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发展轨迹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轨迹论文,启示论文,道德素质论文,大学生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5-0005-08
思想道德素质是人素质中的灵魂与核心。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是青年一代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年有着示范作用，引领着整个社会思想道德的发展方向。新中国建立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在社会环境影响和自身实践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从盲目到冷静、从单一到多元、从激情感性到现实理性的演进之路，打下了新中国60年岁月的深刻印记。在建国60周年之际，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演进之路，探讨给予我们的诸多启示，无疑有助于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状况，确保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开展。
一 新中国60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轨迹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特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从各业百废待兴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打下社会主义建设基础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虽然遭遇过挫折，但是成就巨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生力量，大学生也积极投身于新中国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下，这一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认识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第一，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大学生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更加激发了大学生的爱国热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的爱国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们有着为理想献身的高度热情，“把青春献给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他们把高度的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从社会的需要出发，坚决服从祖国的分配，一切听从祖国的召唤，到基层、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自觉地接受考验和锻炼，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他们在体现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体现出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仅1951年5月，全国就有100万以上的大中学生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仅京津两地就有80％的高校学生参加”[1]68。而在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后，“全国各高校学生掀起了踊跃报名参加军干校的热潮”[1]68。在两次招生工作中，“第一次全国有25万以上大中学生志愿报名，党、团员占被批准入学学生的50％，第二次有38万学生报名，被录取中党团员约占40％”[1]68。
第二，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觉悟。新中国的成立，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社会取代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教育制度为大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大学生紧跟党和政府的步伐，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2]781的要求，积极参与到了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当中。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大学生深入社会，在实际斗争中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逐步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同时，对中国社会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残余，树立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尽管由于自身阅历的相对浅薄，加之受某些政治运动中采取的方法过于简单粗暴的影响，大学生在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逐步显露出“左”的倾向。但是总体上，五六十年代大学生身上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正如周恩来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的那样：“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3]426
第三，较高的社会主义道德水平。整个五六十年代，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想价值体系引导下，大学生始终维持着较高的社会主义道德水平。他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以自身实际行动践行党和国家道德要求的同时，还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积极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文学、电影、戏剧作品中依据史实，进行艺术创作，塑造的革命者如江姐、许云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知识青年如董加耕、邢燕子等都成为当时大学生学习的榜样，60年代的学习雷锋运动更是把大学生群体的道德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雷锋在生活与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时代的大学生，让他们真切地认识到了“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正如胡耀邦在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概述的那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确实具有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最大幸福；热爱劳动，积极地获取新知识；有最大的勇气，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有高度的原则立场，既善于关心和帮助人民群众，又勇于和人民的敌人作不妥协的斗争，在必要的时候，就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生命”[4]303。
(二)“文革”时期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沉重的一个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大学生也曾因思想上的狂热一度导致了自身道德观念的丧失和政治思维的偏激。
对社会权威的绝对服从，对政治过于的敏感和热衷，导致大学生在“文革”狂热的思想氛围里迷失了自我。“文革”前期的大学生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打、抄、砸，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认为自己是改造社会的先行者，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和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随着知识青年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狂热的思想开始逐渐冷静。而1971年从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九·一三”事件，更让大学生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巨大的震撼。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在“文革”后期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中，大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起发出了声讨“四人帮”的怒吼，奋起抗争。
大学生在“文革”中的狂热更多来源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和政府尤其是领袖的高度信任。虽然他们曾一度迷失自我，但当他们清醒过来时，又和全国人民一起为结束这场浩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思想道德素质的特点具有这个时期历史造成的特殊性。
(三)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一，浓厚的爱国主义品质中权威效应的逐渐丧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总结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改革开放的宏伟目标激励着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让大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一种兴奋和期待。“自主、自信、自立、自强”成为这个时代大学生最执著的信念。1980年，清华大学生一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充分表达了大学生承担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而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击败韩国捧起“亚洲杯”，北大学生在校园游行的时候，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更是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把富有全民族性的目标内化于自己的心中，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尽管他们的思想在80年代后期几经冲击，他们的身上，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品质却始终浓厚。但是，另一方面，对“文革”的否定，包括对充满个人迷信色彩的思想和行为的怀疑否定，使这个时代的大学生不再象以前那样盲目地依从社会权威。他们小心地衡量着现实社会与理想中的差距。常常做着“我们到底该信仰什么？什么样的信仰才算是真切？”的反思和探索。改革开放给了大学生一个思考和探索的机遇，也给了他们一个困惑和费解的社会环境。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个人利益合法性的承认，让大学生感到不解和迷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西方思潮也随之涌入，新事物、新观念接踵而来，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唯意志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以及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等等风行中国高校校园。大学生从此被拉进到了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
其二，人生观大讨论中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10年“文革”的悲剧，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环境变迁加上西方思潮的冲击，使这个时代的大学生面临着诸多人生的迷茫与思考。他们认真地反思着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人生的意义”。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大学生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潘晓”虽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思想典型的人物，但“潘晓”信中“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文革’后痛苦的精神里程和反思成果，而且其《忏悔录》式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5]13-14，所以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大学生关于人生观的激烈讨论。“潘晓”信中提出的“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虽是一种现实的人生价值观，有其片面性，但却促使在反思中苦苦探索人生意义的大学生把思考的焦点对准了“自我”和“个性”的发展问题，围绕“人的本性是否自私”、“合理利己主义”等敏感而富有时代意义的论题展开争论。1982年7月，西安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二大队学生张华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虽然大多数大学生都肯定张华的举动，但置疑张华救老农是否有价值的声音也冒了出来——“张华救老农是‘金子换豆子’”，“商品经济不能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一场“人生价值如何衡量”的大讨论又在大学生群体中展开。在80年代接下来的时间里，有关人生观的大讨论一个接一个，如，“关于当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张海迪是否幸福的讨论(1983年)、关于故事片《人生》放映后对‘人生’认识的讨论(1984年)、关于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的许文强是否值得学习的讨论(1985年)、关于长江漂流那种冒险精神的讨论(1986年)、关于希尔顿饭店招聘员工事件的讨论(1987年)、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问题的讨论(1988年)等等”[6]。大学生在一次次人生观的讨论中逐渐表现出来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虽然他们仍注重集体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意识里，强调“自我价值”实现的思想也在萌芽，并导致他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1988年，上海市对18所高校的调查表明：认为“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有道理的占56％，不可取的占11％，说不清的占36％[7]152-153。这也是中国社会变革中新旧价值观念变迁在这个时代太学生身上的必然表现。
其三，读书成才的渴望中人生价值取向的复杂多元化。1977年，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社会掀起了一股重视知识的热流。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激励下，“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8]85。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高校校园里，大学生充满了急迫追求新知的热忱，渴望通过读书成才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通过自身价值的实现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关《人才学》的报告和小册子，是当时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成才”的口号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和认可。大学生开始不再把服从社会需要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选择，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表现出了实现自我价值标准以及实现自我价值途径的多元化。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冲击，“知识贬值”、“脑体倒挂”的社会现实打破了大学生“天之骄子”的神话，导致了他们的强烈不满。1986年2月，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对20个城市2553人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调查表明：不满程度最高的是大学生[9]70；而1989年2月至3月，国家教委对北京5所高校的调查表明，大学生对目前社会地位不满意的占94.2％[10]153。大学生中的读书热潮消退了，代之而来的是“跳舞热”、“恋爱热”、“麻将热”等享乐主义思想的蔓延高涨，大学生中甚至出现了厌学、弃学和退学的现象。
其四，在改造社会的冲动中理想信念的逐渐模糊。身处伟大变革时代始端的大学生，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到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小到一个班干部竞选的方式，大学生无不关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深深地鼓舞了对改革开放抱有美好期望的大学生。1984年国庆，当大学生队伍走过天安门时，一幅“小平你好”的横幅，表达了他们对改革开放拥护与期待的心声。但从1985年起，当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暴露，社会开始出现不平衡状态时，对改革发展状况的不理解导致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了一种比较普遍的逆反心理。“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他们幻想改革能立竿见影；另一方面，传统观念的拖曳效应又限制了他们对改革的理性认识和对改革的自我调节能力”[11]。“急切盼望社会进步的心情和各种(包括西方政治民主)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大学生掀起了‘体改热’”[7]152。1988年《河殇》的出现更让大学校园内掀起了“中西文化比较热”。有的大学生由于缺乏分析鉴别能力，开始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些东西，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并以此来批判中国的现实，“政治多元化”、“精英政治”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的新鲜话题，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逐渐模糊。1989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国家教委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和北航等5所高校的1625名学生的调查统计表明，否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占45％；认为中国理想的政治格局是多党制，一党多派的占59％；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占57％[7]153。理想信念的模糊必然导致行为上的偏激。1986年12月，由安徽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不满区县人民代表选举办法而引发的学潮波及全国18个省、28个市的高等院校，持续1个月左右。而1989年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政治风波，更是当时大学生模糊的理想信念和对改革实践过分急躁的褊狭情绪的总爆发。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的大学生身上有着开放而自信的风范。面对改革，他们激情奋发，展现出面向未来的气势，但当改革的现实与他们期待的理想目标出现差距的时候，却又表现得焦躁、矛盾；他们批判过去，要求打破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但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碰撞中，却又变得困惑、迷茫。他们的思想政治道德认识注定要被这个变革时代打上矛盾烙印。
(四)90年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特点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保持稳定，思想文化氛围开放而宽松。大学生也在切实感受到社会进步的同时恢复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期待，他们从迷茫和焦躁中走出，对社会和自我的认识更加清醒。
第一，在对社会再认识的同时，理想信念重新坚定。80年代末期，当改革进程遇到困难时，西方思潮的冲击，浮躁的心态，浅薄的社会阅历，感性的社会发展认识造成了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模糊和动摇。跨入90年代，亚运会的开幕，亚运精神的提倡，强烈地激发了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许多高校里，中国传统文化又重新成为了大学生关注的话题，他们“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发现了许多积极、合理的养分，并且认识到：现代化与传统并不是一味相互排斥的”[12]。90年代中期，高校里更是掀起了“毛泽东热”、“学习马列热”，这一系列热潮的出现，表明大学生不但思想由浮躁向平静回归，同时也开始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理性地、客观地看待社会矛盾的发展。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相继取得巨大成就，让大学生在重新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民族自豪感被极大的激发，他们的理想信念也重新坚定了起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为中华崛起、腾飞而奋斗”的话语又在90年代大学生的口中响亮了起来。
第二，在政治热情延续的同时，参与方式由激情转为务实。90年代初，由于政治风波的影响，大学生曾一度自我封闭。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重新激起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但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已经由激情转为了务实。大学生身上“改造社会的热情少了，表现更多的是对社会与环境的适应”[13]，他们更侧重于对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关注。1996年4月，上海市教委组织对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纺织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等10所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情况问卷调查中就清晰的反映出这一变化趋势。在调查中，对“李登辉访美与中美关系”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学生达到了51.36％和36.56％，对“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学生更高达53.60％和34.65％。而对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关注度却相对较低，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学生只有17.08和37.54％[14]410。大学生的政治心态也摆脱了80年代末的狂热、焦灼而逐渐趋于平和，在看待政治问题时能冷静思考与客观对待。同样是前面的调查中，赞成“多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达到了59.17％，赞成“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发展民主的最主要方式的”更达到了72.14％。
第三，对社会主义道德认同的同时，持双重评判标准。80年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人生观大讨论中“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等人生价值观思想的冲击，在唤醒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在他们心目中地位的下降。进入90年代，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下，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1994年的高校学生思想状况调查表明，73％的人认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更加美好”，66.9％的同学表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要顾及良心与道德”，77.4％的人认可“珍惜自我、服务社会”，“要有利于他人、社会和国家”，56.7％的同学认为“自私是最厌恶的人品”[12]。不过，虽然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在90年代大学生那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大学生自己也希望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持有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双重道德标准，不能自觉地按照道德规范去行为，在对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持批评态度时，这些不道德行为有时却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第四，在人生价值取向复杂多元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实际利益的追求。跨入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大学的培养模式开始与市场经济接轨，进大学读书需要大学生自己掏钱，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政策也从“计划分配”转为“不包分配”和“双向选择”。社会激烈的竞争，国家大学生就业政策上的转变使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也推动了大学生在选择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标准、途径上的进一步复杂多元化。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多了，不再追寻“人为什么活”，而开始考虑“人应该怎样活”；“从比较注重理想和追求，到比较注重现实和功利，把理想追求和现实功利结合起来；从注重奉献的理想主义，转向注重实惠、实用和物质享受的现实生活，倾向于奉献与索取并重；从注重知识的价值、理性的追求，到注重金钱的价值、感官上的享受，认为即使是追求理性和知识的同时，也需要金钱和物质享受”[13]。这也使得他们在选择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标准、途径的时候更多考虑到实际利益。
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在平静、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对务实和对社会的适应等问题，认识更加清醒，完成了从“天之骄子”到社会普通成员的自我认同的过渡。
(五)21世纪初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趋势
跨入21世纪的大学生，虽然他们身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实际生活中艰苦奋斗精神的缺乏，面对利益出现的道德行为失范等，但是，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的改进和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整体上保持着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
在国家教育部社政司2002年进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中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许多大学生在“最想说的一句话”中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15]他们关心国内外重大事件，尤其关注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及民族感情的重大事件，基本认同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在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对社会、集体的贡献大小”(75％)，“取得的社会声望高低”(59％)，“拥有精神财富的多少”(56％)，多数学生把对社会和集体的贡献放在了第一位。71％的学生不同意“人与人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的看法，78％的学生不认同“帮助别人往往会使自己吃亏”的观点。在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关系上，大多数学生认为在关键时刻要服从于集体和国家利益。2008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也显示，“大学生思想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他们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强烈的爱国热情”[16]。2009年5月2日，胡锦涛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2008年，面对筹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一系列大事、难事、急事，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自觉担当、奋勇向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奉献精神，向祖国和人民、向全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和优秀的整体形象。”[17]
二 新中国60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变化发展启示
新中国60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是社会变迁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其中有着丰富的规定性。
(一)经济基础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变化发展的决定作用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是唯物史观最根本的原理。“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18]696。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会出现不同的思想政治道德认识，经济基础决定人最基本的思想倾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9]149受所有制以及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对意识的影响，并“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19]149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政治道德认识，形成不同的思想道德素质。
建国后，我国曾长时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那个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都相对单一。是否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成为大学生衡量自身人生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重理想轻现实，夸大精神意义而鄙薄物质利益，强调社会意志、尊崇并依从社会权威，贬损个性与自我意识等等成为大学生普遍奉行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方式、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就业形式的日渐多样化，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也日趋多元化，大学生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竞争意识日益增强，独立自由意识也得以萌发。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8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1]103。人思想觉悟的高低，受着物质利益的强烈影响。大学生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之中，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必然对他们思想道德素质的变化发展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客观、真实地认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特点，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努力提高在复杂而变动不居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是搞好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工作的根本前提。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变化发展的主导作用
大学生是一个情感世界十分丰富的群体。处于青春期的他们可塑性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其思想、道德、情操正处于形成阶段。他们有着追求上进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情绪不稳定，意志较为薄弱的一面。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学校园这个高层次知识分子聚集，信息流通量大的社会氛围中，生活阅历相对较少，极易被社会宣传、舆论等所引导。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宣传什么、引导什么，会直接影响大学生关于价值的判断。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方法是引导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变化发展起主导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为中心任务，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为主要内容，用政治统帅一切工作，强调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虽然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得以提高，但是也造成了大学生对道德问题、心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界线的混淆。他们思想政治道德认识建立在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之上。“文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方法都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认识也随之被严重扭曲。而在80年代后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不够重视，也是造成大学生面对外来思潮，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冲击时思想浮躁的主要原因之一。
跨入新的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有关决定，把握大学生追求平等，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特征，以大学生为本，把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作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
(三)传统、外来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变化发展的渗透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不单外显在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饮食建筑等方面，而且已经深深地内化成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渗透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思想道德政治认识形成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生和其他年龄层次上的人一样，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处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之内，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化发展，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变化发展过程，虽有商品大潮的激荡、西方文化的侵袭，流行文化的碰撞，但中华传统文化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性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各个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中都有所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提供民族精神的滋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各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传人途径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大学生活跃的思想，敏锐积极的思维，决定了他们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必然会采取积极关注和接受、参与的态度。大学生对待外来文化的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对外来思潮尤其是西方思潮要加以科学的评价，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能粗暴的否定一切，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是“我们绝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8]168，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22]78。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要“立足于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23]。胡锦涛在纪念五四90周年，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也指出：“不仅要注重学习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广泛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17]。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说明了继承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期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