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困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中国论文,法治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9)06-0101-04
二十世纪以来，传统中国社会逐渐卷入世界体系，成为新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在介入世界体系的同时，也被迫接受他者的一整套行为规则，这些新的行为规则也将深刻的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未来的走向。伴随着西欧式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形态开始取代传统的帝国政治，姑且不论这样的政治转型是否取得了实质性成功，但的确深刻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中国的传统乡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迫置身于新型的政治和法律的包围之中，西方理性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政治法律结构以一种强势的姿态，渗入中国乡村内部机体，并和固有的一系列的结构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样巨大社会变迁中，中国的乡村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农民们的生存状态如何？乡村固有秩序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和法治秩序相互碰撞，会产生怎样的景象？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无法给出完满的回答，也不是这样一篇小文所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但是本文希望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文本出发，参照其他的经验和文本解释，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望提示问题，并引发进一步的深入地思考。
一、礼治、秩序与道义
在讨论转型话题之前，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不可忽略，那就是：传统中国乡村的基本秩序是什么？这种秩序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熟悉了改造、革命和拯救叙事，其实乡村可能并不像描绘的那样，是一个黑暗和压迫的旧世界，而是有自己一套生存逻辑。这套生存逻辑和他们的生命感受融为一体，塑造了乡土社会自身的品格，也表达着乡土社会自己的公正和道义。我们所要做的，可能首先是抛弃自己头脑中被“革命历史叙事”所建构起来的关于中国乡村的落后和黑暗的想象，努力展现和还原出一个更接近于生活原生状态的民间社会，努力接近乡土中老百姓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比较真切的乡土中国的意义图景，才能真切的嵌入到乡土生活内部，感受和探讨起生存的基本模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个礼治的社会，一种自动的秩序，是个“无为而治”的社会。①国家权力所维持的法律规则，在乡土社会并不起主导作用，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漫长的时间积累下来许许多多经验，经过祖祖辈辈传承，人们形成了对事物评判的准则，也约定了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乡村的每一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履行相应的职责，如同斯科特所言，乡村社会有自身的公正和道义的秩序，社会权利和被渲染的乡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保护的网络。②乡里读书人是上层典籍文化的道德和朴素乡里道德混合的象征，他们维护者规范的同时，维护者自身的合法性。③乡村社会也有一套维持自身的生存机制，这种机制保护着乡村免受外在力量的侵扰和损害。④对于这样一个相对而言十分封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而言，权力基本上是被关在门外面的，名义上专制独裁的权力，在人们实际生活中，是十分微弱和松弛的。⑤乡土自身的礼仪和秩序有效地应付着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并不诉诸于个人专断的权力，或者呆板僵化的法规条文，秩序的维护者是漫长的历史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中为人们所认同的风俗、人情、习惯、礼仪等等。
所以，在乡土社会的秩序中生存，要知礼，懂人情，懂规矩，礼治秩序统摄着生活的各个方面。“行为者对这些规则从小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规则转化成了内在的习惯”。⑥内心的自我约束同外界礼仪规范结合起来，构成乡村生存特有的品格，也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最大特色。这些内在的“习惯”和外在的“礼仪”构建了乡土社会自身的经纬脉络，也塑造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正是在这样的经纬编织的格局中，中国的乡土社会得以存在、延续和发展。
也许，讨论中国农村问题，首要一点在于理解乡土社会的品格和特点，努力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理解他们自己的感受。诚然，乡土中国的许多特点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受了剧烈的冲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被改造，理解乡土中国自身的生存逻辑和话语体系，依然是我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阵痛
现代化的潮流席卷了整个世界，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也被迫裹挟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传统乡村也因此卷入到现代化中，面临着现代化不可阻挡的潮流，乡土中国也开始了极为艰难的转型。现代国家中的上层政治势力开始直接介入乡村内部事务，乡土社会一向封闭和自我保护的系统，经受了剧烈冲击。国家权力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入到了乡村内部肌理之中，特别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逐渐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农民开始被迫以现代化国家的公民身份，直接面对政治和政府，这不但深刻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政治运作模式，也改变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农民个体的身份类型。国家政权和个体农户进行直接交易，行政的触角伸到家家户户的门前，国家开始通过榨取农民获得现代化必要的资源。传统道德系统，由于教育和学校制度改革，也处于失范和混乱之中，乡土固有的精英开始分化和蜕变，礼治社会渐渐失去其内在核心。⑦礼治社会原来所依靠的社会制度和精英结构都开始分崩离析。由于行政力量的扩张传统文化权威的弱化和丧失，乡土中国的礼治体系也开始渐渐走向瓦解和崩溃。礼治分崩离析，转向新型“法治”秩序，这是乡村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也伴随着无法忽略的阵痛。很多的问题都逐渐出现在这样的转型过程当中，旧式的方法已经无法提供解决的途径，新的规范却也未能给出良好而公正的解决之道。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配合现代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和法律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在农村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农民被迫进入了一个新型“政治社会”。⑧这个政治社会拥有和以往社会完全不同的规则和运行逻辑，农民直接面对着法律，但法律却并不维护民众的利益，事实上，在司法机关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的“败类”人物，司法机构实际上成为一种包庇作恶的机构。⑨凭借这有限的法律知识在乡间为非作歹的败类，不但得不到惩罚，反而受到现代法律秩序的保护，这不能不算是转型中的一大问题。
杜赞奇指出，二十世纪前半叶，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新型的乡村领袖需要从原有的文化网络之外获取资源，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暴力机器结成联盟，乡村领袖也从保护型转为盈利型。⑩这个时期，现代化国家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保护农民和乡土社会的作用，更多是和流氓恶棍联合起来，对普通百姓进行压榨和盘剥，而且损害了人们的道德感和价值系统，构成了一种传统秩序的破坏力量。这种破坏性力量持续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对新建立起来的法律和价值系统也逐渐丧失信心，信心的丧失使得整个乡土社会逐渐陷入一个无规范的无序状态中，这正是乡村从传统秩序向现代法治转型中的最大困难和隐忧所在。
“法治”作为一个新词语，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跨语际实践的结果。(11)词语的跨语际内涵，暗示着政治法律制度的跨文化和跨国界的征服品格，暗示着把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乡土的秩序嫁接到本土习俗上来，这种征服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权力强制性的品格。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中国传统礼治社会基础上，嫁接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政治法律结构，但乡土社会的蜕变不能一日完成，民间的诉讼观念，传统的伦理道德，还根深蒂固的保留在思想和行为中，这和西洋引进而来的法律，经常格格不入，使得新型的法律制度根本无法有效的推行。(12)并且，法律制度和传统伦理和文化之间的深层对抗，更加使这种制度的绩效大大的降低，法律不但不能够有效的维护正义和主持公道，反而有可能在某些场合和情况下，蜕变成不公正的庇护，沦为权力和暴力的附庸。而这种深层的冲突，更加深了转型过程中价值失范和道德危机。
转型中的乡土社会，自身的礼治秩序在外在强有力冲击之下，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崩裂。然而，有效维护乡民利益的法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内在信仰、道德的失范和外在政治强力的压榨相结合，乡土中国可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也承受着旁观者无法完全体会到的阵痛，这也成为所有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酷现实。
三、一个延伸的讨论：融合还是对抗的两种秩序？
法治思想源于西方，这一点毋庸置疑。西方的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和统治的工具。法律的意义在漫长西方思想传统中，有其深厚的底蕴和积累。法律在西方获得了一种主体性的独立地位，不仅仅是为行政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代表了对于某种正义秩序的信仰。如同考文教授指出的那样，法律旨在追求正义的秩序，它不是被制造出来，而是被发现的法，意味着判断和区分善恶的永恒准则，实际法遵循高级法的背景。在法律背后是神圣的上帝的意志。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法治思想可谓蔚为大观，不同时代，法治理论得到详尽的阐发和补充，形成了他们所独有的一套对社会秩序的理解方式。
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礼治社会，尊重的是教化的权力，通过教化，获得关于长幼尊卑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理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礼俗基础上的“长老统治”。(13)长老不但是法律的化身，也是礼仪和道德的代言人，身上拥有着普通人所难以企及，但是却十分遵奉的权威。中国传统中，即使有法律，也基本上为儒家的礼教所支配，法律与道德、伦理一起维护着社会基本的制度和价值观念。(14)这些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所依靠和信赖的源泉，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价值拥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品格，传统中国的乡村秩序才能得到维系和延续。
转型中的中国，尤其是乡土社会，实际上面临着两种意义和秩序系统的碰撞，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力量，扩展到了中国乡土，试图建立起一种法治的普遍性。然而，现实中时时会发生普遍性法律制度和本土人情、伦理、习俗和习惯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两种意义系统之间的隔膜，以及这些隔膜所带来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苏力本人正是试图融合这两者，并弥合这两者之间巨大的裂缝，他强调现代制度不能靠变法和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资源中演化创造而来。(15)这种嫁接和融合和姿态，也是努力在普遍性法治秩序和地方性的礼治秩序之间，做一个调解人。然而，吉尔兹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地方不仅仅指时间和空间，也指一种特色，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必须按照本地区的想象和意识来理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固有的儒家化的法律秩序和礼治系统，是否不需要被迫屈就于西方的“法治”呢？当法律的建设和精英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法律秩序成为精英意志的贯彻者，谁会考虑到普通民众的生存呢？换句话说，这样的较量当中，受到怀疑的是某些个别的法律制度，还是整个司法系统，所有司法问题来源于判决和执法过程中的疏漏和不公，还是这个秩序本身就是不合理，其合法性就应该重新思考呢？然而，如果缺失和放弃了现代法治秩序的合法性，中国乡村未来的方向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在一个空间中碰撞，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未来，和解还是对抗，融合还是分歧，相互配合还是彼此疏离，中国固有的伦理秩序和人情法则，是否会在西方新型法制秩序之下，无声无息的默默消失，而建立起真正对于法律的信仰，又有多远的距离？
或许，没有人能够在纷乱复杂的场景中，给出一个最为完美的方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从礼治性法治转型中的困境，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解决，中国是否能够走向和西方一样的法治道路，还是一个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然而，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必然真理，不顾现实情景，一味把法律和法庭推到乡土的做法，的确值得大大反思了。那些掌握着话语和知识的霸权，完全不考虑普通百姓生存和感受的种种制度设计，也需要反思了。在摸索着向前的同时，我们或许永远免除不了痛苦的自我拷问，这才是我们生存的本真状态吧。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②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7页。
③张鸣：《一份“村图”的故事》，参见张著：《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④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4页。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⑦张鸣：《新政阴影下的村政》，参见张著：《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
⑧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76页。
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⑩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26页。
(11)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8页。
(14)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53-354页。
(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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