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向决策研究———个模糊决策方法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向论文,农村劳动力论文,模糊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状况(1999)》的调查数据[1]，在2115万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广东省就业的占总数的49.5%；浙江占7.7%；上海占5.8%；北京市占5.7%；福建占4.6%；江苏占4.4%。进入这6个省市就业的农民工占跨省流动农民工总数的77.7%。
然而，尽管2005年是广东取消实施已长达10年之久的“节后招工六不准”的第一年，预计中的农民工南下因废除此政策而“时间提早、数量增多”的现象并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况是“从年初一到初七入粤外来工大约230万人，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大约8%”。2005年春运涌向长三角的安徽、贵州农民工，首次超过珠三角，改变了近10年的局面。农民工对其外出流向的决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变化？
一、影响农民外出流向因素的理论探讨
人口流动一直是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已有学者作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其中，影响广泛的主要有刘易斯模型、托达罗及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等。
在刘易斯(Lewis,1954)二元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托达罗(Todaro,1969)[2]及哈里斯&托达罗 (Harris & Todaro,1970)[3]提出了概率移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是否从农村流向城市，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绝对工资差，同时，还取决于在城市部门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如果把（1－失业率）作为获得就业机会的平均概率，则城乡间劳动流动的必要条件为
（p表示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
为城市部门的平均工资，
为农村部门的平均工资）。农村劳动力离乡进城，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随着停留时间的延长而上升，从业的工作单位也从工资低、劳动条件较差的非正规部门，转向工资高、劳动条件优越的正规部门。
哈里斯—托达罗(Ht)模型比较完美地解释了城市失业和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并存现象，成为当前大量相关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其关于发展中国家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迁移主要决定因素的假说已得到一些实证支持[4]。国内相关研究也多沿袭了这一分析框架，通过收入水平、工资率及人力资本变量等来考察、解释劳动力流动过程。其中，对有关地区间人口流量、流向的研究方面，基于Ht理论框架的移动函数就具有很大的代表性[5]：
二、模型构建——基于移动函数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模型
农民对其外出打工目的地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多属性决策问题，其目标是追求总效用最大化。例如，由上述的移动函数可知，农民希望打工的地点离自己的农村家庭越近越好，但有时候能谋到的工作机会偏偏在远离家乡的外地，这时，空间距离与工作机会对农民就是两种相互矛盾的属性指标。
依据移动函数，严善平(2003)[5]提出可估计的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Y为人均产值，G为经济增长率，U表示城市部门的失业率，Z表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率，F为城市中非国有部门从业人员占全体的比率，D为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之间的最短铁路距离，
是一个表示移动链的代理变量。严(2003)[5]在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省际人口移动的内在机制所做的实证分析认为，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是引起地区间人口移动的基本动因。为了获得较高的收入，人们从内地流向沿海、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新的居住地获得就业机会。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工资、流入地失业率作为影响农民决策的变量。工资衡量的是流入地能为农民提供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人均工资也较高；流入地失业率预示着农民在该地所能获取的就业机会，通常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其创造的就业岗位也就多。
同时，严(2003)[5]的研究还发现，空间距离与移动链（信息网络）的作用相比，其影响小到可以忽视的程度。对选择去向，空间距离固然重要，如果在近距离的某处就能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大部分人不会选择去一个人生地疏的远方。但是，在就业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如果提供就业帮助的关系在远离家乡的外地，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接受。比如，蔡昉等研究发现[6]，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是通过住在城里或者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移动链对农村劳动力流向的决策因信息渠道的单一性而在一定阶段内倍显重要。
与已有对劳动力外出流向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将引入工作环境作为影响农民流向决策的因素之一。当前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基本上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代人与其父辈比起来，生存状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他们追求发展的需要已经开始抬头，积累经验、寻找新的机会已经逐步成为外出的目的——“发展型外出”[7]22-24。因此，他们不会像父辈一样为基本生存而不惜代价，不再愿意只做一名“体力型”的劳动者，他们对福利待遇、精神追求等有强烈要求。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他们就业的选择性增加，追求工作环境成为现实。其中，工作环境不仅指基本的工伤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障，还包括员工在企业获得的尊重感、自我价值实现感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由于很难用精确的数据来衡量各地工作环境的不同，因此已有的研究在经典决策的基础上，无法处理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可以很好解决这种不精确数据结构问题。
结合严善平(2003)田的实证研究，本文选用流入地工资、流入地失业率、空间距离、移动链以及工作环境作为影响农民外出流向的决策变量，采用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考察1995与2004年两个时间点上四川农民对其选择流向广东还是浙江的决策的变化。基本模型如下：
显然，选择合适的模糊合成算子Θ是模糊多属性决策问题的关键[8]156-198。本文采用Bonissone方法求解。Bonissone方法假定决策问题中的精确概念与模糊概念都可以采用L-R型的梯形模糊数来表示。之所以选择L-R型的梯形模糊数，是因为这一类模糊数具有良好的近似运算性质。在多数情况下，Bonissone方法的精度可以满足实际决策的要求。鉴于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完全表示客观事务的模糊性，适度的近似应该是允许的，有时候甚至是必要的[8]67-134。最后，利用模糊集排序方法对模糊决策矢量的元素
进行比较，选出最优方案。
三、案例计算——四川农民外出流向的模糊多属性决策分析
四川农民的外出务工数量一直居全国省际移动人口的前列。据资料显示，1990～1995年四川外出人口占全国省际人口移动的13.6%，1999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7.4%（包括重庆）。同时，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直是吸引外来人口的大省，1999年在全部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来到广东就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9.5%；浙江经济在这几年突飞猛进，也已成为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另一大省。基于此，本文选取四川农民在广东与浙江两省之间的选择，以此分析农民外出流向决策的变化，具有一般性。
据199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90～1995年期间，广东吸引外来人口占同期全国省际移动人口的18.2%，排在广东之后的人口流入大省（市）依次是江苏(9.0%)，上海(6.8%)，北京(6.5%)，新疆(5.3%)和辽宁(4.1%)，可以看出，当时的浙江不在前列。当时广东600元的月工资对所有的农民工都是巨大的吸引力，同时2.6%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同年国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浙江为3.2%）表明，当时在广东找份工作几乎不是难事。但由于当时通讯网络不发达，信息闭塞，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农民们，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基本上来自于先前走出家门的亲戚、朋友、老乡等，移动链对农民是否外出、流向哪里倍显重要。同时，对第一代打工者而言，生存是其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对工作环境并不苛求，而且其时的中国，所有的雇主都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按时支付工资就已经是对农民工最大的恩惠了。根据上述分析，表1给出了1995年，对一个四川农民，选择去广东打工还是浙江打工的决策分析表。
表1 1995年四川农民的决策矩阵表
将决策矩阵表的相关定性指标转换成L-R型的模糊数。由文献[8]，知：
表2 相关定性指示的L-R型模糊数
成本类指标收益类指标L-R型梯形模糊数
很高很低 (0,O;O,.2)
高 低(0,.1;0,.2)
相当高 相当低(.2,.2;.2,.2)
一般一般 (.5,.5;.2,.2)
相当低 相当高(.8,.8;.2,.2)
低 高(.9,1;.2,0)
很低很高 (1,1;.2,0)
由表2，得出了1995年四川农民外出流向的L-R型模糊数的决策矩阵表（表3）。
表3 L-R型模糊数的决策矩阵表（1995年）
用Bonissone方法计算，各方案的模糊效用值如下：
两者的模糊效用值的隶属函数曲线见图1。可以看出两个模糊效用值分离相当清楚，即使不采用模糊集排序方法，凭直观也能判断出，1995年，对于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相对浙江
，广东
具有绝对的吸引力。
图1 流向决策的模糊效用值（1995年）
随着长三角经济圈的崛起，近年来流向长三角的劳动力数量呈明显上升势头。在2005年席卷全国的这场“民工荒”中，长三角的“受灾”程度远不及珠三角，甚至可以说，珠三角之所以民工短缺大部分是由于以前流向珠三角的农民工在长三角更高工资、更优越工作环境的吸引下，分流至长三角而致。例如，近年来，长三角企业不断提供员工最低工资标准，政府不断出台政策保障农民工权益，具体如上海市出台的针对外来劳工保险的相关政策，江浙一带企业为了留住农民工，对春节过后按时回厂的工人实行奖励等等。相比之下，珠三角的企业则“小气”得很。据资料显示，12年来，珠三角企业农民工的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以致在城市打工所得的名义上与过去相等的工资甚至无法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同时，随着通讯网络的不断普及以及劳务输出省份政府的有序引导，农民获取就业信息渠道不断扩大，亲戚、老乡的信息网络作用在减弱，但仍然对当前农民外出决策起一定作用。另外，当前外出打工的主体——“第二代打工者”已不同于其父辈，良好的工作环境成为他们求职的重要标准。依据上述分析，2004年一个四川农民外出到广东或者浙江的决策矩阵如下（因篇幅所限，2004L-R型模糊数的决策矩阵表不具体列出，可根据表4、表2得出）：
表4 2004年四川农民的决策矩阵表
同样，根据Bonissone方法，可得两方案的模糊效用值如下
可以看出，广东的优势在丧失。其模糊效用值的隶属函数曲线见图2。
图2 流向决策的模糊效用值（2004年）
2005年的这场“民工荒”给大部分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劳动力并不是无限供给的。四川农民越来越倾向于流向浙江这一变化，反映了当前中国存在劳动力的区域性竞争这一事实。面对崛起的长三角，珠三角不仅企业要积极应对，在提高员工工资、改善员工工作环境等方面有所作为，政府也要直面存在劳动力区域性竞争这一现实，出台、完善、监督有关保障措施，为留住、吸引劳动力提供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