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儒学浅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浅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学能不能全面复兴？不能。孔子能不能彻底打倒？不能。为此，我们既反对全面肯定儒学的新文化保守主义，也反对全面否定儒学的文化虚无主义。
我们认为，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统治思想，但也不是全无用武之地。我们的态度是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了避免无休无止的争论，笔者认为应该提出“实用儒学”的概念。
所谓“实用儒学”和其他实用科学一样，是注重儒学中有实用价值的部分，尤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积极面，而对其中的消极因素，则不予太多的注意。这可能有点实用主义，但实用主义也不是绝无用处。
这里提出的“实用儒学”与“实学”不是一个概念。时下学术界有些学者所热衷探讨的“实学”，实指明清实学思潮，而这一思潮在过去是以“早期启蒙思潮”、“经世致用思潮”、“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等概念来称谓的[①]。或者说实学是17世纪以来受西方科技知识冲击后出现的实测实用之学，它是摆脱了宋明“身心性命”之学的樊篱而走向经验科学的新思潮[②]。实学的突出特征是经世致用精神，即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联系。基于此，所谓实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实用儒学则是一个现实的概念，其所重视的是儒学中有价值部分在当今社会的现实应用，是对儒学的实际应用。
实用儒学与现代新儒学也不是一个概念。现代新儒学不管是在港台、海外，还是在大陆，他们的主张虽然千差万别，但他们的共同点还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为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③]。现代新儒学的特点：1、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其心性之学；2、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一精神实体，历史文化之流程即此精神实体之实现；3、肯定道统，以道统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4、强调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敬意和同情；5、富根源感，因此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或一本性；6、有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但认为危机的造成主要在国人丧失自信；7、富宗教情绪，对复兴中国文化有使命感[④]。现代新儒家就是改造和加强朱子学与阳明学，谋求建立对现代世界发挥作用的新哲学[⑤]。而实用儒学绝不是要创造性地去重建传统，它无意去创造或重建，而是要使儒学中本来存在的优秀传统服务于当代，使这些优秀传统在当代社会继续发挥作用，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如自然环境的破坏、人际关系的冷淡、重利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工具理性的负作用等等的问题。
实用儒学的建构应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大致包括这样一些层次：实用宇宙学、实用伦理学、实用教育学。
（一）实用宇宙学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全球都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环境生态危机。现代工业文明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的贡献，但由于在工业生产、技术革新和核能实验中没能充分地注意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因此出现过核泄漏、核辐射、核污染，为躲避核污染曾出现过不得不迁徙转移的“核能吉普赛人”；石油泄漏、废气泄漏、有烟工业，造成工业酸雨和臭氧层越来越薄，造成对人类的危害；滥伐森林树木，造成大地沙化日益严重；建筑抢占耕地，使可耕地面积越来越少；江河湖海的改造和利用，给人类带来许多实惠，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生态失衡；对鲸鱼和许多珍稀动物、生物的近乎灭绝性的捕杀，已经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生态失衡；对地下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地球表面部分的破坏；……人类的这些行为，已经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破坏了生态环境，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隐患。
而现实又是明显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矿山不能不开采，地下水资源不能不利用，核工业不能不发展，山河也不能不改造。
矛盾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人类面前。
如何解决这一尖锐矛盾，树立起人类自觉的生态意识，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中外科学家为此尽了不懈的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巴黎，在会议宣言中明确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⑥]，这里的孔子的智慧，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宇宙学说。
一般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似乎都不认为儒家哲学中有宇宙学的内容，但是却一致承认儒家哲学涉及到许多天人关系问题。正是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儒家实用宇宙学的核心。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关系。这种思想在儒家学者那里是一贯的，孔子已经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强调“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所以，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而是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如果说孔子所主张的，还不是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那么，《周易》则说得很明确了：“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卦·文言》），无人合一成为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提倡“仁者无不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更为明确，“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就必须实现整个宇宙的整体和谐，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此，荀子提倡对于草木鱼畜都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做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包括人类在内）才能“皆得其命”（《荀子·王制》），正常生长和发展。董仲舒更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他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的方向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因此，人如果得罪了天，破坏了自然，天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到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遗书》卷二），王守仁也让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
儒学重视人与天的相通，以达到天人协调、和谐与一致的境界。这样的思想，强调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人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反之，只会身受其害，破坏自然只会尝到自然报复的苦果。
正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着这种人与自然要和谐一致的思想，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才号召到孔子那里去寻找人类彼此能和平共处、共同生存的智慧。人称现代大儒的日本冈田武彦也把儒家思想同克服现代人因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忧虑结合起来，他认为科学文明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本来应该贡献于人类共同繁荣的科学文明反而产生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弊害，在此前提之下，在拯救人类的对立斗争中，万物一体论基于人我共存的人道主义立场，对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一种宽容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⑦]。因为儒家期望与物一体从而实现理想的人、理想的社会，与物为体就是使物各得其所，实现万物生存的理想态度[⑧]。这正说明儒家的宇宙学即天人之学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它与当代生态学相一致，同时又表现出热爱生命、泛爱万物的纯朴情感。在中国生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却在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依照儒家天人一体的思想，吸取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起生态哲学，从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⑨]。
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把天看作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是天的缩影，人副天数，而且人性也来自天性。人作为小宇宙，不仅要保持与大宇宙（天）的和谐一致，而且人与人之间、人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表现之间，也应该是和谐一致的，有一些规范性的关系制约，而这些关系也就是儒家的实用伦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实用伦理学
儒学的核心是伦理学，儒家学者都以伦理为本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人生哲学修养都在伦理纲常的限制之内，伦理准绳是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⑩]。而在当前令人忧虑的社会状况中，最为严重的也就是伦理道德状况；儒学中最能发挥作用、最有实用性的即是伦理学部分。因此，实用伦理学自然也就成为实用儒学的核心。
儒学实用伦理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为了明晰和方便起见，这里把它再具体分为价值学、修养学、管理学、人格学。
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宏观失控、水平下降，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发生动摇。
人的经济地位在最近一些年来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此而引起的负效应是金钱至上、金钱万能、一切向钱看，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社会中于是发生了许多不良现象：去医院看病，医生接受红包已非个别现象；教育单位，学生交纳名目繁多的额外费用相当严重；建筑部门，回扣之风盛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服务费、手续费层出不穷；对农民的乱摊派屡禁不止；甚至公安系统也有提“钱”就释放犯人的现象，金钱向法律提出严重挑战；至于见危不救或者救人先讲价钱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是拜金主义。
金钱果真那么重要？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到底应该往哪方面倾斜呢？
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向来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的“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奠定了义利关系的基础。在义利之间，就价值地位说，义高于利；就价值比值说，义重于利(11)。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取，“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不合义的利则坚决不取，“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坚决反对那种孜孜以求利只见利而不顾义的人，斥他们为小人。后来的荀子，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董仲舒提出“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心。”（《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在价值观上基本上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应用，应体现在两方面，道德上的以义率利，经济上的义利双成。在道德上，价值标准，不能以“利”为首出，而必须导之以“义”，有了义的引导，使得利也可以在价值原则的规范之下达到“善化”。而在经济上，属于客观面的淑世济民（如政法工商农医等），不能不讲利，但也不能只顾利而不要义，而必须义利双成(12)。
社会伦理状况的改善，在于社会成员个人道德水准的提高，而要使个人道德水准提高，就必须加强个人的修身养性，儒家的修养学说至今仍是有其实用性的。
儒家修养学说的核心是“慎独”说，这是一种反身内省、独善其身的道德修养论，是一种道德自律。这一点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不仅在国内的旅游景点“×××到此一游”的留言到处可见，就是在埃及的有四千多年历史的阶梯金字塔里，也有“广东×××到此一游”的题词；大学校园里不文明的所谓“厕所文化”；车站、影剧院、会堂等公共场所中的乱吐痰、乱丢烟头现象；个体商贩短斤少两等等，都是不慎独的表现。针对这些现象，应该提倡儒家的慎独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这种慎独说，要求人在做只有自己知道而不为别人知道的事情上，能够严格谨慎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因为个人独处之时，欲望不加节制，于隐微之处显露，比在众人面前更为严重，所以要用慎独的修养功夫加以戒慎自守。通过慎独，可以“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从而可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儒家的修养学说还主张寡欲、节欲，这也是在当今社会有实用性的学说。儒家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礼记·礼运》），即肯定人的正常物质生活欲望。但人的物质欲望如果战胜了理性，人就会成为外物的奴隶，所以要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体验来减少或节制欲望，只有在平时寡欲、节欲，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到“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今天的社会风气不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了的条件下，忽视了对欲望的控制、限制而使物质欲望过分膨胀的结果，如果能节制欲望，社会中也就不会出现一切向钱看的现象了。
儒家伦理还可以用在管理上，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都可以运用。在企业管理中，儒家的管理学可以和现代化接轨。企业经营者应遵从“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的儒家古训，把追求企业利润和整个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不然，如果只是追求企业利润，总有一天会遭到民众报复(13)。企业领导应以身作则，遵守国家和企业的法令、方针，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身正，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企业首长的本身行为就是无声命令，是员工效法的榜样。对自己严格要求，对部下，则应坚持“和为贵”（《论语·学而》），就可以使企业保持凝聚力。据说日本的企业领导人，有不少就是因为应用了这些古训，协调了企业内部的关系，建立了牢固的劳资关系，齐心协力对付外来的竞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被称为道德经济合一论的模式。
社会管理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管理。当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全社会普遍受到都市化和工业化两大浪潮的冲击，这不仅在“亚洲四小龙”是突出问题，在中国大陆同样也是突出问题。由于这两大浪潮的冲击，造成人际关系趋于片面冷淡，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受到削弱；妇女和青年就业机会增多，提高了家庭成员个人的独立性，家庭社会组织结构趋于松散；重视金钱名利，注意物质享受，道德危机确实存在。在这种社会态势之下，儒家伦理可以起到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使社会管理易于进行。具体说来，就是要提倡儒家的忠恕精神。比如孔子就特别提倡忠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要求的是积极为人的态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则是人一生可以终身行之者，要求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种忠恕精神表现在人际关系方面，就其消极面上是减缓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峙与冲突磨擦；就其积极面上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心态与情感上的结合。这种规范人际关系的信念，推移到社会，就会孕育敬业乐群的工作观。有了这种工作观，就使一个人的工作与事业植根于深厚的内在精神资源，从而能培养出恭慎诚敬的自觉自持态度(14)。树立了这样的态度，社会管理自然会趋于合理。
儒家伦理追求的目标是理想人格的实现，这也正是当今社会需要大力提倡的。近些年来，对青年人的理想教育有所忽视，社会上讲理想的人少了，成名成家的思想淡化，发财致富的思想流行，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
儒家学者向来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把道德精神的完美作为追求的目标。孔子一生忧道不忧贫，为寻求道义而执著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把道德精神价值看得高于生命价值。孔子本人一生都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活到老、学到老，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中华民族树立了良好的楷模。孟子一生注重大丈气概的培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上），其伟岸形象也不断启迪世人昭示后代。儒家大多数学者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宋儒张载更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儒家的理想人格突出了人的道德精神价值，高扬精神生活，强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种甘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而献身的积极人生态度。他们把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扶危定倾，身任天下，正是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应该大力提倡的。
儒家的伦理学说涉及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但就目前社会状况而论，最具实用价值的是上述四个方面。而要使儒家的伦理原则、伦理准绳能够发挥作用，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还必须借助于儒家的教育学。
（三）实用教育学
儒家学者向来重视教育。孔子把增殖人口、使之富有和实施教育作为立国三要素，他自己从事教育四十余年，为社会培养出大量的有用人才。孟子也是提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作自己的“三乐”（《孟子·梁惠王》上）之一，他自己也长期讲学，教授门徒，为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儒家在从事教育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其中有一些在今天仍有实用价值。
当今的社会处在科技时代、信息时代，科技的竞争主要就是智力竞争、人才竞争，从而也就是教育的竞争。对于教育，国内许多有识之士是十分重视的，近几年来推行的“希望工程”为许多失学儿童创造了就学机会，教育单位的教师们为培养四化新人贡献了很大精力，培养出许多有用之才，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教育方面也存在诸多令人忧虑的现象，高中毕业生不愿考师范院校，高校毕业生不愿从事教育，已经在教育单位工作过的不少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跳了槽，改行经商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与教育思想不牢固、没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有关。我们吸取儒家的教育方面的一些智慧、方法，是非常有益的，这一部分内容就是儒家的实用教育学。
儒家的实用教育学，包括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两个方面的内容。
儒家的教育目的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教人如何作人，第二个层次是教人如何做官。
孔子本人提倡“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教育对象是很广泛的，不论富家子弟、贫家子弟、品德好的人、品德有缺陷的人，他都招为学生，教给他们如何作人的道理，力图把他们培养成“君子”。君子的标准就是仁、知、勇，通过德（仁）、智（知）、体（勇）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在这三方面全面发展，最后达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因为“仁者乐于安命，内省不疚，故不忧也。知者明于事，故不惑。勇者折冲御侮，故不惧”（邢昺《论语疏》）。孟子则把“明人伦”作为如何作人的基础，通过明人伦，最后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五伦我们当然不能照搬，因为这是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但我们却可以把它改造成父慈子孝、爱国爱民、夫敬妇爱、尊长爱幼、交友诚信的人伦关系，形成人伦关系的双向调节机制，使当代社会体现出儒家提倡的“人和”精神与“信义”原则。
如何做官是儒家进一步追求的目标，也是其教育目的的核心。儒家对做官者要求诚意、正心、齐家、修身，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为人垂范，因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是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为政者端正自身，坚持用礼、义、信的标准治身，就能做到“正己而物正”（《孟子·尽心》上）。可见，做好官的根本原则就是正身垂范，这在儒家教育思想中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儒家提倡“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反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为政以德”是十分重要的，以此为基础，进可以兼济天下，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退则可以独善其身，真能做到这样，天下国家还有什么不能治理呢？目前社会风气不正，影响至巨，我认为治理社会风气要从治理党风入手，治理党风要从领导者入手，大力倡导儒家的这种教育思想，从而把领导层本身的教育放在首位，适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儒家的教育方法，最有实用价值的，是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注重知识的实际运用、温故知新，等等，这方面学术界也有不少论述，此处不细说。
建构实用儒学其意义是至为显著的。其一是有利于保持中国特色。近代以来开始的体用之争，至今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现实中的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马克思主义之“体”，使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之“用”，使社会主义保持中国特色。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不能离开传统，传统离不开儒学(15)。而儒学本有积极、消极两方面内容，消极面只会阻碍现代化进行，而积极面有助于现代化进程。其积极面正是本文所提出的“实用儒学”，加强儒学的实用性研究正是当前学术界应该重视、应该下大力气有更大投入的研究课题。
其二是实用儒学可以作为海峡两岸统一的思想基础。中国已经分裂了四十多年，现在该到结束分裂局面的时候了。海峡两岸统一的模式只能采取“一国两制”的形式，而不可能采取“一国两府”的形式，因为“一国两府”绝不可能导致真正的统一。但一国两制的难题是，用什么来沟通两岸的思想。大陆方面提出基本路线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当然是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是台湾方面不可能接受的；而台湾方面当然也会继续坚持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这也是大陆方面所不能接受的，可见两岸统一的基础不可能是政治思想。相形之下，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则是两岸都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大陆的社会主义可以赖其保持中国特色，而台湾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赖其调整人际关系。与此相联系，海外华人在寻根过程中，也比较容易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形成文化上的认同。这也正是儒家思想日新、日日新不断追求发展、追求进步的超时代性、超政治性之所在，正如蔡仁厚先生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16)。实用儒学之价值也就在此。
注释：
①参见陈鼓应：《明清实学思潮史·卷首语》，齐鲁书社1989年版。
②参见〔美〕杜维明：《论陆象山的实学》，载《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
③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现代新儒家研究论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④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载《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⑤〔日〕金谷治：《儒学在当代中国》，载《孔子研究》1988年第2期。
⑥〔马来西亚〕华文《南洋商报》载《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研讨会报导》，1990年4月9日。
⑦〔日〕冈田武彦：《儒教的万物一体论》，载《儒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0—41页。
⑧〔日〕冈田武彦：《孔学的运用》，载《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⑨ (12) (14)转引自傅云龙《海峡两岸首次儒学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1期。
⑩参见尚志英：《儒家伦理精神的价值诠释》，载《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
(11)参见周立升主编：《中华魂·哲理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13)参见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1页。
(15)参见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冯契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6)谢仲明：《儒学与现代世界·蔡仁厚序》，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