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宁城市兴起的地理基础与平面布局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宁论文,布局论文,平面论文,地理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K928.5
南宁位于岭南地区西部，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建成区面积76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100万。历史时期，南宁作为广西中心城市的时间比较短暂。318年，东晋增设晋兴郡，南宁为郡治所在地，当时晋兴郡的范围比现在的邕宁县稍大。632年，南宁改称邕州，唐懿宗以前，南宁属包括现在两广地区在内的岭南道，为当时广西境内“三管”之一的邕管治所所在地。桂、容二管罢废后，也被并入邕管。懿宗咸通三年(862)，正式剖分岭南为东、西二道，并以邕州为岭南西道治所。岭南西道的辖地，相当于现在的广西，所以，此时的南宁，已首次成为广西的中心城市了。宋改岭南西道为广南西路，南宁降为广南西路下辖的邕州永宁郡的治所。元朝将全国分为行省、路、府、州等级政区，1279年，在南宁设邕州路总管府，泰定元年(1324)，邕州路改称“南宁路”。明改称“南宁府”，直到清末，未能恢复广西中心城市的地位。历经千余年，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经过一番曲折，在1915年，南宁被重新确立为广西中心城市——省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宗仁以南宁离海太近，易遭日军袭击为名，将省会又迁回桂林。1949年10月，解放大军南下，桂系军阀又将广西省会迁来南宁。解放后，南宁正式最终成为广西的中心城市。由于南宁作为一座城市在广西中心地位的确立历经坎坷，时间短暂，加上其他不利因素，至解放前夕，城区范围仅由唐代时的2平方公里，扩展到4.5平方公里；人口，在北宋熙宁(1068～1077)初年已近6万，至1950年，仅为9.5万左右。
一、南宁作为广西中心城市产生的地理基础
地理条件是城市产生的基础，优越的地理条件会加速城市发展，不良的地理条件会阻碍城市发展。历史时期南宁城市的发展与地位的变迁，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
（一）从地理基础看岭南产生第二中心城市的客观必然性
岭南产生第二中心城市的地理因素是空间范围和外围地形。首先，岭南存在两个中心城市是其空间范围的必然要求。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在岭南设置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包括现在的贵州南部和越南中北部在内，可见每郡的面积与今粤、桂两省区各自的面积相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在五岭以南设交趾刺史部，治所曾先后设在广信（梧州）、番禺（广州）和龙编（河内），虽然刺史只起监察作用，在如此大的范围内也是难以履行职责的。西晋二十一州之一的广州（治番禺）包有今广东、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一隅，范围也显偏大。唐贞观元年(627)，太宗开始依山川自然地理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今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属岭南道（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高宗永徽年间(650～656)以后，明确规定广、桂、容、邕和安南都护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即岭南五管（注：《旧唐书》卷四十一“岭南道五管”。）。节度总理广州，仍有鞭长莫及之虞。随着粤西地位的日益重要，岭南分为2个政区单元已有必要。正如唐懿宗《分岭南东西道敕》所谓“岭南分为五管，诚已多年”，“有事之际，要别改张”（注：《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所以在咸通三年(862)，诏令分岭南为东、西两道。北宋较稳定的一级政区是神宗元丰(1078～1085)二十三路，其一的广南西路，包有今广西和广东西部。包括广西在内的作为元十一行中书省之一的湖广行省，包有今湖南、广西两省区和湖北南部、贵州东部、广东西部，范围显然又过于庞大。所以止此一代，明统一全国后，中国一级政区的范围划分基本确定，作为一级政区，即明十三布政使司之一的广西布政使司的辖地范围，与今广西相当。广西现有面积二十三万多平方公里，在全国26个大陆省区中居第九位，广东居第十位。这就说明，从空间范围上将岭南分为两部分是适宜的。
广西之所以具有“湖湘唇齿，五羊襟喉”和“控制南交，屏藩中土”（注：龚柴：《广西考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杭州古籍出版社。）的国防价值，除其所处的临边位置外，还与其中间低、四周高的地形有关。广西的边缘山脉，东北有苗儿山、越城岭、海洋山、都庞岭和萌渚岭等，东南有云开大山、大容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公母山、大青山和六韶山等，西北有云贵高原边缘的金钟山、秦王老山、青龙山和东凤岭等，北有九万大山、大苗山、大南山和天平山等。这些山脉连环分布于广西周边，对于传统的攻战水平来说，无疑易守难攻。这种封闭的地形，自然也会对广西与外界的交往起一定的阻碍作用。
正是由于空间范围和其外围有这样的地理条件，客观上使广西最终独立成为岭南又一个一级政区。
（二）从地理基础看南宁成为广西中心城市的客观必然性
在今广西范围内，最早成为一级中心城市的是秦岭南三郡中的桂林郡和象郡的治所布山（贵港）和临尘（崇左）。虽然布山和临尘一带因有各自的优越条件而作为其所在郡的治所一度存在，但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岭南一级政区范围的变动，治所他移是在所难免的。
在南宁最终确立为广西中心城市以前，生命力旺盛、发展规模较大的城市除南宁外，还有梧州、桂林和柳州。梧州，一则因其地处西江上游各支流总汇处，为广西“水上门户”，水运便利，据统计，民国20年(1931)，梧州占梧州、龙州和南宁三关进出口总值的80.44%，南宁“市面比梧州相差得多”（注：陆诒：《西南之行》，[民国]《广西印象记》第三册，广西民族学院馆藏残本，第141页。）；二则因梧州为两广几何中心，岭南战事，必为交矢之地。所以早在西汉时期的交趾刺史部，一度移治于此。但梧州位于桂东边缘的丘陵峡谷山区，一则过偏，二则囿于地形限制，市区只能建在浔江、桂江和西江三江河岸，缺乏城区扩展所需的空间。更严重的是，由于梧州一口是西江上游的总控制站，来自广西大部及云贵、越南的部分降水皆由此下泄，城区受地形所阻又难以向高处扩展，自有记载以来到清末，水灾每11.17年发生1次，旱灾每19.24年发生一次，民国初年至1949年间，更高达1.27年发生一年水灾（注：《广西各市县历代水旱灾害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191页。），水旱灾害频率在邕、桂、柳、梧4市中最高。正是有这些缺陷，政府已决心于1997年将梧州地区改名，并移治贺州，梧州素有“小香港”之称的光彩恐怕一去不复返了。柳州素有“桂中商埠”之称，解放以前的水运，溯柳江可达融安和贵州，下航可达梧州、广州，民国时期是桂邕间公路的中间站，又有宽广的腹地柳州平原，民国时期就已发展成“广西的工业区”（注：[民国]《广西印象记》第三册，广西民族学院馆藏残本，第9～17页。），1950年是广西人口最多的城市，所以民国初期广西省会有人一度议迁柳州。但柳州平原由于陇块丘陵分布广泛，平原往往分布于谷地而被分割成许多块，不连续。柳州市的水旱灾害在邕、桂、柳、梧4市中仅次于梧州。龙江、柳江等河床深切，难以利用，地下水埋藏深（50米），难以开发，石山区渗漏大。这些对作为传统城市兴起与发展后盾的农业基础，甚为不利。
“岭南东西二部四十五州，惟有桂邕号为大府”（注：丁宝臣：《新城记》，转自[民国]《邕宁县志》卷三“地理三·形势”。），自广西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政区以来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南宁和桂林先后成为广西的二雄中心城市的扮演者。在统一王朝处于颓势和消极防御时，多以桂林为边防重城而成为广西中心城市，宋、明、清三代即如此；当广西分裂割据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和积极防御时，中心城市则为南宁，唐咸通年间和民国早期即如此。“岭南辽阻，昔人视为畏途”（注：《粤西丛载》“原序”，《四库全书》第14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地处广西东北部的桂林“地近湖湘”，位于由内地入岭南的交通孔道上。桂林北侧的越城岭（全义岭）为岭南的屏蔽，顾祖禹称“自衡山以南，东穷于海，皆一山之限耳”（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中华书局，1957。），即指此。所以自“南越国”起，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必守越城岭，正如后康年间楚王马希范所言：“从来越全义则已夺桂林之险”，“盖粤西之咽喉，实自全义岭操之”。（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中华书局，1957。）所以，在战乱年代，桂林与越城岭相辅依存，是广西的门户，这是国家处于颓势和消极防守时以桂林为中心城市的主要原因。从气候条件看，在历史早期，桂林优于南宁。“瘴”是由于地表水过多，地温过高，大量水分通过直接蒸发和植物的蒸腾作用而形成的过于湿热的大气状况。《宋史》称岭南“山林翳密，多瘴毒”（注：《宋史》卷九十，志一四三，地理六。），南宋周去非则称广右“生齿不蕃，土旷人稀”，这种纯自然生态，不但使文献中有大量外来人因水土不服，而生疾疫，以至大量死亡的记载，而且当地土著“人生其间，率皆半羸”（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四库全书》第5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南宋范成大云：“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篇，《四库全书》第5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黄峒诸蛮叛”，帝发兵入讨，“被瘴毒死者不胜计”（注：《新唐书》卷一六三“孔戣传”。）。韩愈曾记载，在一次征讨西原峒“黄贼”的过程中，因不服水土，只经一年，四百名江西籍士兵“所存者不满百。岳鄂所发部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才一”（注：转自[宣统]《南宁府志》卷四十三。）。这也正是懿宗咸通年间以邕州为岭南西道治地后不久即撤的原因。北宋
王安石形容邕州“汤汤瘴海，云烧日熔”（注：《元一统志》卷十“湖广等处行中书省·邕州路”，中华书局，1966。），这样过于湿热的气候对人身健康有害。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狄青率军平定侬智高叛乱，出征前，洛阳人刘几专程赴洛阳见狄青，嘱咐他：“贼若退守巢穴，瘴毒方兴，当班师以俟再举；若恃胜求战，此成擒耳”（注：《宋史》卷二六二“刘温叟传”。）。所以当狄青到邕州时，“会瘴雾昏塞”，“殊忧之”。这些就是自宋至明清桂林一直作为广西的中心城市的原因。
但这种气候形势至迟在明清之际已得到改变。清康熙年间，虽然“南、太、庆、恩四府，同称烟瘴，然如南宁府属之宣化（南宁）、永淳、横州，思恩府属之武缘（武鸣），民居稠密，烟瘴全无，与内地无异”（注：[清]甘汝来《酌通边缺调补升转疏》，[宣统]《南宁府志》卷四十三。）。宣统《南宁府志》称左右两江地区的气候“郡居平旷者犹可”（注：[宣统]《南宁府志》卷三《舆地志·气候》。），民国时期，重新作为广西中心城市所在地的宣化“瘴疫绝少”（注：[民国]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一“气候”。）。
和桂林相比，使南宁最终越过桂林成为广西中心城市的还有地形、土壤、水旱等自然条件优于桂林，而这些条件优越作用的发挥都以南宁的军事地理位置为契机，使南宁一带的经济发展被带动起来，为南宁立足广西中心城市的地位提供了一定范围内较为优良的腹地。
从军事防御角度分析，桂林的地形条件并非多么优越。北侧五岭不高且多隘口，其本身“虽多山，然皆特（孤立）起，不任屏蔽；江濑之浅，可涉而过”（注：张鸣凤：《桂政》，《四库全书》第5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这是历史上桂林攻无不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局部范围看，桂林市区山体面积占27.73%，不利于城区扩展与布局。而南宁“郡邑悉居平旷”（注：[宣统]《南宁府志》卷二。），利于城区扩展。从对与古代城乡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种植业的生产条件看，桂林位于分布于灵川——桂平之间的漓江谷地平原上，而漓江平原的面积（1038.75平方公里）和质量（主溶蚀侵蚀平原）均不及南宁盆地所在的郁浔河谷平原（面积5002平方公里，主冲积平原）为优。在综合自然地理分区上，桂林属“桂东北中山丘陵，红壤、黄壤、棕色石灰土、水稻土地区”，南宁属“郁浔江丘陵平原，赤红壤、水稻土、紫色土地区”，（注：《广西通志·自然地理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虽然前者的总面积（51789.01平方公里）比后者（33281.33平方公里）大，但前者的耕地面积（452853公顷，其中水田321693公顷）则小于后者（526027公顷，其中水田357947公顷）。尤其前者是以岭谷相间的山地为主，水稻土只是主要分布于河谷地带；而后者不但占有黔江、郁江和西江两岸的冲积平原，而且还有武鸣盆地和上林——宾阳冲积平原，其水稻土不但面积广大，而且沿郁浔江平原、大明山山前平原和武鸣盆地等均有较大面积集中分布，地势开阔平坦，光热充足，土层深厚，质地适中。另外，历史时期南宁市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低于桂林，也是南宁地区农业生产条件的优越性之一。优越的生产条件为南宁城市发展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农业后盾。
虽然南宁一带具有进行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但南宁的经济是因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以军事防御为契机而被带动起来，后来居上的。在邕、柳、桂、梧4城市中，南宁距广西的几何中心大明山最近，便于就近顾及四处。南宁位于左、右江交汇处，沿左江而上出平儿关、水口关，可达越南，沿右江而上可达百色、云南，沿郁江顺流而下可出梧州、广州，达香港、澳门。民国前期，由南宁经柳州至桂林的公路，以及至龙州、梧州和至百色的部分路段已经通车。由于南宁地处广西中部偏南的水陆交通中心，历史时期，外族、其西侧的少数民族和区内外军阀沿水路、陆路，或于北部湾海岸登陆后再经陆路，直抵南宁，争战广西以至整个岭南地区的记载不绝于书。而桂林虽有“因瓴之势，以临制上流”的优势，但一旦边境有急，则有鞭长莫及，难以驾驭之虞；相反，南宁可“顺臂指之义，以控连四海，要归于建威销萌，以久安长治”，这是因为“其道里远近所宜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西五·南宁府”，中华书局，1957。）所以南宁为历代势所必争的“冲要之地”，被视为“藩篱肘腋”。虽然唐咸通年间南宁作为广西中心城市的历史如昙花一现，但历代都不得不在这里置重兵设防，或成为交矢所在的国防前线，或作为前方战事所需物资及兵员的直接补给基地。如宋代在沿边派置兵将，有“邕管为上，宜次之，钦次之，融又次之”和“邕屯全将五千人……静江府屯半将二千五百人，宜州屯半将二千五百人”（注：《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四库全书》第5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之说。据统计，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12月4日，除沈秉堃、王芝祥任广西都督时，都督府设在桂林外，其余驻南宁的最高军事机关有21个之多。（注：李英谟：民国时期驻南宁的最高军事机构，《南宁史料》第6辑。）这自然会促进南宁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宋代，人称南宁地区“鱼稻有如淮右，溪山宛类江南”（注：秦观：浮槎馆抒怀，[宣统]《南宁府志》卷三“舆地志”。），是一个“无论宝玉贱，鱼米自宜居”（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四四六“南宁府部·艺文二”。）的好地方。明朝末年，江苏常州人华夏蠡奉檄宦于广东琼崖，赴任时，广东已陷入混乱状态，华便避乱南宁，他称当时的南宁“人物繁庶，粮食便宜，昔号为‘小南京’，犹然乐土”（注：《两广纪略》，转自[民国]《邕宁县志》卷三十八“人物志二”。），这是史籍中多处称南宁为“沃国”、“岭南—都会”的
原因。所以，虽然史称广西“地瘠民贫，俱属苦缺”，但其中不乏富饶之地，仕途之人编为口号云：“莫要怕选宣化，莫要急选怀集……”可见为宦南宁，是一个“但欲肥其身家”的“美缺”。（注：沈日林《粤西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7帙，杭州古籍出版社。）
正是由于南宁一带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而重要的国防军事地理位置使这些条件得到了发挥，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南宁最终成为广西中心城市的地理基础。
二、历史时期南宁城市的空间拓展与平面布局的演变
东晋大兴年间(318～321)的晋兴郡城在邕江北岸。在此以前，今城区范围以内的聚落位于邕江南岸的亭子墟。（注：[民国]《邕宁县志》卷七。）有些文献记载，北宋狄青平侬智高后，城址方移江北，但因唐《元和郡县图志》已有“郁江水经（宣化）县南，去县二十步”（注：《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七“岭南道三·邕州·宣化县”，《四库全书》第46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之语，皇祐年间(1049～1053)“始移治江北”之说恐失之过晚。隋改晋兴县为宣化县。隋以前在今城区范围内设立的古城，只知可能为非砖土结构。当时曾用一种被土人称为“刺勒”的剌竹笋制做篱城。这种竹子周身遍刺，自根部起“横生枝条，展转如织”，即使用野火焚烧，也只能燎其细枝嫩条。由于用这种植物围成的“篱笆城”非常坚固，有“蛮蜓来侵，竟不能入”。（注：《岭表录异》卷下，《四库全书》第5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建造的邕州城为泥土结构。其走向大致从现在的河堤路起，绕过凌铁村，转过市体育场进入燎原路至红星路，再绕过纬武路至市一医院，过南国街，出中山路，再绕回河堤路。沿城开有“来远”、“大安”和“朝天”三座城门。（注：雷时忠：南宁古城廓小考，《南宁史料》第二辑。）这座唐城一直沿用到宋皇祐年间，但那时已十分残破。所以狄青平定侬智高之后，即另筑新城，但因“未获地利，寻亦崩颓”（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四四二“南宁府城池考”。）。
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邕州太守刘初又一次主持修建新城。这次修造的宋城维持的时间最长。其位置离唐故城数百步，周长1030步。走向（见附图），从今当阳路开始，向邕江饭店方向延伸，再转向南环路，延至共北小学、市银行办事处后，折向工人文化宫电影场，再转向望火楼、百货大楼，最后经新华街至水塔脚，折回当阳路（注：雷时忠：南宁古城廓小考，《南宁史料》第二辑。）。沿城开设有东门、镇江门（水闸门）、仓西门、安塞门、迎恩门（北门）五座，女墙1096口，垛顶呈尖圆状。城上附有楼（如筹边楼）、亭（如云锦亭）等建筑，仓西门、北门和东门外侧筑有子城（月城）。明万历三十年(1602)，郡守薛藩增开南门。明末战乱，为便于城防，将南门堵塞。同时开“烟花门”于东北隅，但传烟花门与榔边村相对，开则不利于村，所以此门不久即闭（注：闵
《粤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7帙，杭州古籍出版社。）。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开南门（注：《广西通志》卷一二八“建置略·城池三”，198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光绪十七年桂垣书局补刻本影印。）。民国6年(1917)设开城筑路事务所，又将兴宁路与西关路间城段打通，开辟“新西门”。至此，刘初所建宋城共有城门7座。
由于南宁地势平衍易涝，历史时期为国防前哨，南宁城墙不乏既起防卫作用又起防洪作用的范例。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南宁一带大雨弥月，知州陶弼急令堵塞临江三门，并沿通城门的路上堆高土袋，以便及时堵塞城外水流入城内的孔窦，使公私财产“一无所失”。（注：[嘉庆]《大清一统志》(27)卷四七一“南宁府”，《四部丛刊》第42部。）清太平天国时期，翼王石达开部将赖裕新拥众二万，围攻南宁府城，亦“计无所施”。（注：[民国]《邕宁县志》卷三十四“兵事志”。）民国19年(1930)夏，滇粤入寇，两军围城百日，“卒能保全”，史家称“不尽拆城之效也”。（注：[宣统]《南宁府志》卷七“舆地志·城池·南宁府”。）
自宋至清，驻南宁的省及地方重要机构都以城墙为堡垒，禁锢其内。解放后至1997年为市政府所在地的南宁府治，自明洪武三年(1370)建成后，一直作为最高政府或军事机关所在地。明察司院在其东北，布政司与左江道分列左右。庆阜库在左，大军仓在北，预备仓（后改大军仓）也在城内。明朝时期的武职公署、左江镇署、中营公署、左营公署、前营公署等设在城内，思南城守中军公署附府治内。清朝时期的中、前、左、右营游击署和守备署、城守营都阃府，以及同知署、纸币署、司狱司署、教授署、训导署，等等，都设城内或近城周。（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四四二“南宁府城池考”，[宣统]《南宁府志》卷七“舆地志·公署·南宁府”。）府学、县学并隶城内。民国早期，广西省长公署也设在城内，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以旧守备衙门为警察厅址，民国21年(1932)，改为广西省公安局。
至迟在清中期以前，城西草坪一带（注：《南宁史料》第4辑李微《邕垣漫忆》载草坪范围：自云亭街下面白衣庵至西平桥；第5辑梁上燕《草坪旧事》文为：自壮志路以南至河边，东西以二邑会馆门口直至河边的交通道以西，直至大坑口（今朝阳溪出口河边处）。）已成为南宁的商业区，那里“七十二行，行行皆有”。经多次兵燹后，变为杂草丛生的“草坪”，“赌馆林立，坏人聚集”，清后期将它作为处决犯人的刑场。清末民初，城区继续向西和东南方向拓展。南宁城里最早的马路是1928年由商人自己出钱筹办的仓西门大街（从当阳路口至兴宁路口的民生路西段），该街是当时南宁繁盛的商业街道之一，遍布洋杂铺、苏杭铺、金银铺和照相馆、茶楼酒肆、西药房、邮局等（注：李微：《邕垣漫忆》与续一，《南宁史料》第4、5辑。）。明朝时的税课司已设在城西。仓西门大街的繁荣与城西商业的繁荣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分工不同，仓西门大街以满足城里居民生活的零售业为主，而城外以批发业为主。1918年以前，在新西门外左边城墙下的小路（兴宁路与新华路交叉向左延伸处）上有一以水果批发业为主的“天光市”，天色微明，四乡的水果主人与顾客集中在这里进行交易，天明即散。七月七日乞巧节，很多家庭也到天光市买水果，一年之中这时最热闹，拥挤不堪。抗战胜利后，这一带扩建为新华街，变成了旧货市场（注：李微：《邕垣漫忆》与续一，《南宁史料》第4、5辑。）。现在的解放路（新桂系名德邻路）前清时由几段组成，东起上沙街、下沙街，向西经巩阁街至鸡行头，再至镇北桥止。由于该街与城内仓西门大街相连通，其东段久为商业批发中心，不乏富商大户。近镇北桥西端的鸡行头是由于农民担来的鸡在这里摆卖而得名的。由于城西一带商业繁荣，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的南宁总商会就设在沙街的天宁寺（解放后历为工商联和兴宁区政府所在地），并于清末民初，在镇北桥西边（解放路尾）设有民众消防队，以保护商家的财产安全。由于城墙妨碍城区扩展和布局，新桂系执政时期，将新华街、水塔脚一带的城基和民房拆除，改建为百货市场，分摊位租与小商贩经营百货和日用杂物之用。继而拆除民生码头至银丝巷的城墙，增辟西关、高峰、沙井街等路。民国二十年(1931)，当局在新西门外西边建洋式房舍，“将邕江妓女，勒令尽数迁焉”（注：[民国]《邕宁县志》卷四十一“社会二”。），并名之为“特察里”（今交易场）。这是建国前南宁城区向西北方向扩展的最远范围。
南宁城市向东南方向扩展与清末洋关的修建有关。明设南宁卫，卫所人员聚驻下廓街一带（临江街从与南国街交叉处起至桃源路口段），明亡后，这些人及其后裔以杀牛卖肉为生（注：李微：《邕垣漫忆》与续一，《南宁史料》第4、5辑。）。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这一带辟建商埠（南宁洋关）码头，“距南门外一里之遥，南自古邕州城旧南门，北至桃源路，东至旧古城基，西到河岸”。至抗战爆发以前，除北段的海关外，还有邮局、火油公司等建设，东侧辟商埠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北侧辟公共体育场，临江石堤下有公共游泳场和临江花园。（注：[民国]《邕宁县志》卷八“建置二·城市码头调查”。）商埠发展的新气象，不但使依附于商埠的基督教势力得到扩大，作为广西最高行政机构的广西省长公署也于1933年4月由城内迁往商埠，广西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等一并迁入。受商埠繁华的影响，商埠东北的旧城南门一带，商埠东南的凌铁、津头，以及对岸的亭子，也重新发展起来。如南门附近有南门商场和光昌汽灯店，凌铁有广西医学院（303医院），津头有广西国基研究院等。邕宁县政府于民国23年(1934)迁到亭子马鞍岭（南宁糖纸厂内），次年，邕宁县国民中学在亭子平南村成立，因为此时这一带已开辟马路，建有洋式骑楼商店，亭子墟“柴米猪牛羊鸡鸭牲口盐糖蔬果”，样样毕备。（注：[民国]《邕宁县志》卷八“建置二·城市码头调查”。）所以抗战前的亭子，不但是南宁的农副产品供应地，而且其本身已熔为城市的一部分。可惜的是，繁华一时的商埠与亭子，在抗战时期被战火焚毁了。
纵观历史时期南宁的变迁，从聚落到城市，由江南移江北，到宋朝以后，城址方固定下来。此后，以宋城为中心向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扩展，又回复到原地。其中，西北一带街巷建设较为完善，多与农业相联系，以与居民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传统行业为主。清末和民国早期重新发展起来的城区东南方向和江南部分，虽只略具雏形，但近代城市特征明显，娱乐、福利和其他公共活动设施齐全。
三、地理因素在南宁城市空间拓展与平面布局中的作用
南宁成为广西中心城市过程的曲折，城区扩展速度的缓慢，以及扩展的方向和平面布局，都与其地理条件息息相关。
地势地貌是南宁城址择定、平面布局和城区扩展的决定因素。唐景云年间(710～711)，司马吕仁高曾在郁江南岸开一水道，以分泄郁江之水。（注：《太平寰宇记》（二）卷一六六，《四库全书》第4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河开南岸使水得以宣泄，证明江南地势唐时就比江北低。所以虽然隋唐以前南宁最早的聚落在江南，此后建城时不得不移址江北。明徐浦《最高台记》谓“粤西诸郡，惟邕城为高”，证明宋城城址比位于其东南侧临江的唐城要高，这是太守刘初精心选址的结果。选择高地势为城的长处主要是便于防守，所以宋城城墙的走向尽量圈占高地形，对不得圈占的高岭则一定距之一箭之地以外。如城墙在西北拐一死角，就是为把最高台包在内，“即有警便了望焉”。北门外的望仙坡虽是城北的制高点，但在古代弓箭有效射程之外，构不成对宋城的威胁，只可与城内互为犄角之势。这便是宋代狄青扎营，民国时陆荣廷设炮台，新桂系抗滇军设营皆在此的原因。宋熙宁八年(1075)，大越军以水陆十万军队合围邕城，久攻不下，后靠徐百祥“教贼用囊土傅城”之计，用泥袋堆高数丈，方得攻入，可见城外四周有效射程内已无易于攻守之地可资利用。
重要机构最终占据高地具有必然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如脉发宋城东北里许望仙坡的五花岭，“突起五阜，伏城内外”（注：《广西通志》卷一○五“山川略十二·南宁府”，198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光绪十七年桂垣书局补刻本影印。），每阜均较市衢高1～2丈。城内四阜为府治、儒学、城隍庙和县治占有，城西一阜为天宁寺占有。府治所在阜为五花岭中脉，“在城之中稍南，周遭坦平，至府后突起盈丈”（注：广西民族学院馆藏“嘉靖甲子董传策序”《南宁府志》残本卷二。），地势最为优越，所以历代最高军事或政府机关，皆以此为治。城西尾阜，唐时即建天宁寺，明为僧纲司所在地，光绪末年南宁总商会在此成立，建国后先后为重要工商或政府机关所在地。府学与县学占有二阜，经历了曲折的选择过程。府学初在仓西门外沙街，“地凡五易”（注：[民国]《邕宁县志》卷二十一“学校志一”。），才最后定址。宣化县治，洪武二年(1369)设在“附郭西南右肘”，因地势卑隘，“每淫雨，水辄为患”，因循近180余年，终于迁至原为三清观的东北一阜，时人称赞该地为“天储之以待乎署郡”。（注：陈裒：宣化迁县记，[宣统]《南宁府志》卷四十六。）
南宁城区内最初的聚落与唐城夹郁江两岸，但都因地势不及宋城而遭弃。清末辟建的商埠，大部位于唐邕州城范围以内，除近临邕江便于水运外，这里本是“四方俱水而中高”（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西五·南宁府”，中华书局，1957。）之地，只是不及宋城高亢而已。商埠的繁荣使得省府外迁，亭子的繁荣使得县府外迁，南宁呈现出回归故地的发展态势。
在南宁城市发展过程中，陆路所起的作用比水路小得多，它是因城区已经扩展需与旧区联结或与水运码头联结而被动发展起来的，解放路、西关路、中山路、凌铁路和桃园路等都是这样。隋唐以前的聚落与唐城夹郁水而居，又有“左溪右溪在县东西，流至县东南同注郁江”（注：《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七“岭南道三·邕州·宣化县”，《四库全书》第46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清末民初商埠与亭子的繁荣，都与这里水运便利有关。宋城建立以后，城区首先向西扩展，先有草坪的繁荣，后有解放路一带的繁荣，原因也在于此。宋城“面江滨河，前广后锐”（注：阎纯玺：重修南宁府城记。），西、北临溪，与护城河配合，为天然城防工程，历代不乏以此设防的战例。南宁城内外沟塘密布，冈阜众多。据统计，地势尚属优越的宋城内濠池，有老濠塘、新开塘、社王塘、盐埠塘等近20余处之多（注：[民国]《邕宁县志》卷七。）。这对城区扩展与布局有限制作用。所以南宁城区的扩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削阜填塘造陆的过程。在当时条件还不允许的时候，城区扩展只能择取与旧城区不相连属的地势高亢的所在，尔后又不得不建路将两者沟通，所以南宁城市的布局，具有中心呈片状，外围呈点状，接合部呈线状的特征。
南宁成为广西中心城市的曲折性与城市发展的缓慢性，还与其大环境有关。广西地处偏远，地形封闭，内部山环水绕，历史时期南宁与区内外陆路交通不便。虽然水运较为便利，但路途辽远，速度缓慢，效率低下。早期“来宾、南宁、浔州一带江水腥浊”，“俱瘴毒不可饮”。（注：陆祚蕃《粤西偶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7帙，杭州古籍出版社。）过于湿热的自然环境又使人易生“瘴疠”。所以这里一向被视为“畏途”（注：《粤西丛载》“原序”，《四库全书》第14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朝廷任命粤西地区的官吏衔官不莅位的事情时有发生。过少的人口使广西土地开发速度缓慢，虽然明末南宁已被称为“小南京”，但直到民国时期，地处上游的邕江方面“垦殖者较少”，从南宁到龙州，“沿途原野，荒地很多，无人耕耘”。（注：[民国]《广西印象记》第三册第152页，广西民院馆藏残本。）不难想象，作为省一级地方的中心城市，在以传统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历史时期，没有农业后盾，是难以立足的。
虽然南宁史期洪水灾害出现的机率在邕、梧、柳、桂4市中最低，但从1007～1908年的902年间，水灾达17年，1912～1949年间有13年水灾之多。水灾严重时，“坏城垣”（注：《明史》卷28“五行志”。），甚至有时“城中蓄水，恒数月不得泄”（注：[民国]《邕宁县志》卷三十七“人物志一”。）。光绪七年(1881)八月，邕江水涨，北门街民房，水没檐口以上，东北关“人民避居城垣上，拥挤如市”。此次水灾，城垣崩坏坠坍一百三四十丈，城内东南方、北门街附近民房、西门外沙街，河边街铺屋，均有大量湮毁，南门外下廓街、黄泥巷、古城口一带民居，“十毁其九”。（注：曾阮《水涨日记》，[民国]《邕宁县志》卷三十七“兵事志”。）不断发生的洪水灾害，使南宁的城市发展不得不在洪水浸没过的废墟上一次次地重新起步。
由于南宁为边疆重镇，长期处于国防前哨。自唐宋以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或外族之间、军阀之间战乱频仍，“累世勿绝”。这是南宁发展缓慢甚至间断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南宁历史上较大的攻防战有11次，（注：《南宁市志·军事志》“概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虽然南宁城有高峰山区耸立于北部，大明山虎踞于东北，封陵山区连绵于东部，五象岭“连环于南”，和邕江水与其他壕堑以资捍卫，但低山丘陵，险不足恃；郁江壕堑，浮桥可渡；邕城虽坚，也屡次被攻陷。唐咸通四年(876)正月，南诏攻陷邕州，“屠城”。（注：《旧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南诏传”。）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经侬智高之乱，“井隧荡然”。（注：《宋史》卷三三四“陶弼传”。）熙宁八年(1075)，交趾“囊土傅城”攻陷邕州后，“屠郡民五万余人，率百人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聩三州城以镇江”。（注：《宋史》卷四四六“忠义苏缄传”。）明末，陈邦傅与横州徐彪争夺南宁城，杀戮城外居民“无算”，占领南宁后，“居民挈家回城者，悉遭杀掠”，弄得南宁“城内外无人烟”。（注：转自李延凌：南宁“万人冢”碑考，《南宁史料》第1辑。）民国时期，南宁又经历了区内外新旧军阀和抗日战火的洗礼。南宁屡遭如此毁灭性的破坏，其作为广西中心城市地位的最终确定之艰难曲折、城市拓展速度之缓慢，就不言而喻了。
过去，南宁因久处战乱环境而发展迟缓，但其地理基础的优越种子依然存在，一遇和平年代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所以经建国后近四十年的建设，城区面积已由1950年的4.5平方公里增加到72平方公里，人口由1950年的9.5万增加到76万（城区内非农业人口）。东到竹排冲，西到区蚕业所，北到苏卢村，南到那洪乡，建成区已连属成片。在解放后城市的扩展中，更加突出了陆路交通的重要地位，建成区向东西南北四方的大幅度扩展，都是由于城市建设依附于陆路两侧进行的缘故。从今后发展趋势看，沟通邕江两岸的桥梁建设滞后于城区扩展，给两岸交往带来不便。南宁城区内外沟塘分布广泛，伴随城区扩展进行削阜填塘工作是必然的。南宁东郊、东北郊、西郊长期以来发展迟缓，是与这些地区池塘面积过大、分布过密分不开的。江南区起步晚的原因，除邕江阻隔为江防之用外，更重要的是地势低洼，所以唐代以江南为蓄洪区。近年来南宁侧重于向江南发展，所以江南区平阜填塘造陆的行为一直在继续。但一则阜塘兼存是园林建设的优良景地，城市建设中应同时择址留作园林建设基地。二则坑塘本身的储水蓄洪的功能将随着填塘造陆而消失，如何排洪入江、防止内涝，又是一个应全盘考虑的重要问题。
过去南宁城区邕江局部河段虽有护岸工程，但作用甚微，不久即坍陷。80年代初，邕江防洪大堤工程基本完工。邕江滚滚，比解放初期面积扩大了十几倍的南宁城惟有两岸大堤护卫，邕城安危，全系于此。尤其随着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张，不少城区是在低平的地基之上建设起来的，而现在的邕江大堤仅能抵御20年一遇的洪水，距国家50～100万人口的城市应达到能抵御100～200年一遇洪水的标准相差甚远。所以有关部门提出“城市建设和规划都要服从防洪”并不为过，加长、加宽、加高、加固邕江大堤的工作，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南宁的繁荣，广西中心城市地位的确定，都与其腹地的经济开发有关，但过去因外围各种不利因素，发展得又非常缓慢，这决定了今后南宁的发展，必须以提高南宁以及全区的经济实力与造血能力为基础。广西自身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只因人力不及，开发程度过浅，这是作为全区首府的南宁不能大规模扩展的内因。昔日许多阻碍南宁发展的外围因素（如相对位置、和平环境等）已变为长处，为使这些长处得到充分发扬，首先应向国家申请允许南宁仿照国际惯例，实行最开放最自由的贸易港政策，使南宁沿江、沿海、沿边、沿线的“四沿”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只有二者结合，才能使南宁建设成为沟通与辐射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的国际性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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