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明清论文,名著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手头正好有一套199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丛书》，不妨就拿它来作抽样考察。《丛书》中齐裕焜先生著的《明代小说史》，全书共402页，其中名著的论述共208页，约占总数的51.7%。一部《明代小说史》，几乎成了名著赏析的集成！此书共九章，有五章即以名著为章目，约占55.6%。再看张俊先生著的《清代小说史》，名著所占的篇幅大大紧缩，全书467页，名著的论述仅为71页， 约占总数的15.2%。但是，该书共八章，也有三章是以名著列目的，占37.5%。
这样的篇幅比率和章节比率，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文学史教科书几十年来因袭不易的写作套数：在设定文学史写作框架时，先根据作家作品的重要性（所谓“一流”、“二流”、“三流”等等），拟定章节目录，甚至据此分配字数。哪些作家作品应该单列章目或合立章目，哪些作家作品应该单列节目或合立节目，哪些作家作品只能在叙述文字中论及，决不应该见于章节目录，权衡定夺，丝毫马虎不得！
美国学者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曾从《周礼》的民政构想、李悝的财政设施和唐玄宗的军队建制中，读出中国古代政治“金字塔倒砌”的“间架性设计”（schematic design）的特色，指出中国的政治家习惯于在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和有规律的社会秩序，笼罩在真人实事之上，讲究对称均衡的审美形态，而忽视组织的具体联系和技术的操作实践。他认为：“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注：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11～15页、第115页。 ）在文学史教科书的写作套数中，我们不是同样可以读出这种先验的“间架性设计”吗？仅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传统的思维定势何其顽固，又何其持久！
那么，文学史教科书中这种“间架性设计”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基于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和等级思想。
传统的历史观念认为，历史就是英雄人物（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活史，英雄创造历史，英雄也构成历史。英雄一生的辉煌业绩，英雄所体现、所代表的道德品格和精神力量，成为历史聚焦的唯一焦点，占据着历史写作的主要篇章。就像元杂剧中的“末本”和“旦本”一样，英雄就是“正末”或“正旦”，以“主唱”的方式成为整部杂剧的结构枢纽和“话语权威”。至于芸芸众生，则仅仅是匍匐于英雄的光环之下的“草芥小民”，他们无非是历史戏剧的配角，只有“宾白”或“插科打诨”的份儿。
在这种历史观念制约下，小说史写作的热点便始终集中于名著的考证、分析、品评、鉴赏，孜孜汲汲，不可自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曾对该刊1980年至1995年发表的古代小说论文作过一个定量分析，在全部160篇论文中，包括《三国志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在内的“名著研究”，共有82篇，约占总数的51.3%（注：这一资料，根据《文学遗产》编辑部编辑竺青先生的统计数字。）。一部小说研究史，几乎就成为名著研究的组合史。
作为英雄史观的有力和声，传统的历史观念还认为，历史是社会等级的秩序史；社会由等级构成，历史无疑也应由等级构成。在历史写作中，“本纪”、“世家”、“列传”的等级设置，既是必不可少的，更不可颠倒失误。人物或群体的社会等级的高低，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历史价值的大小。在这里，社会等级是第一位的、本质性的，历史价值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在这种历史观念制约下，小说史写作中（其实文学史写作也是如此），章节的设立和字数的限定，便意味着等级的权衡和价值的判断：见章的必定比见节的等级高、价值大。等级的权衡和价值的判断，给历史研究者观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人们在判定作家作品时常说“一流”、“二流”、“三流”等等，“流”的称呼和判断，原本仅有流别的意思，在这里却染上了鲜明的品级色彩。
无论是英雄史观还是等级思想，无疑都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思想格格不入，散发着陈腐的古典气息。历史，不应该独独是英雄人物的生活史，而在更真实、深刻、普遍的意义上，更应该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史；不应该是社会等级的秩序史，而应该是平等的人的发展史。——这应该是现代历史研究者的常识。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人的意义，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意义，越来越成为历史写作的主题和历史写作的焦点。现代的历史观念早就对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怎么能够任凭传统的历史观念继续支配着小说史写作呢？
“不破不立”。我主张悬置名著，便是力图倡导抛弃英雄史观和等级思想，以现代的历史观念为指导，进行全新的明清小说史写作。在这方面，张俊先生的《清代小说史》有意压缩名著所占的篇幅，将84.8%的篇幅留给了名著以外的小说史现象的论述，便是有益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把握和描述，无不基于他们各自的价值判断。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注：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56页。 ）这种“决定”，便是一种价值判断。
由于以往的明清小说史写作者过于专注名著，名著晕眩的光芒过多地遮蔽了他们的眼光，名著丰富的内容过多地占据了他们的笔墨，于是五彩缤纷、生动复杂的小说史现象便轻易地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滑走了。这些小说史现象即使出现在他们的历史写作中，也往往只是惊鸿一瞥，飘然远逝。而悬置名著，便可以腾出名著在明清小说史上所占据的过多的空间，让更多的小说史现象突显出来，进入小说史家的视野。例如，人们常说，明前期100 多年的小说史是个空白（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说：“明代的小说创作，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出现之后，曾经沉寂了一百多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03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明代文学”条也说：“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明代文学的前期……至于小说创作，这时几乎是空白。”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564～565页。齐裕焜《明代小说史》说：“元末明初出现《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巨著，其后将近百年，小说创作几乎一片空白。”并且发问：“为什么古代小说在明初沉寂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在嘉靖前后空前地繁荣起来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第3页、第140页。）。据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名著都是元末明初问世的章回小说，在它们之后，直到嘉靖年间《西游记》出现，长达100多年， 在明清小说史上是个令人难堪的巨大的空白。这100多年里， 除了勉强可以提及的《剪灯新话》、《剪灯馀话》等文言短篇小说集以外，竟然一部值得称道的小说作品也没有。章回小说在它的第一次辉煌以后，居然沉寂了100 多年，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历史之谜！于是有很多研究者便纷纷绞尽脑汁，出谋献策，力图破解这个历史之谜。
然而，历史可以有断裂，可以有曲折，可以有缺失，却从未有过空白。当我们一旦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悬置起来，便不难看出，这100多年决不是小说史上的空白，恰恰相反， 活跃于社会各阶层的小说创作和小说传播，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并为嘉靖年间以后小说史的繁荣景象铺垫了坚实的地基。仅就人们习知的史料，我们就可以列出许多事实：在这100多年里，官府和民间从未间断过抄录和刊刻小说， 如永乐年间（1403～1424）编纂的《永乐大典》中抄录了26卷元明之际的“平话”，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了至少13种说唱词话；皇帝对小说极为迷恋，如正德皇帝朱厚照（1506～1521在位）南幸时，曾令太监深夜出宫，以五十金重价购回《金统残唐记》小说，以供“御览”（注：钱希言《桐薪》卷三。）；文人学士也时有染指小说，如成化进士林瀚在弘治、正德间（1488～1521）修订《隋唐志传通俗演义》，正德进士杨慎为之批点、作序；而民间流传和收藏小说更为普遍，如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条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如果我们不被名著的巨大阴影遮蔽了历史的眼光，我们肯定还能发现更多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它们将为我们复现明前期小说史的真正面貌：市井民间的小说创作和小说传播，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史的主要形态。当时主要的小说文本形式，是抄本、缩略本或说书提纲本；当时主要的小说传播方式，是城市勾栏或乡村民间的说书。相对于以书坊刻本为主的小说文本形式和以读者阅读为主的小说传播方式，这时期的小说创作和小说传播虽然显得粗糙、幼稚，但却无疑是小说史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由此可见，所谓“100多年空白”的说法， 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尽管证据远远不够充分也不够确凿，人们仍然相因成习地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定位于元末明初，并惊叹于它们的辉煌，于是便产生了“100多年空白”的伪命题。由此可见， 只有悬置名著，我们才可以清理明清小说史上类似“100 多年空白”这样的伪命题，从而还小说史以本来面目。
应该看到，数十年来，名著的赏析所形成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还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明清小说史写作者对其他小说史现象的关注。他们习以为常地迷恋于小说作家生平思想的考证和小说作品内容形式的评述，于是小说史著述便成了作家、作品的展示厅。在琳琅满目的作家作品的陈列中，我们顶多看到历史的时间之流，而未能看到历史的因果之链；顶多听到作家个人的声音，作品独自的乐响，而听不到历史的交响乐。然而，明清小说史决不仅仅是作家作品史，还是作家创作史、作家文学活动史、作品流传史、读者接受史。因此，悬置名著，便有助于研究者抛弃静态的小说史观照方式，而关注小说生成、展开、转换的动态历史，考察并描述小说生产、传播、消费的复杂过程，接续种种缺失的小说史环节。例如，从明嘉靖年间至万历前期，现存的章回小说便有数十部之多。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很好地解答，为什么这时期的文坛上会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章回小说？它们是怎样被炮制出来的？它们是怎样流传开来的？如果这是一种商业性的炒作，那么市侩书商和文人作者（写手）之间究竟构成一种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简单的作家作品研究所无法解答的。研究者必须由现存的文献资料（包括小说文本和历史资料）的细心解读入手，重构当时的文化语境，才有可能描绘并揭示当时文坛的“庐山真面目”来。
我就一直很疑心，挂在熊大木大名之下的几部历史演义小说作品（注：熊大木（约1506～1579），名福镇，号钟谷，建阳崇化里（今属福建）人。编撰的小说有《全汉志传》、《唐书志传》、《南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参看方彦寿《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文献》1987年第1期。），并不出自熊大木一人之手， 而是他精心组织的一个写作作坊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我猜测，这些产品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大致如下：熊大木出自于商业赢利的考虑，雇佣了一批廉价的文人写手，搜集了一批民间流传的“平话”、“词话”之类通俗书籍，再参照《通鉴纲目》等流行于民间的史书，厘定目录，发凡起例，以五回以上、十回以下为段落，组织文人写手分头撰作，最后杂凑编辑成书。所以，这几部历史演义小说大都内容庞杂，结构简陋，叙述粗糙，语言平板，有着鲜明的“复制性”特征。虽然这还仅仅是一种猜测，但是我相信，如果细加考辨，我们并不难从现存的小说文本中找出这种批量生产的蛛丝马迹，再结合其他史料，尽可能地“复原”当时的小说生产状况。
明清小说史上类似的研究课题，是单纯的作家作品分析所无暇顾及的，也是简单的作家生平思想的考证和作品内容形式的评述所无法胜任的。只有悬置名著，只有突破名著的赏析所形成的文学史写作模式，才能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小说史天地，难道不是这样吗？
三
当然，名著的产生不仅是一种历史的事实，而且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悬置”决不等于“消解”（dispel）。“消解”是消除、解散，即取消、否认某一种历史现象的存在及其价值。而“悬置”则是以承认某一种历史现象的存在及其价值为前提的，只不过暂时把这种历史现象悬挂、搁置起来，不让它过分地遮蔽研究的视野，或不把它孤立地纳入研究的范围。因此，悬置名著，除了将名著悬挂、搁置起来，存而不论这一基本含义以外，还有两个附带的含义：第一是应该将名著置于小说史之流中，暂时不考察它本身，而着重考察它的前后左右、来龙去脉；第二是暂时不把名著当作名著看待，而是转换视角，把名著当作一般的小说作品对待。
由于历来的明清小说史写作者过于迷恋名著的赏析，因此当名著的所谓“思想价值”、“艺术价值”被阐发得越充分的同时，它在小说史上的历史价值反而越发湮灭不显了。人们往往被天才创作的眩目光芒所迷惑，反而忽略了天才之所以产生、之所以被认识、之所以被接受的历史审美传统和社会文化语境。因此，悬置名著，便是主张不把名著当作一种静态的文学现象，而是把名著当作一种动态的历史现象，置于历史之流中，考察名著如何生成、如何展开、如何转换的历史过程及其文化原因。
把小说名著当作一种动态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追根究底地盘问：它从何处来？它到何处去？任何文学作品都不是凭空生成的，它必然从文学传统、尤其是文体传统中汲取精神的源泉，也必然与文学传统、尤其是文体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探索这一源泉，揭示这些联系，正是文学史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当我们把《儒林外史》置于历史之流中，我们首先关心的便不是《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叙述方式、写作手法等问题，而是以下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时候，他可以读到或曾经读到哪些小说作品？他和他同时人心目中的“小说”是什么？他何以知道怎么写才是“小说”，怎么写就是“小说”，怎么写不是“小说”？也就是说，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前理解”是什么？他对小说文体有着什么样的“预设心理”？他的读者对小说文体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心理”？他对读者的“期待心理”有多少认识，又有多么在乎？这种对小说文体的“预设心理”和对读者“期待心理”的体认与他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何种关系？如此等等。我认为，《儒林外史》首先就是对吴敬梓及其同时代人的“小说意识”的回应，也是对这种“小说意识”的超越。《儒林外史》主题思想的确立，人物形象的塑造，叙述方式的设定，写作手法的讲求，都可以而且也应该从对“小说意识”的回应和超越中得到更为深刻的解释。而且，《儒林外史》在小说史上之所以“伟大”而不太让人“懂”（注：鲁迅《叶紫作〈丰收〉序》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225页。），其深层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悬置名著，我们还可以更为清晰、更为准确地描述小说作为小说，自身文体构成要素的变迁轨迹，这些文体构成要素包括语言、形象、叙事、意蕴、功能等等。如果不悬置名著，人们将被名著辉煌的文学成就所震慑，不得不苦苦地思索一个也许根本没有答案的难题：为什么明清时期每一种类型的小说，几乎第一部都是名著，其后便“自郐而下”了呢？而悬置了名著，人们便可以变换一种研究思路：名著所已然展示的小说类型的文体规范，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又如何被后人简化成可以不断复制的写作模式，得以大批量生产？这种可以不断复制的写作模式，随着历史的推移，有着何种细微的或显著的变迁？
悬置名著的第二个附带含义，是暂时不采用人们陈陈相因的眼光，把名著当作名著看待，而是转换视角，把它们当作一般的小说作品对待。也就是说，是“平视”名著而不是“仰视”名著。
“仰视”名著，是把名著供上神圣的祭坛，极力发掘名著超凡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这种做法隐含着一个潜命题，即：名著既是无所凭依的，也是不可企及的。人们在名著面前，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儿，歌颂赞赏，唯恐不及。这显然是英雄史观的伴生物。而“平社”名著，则根基于平民史观。就像人们将历史伟人看作普通人，关注他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一样，明清小说史研究者不妨也试着把名著当作“普通”作品来对待。“平视”名著可以产生双重的良性效应：就阐释主体而言，可以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与名著进行平等的对话；就阐释对象而言，可以腾出阐释的空间，从而更便于确定对象自身的位置（定位），也更便于探求对象自身的价值（定性）。
我主张悬置名著，丝毫没有使名著平庸化的企图，更不同意消解名著的“虚无主义”态度。我始终认为，假如没有那些光彩夺目的小说名著，明清小说史未免就太暗淡无光，太平庸陋俗了。明清时期除了几大名著以外的小说作品，不管古人多么标榜它们，也不管今人多么宠爱它们，其中绝大多数作品的审美价值，实在是无法让人恭维的。然而，这不也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吗？我们可以追问：在明清小说史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大名著以外，为什么大量的作品都无法取得较高的审美价值？为什么大量的作品都是粗制滥造的劣质产品？为什么明清时期那么多有才智的文人作家，即使对小说津津乐道，也不屑于创作小说？如果他们将创作诗文的精力和才华用于创作小说，在小说史上留下的肯定不会仅仅是寥寥几部名著，而是十几部、甚至几十部名著。《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出现，不是已经充分展现出文人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具有难以限量的潜能吗？这种潜能如果能够充分而持久地发挥出来，明清小说史将会是一个多么灿烂的景象！可是，在明清小说史上，为什么仅仅迸射出几朵耀眼的火花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不悬置名著，就无法打破传统的英雄史观和等级思想，彻底更新明清小说史写作的历史观念；不悬置名著，就无法摆脱观念的束缚和先验的模式，直接面对明清时期活生生的小说史现象；不悬置名著，就无法真正衡定名著在小说史上的价值。
悬置名著，这是推陈出新，改变小说史写作思路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