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关系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关系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0）04—0001—06
我国是由一个主体民族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包括已经消失的民族）同自然与社会进行殊死斗争，互相帮助，互为依存，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日益密切交往，共同创造和发展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缔结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江泽民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时，曾用“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对其作了非常生动的高度概括：不仅仅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只有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实现彼此的繁荣和发展。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总结。“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句话的内涵非常丰富，意义深远。笔者认为，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55个少数民族作为民族，其社会发展、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等都有其特殊性，但相互之间亦不乏共同性。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更使他们紧紧相连并与汉族一道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若脱离这个大家庭，不仅会使中华民族母体遭到削弱，更严重的是其自身也将丧失生存的基础而被湮没。
本文仅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开不关系形成的必然性问题。
一、“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关系形成的基础
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特殊的历史发展条件和各民族共同的血缘连结，为这种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众族同源
凡中国人都乐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从可供稽考的史料看，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祖先，不是炎帝便为黄帝。早在公元前21世纪，存在于中国大地的东夷、三苗、羌、戎等少数民族的民族集团，不仅与当时雄居中原的夏族密切交往，而且相互间也进行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通婚，混杂安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缘关系。如果说汉族的祖先多得很，那么所有形成于中国大地的任一民族的祖先，也同时是任一少数民族的祖先。下边我们不妨对几个少数民族的族源据史作一番考察，以见一斑。
匈奴民族曾在中国历史留下威武的篇章。她早在战国时期就在内蒙古大青山一带与林胡、楼烦等民族交往，汉王朝时统一于中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匈奴民族同化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为这些民族肌体的组成部分。青藏高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后居住于黄河流域的羌人西迁至甘肃、青海一带。再后，被史学家认定是拓跋羌的一部继续移向西南方，与当地的原始居民融合，逐渐发展成为藏族。苗族被普遍认为是“三苗”的后裔，其先民从长江中下游逐渐转移至西南地区，秦汉之际生活在湘西、黔东南一带，后又继续迁徙，不断与其他民族融合，直至南宋初年始称苗族。回族则是公元13世纪来到中国的波斯、阿拉伯等族人，不断与蒙古族、维吾尔族、汉族姻亲交往，生息繁衍而凝聚不同民族遗传基因形成的。再看蒙古族。当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儿帖赤那率蒙兀室韦部来到鄂嫩河上游时，这里有突厥、鲜卑、乌桓、柔然等族人，由此与各族婚媾繁衍，并日益强大，最终形成了以蒙古族先民为主体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2.共同缔造祖国
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所有的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匈奴、羯、氐、鲜卑、乌桓、契丹等民族，都为我们灿烂的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她们都是中国历史的主人。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由汉族开发的，那么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最早开发者，则主要是少数民族。东北地区是满、鄂温克、赫哲等民族；北方地区是匈奴、鲜卑、蒙古等民族；西部地区是维吾尔、塔吉克、哈萨克、塔塔尔等民族；西南地区是藏、彝、白、傣、苗、布依等民族；东南沿海地区是壮、侗、畲等民族。同样，高山族与黎族则分别是台湾、海南的最早开发者。
统一的地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辽阔的空间。但是，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占居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与排他性，加上民族压迫和民族隔阂，中国历史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分裂——统一——分裂——统一的曲折历程。各少数民族无不满怀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和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投入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尽力实现国家局部地区进而全境的统一。如汉初匈奴统一祖国北方、东北及西部地区；魏晋南北朝时鲜卑族建北魏政权，最终统一北部地区；唐时“乌蛮”、“白蛮”等族统一六诏，进而管辖云南全境；宋时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分别对祖国部分地区实现统一。值得一抒的是满、蒙两族对中国统一的伟大贡献。蒙古族建立元朝，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实现全国空前的大统一。满族摧毁腐朽的明王朝，又收复台湾，实现华夏一统，基本确立了今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范围。
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的功劳，还表现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贡献，这里从略。
3.共同的社会生活
中国各少数民族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管什么艰难险阻，始终统一于中国，是与共同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经济上的密切交往随生产力水平提高日趋频繁，使各民族互为依存，不可分离。究其原因：首先，中国的东北边与北边是高寒与荒漠地带；西边与西南边是高山深壑地区；东南则面临浩瀚的大海。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各民族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其次，自然资源的互补性，使相互间互通有无成为必然的事情。再次，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同大自然斗争的特殊创造，先进的科技对后进者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频繁交往不可避免。尤其各族劳动人民自发地通商互市、学艺传道、工匠流动，更是平等互利，经久不息。
第二，通过中央政权的强制，政治上的紧密联系使各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国各少数民族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必然要求政治上的保障。政治上的统一是削弱并最终摧毁分裂与落后，加强各民族亲和力的强大推进因素。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以来，无论哪一个民族执掌中央政权，都无不巩固和发展这一政治制度。也都无不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的实际出发，对之采取“羁縻政策”或“以夷治夷”策略。尤其元、明、清三代中央政权，更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盟旗制度、伯克制度。以后随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进步和与汉族地区联系的更加紧密，又实行重流轻土、改土归流等政策。
中央集权制的逐步加强和完善，利于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社会生活各方面联系，促进相互间不断加深了解，消除偏见与误会，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尤其清王朝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制、在新疆建省，更为打破割据、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4.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
经济、政治上的紧密联系，必然带来各民族文化上的紧密联系。这里的文化仅指反映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素质则是一个民族或民族集团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对自身的认同和感情表露的具体形式。
儒家思想是孔子创立的。该学说内容主要是崇尚“礼乐”与“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德治”与“仁政”则是其政治上的主张，并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儒家思想的内涵适合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被大力倡导与宏扬。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思想逐渐为中国各民族统治阶级所认同和接受，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和各民族统治阶级治国兴邦的最高信条。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各民族的精神支柱，统治中国二千多年，其思想内容也深深扎根于所有炎黄子孙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内涵。“大一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准则，其意为统一中国全境。“大一统”思想自春秋之后慢慢溶入中华各民族心理，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的重要标志。因此，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团结互助、共御外侮，也就成了各少数民族历史尤其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加强相互联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积极因素。若要寻找中国历史出现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纷争割据，而最终又必然归于统一的原因，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大一统”思想已凝聚为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从而焕发出“天下一统”的精神力量所致。
综上所述，各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在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过程中，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众族同源的血肉关系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从而相互眷恋，生死与共，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为组成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关系形成的质变
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遵循由量变而质变的规律。中国二千多年的民族关系发展史，实际是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关系形成前的量变积累过程，它的最终形成尚有待质变。这一质变包容在中国社会近代100多年的质变过程之中。1840年的鸦片战争， 使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也必然带来民族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首先，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武装侵略不断，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步步深入。
《南京条约》使英国强占了香港；《爱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让沙俄从东北、新疆鲸吞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日本又强占台湾。不仅如此，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还伺机伸进少数民族内部，与部分少数民族的上层败类相勾结，企图分裂中国，进而实现灭亡中国的目的。俄国、日本在东北、内蒙地区，英国、俄国在新疆地区，英国在西藏、川康藏区，法国在云南地区的阴谋活动与武装入侵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日本帝国主义在本世纪30年代还在长春、南京分别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伪政权。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协定关税权、内河航行权、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使中国丧失了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诸多方面的自主地位。仅英、日、俄、法等列强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就达12.6亿两白银，约等于当时清政府20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中华民族面临当亡国奴的危险。
其次，国内反动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共同压迫、剥削中国各民族人民。
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使各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计划不可能在短期内，也不可能由某一列强来实现，众列强在利益攫取上必然产生冲突。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各民族反动统治集团中寻找、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同时，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者不仅在帝国主义的船坚剑利面前，采取了“宁赠友邦、毋予家奴”的卖国方针，甚而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压迫、剥削各民族人民。加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这就形成了压在中国各民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带来中国民族关系的深刻变化，也必然带来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关系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国土沦陷，主权丧失，中国人任人欺凌、奴役；另一方面，无论是满清政权还是其他什么政府又都奉行民族岐视政策，挑起少数民族间的械斗与仇杀，甚至从政治上、法律上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这样，中国各民族人民既要同外来的民族压迫作斗争，以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又要同国内的民族压迫作斗争，以求得民族平等、团结。两重使命异常复杂和艰巨。帝国主义是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面临亡国的根源，国内各民族的反动统治者只不过是其豢养的走狗。不推翻各民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要消除民族压迫只是一个幻想。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既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内涵，也是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关系形成产生质变的关键。
各少数民族在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与汉族团结一致，不怕牺牲，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规模空前的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最为悲壮的篇章。这个伟大斗争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尤其义和团运动和抗日战争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由各民族人民掀起的反帝爱国斗争。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政府帮助下粉碎阿古柏分裂势力的斗争，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的斗争，西藏人民在隆吐山、江孜进行的抗英斗争，不仅挫败了英、俄帝国主义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更表现了这些民族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忠诚。
第二，反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首先是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谱写了各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诗篇，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然后是由我党领导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各民族人民用血与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少数民族这才从苦难的深渊中站了起来，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民族关系史也展开了崭新的一页。
与此相应，各少数民族人民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如1855年贵州苗族雇农张秀眉领导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回族人民的武装起义；1853年云南哀牢山地区彝族人民武装起义，得到汉、回、傣、白、傈僳、苗、哈尼等族人民积极响应；1861年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回族人民武装起义，很快席卷全疆，赢得其他各族人民的同情和积极参与。
第三，同民族卖国分裂主义分子及其外国主子的斗争。中华民族内部的少数卖国分裂主义分子在外国反动势力支持下，于国家危亡的时刻，扯起“民族独立”的破旗进行分裂活动。这是逆历史潮流，出卖中华民族利益（首先是本民族利益），背叛祖国的罪恶行径，各民族人民自然奋起反对与抗击，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都在外部势力支持下，阴谋使“西藏独立”；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封建主在外部势力煽动下武装叛乱，宣布“独立”；1932年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操纵下，于长春建立所谓“满洲国”；1940年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悍然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等，都无一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为历史所唾弃。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些斗争既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风潮，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这一伟大的民族运动。这一斗争历程，鲜明地表现了中华各民族几千年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守望相助、共御外敌的血肉情谊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获得了新的发展，强烈要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坚强决心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关系，正是在这一历程中得到质变升华并最终完成的。
三、“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关系完成质变的决定力量
任何一种新的民族关系的形成，都离不开孕育它的历史条件。新民族关系最后形成的决定性因系，即是其质变过程能最终完成的决定力量。这里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关系会最终形成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事物量变不一定带来质变，质变是一个过程，若无相应条件也就不能最终完成。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整个过程；民族关系的内涵、性质及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源于发生关系的民族自身的社会性质与特点。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民族关系包含一个民族的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两个层面，表现为对其他民族态度的两个迥然不同的方面。一切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地位，总要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总要伪装成本民族的代表，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掠夺，挑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制造民族间的仇杀。因此，尽管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不同民族人民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能够密切交往，但民族关系始终处于不平等状态，民族间的猜疑、隔阂、仇视与冲突，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消除。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的近代史实。
1.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是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反动民族政策的继续。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既有加强各族人民往来的一面，又有压迫、剥削的一面，表现为羁縻怀柔与武力镇压两种政策。清王朝代表满族封建贵族利益对此作了全盘继承并加以发展。一方面，对汉族等民族上层分子大加笼络。康熙等皇帝就强调“满汉一家”，极力宣扬忠君和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扩充科举让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政务；对蒙古封建主则保持世代婚姻关系，赐予他们同满族贵族同等的封号；对来北京的维吾尔族的伯克霍集斯等皆封王公；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另一方面，则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南、西北等地维吾尔、壮、布依、藏、回、彝等民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大肆杀戮民众，制造惨案。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科学的、彻底的纲领。
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先天不足”和政治上的两面性，自然认识不到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建设的双重属性，他们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彻底的。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杰出代表，他早年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可以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这一纲领把打击对象只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根本没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五族共和”作为自己的民族纲领，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那么中国其他民族呢？孙中山先生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纲领被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民族平等。无疑这是科学的、彻底的民族纲领，但它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的。
3.蒋介石政权的民族政策是对新三民主义民族纲领彻头彻尾的背叛。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丝毫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他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在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以及与外民族关系上，又全面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反动的民族政策，对中国各民族人民数千年密切交往建立的兄弟情谊肆意破坏。
国民党政权对外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屈膝退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则推行大汉族主义，根本不承认中国存在多民族这一事实。蒋介石认为，中国各民族已逐渐同化、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少数民族只是汉族的大小宗支。他说，回族只是一批具有特殊生活习惯的人。这是对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和“对内求得民族平等”思想的大倒退。连少数民族都不承认，怎谈得上处理好民族关系，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呢？国民党政权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限制和剥夺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实施民族压迫、强迫同化政策，还人为制造事端，挑起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武装械斗，让手足相互残杀，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例如，1943年云南军阀扩张地盘，派兵进占四川金阳、布拖彝族地区进行血腥屠杀，仅金阳武衣坪子一带，就有数百彝胞被惨杀后投进金沙江。1942～1945年，国民党反动军队与反动的傣族土司相勾结，对基诺族人民进行镇压，使当时1 万多人的基诺族仅剩4000来人，为了生存被迫逃进莽莽的原始森林。1945～1946年，蒋介石出动1万多名军人和3架飞机，对四川凉山地区彝族人民恣意杀戮，竟使越西、普雄一带数十里不见人烟。
历史也同样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关系的真正形成，就缺乏完成质变的决定力量。这是因为：
1.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制订并实施科学的、彻底的民族纲领。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几千年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和民族问题的实际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科学的、彻底的民族纲领。抗日战争时期，党从实际出发，变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民族自决”为“民族自治”。1940年，党先后草拟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础。这两个纲要的要点是：回、蒙民族都是独立存在的民族，在政治上与汉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培养回、蒙民族自己的抗日建国人才，帮助发展民族经济；保障回、蒙民族自由，尊重其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6年，党又强调，在少数民族区域，要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
2.各民族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组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并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使命，各少数民族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积极投入并不怕流血牺牲。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少数民族优秀儿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在蒙古族、回族、壮族、满族、朝鲜族、黎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领导群众掀起革命风暴。蒙古族人民优秀儿子多松年、李裕智，回族爱国志士马骏、郭隆真均被反动派杀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壮族、瑶族人民参加百色起义，壮族优秀共产党员韦拔群、陈洪涛先后壮烈牺牲；土家族、苗族人民参与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西南各地的水、侗、布依、彝、藏等族群众纷纷参加红军，创立革命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各少数民族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威名赫赫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就有大批满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优秀儿女。满族的陈汉章、鲍巨魁两位志士为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关向应、赵靖远皆为我党领导干部，名垂青史。1942年，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海南吊罗山区屠杀苗族同胞1900多人，群众被迫武装起义，曾3 次派人寻找共产党，最后在琼崖纵队领导下成立了五指山游击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河北、山东等地，回族群众就组建数十支抗日武装，尤以冀中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最为著名。解放战争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国家、民族两种命运的决战面前，坚信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国家、民族才会获得新生，从而团结一致掀起了空前的革命高潮。1947年，内蒙古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苗、傣、白、哈尼、侗、壮、布依、彝等民族均纷纷投入革命斗争，在“滇西纵队”中，少数民族指战员就占了一半以上。广西罗城仫佬族人民和国民党展开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和抗租斗争；黔南各族群众在“桂滇黔边区纵队”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以迎接解放。
3.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从而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纲领和民族纲领以及统一战线方针，使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不仅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从而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分化。一大批开明的上层人士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帮助，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甚至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近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一大特点。
1936年，红军长征时在四川甘孜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由格达活佛担任主席，各级博巴政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从人力、物力上支援红军，领导藏、汉族人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1950年，身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主动请求去西藏作上层人士工作，以为和平解放西藏作贡献，不幸在昌都被英帝国主义的特务所暗害。抗日战争时，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悉尼喇嘛，组织进步力量，坚持抗日，不幸以身殉国。在西藏，热振活佛在十三世达喇圆寂后掌握西藏事务，他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密切同祖国内地和中央的关系，成为英帝国主义及其一小撮分裂势力的眼中钉，于1947年被迫害致死。1944年，在新疆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三区革命”。但在初期，一小撮民族分裂势力滥杀无辜的汉族群众，企图成立什么“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三区革命”领导层中的革命派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同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使革命端正了航向。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后来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不是从祖国分裂出去，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影响的、在各民族一律平等基础上的新政权。他还说：在我们人民中产生了一种把统治民族之统治阶级看作整个民族统治的认识……我们没有分清友人和敌人，而把全部汉人一律看待，错打了我们的友人，而拥护了比任何国民党官吏更加厉害的本民族的民族败类。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一个多世纪的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让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在得到进一步量的积累的同时，获得了政治上的大觉醒，从而开始了急剧的质变。质变完成的决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把彻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真正的平等、团结，作为既定要实现的政治目标。她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纲领与政治远见，把各少数民族人民从政治上、思想上紧紧地凝聚一起，从而激发出空前的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他们毫无疑虑地把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从而中华民族以一个整体姿态展现于世界的舞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形成的质变，正是在这一斗争中伴随整个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升华完成的。
收稿日期：200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