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伦理论文,困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性生态、环境、资源问题引起了生态伦理学对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观念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伦理学家意识到，是到了需要对以往坚信不移的现代性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的道德性进行置疑，并重新确立其基础的时候了。我们看到，生态观念对建构一种能够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的合理的经济秩序至关重要。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关键是要确立一种能够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的经济伦理新概念。这是经济伦理在面临生态伦理挑战时的必然应对，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探索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道路时在伦理观念上必须作出的应对。
一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经济上追求成功与哲学上宏扬主体性、自由和人道主义相互呼应。人们对科学进步的信念，对利用科学技术增进人类福利的信念，与对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评价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以来崇尚理性的人们的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
起初人们对地球上拔地而起的工厂、烟囟、铁路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人们感受到的是生产力的解放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这种普遍的乐观主义催生出一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本性，对利润的无穷追逐，以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为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道德合理性根据。几乎整个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都从理论上支持这种经济乐观主义。
西方现代化模式是通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工业革命、殖民地掠夺和战争机器进行的。在种种经济乐观主义的背后其实早就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表面上看是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和环境问题，而实质上则是一种有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化的经济伦理理念问题。进一步地说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进程所遵循的经济伦理存在着重大问题。经济乐观主义的经济伦理把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个人的美德和社会的公正以及基本制度安排的道德合理性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原则。经济伦理只以经济上的成败论英雄，只以财富的获得论幸福，只考虑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必然使得它所追求的“进步”和“发展”建立在人类无法忍受的损失之上。
应该说，与经济乐观主义相伴而生的这种现代性经济伦理观，在当今世界仍占据着主流地位。人们对经济伦理的理解始终没有超过马克斯·韦伯确立的基本的现代性范式：亦即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参照，探讨对经济发展有利或有害的伦理动因和文化动因。我国学者对经济伦理的理解也大都以此为基准。从肯定的方面说，这种经济伦理观试图用外在的经济价值取代内在的道德价值，用经济上的利己追求说明伦理上的利他效果，这对于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否定的方面看，这种经济伦理概念是建立在经济乐观主义的基础上的，它本质上拒绝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思考，这种缺乏反省的经济伦理概念在推动经济片面增长的同时也招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
这种以经济乐观主义信念为前提或基础、以放任经济的孤立发展和片面增长为旨趣的经济伦理概念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现代性结构的经济伦理概念。同所有的现代性问题一样，这种现代性结构的经济伦理概念隐含着它自身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
（一）从本体意义的终极目的看，它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手段与目的”的颠倒。经济发展只是人类生活的手段，但是这种现代性结构的经济伦理由于确信经济的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的福利，因而把经济上的成功看作最高的善，经济发展成了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的终极目的。马克斯·韦伯所指证的新教伦理是这种手段目的颠倒的开始。它以一种主次颠倒的方式为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确立了正当性根据。
（二）从价值理念上看，它面临由于各种价值论冲突而一再导入的种种二难困境。西方现代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人道等价值理念之上的，这些价值理念的实质是道义论的和目的论的，并在此点上为现代性的经济秩序提供道德合理性论证。然而，在一种本性上以“掠夺”和“对外扩张”为基调的制度安排中，这些价值理念则成了一种争夺经济垄断地位、寻求世界霸权的工具。西方现代性经济的自由、平等和人道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理念，在现代国家对现代性经济的操纵中演变为奴役、征服和普遍的占有。在一种工具理性的实践筹划中，现代组织的政府——经济——科技的结构体系通过将人物化和将自然资源化而将自由、平等、人道的价值理性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假面具。
（三）从具体的经济伦理关系看，现代性结构的经济伦理的伦理核心是权利本位、效率第一，而不是以义务和责任为中心。这符合现代精神，本身不构成问题。问题在于这种伦理核心的极度膨胀必然造成无法避免的经济伦理困境。例如：特别是在消费伦理领域，（1 ）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才能提高效率；（2）因此， 高消费是合理的，是被现代性的经济伦理看作是“应该”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应享”；（3）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 为了少数人的“应享”而掠夺式地开发并竭泽而渔地占用人类有限的资源是否也是应该呢？这必然导致悖论。同样，对于旨在解放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应该说，不受限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现代性经济伦理在一切方面无批判地认同它赖以成立的伦理前提，就必然步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之中。
现代性结构的经济伦理是否尚有前途？上面的分析表明，这种经济伦理概念面临着多重困境。罗马俱乐部的那份标题为“人类处在转折点”的报告警醒了人们对大难降临的危机意识。哲学层面对整个现代性问题的反省也点化出时代精神趋于冷静的大势。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当今生态、环境和资源这些全球人类的共同话题甚至成为大众媒体每日关注的焦点，可是人们在经济领域并没有从现代性的经济伦理怪圈中挣扎出来。我认为，清算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行为背后的经济伦理意识，走向一种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是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的关键。
二
对于危机四伏的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进行清算，有赖于生态伦理意识的普遍觉醒。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一种寻求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主导下，给人类今天的生存环境、地球的资源和整个生态圈带来了灾难的后果。生态危机使现代性的经济伦理的基本假定成为问题。把经济上追求成功视为最高的善，把对人类个体的尊重、对人类福利的极端强调视为最高的道德和政治规范，正在日益受到批评，它被指责为“物种主义”[1](P212)， 并在后果上必然衍生出一种以“统治——奴役”为基本行为指导的“霸权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客观地分析20世纪人类在经济发展与自身存在方式问题上面临的诸多困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代性的经济伦理概念受到的致命挑战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这种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的经济伦理本身所隐含着的危机的爆发，它把人类引向了生态灾难的边缘。因此，经济领域应当确立何种经济伦理概念并对这种挑战作出应对？我们到了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追溯起来看，生态伦理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一门新型边缘学科，它对现代性的经济伦理概念构成真实性的挑战也只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当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莱奥波尔德发表他的代表作《大地伦理学》的时候，这位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谈到的问题就为生态伦理学对现代经济伦理概念进行质疑并提出挑战作了理论前导。从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的基本观点看，生态伦理一开始出现就对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在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了严峻挑战。
（一）伦理学视野的扩大。莱奥波尔德认为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进而协调人与大地的关系。也就是说，必须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维度扩展到人与自然的维度，把道德权利扩大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其它自然界的实体。[2](P45—46)这对无视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无视地球资源的有限、无视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福利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而言，更是一种直接的挑战。
（二）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莱奥波尔德看来，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必须在“大地伦理学”的视野中受到重新审视。他认为，人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不是根据个人利益来操纵环境或根据经济利己主义来占用大地资源的经济企业主，也不是人类家庭成本的核算者。人首先是大地共同体的公民，作一个好公民意味着他不能以自己为中心，而应把关心、良知、责任、尊重和道义给予他的生物同伴。莱奥波尔德的这种观点，在世界观的层面激起了生态中心论对人类中心论的颠覆。
（三）生态价值理念。按莱奥波尔德的观点，生态系统中每一物种对整个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都具备价值，我们不能因为一事物对人类来说没有或者较少有经济上的工具价值就完全否定它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系统来说所具有的“生态价值”。因此莱奥波尔德主张从价值观上转变那种“大地利用的伦理学”。
莱奥波尔德对那种“由经济私利完全统治着的”、“大地利用的”伦理学的批判，可以看作是生态伦理学对现代性经济伦理进行的一系列实质性挑战的开始。莱奥波尔德作为理论先行者，先于他的同代人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经济发展对人类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的深刻危机，率先从生态或大地的立场对现代性的经济伦理以及由之确证了行为正当性的现代性经济运行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上先行的挑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后的人类实践领域的广泛抗议活动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
60年代生态运动对资本家以牺牲人类环境为代价追逐利润的广泛谴责和抗议，构成了70年代首次联合国环境会议召开的契机。1972年首届联合国环境会议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大声疾呼：“保护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迫切的任务”。整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着“是否存在生态伦理”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表明了两种伦理观念的尖锐冲突以及生态伦理意识对抗现代性经济伦理意识的过程中人类生态伦理意识的广泛觉醒。生态伦理在最近二十年始终是全球学术界的热点和焦点，争论实质上不再围绕生态伦理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考虑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和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道德尤其是现代性经济伦理道德之间的尖锐对立并不能有助于人类今天面临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的解决，生态伦理学家开始提出各种新的生态伦理概念。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和生态运动已展示了更为理智的态度，虽然迄今为止它更多的是在人类经济活动领域之外的一种抗议、劝告、警醒和争辩，甚至是一种信仰，但谁也无法改变它向人类经济生活领域汇融的强劲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从莱奥波尔德开始的生态伦理观念向现代性经济伦理发起的挑战，决不能只看作是一种道义上的声讨，它要求全面转换现代性经济伦理或整个现代性道德的根基，迫使人们寻求一种能够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的新概念经济伦理观，探索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的道路。
三
德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家P·科斯洛夫斯基于1987 年写道：“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新奠定经济伦理学和伦理经济学理论的基础。”[3](P1) 在生态世界观日益成为当今社会具有建设性的世界观形式的时候，为指导人们从事正当有效的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经济伦理概念，确实到了需要“重新奠基”的时候了。
现代性经济伦理的观念实质上就是一种把视野局限在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它忽视了经济在人类所有的制度结构中只占一小部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指出，这种把属于整体之一部分的经济，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是现代的一大错误；如果放任这种经济的孤立发展就会使得人类在地球上丧失生存权利。[4](P111—118)走向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旨在克服现代性结构中伦理关系的各种片面性病症，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人类存在的关系，将经济活动、生态智慧和伦理关怀融为一体，最终转变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模式，走向一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道路。因此，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首先必须转换观念，确立一种不同于单纯经济乐观主义的现代性结构的新的经济伦理概念。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应当作为消解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方式存在，并致力于从世界观、发展观和伦理价值观诸方面走出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这种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是一种面向21世纪人类实践的经济伦理观。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不断涌现的一系列回应生态伦理挑战的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背后，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新的经济伦理观念由远及近地到来。
新概念的经济伦理将以生态观念为指导，用生态世界观置换现代性世界观。生态世界观的核心是关于万物相互联系的观点，每一事物都应该看作是与其环境中的其他事物有着内有联系的“生态系”，它自身内部的构造也应被看作是一个生态系。这样，一事物在实现自身的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它对它所依存的生态系的其它事物的价值。因此，生态世界观认为，现实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着的，所有单位和个体都是由关系构成的。这种生态观点反对将人孤立地从他赖以生存并最终给他带来幸福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并以牺牲其环境为代价满足人对物或对他人的占有，以实现所谓人类的福利。因此，生态观点使得那种认为自然界或者甚至人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或某些富人们的需要和欲望而存在并且本身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观点威信扫地。生态世界观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一种经济制度的道德性取决于两个因素：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的善；是否有利于增进人类社会自身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负有道义责任；因此当我们以经济方式动员科技力量、政府、市场社会和企业实体追求人类利益的时候，我们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清楚地看到，今天人类最大的利益正在于不遗余力地保护我们人类赖以存续的地球生态系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这应当成为人类21世纪经济行为方式道德与否、善恶与否的评介原理。就后者而论，现在比以前更清楚地表明，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最终取决于人们之间关系的调整，特别地说来今天建立在生态观点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必须限制以掠夺或对外扩张为特征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尤其要破除这样一种西方现代性的经济伦理定律，即认为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和官僚阶级对特权的追求构成了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因。通过在基本制度安排上体现正义原理，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贯注生态意识，改变以自利为第一原理的现代性经济伦理在权利、公正、义务和德性等伦理观念上所持的基本立场。
西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本性上的作伪、欺诈和对外扩张构成一体二面的联结，由此建构的现代性经济伦理使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一直作为世界或大地的主宰者和统治者的角色来看待一切物或一切人，一直为目光短浅的既得利益而进行不经意的屠杀、掠夺和对动物寄生地同时也是人类家园的破坏。一旦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无节制的资源开发和不断膨胀的现代工业对环境和人自身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时，灾难事实上已经发生，一切都很难挽回。重新奠定我们的经济伦理概念，必须反思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在人类存在方式中的地位，这样我们必须承认：相对于人或人类本身就是目的而言，经济上的成功永远只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本身。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以“人为目的”的经济发展中，决定性的要素是他者的存在，当我们在实现人类自身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必须承担起对他者（环境、生态和他人）的责任。面向21世纪的经济伦理概念，应当将经济活动看作是人实现对他者的责任并以此来确立“人是目的”的道德命令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在新的经济伦理观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当具备这样的伦理意识：即认识到，人只有通过对一切他者承担责任，才能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否则他就变成为物所役的工具和手段。以这种伦理意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乃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全球范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真正实施，是这种经济伦理观念的现实落实，它要求人类对一切他者承担责任，并呼唤人类真正承担责任的时代的到来。
我们看到，走出各种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必须确立一种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这要求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以一种平等的、公正的关系履行人类对地球的责任。这对于依靠作伪、欺诈和对外扩张起家的资本主义来说是致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明确地将发展中国家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经济活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极度应享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区分开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应当检讨它对人类环境、生态和资源造成的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一再地通过环境生态等问题来控制、主宰世界，将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变作自己的原料仓库，同时又指责这些国家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应当说，真正的人类负责的时代的到来，仰赖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信念的放弃。我们看到，对现代性经济伦理的颠覆，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道德性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信念放弃的开始，只有当这种否定和放弃扩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颠覆，人类才能以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一切他者。
面对世纪之交，当我们在加强对经济发展同人类存在方式的反省之时，在探寻新世纪正当合理的经济运行行为之时，我们呼唤一种置换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理念的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它将引导我们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这种新的经济伦理观，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对一切他者负责，倡导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观，并对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的道德性提出了质疑。可以预言，人类在新世纪的前途，有赖于这种能够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并消解西方现代性的新概念的经济伦理概念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