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主导，还是民主导？——日本经济奇迹成因两部重要论著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著论文,成因论文,两部论文,日本经济论文,主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日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堪称奇迹。对日本经济奇迹的研究，特别是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美国学者约翰逊在他于1982年出版的题为《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以“官主导说”来解释日本经济奇迹。他把50、60年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体系称为“国家主导的高速增长体系”，是由“文职官员即官僚统治的体制”。他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日本……是当代可见到的国家主导型市场体制的最好的范例；而日本本身已部分地或整体地成为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样板。”〔1〕
11年后，另一个美国学者卡尔德发表了题为《战略资本主义：日本产业金融中的民间企业和公共目的》一书，对日本的经济奇迹，做出了一个与约翰逊针锋相对的解释：“民主导说”。他在该书的序论中写道：“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不是优柔寡断、受动性的政府，也不是抽象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以长期信用银行和企业集团为代表的民间部门。”日本经济成功的主因是民间部门，政府再有力量，也只是受动的协力者而已。”〔2〕
约翰逊的著作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日本政治经济研究，俨然已成为经典性的著作。而卡尔德的著作一经发表，便在美国和日本引起极大的反响，日本庆应大学教授竹中平藏评论说，此书必然在日本政治经济研究史上留下一页，今后的日本政治经济研究，对此书的观点赞同也罢，反对也罢，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3〕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我国学者和有关的政策决定者热心研究的对象。约翰逊与卡尔德的分歧，决不是可以不闻不问、冷眼看过的事情。
下面，我将对两部著作的主要观点作扼要的介绍，然后，就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可能从两位学者的研究中获得那些启示做点滴探讨。
约翰逊的“官主导说”
约翰逊的“官主导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论点：
（一）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家或政府始终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目标。国家不仅是这个目标的制定者，而且还是选择通过什么道路达到目标的决定者。在二战之前，日本政府选择了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战后，日本所处的主客观环境决定它只能走经济立国之路，日本政府采取了制定并实施国家产业政策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产业政策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由国家或政府决定优先发展哪些产业（宏观性的产业结构政策），并选择迅速发展选定产业的最佳方案（微观性的产业合理化政策），然后监督指定部门内的竞争，以保证这些部门在经济上得到健康和有效的发展。约翰逊指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国家的经济机能有两种相反的导向：规制导向（Regulatory Orientation）〔4〕和发展导向（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美国和日本分别是前者和后者的典型代表。规制导向国家又叫作市场制导型国家，它只关心经济竞争的形式和程序，但不过问经济活动的具体内容。如美国政府制定了许多关于反垄断的法规，但它不介入哪些产业该存在，哪些产业不再需要的问题。相反，发展导向国家则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选择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及发展手段。
（三）国家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并不必然意味着由国家包办一切。约翰逊认为，日本的“国家主导的高速增长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国家行政部门与民间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5〕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 日本曾尝试过3种方法——企业自我控制、 国家控制和公私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自我控制是由国家向企业颁发执照，由企业来承担发展经济的任务。约翰逊认为，战前日本的财阀体制就是这种体制。国家控制的方法是将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把企业经营直接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这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采取的体制。第一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在发展导向型国家体制下同时能保持私人经营和最大限度的竞争，主要缺点是是导致大企业集团（财阀）行业垄断，国家利益和财阀利益的矛盾冲突。第二种方法的优点是国家优先目标得以保证，缺点是抑制竞争，经济效率低下。自20年代以来，日本走的道路大体上是从自我控制到与之相反的国家控制，然后在战后50、60年代采取了兼有前两种方法之长的公私合作方案。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留在民间手中，因而企业的竞争能力比在国家控制下要高；同时又使国家比在自我控制体制下更容易达到其优先目标。公私合作的主要方法有政府选择重点产业，重点扶持，政府选定的产业构成政府的重点融资对象，税收优惠，由政府来进行企业间的投资协调，等等。约翰逊特别指出，公私合作并非日本独创独有。例如，美国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就是同样的体制。所不同的是，在美国由一两个政府部门（国防部）在一两个产业部门（航空、宇航、原子能），与有限的少数大企业（波音公司、洛克希德公司）进行公私合作，而日本则是在整个经济社会中推进公私合作。约翰逊提请人们注意：“正如日本在钢铁、造船、家用电器、合成纤维、钟表和照像机行业为世界第一一样，飞机制造、宇航和原子能均是美国称雄全球的产业。”〔6〕
约翰逊认为，通产省是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最主要政府部门，是把日本全国动员起来发展经济的“经济总参谋部”〔7〕， 是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经济的“领航机构”〔8〕。通产省在计划、能源、 国内生产、国际贸易和金融等领域拥有广泛的权力，从而使它不仅能够制定产业计划，而且还能够通过对国家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对企业的微观干预，来实现其计划。约翰逊的著作通过对通产省的省史的考察，叙述了1925年到1975年的日本的产业政策史。该书的第六章“高速增长体制”、第七章“行政指导”和第八章“国际化”集中论述了通产省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作为和作用。第六章讨论在1952年到1961年之间，通产省如何发挥主动性和首创性，促使一个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形成和完善。这个体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呈互补状态的民间银行和政府金融体系，财政投融资，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企业系列，贸易促进机构，外汇和外资的控制制度，邮政储蓄，终身雇用制度等等。第七章论述了在1961年到1965年之间，通产省如何通过著名的“行政指导”手段来干预、协调和引导日本经济发展的。第八章叙述从1965 年到1975年前后期间，即在日本从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 日本经济在内外压力下加速其国际化、自由化进程的时期，通产省如何重新定义它在日本经济中的战略领导作用以及作用的方式。该书的最后一章“日本模式？”思考了以通产省为首的日本的“官主导”的发展模式的要素及其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发展模式可能为其他国家效仿吗？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如何学？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尽管产生日本的“官主导”的发展模式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无法移植到其他国家，但这个模式的基本的体制要素是可以学习仿效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作者的回答很明确，从通产省学起。在全书的最后一段话里，作者写道：“如果一个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它的优先目标的话，那么通产省就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机构。”〔9〕
卡尔德的“民主导说”
卡尔德研究的问题与约翰逊的一样，也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在序论中，他这样设定了研究问题：“在日本产业取得高速发展的成果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政治力量是什么？是国家的战略者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成功的中枢吗？或者，促使日本经济走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的并非国家、而是民间之力？”〔10〕不过，与约翰逊的研究角度相比，卡尔德的研究视野显得既宽又窄。说它窄是因为它集中于产业金融配置这一个角度去探讨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而约翰逊的研究范围包括了贸易、金融、企业组织等问题；说它宽是因为它涉及了几乎所有与产业金融有关的角色：大藏省、通产省等政府行政部门，政府和民间金融机关，企业等等，而不像约翰逊那样围绕着通产省而论。毫无疑问，从产业金融的分配问题入手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点。
卡尔德的著作正文共分8章。 第一章追溯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产业金融史。然后，作者探讨了高速增长时期，以通产省为代表重视“战略导向”的政府部门（第二章）和重视“规制功能”的日本银行（中央银行）和大藏省（第三章）的产业金融政策及其权力，并对政府融资作了实证分析（第四章）。第五章分析了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民间银行的作用。第六章分析了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资金的需求市民间企业与政府金融的关系。第七章概述了高速增长时期之后的日本产业金融的变迁。第八章总结全书，对日本的战略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作了某些预测。从卡尔德著作的布局中，可以看到作者用心良苦：先破后立。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战略选择，并非像约翰逊所论述的那样，是由通产省或其他政府部门主导的，而是由民间企业部门主导的。
让我们先来看看他的“破”的一面。卡尔德认为，如果约翰逊的：“官主导说”是正确的话，那么，体现在产业金融问题上，应该出现政府金融以带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产业业种为其融资重点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作者回顾了自1965年到1990年日本政府资金在融资领域分配比重推移，发现即便是在高速增长的最盛期的1965年，流入基础产业的政府资金的融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不过7.8%，相反，对住宅、 公共事业和中小企业政府投资比重，均高于对基础产业的投资。而且，在1965年之后，政府金融机关对基础产业的融资比重越来越小，到1990年不到政府融资总额的3%。相反，住宅、 公共事业和中小企业所占比重则升至56%。住宅、公共事业显然不属于战略性的产业部门，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大部，均流入向来是自民党选举“票田”之一的、极无效率的传统流通业和服务业，也谈不上是战略融资。另外，从各产业业种对政府金融的的依存度看，从5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末，海运、矿业和农业一贯高度依存政府资金，尽管它们（特别是后两者）在日本早已成为“夕阳”产业。另一方面，真正带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成为日本经济奇迹的象征的汽车、电气机械支柱和战略产业，从未有过依存政府金融而发展的时期。最后，从政府资金的融资窗口来看，自50年代以来，呈现出越来越庞杂的局面。作为产业融资窗口的开发银行和输出入银行的地位越来越低，到1990年，两行的融资计划额在10余家政府金融机关里，仅排名第五、六位。总之，构成日本政府金融融资重点对象的不是战略性产业，而是非战略产业部门甚至“夕阳”产业部门。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卡尔德认为，问题首先出在直接掌握政府资金分配的行政部门及其官员身上。可能影响政府金融决策的政府部门很多，如大藏省、通产省、邮政省、运输省、建设省、农林水产省等等，卡尔德着重研究了大藏省、通产省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他认为，日本的官僚和其他国家的官僚一样，都难免有保守甚至僵化的通病。在包括高速增长时期在内的战后大多数时期里，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基本上是重视经济的“规制”即财政金融体制的健全，甚于重视重点产业的战略发展。它们属于日本政府内的规制派。通产省虽然热衷于产业战略，但它的实际权力并不像约翰逊描述的那么大，特别是在产业金融分配这一重要领域内，它的政策影响力远不如大藏省。即使是在通产省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它所选择的优先融资对象也不是新兴的“幼稚”产业，而是如煤炭、钢铁、海运那样的传统产业。即使是在传统产业中，冒风险采取新技术的企业也难以得到通产省或政府的资金支持。“现在那些想压也压不下去的产业、企业，在立足未稳的发展初期遭政府无视的例子举不胜举：如50年代的丰田汽车、川崎制铁，1954年索尼公司和首先采用转炉炼钢工艺的尼崎制钢，1956年为止的彩电产业，60年代的夏普公司。”〔11〕就是在政府金融对新战略产业予以支持的情况下，它一般要比民间银行和企业的行动晚半拍，而且往往是在外国资本即将进入日本占领新兴产业市场等“危机”时刻，日本政府才做出相应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换句话说，与约翰逊的通产省领航说相反，事实上是民先行，官跟进；民主动，官被动。
卡尔德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金融分配的非产业战略倾向的根子，在于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的“互惠之轮”。所谓“互惠之轮”指的是日本的政界（执政党、国会）、官界（大藏省、通产省等）和民间企业、产业部门互相提供利益从而互相束缚的利益网络。没有形成既得权益的新兴势力处于这“互惠之轮”之外，所以难以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而最容易得到政府支持的是在经济上缺乏竞争力，但在政治上却事关执政党自民党选举“基盘”的如农业、矿业、中小企业等传统产业部门。日本政府金融的大部分被“政治化”了，它们与其说是按照产业战略的原则分配的，倒不如说是按照“政治”优先的原则分配的。作者举例说，1967年成立的环境卫生金融金库，就是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田中角荣同日本旅馆协会的领导人进行一夜交涉后决定设立的。作为回报，旅馆经营者在同年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支持自民党。
那么，谁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战略主导者呢？作者的回答是在日本经济中占有绝大比重的以城市商业银行为核心而构成企业集团（系列）和长期信用银行。三菱、住友等巨型商业银行作为企业集团的“主力银行”（Main Bank）不遗余力地向集团内部企业融资。 而企业集团内非银行金融机关（信托银行、生命保险、损害保险等）以购买本集团内的企业的证券的形式，向它们提供了稳定的、“献身的”资本。日本的许多大企业之所以能够从长期的战略视野出发进行投资，就在于它们拥有一批像生命保险公司那样的长期安定股东。日本的企业集团不仅对政府资金的依存度很低，而且敢于无视政府的规制方针。众所周知，50、60年代，日本众多的民间企业不顾政府一再抑制发展的禁令，纷纷进入新兴的产业竞争领域，从而带动日本经济以远远高于政府计划目标的速度增长。作者认为，如果包含有主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关在内的企业集团不存在的话，考虑到50、60年代日本的资本市场不成熟这一点，企业势必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战略性融资，则不可能有日本经济的大跃进、大发展。
卡尔德特别强调了日本主要的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的作用。该行战前为半官半民的“特殊银行”，战后改为民间银行。作者对兴业银行和开发银行的融资结构倾向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在战后日本几乎所有的产业升级调整、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兴业银行均走在开发银行的前头。例如，1953年兴业银行新增融资的近90%仍旧集中在日本经济复兴时期政府指定重点钢铁、电力、海运和矿业上，而兴业银行则已开始把后来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机械、化工列入它的融资重点。同年，兴业银行新增融资的12%投向机械部门，而开发银行对此部门的融资比重不及1%。又如， 兴业银行和开发银行对汽车业的不同融资姿态也很说明问题。从1951年到1956年，开发银行在因朝鲜战争带来的美军特需的推动下，一直向汽车业融资。但在1957年到1966年日本汽车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始银行完全停止了对汽车业的新增融资。与此相反，兴业银行在深入研究了美、欧、日的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后，得出日本的汽车工业尚有开发小型车这条道可走，应当向该产业大量融资的结论。在60年代初日本汽车业扩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兴业银行发挥了先导投资的作用。大量的事例说明，听命于政府特别是通产省的开发银行的融资分配是保守的、被动的和近视的；而兴业银行作为日本最主要的民间性长期信用银行，则具有了极大的创造力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作者还研究了作为资金的需求方（借方）的企业对政府金融的政策行为。根据这一研究，日本的企业对政府金融的政策，按行业划分，大体上有四类：一是战后一贯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海运业、矿业。二是逐步脱离对政府金融的依赖，而转向通过民间渠道筹资的企业，如钢铁业、机械业以及汽车业。三是电机产业，该产业在50年代初的发展初期未受到政府重视因而未能得到政府融资，然后从50代后期起逐渐受到政府重视并获得政府融资，此后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加，再度变成民间金融主导。四是在70年代石油危机中受巨大打击、未能及时调整而陷入经营危机的石油化工、造船、纺织业，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采取了向政府求援，尤其是在资金面上求政府支援的方式来度过难关。但在危机过后，仍难摆脱对政府金融的依存。如石油化工业在80年代与海运、矿业和农业一道，仍为高度依存政府金融的行业。卡尔德认为，第二、三类企业是最该引起人们注意的产业部门，它们是日本最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而正是在这些部门中，民主导或转向民主导的倾向表现得最为充分。
正如日译本的书名的副标题“日本式经济体系的本质”所表明的那样，卡尔德试图从日本的产业金融分配模式中，找出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特征来。他指出，日本，绝大多数生产手段是私有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在整体上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毫无疑问地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是，日本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和长期信用银行所具有的这种富有主动性、应变力、调节力和长期计划的投资模式，使它做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质为“企业主导的战略资本主义”的结论。这种资本主义既不同于一味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力量、缺乏资源的战略分配视野的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约翰逊主张的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战略分配的“官主导”下的资本主义。
应该向日本学什么？
如果我们希望从约翰逊和卡尔德的著作中寻求解答这个问题的启示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搞清楚的问题是，谁的解释更符合实际？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远不是一篇书评所能回答得了的。笔者的看法是，大体说来，两者都有其一定的根据，但卡尔德的解释更接近于实际。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属于官（政府）民（民间企业）合作体制，但官（政府）的积极作用更多地表现在营造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如安定的社会、比较健全的金融财政秩序，而为约翰逊推崇备至的产业政策，即便有积极作用，但也不像他所估计的那么大。确实像卡尔德论证的那样，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民间企业。
我觉得，卡尔德的研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应当把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动力。国家或政府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努力营造一种使企业能够具有长期发展的战略视野、公平竞争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金融制度环境。企业界也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以担当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为己任，从长期的战略视野出发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造就中国的“丰田”和“索尼”集团。
注释：
〔1〕〔5〕〔6〕〔7〕〔8〕〔9〕〔美〕查默斯·约翰逊著，戴汉笠等译：《通产省与日本奇迹：1925～1975的产业政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323、240、331、336页。
〔2〕〔3〕〔10〕〔11〕〔美〕凯特·卡尔德著，（日）谷口智彦译：《战略资本主义：日本型经济体系的本质》，日本经济新闻社1994年版，第48～55、389～395、34、183页。
〔4〕“Regulatory”或其名词“Regulation ”作为一个经济政策科学的术语，目前中文尚无定译，虽然可以勉强译作“规则”、“规定”“规范”等，但均不准确。本方所采用的“规制”译名，系直接取自于日文的译名。实际上，我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已经采用“规制”这一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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