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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生命的文学艺术作品必然是发人深思的。有些作品自身具有内在思想深度，有些沉思则对着作品所引起的其文本外在的社会效应而发。在影片《生死抉择》观感式的唏嘘嗟叹后，给思维留下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可抉择的，“生”的抉择怎样才是可能的？这是一个回响在我们耳边十多二十年的问题。
正如不能改变自然界“新陈代谢”的规律一样，任何时代、地域、社会都不可能彻底杜绝腐败。我们不可能够抉择一个干净到没有任何腐败的生存环境。因此问题准确的提法是：能否抉择一个不像现在这样腐败的生存环境？或者说，一个多一些清官，少一些脏官的现实是可以由我们抉择的吗？人民能否有可能把胡长清、成克杰们挖出来，当他们官不那么大，盘踞时间不那样长，贪得不那么多，危害国家人民不那样甚时？能否把现在还在某些权力保护下更大更肥的硕鼠及时挖出来，把为害一方的脏官绳之以法，当他们还不至于把当地的善良人们坑害得那样苦时。人民有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是我们可以抉择的吗？总之，一句话，由什么样的人统治他们，我们的人民有选择的自由吗？
“生死抉择”这一话题不可避免带来的思考是：一，对以上的问题如果作肯定的回答，即人民是有选择自由的，事实如何呢？我们没有忘记，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每隔一、二年一次的“反腐败”，每一次都把问题提到“党国存亡”这样的高度。那么经过十多二十年一次又一次“生死抉择”究竟现在是“生”还是“死”应该已经有了结果；清官与赃官多回合生死搏斗也早决一胜负（如香港经过60-70年代两次“廉政风暴”的根本改观），再提什么“生死抉择”岂不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二，如果十多二十年来接连不断的“反腐败”，每次都向人民赌咒发誓“动真格”，然而来自各方面大量有关腐败的统计持续上升的曲线与我们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腐败的切身感受雄辩地表明，至少在现阶段抉择“生”已无可能。对一个已经“僵死”的躯壳提“生死抉择”的问题，就不仅多余，难免掩耳盗铃之嫌。
我们并不同意那些对小说原作者的指责，诸如“光明尾巴”即“献媚”之类。因为我们至少不怀疑作者许多艰苦的调查访问是事实，作者对生活在“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还要厉害”（见《殊死较量》，《中国青年》2000/8/23）之剥削下的工人苦难的同情也是深切真诚的，甚至可以认为作者访问过的那些有眉有眼的干部，作为“腐败恶浪中的中流砥柱”也是可信的。正如自然之“新陈代谢”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是社会的规律。但问题的要害不在这里，因为这不是一般歌颂某些反腐斗争“好人好事”的故事，也不是通常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而是用艺术来反映社会腐败问题并号召与之斗争，并冠以“生死抉择”这样的大话题作为“干部必修”之反腐“教科书”，公费请客观看而被媒体炒作成票房“神话”（有望赶超《泰坦尼克》）。如此轰动之下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就不能把它当作一般文化娱乐现象看待，而不得不考察它是怎样的一部反腐教科书，它为社会开具的是什么药方，切中了病体的脉象，还是庸医误断？
对于这一“脉象”原小说作者不是全然无知，正如他在反驳有关指责时所说：“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我们这些文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时，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张平眼睛红红地说。（同上）
症结就在于“整个制度没有健全”，虽然“健全”概念有些模糊。如果一个地区、部门、单位腐败到这种程度（曲线连年持续上升），其最高领导即使不沾也应该被追究是否有渎职问题的话，那么一个社会腐败到这种程度，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追究其“整个制度”哪里出了毛病，其“公仆”是否渎职。当然，任何一种制度的“健全”也是相对的，现今世界上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说“健全”到没有任何弊病。美国可以把在任总统送上法庭受审，但警察却可在公路上把有色人种司机殴打至死。菲律宾制度是否“健全”？但它足以追查马科斯家族转移到海外的财产。印尼的制度是否健全？但它尚能起诉专制独裁统治30余年的苏哈托？问题就在于“整个制度”而不是“制度的局部”。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像李高成那样真正党的好干部（这是无需专门讨论的常识），有多少，对于文艺而言，要不要为他们造像；也不在于通过艺术宣传毛泽东的“相信两个95%”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斗争策略。“不可抉择性”的症结在于“整个”。对生命机体，可怕的不是局部溃烂，而是癌毒扩散。有人说，再好的文艺作品也不可能把当前中国现实的腐败性写出个大致来，这话既对也不对。一部文艺作品不可能把社会现实中复杂的腐败现象盖全，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却可能反映这些腐败所自产生的现实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以形象的生动性在认识局限范围内达到尽可能的深度（在这方面也不应求全责备）。这种“本质的方面”则与“整个制度的不健全”紧密地联系着。文学批评不能针对一部文学文本所没有写出的东西，要求它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而只能就其写了些什么抉发其认识局限范围内的问题与不足，以推进文艺的社会改造功能和使命。所以对作品的逻辑发问便为：如果确实问题在于“整个制度没有健全”，人民“还能靠什么？”不去揭示其怎样“不健全”，靠“清官梦”就是“生”之抉择么？
一个如此关心人民与社会命运，被受苦人视为“第二投诉中心”（见《生死较量》）的作者，本应对已经能够认识到“整个制度没有健全”之时弊，作种种可能的文学揭露和反映，唤醒人们去为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斗争，而不是沉迷于“清官梦”长睡不醒。很清楚，面对大面积“坏死”，面对“整个”，作者并没有“写什么，不写什么”的抉择自由。如果自己尚无抉择的自由，还要说什么“生死抉择”，究竟是“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还是“以己昭昭，使人昏昏”是说不清的。如果作者在访谈时尚有说出“整个制度不健全”的自由，那么他并没有进一步对这种“不健全”的具体充分论证的自由。因为正如恩格斯对关于揭示社会问题的“倾向性小说”指出，关键在于“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187页）
“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对我们的问题而言，也就是写出“这些腐败所自产生的现实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些本质方面不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通过实证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或通过形而上的思维所得出的抽象结论，而是通过艺术形象感性所把握的生活现象带有本质的东西，比如作者已经认识到的“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还要厉害”的对工人的剥削与此相关的“整个制度之不健全”等等，这些都不是在作者认识之外的东西，而是观察和思维已经捕捉到的东西。
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把他在访谈中直接说出的认识在作品中形象地艺术地再现出来。
难道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应该“动摇”，而面对“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还要厉害”的“整个制度之不健全”，却不去打破“流行的”清官梦之“传统幻想”吗？作者没有揭示他自身也深深陷于其中的“不可抉择”东西的“不可抉择性”，却叫人们去相信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可抉择性”。这奇怪吗？怪也不怪。再请看对作者创作经过的一段报导：
“我们正在聊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远处徘徊。一会儿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这群人，问谁是张平。张平回答后，那个农民
通就跪下了，说他是清水县的，找了很长时间。”（《殊死较量》）
问题就在一个“跪”字，这个“跪”远远超出了一个农民个体对一位被作为“第二设诉中心”之好作家的感恩，而带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因为在这位农民的跪拜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开“清官梦”处方的作者。跪在“法官”面前与跪在“清官梦”作者面前具有同等意义。这就是在对“他们还能靠什么”做“跪”的回答，做“跪”的处方。不奇怪就在我们总是如此习惯并欣赏赞美“跪”，跪着忍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还要厉害”之剥削，跪着忍受“整个制度没有健全”，跪着做“清官梦”，如此坦然接受“跪”；奇怪的是竟在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个多世纪之后还长跪不息，从旧世界“跪”到新世界，从旧世纪“跪”到新千年，“跪”在解放——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半个世纪之后，在“第二次解放（改革开放）”20年之后还在“跪”。
难道跪者可对更好的上帝作抉择吗？更好的统治与管理是跪来的吗？这样跪着的“生死抉择”难道有作“生”之抉择的指望吗？对于永远只知“跪”的人，只配永劫不复之命运。实际上早已死了，我们的灵魂。“跪”在那里“生”的只是我们作“生”状的躯壳。
最后不妨向作者进一言：擦干您深切而真诚的同情泪，去唤醒“跪”着的苦难人们的“清官梦”吧！告诉他们，永远不要屈膝，无论向“清官”还是“脏官”，正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跪，才使那些欺凌者总是那么“高大”以至“不可战胜”。这，才是我们唯一应作的生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