成翻译任务的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宋安宁[7]2007年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研究》文中认为在传统翻译研究中，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一直未得到重视，其在翻译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更是鲜有论述。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发生重大转向，其翻译理论的发展客观地提升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才逐渐在翻译研究中突显出来。本文重点结合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与费米尔目的论，在追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各翻译研究方法论与当代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援引大量翻译实例，尝试对翻译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进行探讨。本文详细分析了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种种具体体现，旨在指出正是由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翻译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然而这种发挥并不是任意的，它总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常常是和其制约因素并存的。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合理适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金兵[8]2001年在《译者的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文中指出翻译活动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却是出现在近代。在翻译活动的早期，人们也发表过一些对翻译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言论多数集中于译文同原文的比较，而对翻译活动的其它方面涉及很少。本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翻译，但是，这些研究更为注重翻译的性质、原则、标准、技巧等，而对译者本身则不够重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事实上，译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主观因素对译作的面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本文中所说的能动性，是指译者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进行翻译。它不同于创造性，尽管两者有重合之处。创造性通常只体现在翻译过程本身，而能动性则可以体现在此前和此后。我们说译者可以发挥能动性，并不意味着译者享有绝对的自由，实际上，他总是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本文试图探究译者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及一些制约译者发挥能动性的因素。 在中西方漫长的翻译史上，尽管没有出现对翻译的系统研究，但翻译家、理论家和作家都曾发表过他们对译者这个角色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用各种形象来说明译者的工作和功能，这些形象无疑对更好地理解译者的角色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本文主要讨论了五种形象：征服者、画家、普罗米修斯、媒婆、食人族。征服者这个形象出现在翻译活动的早期。圣哲罗姆宣称，译者应该将原作的思想视为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到自己的语言中。换言之，译者作为征服者，应当设法使译作取代原作。这个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今天看来，它已经显得很陈旧了。英国着名作家、翻译家德莱顿最早提出画家这个形象，他认为，译者的工作就好比画家作画，应当尽量使译作与原作相象。在中国，傅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不过，他们都承认翻译比临画要难得多。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是着名作家鲁迅提出来的。他把译者比作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别国偷来革命火种，以激励当时的民众。这个形象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显得不太合适，但对30年代的革命活动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媒婆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着名的形象，它的提出者是郭沫若。他认为创作（作家）是处女，应当尊重，而翻译（译者）是媒婆，应当遏抑。这在提倡妇女解放的30年代，是带有一定的鄙夷色彩的，因而也受到时人的批评。食人族则是在翻译研究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巴西翻译家提出的一个形象。他们认为，译者应当象食人族一样，吞进原文，然后吐出全新的东西。除了上面的形象，翻译史上还曾出现过其它形象，例如，钢琴家、雕塑家、叛徒、奴隶、桥梁、麦克风等等。这些形象多数出自名家之口，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总体上讲，它们并没有将译者的能动性摆鹏当的位置上，要么过于拔高，要么过于贬低。 要正确认识译者的能动性，必须要明白译者到底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能动性。本文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选择原文、决定翻译原则、能动地理解、能动地表达。一般说来，选择原文主要是译者自己的事，但是不同的译者在选材上有自己的侧重点。通常他们可以分为两派：情感派和理智派。两派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情感派的翻译家比较重视原文的文学趣味与自己的审美趣味是否契合，如果这二者之间出观矛盾，他们宁可放弃一些名着。另一方面，理智派的翻译家更为注重原文翻译过来之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因此他们选择的原文一定要能满足他们特定的目的。当然，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并非径渭分明，只不过是各有侧重而已。 无论译者自己承认不承认，在他从事翻译之前，他必然有自己一定的翻译原则。这种原则是由不同译者的翻译实践、生活经历和人格决定的。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部作品，往往会译出不同的特色，这就很清楚地体现出翻译原则对译作面貌的巨大影响。 理解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译者需要调动自己全部的思想和经历，才有可能理解作者的本意。很显然，这个过程必然牵涉到译者的诸多主观因素，因此，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译者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果再把时间和空间因素考虑进去，不同译者的理 且且解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 表达是翻译过程本身的最后一步，通常不为人们注意。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只要理解对了，表达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全面的。大量的阅读实践告诉我们，即使不同译者对同一语言点、同一段话、同一篇文章的理解完全相同，他们的表达也是各有特色的。译者的个人风格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译者在表达上发挥能动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有目的、有选择地改变原作的面貌，对这种现象应当客观分析，不宜一味指斥
陈昕[9]2015年在《究竟何为译者主体性?》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从哲学层面出发分析"主体"及"主体性"含义,进而对前人的"翻译中的主体和主体性"研究加以分类,并指出译者是翻译的中心主体。在此基础之上辨析"翻译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的差异,指出何为译者主体性,并得出译者的主体性具有目的性、能动性、受动性和创造性四大特征。
曾文雄[10]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参考文献：
[1]. 译者的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J]. 金兵.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2]. 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研究[D]. 罗丹. 南开大学. 2012
[3]. 译者翻译动机及其制约因素分析[J]. 郭佳.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 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D]. 包风兰. 西北民族大学. 2006
[5].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研究[D]. 金胜昔.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6]. 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J]. 胡爱香. 考试周刊. 2007
[7]. 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研究[D]. 宋安宁.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8]. 译者的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D]. 金兵.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1
[9]. 究竟何为译者主体性?[J]. 陈昕. 青年文学家. 2015
[10].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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