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上的舞蹈——效率与就业的两难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钢丝论文,舞蹈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从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各研究机构的结论或者人们的实际感受来说，当前，我们都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就业问题，而且，据一些学者预测，这一问题在最近几年看不到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就业问题为什么严峻
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它首先是经济转型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其应对的生产组织往往是大中型企业，而市场经济应对的企业组织往往是个体和小企业。从大中型企业退出的原国企职工不能适应个体和小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出现大批失业人口，是中国为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要提高经济效益，就需减人增效。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用人机制就要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从计划安置型向厂商安置型转变。即是否用人，用多少人，取决于他创造的价值是否大于他本身所需的成本，企业的人员多余，就必然出现下岗再就业现象。另外，大批劳动力的失业不仅源于市场经济体制，还源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农业经济时代产出的大批人口到了工业经济时代，遭到了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无情淘汰。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资本排斥劳动力的过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进入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所谓结构调整，用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话说，就是“创造性地摧毁”，一方面在那些新兴产业、采用新技术的领域，新的经济成分中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在那些传统产业、采用旧技术的领域、旧的经济成分中不断摧毁大量的旧的工作岗位。当摧毁旧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时，就引发了大规模、突发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
在西方历史上，失业问题也是伴随经济发展而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比如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英、法等国就有近千万人失业，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中国的失业则不尽相同，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相比，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的失业。根据各方面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3000万至5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由非需求因素引起是主体。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其根源就在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严重失衡，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远超过需求。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目前中国的就业问题也有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在于中国正在参与对世界范围内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例如，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什么是中国威胁？就是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在近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经济增长、劳动岗位不增反减的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在效率与就业的关系问题上，政府选择了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
原因当然需要从改革开放前去寻找。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公平思想的国度，传统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世之道，并且深广久远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而对传统社会主义来说，无论是理论形态的，还是实践形态的，也把关切公平问题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有时甚至把公平视为惟一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取向而有意无意地轻视或忽视效率问题。可以说，改革前，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公平优先的社会经济发展路线。这条发展路线的结果，便是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的无效率或效率不高。因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作为一种否定之否定，思想理论界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就是很自然的；而政府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其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也必然从效率出发，把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尤其是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自己的政策取向。事实上，历经20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潮流的迅猛冲刷，无论是政府和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效率问题，不再视公平为惟一抑或最高的目标和取向。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证明这是一条富民强国之策。
效率的代价
但是，公平问题处理不当也会影响效率的提高，甚至导致社会失控和效率损失。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然的话，那么，它同时也给就业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正在趋于激化，二是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矛盾正在趋于激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利益的最基本体现形式是税收，劳动者利益的最基本体现形式是就业。但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在就业形势不断严峻的“九五”中后期，我国的税收却连续呈现为快速增长。从“十五”开局前后的情况看，政府税赋增长与全社会劳动岗位的增长情况更呈现为极为鲜明的对照。据统计，2000年和2001年，我国的税收总额从1999年的10312亿元分别增长到了12660亿元和1515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2.8％和19.7％。换言之，在国民经济年增长速度保持在7％略高的两年时间中，政府税收竟增长了将近50％。而在这两年中，全社会就业岗位的增加则呈现为几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局面。从更长一段时间过程看，在1996年到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城镇从业人数的增长率是11.42％，职工人数的增长率是-24.58％；而政府税收的增长率为108.20％。
这种鲜明对照说明政府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的利益大大超过了劳动者群体。造成此种状况的客观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发展与改革所处的特定阶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及推进集约化增长方式的需要，规模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正在加速；从改革的角度看，由于资本仍是国民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国企以至私人资本、外资的资本效率正在受到更多强调。与此同时，政府利益对资本效率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诉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护”将成为最明显的呼声。如何协调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避免城乡两大劳动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将成为对我国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在不断规范的就业政策的严峻考验。
从效率优先转向就业优先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相比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政府要在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中做出就业优先的战略选择并做出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承诺，即把就业优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它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力争社会的低失业率，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构筑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对所有的求职者平等地提供包括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在内的必要的服务；采取一系列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就业服务过程中扶助劳动力市场上条件较差的社会成员就业，消除性别、年龄、残疾上的歧视；通过立法和监督，维护就业竞争的公平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保证失业的社会成员的生活；运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在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选择了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之后，各国都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改变了过去单纯靠现金补助失业者的办法，而选择了事前防止失业和促进就业的积极的劳动力政策。比如瑞典，其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就业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职业咨询和安置指导。瑞典把GDP的0.9％用于消极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上。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间，所见到的最高失业率只有3.5％，其中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1.5-2.7％间，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5％。同时通过建立就业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来保护雇员。
理论和经验都证明，用牺牲效率和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这对于还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将要冒丧失国家竞争力的风险；而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又会使更多的人走入失业行列，这在收入分配日益两极分化的当下，要充分考虑被淘汰劳动者的承受力。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果说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的话，那么现在矛盾的主导方面应该是公平。固然，缺乏效率的公平，既是低层次、低水平的公平，又是难以为继的公平，最后只能导致社会停滞不前和普遍贫穷，而且，从100多年的积贫积弱中走到现在，中国太渴望富裕与强大了，选择效率和追求GDP的增长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然而，没有公平的效率，特别是缺乏起点平等的效率，效率越高，社会的分化将越大，贫富将越对立。尤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深厚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度，现实的国情决定了贫富差距不能拉得太大，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由于市场机制天然地偏向效率，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任务只能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指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是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也是它取得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这两大目标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是以就业优先还是以效率优先，要根据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运行情况来不断做出判断和调整。这是一个两难选择，犹如在钢丝上跳舞，需要高超的平衡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