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君子”企业的构建
何金露，王利平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式管理的精髓，西方管理思想是科学研究的范式，两者的结合对研究中国情景下的管理问题至关重要。文章提出儒家文化与西方管理思想结合的三条路径，并选择 “中体西嵌”的方式，即保留儒家文化系统性的前提下结合西方的管理思想，用企业伦理谈 “仁”，用社会责任讲 “义”，用制度理论说 “礼”，用组织学习道 “智”，用社会网络论 “信”，最后基于利益相关者阐述 “中庸之道”，从六个方面出发建构 “君子”企业的概念，使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对象清晰化。
[关键词] 儒家文化；西方管理思想； “君子”企业
“中国式管理”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管理学界争论的焦点，这主要因为最初对中国本土的管理研究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西方管理理论基础之上，即采用本文提出的 “西体中嵌”路径。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在保证中国式管理思想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前提下，选择 “中体西嵌”路径：用代表典型中国特色管理思想的儒家文化 “仁”“义” “礼” “智” “信”和 “中庸之道”作为理论框架，结合以 “企业伦理” “社会责任” “制度理论” “组织学习” “社会网络”和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核心的西方管理思想，一起建构一个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对象——“君子”企业［1］。
一、儒家文化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三条路径
“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就是用现代化的语言和分析工具将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精髓科学范式化。从理论上讲有三条路径： “中西交融”“西体中嵌”和 “中体西嵌”。
“中西交融”，对儒家文化和西方管理思想进行折衷处理，不以任何一方为标杆，将两者的理论及观点融会贯通，无缝对接，显然这是一条纯理论的路径，操作的可行性基本不存在； “西体中嵌”，根据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综合组织管理框架，根据框架分析中国式管理，这是一种间接的研究方法，将西方管理学理论作为主要分析工具，使得研究的逻辑清晰范式科学，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系统性被破坏； “中体西嵌”，直接对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进行整理，结合西方管理思想从中得到中国式管理的理论。这是一种直接的研究方法，将西方管理学理论作为辅助分析工具，确保中国式管理的理论的系统性。从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来看，必须将 “中国式”放在研究的中心，然后用西方的理论观点来佐证、对比研究，得到真正的 “中国式管理”理论。本文采用该路径构建 “君子”企业的概念，明确“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对象。
二、用 “中体西嵌”建构 “君子”企业
（一）基于企业伦理谈 “仁”
1.企业伦理
①见宝玉这个样子，因说道“况且能多大年纪的人，略病一病儿就这么想那么想的，这不是自己倒给自己添病了吗”(第十一回)
企业伦理最初源于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探究，中心问题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奉行何种信条，是 “利润先于伦理”还是 “伦理先于利润”。企业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且公平的。换言之，它的价值体现在引导人们对行为的对错与否进行正确判断，并决定是否采取相应行为。伦理发展至今更多被视为一种道德层面的准则，一种是非的价值性判断甚至于指引正误的行动指南。道德是指一定文化界域内占实际支配地位的现存规范；而伦理则是对这种道德规范的严密方法性思考。企业伦理是以企业为行为主体，以企业经营管理的伦理理念为核心，企业在处理内外部关系中的伦理精神、道德规范等。企业伦理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提供善恶价值尺度，给企业行为以正确的价值导向。
2.何为 “仁”
目前科迪华™在中国拥有18个研究和试验设施、6个生产制造设施以及覆盖将近30个省区的优化的供应链和渠道网络。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儒家思想是以 “仁”的观念为基石建立起来的。孔子对“仁”的界定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 “仁者爱人”，二是 “克己复礼为仁”。前者是 “以仁待人”，后者是 “以人律己”，涵盖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范围，为人类道德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则。孔子对仁的诠释主要在 “仁是什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思就是仁人，就是既要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既要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的人。孔子把 “仁”作为是否君子的第一个标准，君子无时无刻不在按照仁德办事。
瘦高个陈胜随声附合：钱总说得对，这年头开心最重要。先立个规矩，不讲的罚三杯，讲了的奖一杯，哈哈，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城市网络主要源自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如“城市的第二本质”[6]和卡斯特尔的“流的空间”，是指城市之间通过信息流、资本流、知识流等各类要素流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形成的城市之间的网络型空间组织结构[7]。本文中的体育赛事主办城市网络特指由于举办国际性重大体育赛事而发生的城际间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知识流等有关国际体育要素流动，并籍此所形成的城市之间的网络结构与关系。
观察和分析肝硬化组、肝癌组、慢性肝炎组、急性肝炎组、参照组血清胆碱酯酶水平和肝硬化不同级别肝功能下的血清胆碱酯酶水平。
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再经过毕业实习的历练，初步具备企业需求的知识储备，毕业后即可直接上岗。从培养效果来看，学校培养出优秀的毕业生，企业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人才，毕业生找到自己满意的岗位，三方共赢，实现最优的培养目标。
目前，“功能性食品”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6个方面，主要是对功能性食品中功效成分的讲解，如维生素、碳水化合物、油脂、蛋白质等，理论性较强，学生对教学内容不太感兴趣。对教学内容进行重做后，教学内容为3个部分，主要讲解的侧重点为具有调节机体功能的食品，与实际生活内容结合性较强，并将功能性食品的功效成分部分融入到具体功能性食品中进行讲解，如苹果主要的功效成分包括VC、水溶性膳食纤维等，而苹果是具有改善胃肠道作用的功能性食品。除此之外，在教学重组的过程中，加入相应的实验，提高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
“仁”乃德之根本，是五常的核心，以 “仁”为本，就是告诫企业要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应当树立为民、为国、服务社会的企业理想，把仁爱之德施于大众，树立 “仁”的社会伦理。
“仁”是成就一个企业必须拥有的德性，爱员工、爱顾客、爱投资者、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甚至是不相关者，树立高尚的企业使命。因为这种“仁”心，让企业更加关注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以更加方便人们的生活；更加重视如何获取更多的权益和收入以更加满足员工和投资人等的需求；更加留意如何运用企业的利润来增加这个社会的福利；而同时在这一系列的 “仁”行中，企业也将获得其原本并没有视为目的的产物，“爱人者人恒爱之”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企业不要把 “利润” “收益”挂在嘴边，真正需要的是从内到外的仁德，以奉行仁德为目标， “利润”和“收益”就会如副产品一般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回馈给企业。
关于组织学习概念和重要性的研究文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但是直到 《组织学习》一书出版以后，学术界对组织学习研究的兴趣才得以增加。1990年Senge推出 《第五项修炼》，组织学习在实业界也掀起了热潮。Chris Argyris在1978年定义组织学习为 “诊断和改正组织错误”的一种行为；Fiol和Lyles认为组织可以 “通过汲取更好的知识，并加深理解，从而提高行动的过程”达到 “学习”的目的[13]。Dodgson认为学习就是企业围绕自己的日常活动和企业文化，构建知识体系，补充知识技能以及组织例行公事的一种方式；组织通过广泛运用员工所掌握的各项技能，从而发展组织效能的一种方式[14]。
（二）基于社会责任讲 “义”
1.企业社会责任
3.以 “仁”为本，推己及人，塑造企业价值导向
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从狭义概念演变为广义概念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提出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为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其着眼于寻求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强调企业的义务与责任。70年代及以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入广义概念研究时代。Carroll从企业社会回应策略上对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补充，并提出了著名的企业社会绩效三维模型[2]。 20世纪 90年代， Carroll[3]和 Clarkson[4]的研究引发了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结合研究的兴趣，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之后衍生了企业公民概念，认为当政府无法保障公民利益的情况下，企业应当承担公民责任。
“义”作为儒家伦理范畴，基本内涵是威仪、友谊、情谊、美善、公平、正义、适宜[5]。通俗讲就是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但孔子对 “义”也有独特的见解。 “君子义以为质” “君子义以为上”，孔子将 “义”作为是否君子的第二个标准；同时引入相对面“利”，要求人们 “见利思义” “见得思义”，他主张用 “义”来规范求 “利”的行为，认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最后孔子将 “义”和“勇”结合，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而 “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对 “义”的标准严苛，认为“义”是人生价值中最为重要的，一切都应该从“义”出发。首先孟子认为 “义”是人心的固有善端，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同时 “义”是人生的价值向导，要做到义不贪利、义不畏势和义不媚俗[6]；最后 “义”是人格的至高成就，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2.何为 “义”
由表6可知，乳酸菌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到12天时基本达到最大值并保持稳定，蔗糖浓度为2%的泡菜乳酸菌数量最多，3%和4%的次之，0和1%的再次之。在合理范围内，乳酸菌含量越高，说明泡菜越好，因为乳酸菌会抑制其他细菌的生存，尤其是一些有害菌减少后，泡菜就越有营养，有害物质越少。
3.以 “义”求利，和则业成，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智”是识 “仁”、 晓 “义”、知 “礼” 的基础，只有拥有大智慧，才能明确企业该做什么又该杜绝什么，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坚守自我的正确价值，做一个良心企业。
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教育的主导者，他们的言行会对儿童产生直接影响。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教师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教师不仅要教育儿童，而且要训练民众、推进地方事业的发展。1938年，陈国钧在《复兴民族小学教师的责任》中提出，教师在抗战中责任重大，一是要“教育未来中国的主人翁”“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就是现在的儿童”，二是要“训练学校所在地的民众”“要肩负起训练民众的责任”，三是要“推进当地的地方事业，以增进抗战效率”［13］。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思想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利，相反它也强调利，只是它主张要先义后利、见义思利；坚决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这就要求企业确立 “义利合一”的方针，在“义”的范畴中取利，不 “义”之利绝不纳。同样如 “仁”的作用一样，当一个企业在利益面前能先用 “义”去衡量， “义”也会为企业带来甚至是意料之外的利， “义以生利”自是这个道理。
作为一个 “君子”企业， “义”是要求，这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异曲同工。如果说 “仁”是企业偏向内在的一种品质， “义”则更加侧重在外。一个奉行 “义”的企业在寻求利益的过程中会将 “义”放在第一位，会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放在首位 （至少不会弃之不顾）。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要有情有 “义”， “君子”企业之所以为 “君子”企业，亦是如此。
（三）基于制度理论说 “礼”
1.制度理论
2.何为 “智”
2.何为 “礼”
“礼”是 《论语》一书中仅次于 “仁”的重要概念，现在的研究还不能充分论证先 “仁”后“礼”还是先 “礼”后 “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孔子的思想中， “礼”是 “仁”的表现形式，而 “仁”是 “礼”的思想内容[12]，这在 “克己复礼为仁”一语中可以看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孔子的观念中，不符合礼制规定的是不能触及的；同时孔子认为君子 “礼以行之”，要用礼法来实行 “义”，这也是是否君子的第三个标准，以此将 “仁” “义”和 “礼”三者结合起来。孟子在承认仁义对于“礼”的制约和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 “礼”对于仁义道德践履的反作用。 “礼”，制裁人们的行为，确保仁义道德实践在正确的道路上顺利地进行。
编制资产预算体系一定要越详细越好，详细进行预算编制是实现该管理模式的基本环节，也是重要的环节。编制预算的单位要根据资产的分配标准，同时还要考虑到资产的现存量，通过综合考虑，明确各类资产的分配情况。预算内容越详细越好，明确指出所有资产的来龙去脉，通过对资产的分类和综合两方面进行分析，真正解决单位运转和发展需要什么资产以及需要多少资产的问题，既要避免因为资产投入量过多导致资产浪费从而使得投入资产放在一边没有用处，又要避免资产投入量不够而影响了正常的工作，从而不断对资产的分配结构进行优化。
3.以 “礼”待人，遵纪守法，规范企业行为准则
“礼”是外在规范，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指约定俗成的道德约束还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度约束，企业必须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遵循社会的公共准则，以 “礼”待人，才能持续发展。
中国素来就有 “礼仪之邦”的盛誉，而作为一个中国企业，不仅企业的管理者要有 “礼”的意识，企业本身也要有 “礼”的要求。这个 “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 “礼法”，这也是最为基础的，企业作为社会中的有机体，必须遵守社会的法律法规，才能在市场上生存；其二是 “礼制”，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企业的待人处世要符合道德意义上的 “礼”，所谓的 “守礼”不仅要礼貌、礼敬，更重要的就是礼让，这在企业处理利益相关者的问题上尤为重要。 “不学礼，无以立”，同样的，一个企业若没有 “礼”也谈不上在社会上立足了，所以 “礼仪之企”对于企业的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个 “君子”企业， “礼”是基础，这和制度理论的观点相得益彰。如果将 “仁”和“义”作为企业一种自发的行为，那 “礼”就是被动的刺激。企业要生存，必须要在 “礼”的约束下，只有在 “礼”的框架中，才能获得合法性，进而取得生存所需的资源。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要懂 “礼”守 “法”， “君子”企业之所以为 “君子”企业，亦是如此。
（四）基于组织学习道 “智”
1.组织学习
作为一个 “君子”企业， “仁”是灵魂，这和企业伦理理论倡导的是一致的。可以把 “仁”想象成是一种企业由内而外散发出的 “气息”，这种 “气息”会使得整个企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从道德层次甚至是更高的精神层次指导企业的行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要有“仁”心， “君子”企业之所以为 “君子”企业，亦是如此。
制度理论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研究领域跨越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不同学科。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制度理论的研究与组织密切结合，逐步确立了在组织理论中重要的地位。在Meyer和Rowan[7]以及Zucker[8]1977年的两篇开创性文章的带领下，制度理论在组织社会学引起了一轮研究的新高潮。此后，DiMaggio和Powell[9]、Meyer和Scott[10]又将其运用到组织研究中，做了卓越贡献。Scott在1985年《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一书中认为 “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在对之前的研究进行归纳和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的三要素观点[11]，即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Scott认为这三个关键的基础要素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体，可以视所有这些制度要素或制度层面，以相互独立或相互强化的方式，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框架。
“智”在 《论语》中以 “知”出现，也是作为四德中的一德出现，蕴含着大智慧的意思。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智”就是能够辨别事物之理，不会被外物蒙蔽，从而保持本心[15]，而这个所谓的 “理”指的不仅是天地道义之理还包含着为人处事之理，纵观整部 《论语》，可以得出 “智”所指的是明辨善恶，知晓天理，择善固执，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向善志向的一种德行。
3.以 “智”修身，明辨是非，提高企业学习能力
“义”是内在约束，企业要在组织内部形成“道义”的 “义”氛围，尤其是在求利的过程中更加要重视 “义”的自我约束。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中，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只有求到利才能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回报社会，但求利过程中必须要以 “义”为先。
儒家思想对 “智”的主要着重点在明辨是非的智慧，简单来说就是 “智”对 “德”的识别；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这个 “智”又延伸到新的领域，即 “知识” “人才”和 “技术”，这些都和组织的学习密切相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知识和人才的获得中得到技术的提升继而提高企业的效率最后达到利益的增长，这是 “智”的名词形态；当 “智”作为动词形态即强调组织的学习能力，只有拥有持续的学习动力的企业才能顺应瞬息万变的环境。
作为一个 “君子”企业， “智”是核心，这和组织学习理论相辅相成。 “仁” “义” “礼”是企业需要执行的，而关于为什么执行就要靠“智”来解释。从原来意义的大 “智”到现在意义的小 “智”，大到大是大非，小到生产工艺的细枝末节，都需要通过学习才能积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要有 “智”慧， “君子”企业之所以为“君子”企业，亦是如此。
（五）基于社会网络论 “信”
1.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人类学家对社会关系的研究，社会网络最初被定位为 “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之后为各领域学者接受，并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在社会网络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分支当属Granovetter的弱联系的强度理论[16]、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17]以及同样由Granovetter提出的组织嵌入理论[18]。弱联系的强度理论以及其引导的批判和发展潮流主要探讨在社会网络中 “线” （关系）的问题；而结构洞理论开始探讨 “节点” （行动者）的位置问题；嵌入理论，则侧重在社会网络中处理关系的问题。
2.何为 “信”
孔子将 “信”作为教育学生的四大任务之一。他将 “信”作为是否君子的第四个标准， “信以成之”，要用诚信来完成 “义”。同时孔子认为“信”是 “仁”的一种表现形式，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对 “信”的主要地位反映在三个层面，一 “信”是为政之道；二 “信”是社会交往的要求；三 “信”是自我修养的一种境界[19]。
3.以 “信”立足，表里如一，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信”是具体表现，是指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实不欺的品德。一个企业只有取信于员工，才能得到员工的忠心耿耿；只有取信于投资者，才能得到投资者的资金支持；只有取信于消费者，才能得到消费者的顾客忠诚；只有取信于这些利益相关者，才能得到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和帮助，同时这种 “信”又是相互的。
基于超星学习通和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智慧课堂教学模式采用的是“5+5”互动流程，如图1所示。即教师的“备课”“授课”“布置作业”“批改作业”“改进教学”和学生的“预习”“上课”“完成作业”“查看反馈”“改进学习”，这十个环节教学内容相互穿插、师生相互互动，组成完整的渐进式教学模式与过程循环。[2]
“讲信用，守承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思想提倡的道德品质。 “信”可以理解为企业处理关系的精神纽带，它的核心内容是真实无妄；同时也是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它的主要要求是诚实无欺。 “民无信不立”，作为企业也是一样，取 “信”于民，企业就能稳定持续地发展；失 “信”于民，企业就难有立足之地。
作为一个 “君子”企业， “信”是关键，这和社会网络理论殊途同归。诚信是现代社会极力倡导的，只有诚信才能稳固彼此的关系，用最小的成本来产生最大的收益，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是同样的道理。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要讲诚 “信”， “君子”企业之所以为 “君子”企业，亦是如此。
（六）基于利益相关者阐述 “中庸之道”
1.利益相关者
20世纪60年代左右，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而它的萌芽则在科斯 《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有所体现，在文章中，科斯首先提出了 “企业契约理论”的概念，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组契约的集合”和委托代理关系[20]。如果说科斯描述的是企业的狭义面，那利益相关者理论则对企业采用了更为广泛的定义，认为企业是 “所有利益者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21]，包括股东。现在本土理论学家认为利益相关者需要考虑中国转型时期的特定情境[22]。
★风是调皮的，一会儿把那朵悠闲的云赶得满天跑，还不断变化她的面具，一会儿卷起地上的落叶，让她们打着旋儿舞蹈。
以上3种情况都可以将G正常染回。假设这5个点中染颜色1 的个数≤3,则可以直接用1 来染v。 得到G 的一个(3,0,0)-染色,得出矛盾。
2.何为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也是 《论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 “中庸”一词在 《论语》中仅仅直接提到一次，然而其所包含的思想却是贯穿始终。孔子和孟子认为 “中庸之道”是道德实践达到 “义精仁熟之高”境地的行为风范，也是实行道德的最好方法。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方法论，是指一种中正不偏、经常适用的方法。孔子要求人们的行为恰当适中、无过无不及，简单来说就是把握好一个“度”。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存在对立面，怎么妥善处理这个对立面而且要上升到道德层次处理，就需要运用中庸思想，找到一个 “度”，让对立面和谐发展，这个思想在如今的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涉及。 “中庸之道”，并不是在平常意义上简单的折衷主义调和论，也不是墨守陈规，更像一种充满大局意识的权衡术，运用巧妙的方法，平衡各方的力量，达到一种最优的状态。
3.以 “中庸之道”促和谐发展，实现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局面
所谓 “中庸”，最恰当的解释就是 “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简单来讲 “中庸之道”就是指一种和谐的思想，用这种和谐的思想处理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作为一个 “君子”企业， “中庸之道”是根本方法，这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浑然一体。为何需要 “中庸之道”，简言之就是存在太多需要顾忌的“人” “事”和 “物”，就是西方管理理论中提及的 “利益相关者”。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就切切实实摆在了面前，就像一个人生存在世上，必须处理身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善用 “中庸之道”，“君子”企业之所以为 “君子”企业，亦是如此。一个企业不仅需要处理好其与个人的关系，这里的个人主要指的就是员工；还要处理和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关系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更多更杂更难协调；最后还要处理与环境的关系。
（1）企业与个体的和谐共赢。关于企业和个人的和谐共赢， “忠恕之道”给出了很明确的答复。 “忠”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即 “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宋代朱熹解释这两个字，认为 “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自己的心是 “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在和个体的相处中，企业要善于倾听，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切切实实为对方的利益着想，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坚决不侵害他人的利益，由此建立互相信任、友好的关系，达到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共赢，可持续发展。
（2）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赢。关于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赢， “兼善天下”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实现的途径。企业需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和能力，融入国家、民族和社会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企业能做大做强很了不起，但是因为企业的强大而让社会福利增加，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则更是企业应该做的。在如今的社会中，更要注重公益事业，改善民生，回馈社会，促进和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要把社会团体的利益和企业捆绑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赢。
（3）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共赢。关于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共赢， “天人合一”的思想很贴切。“天人合一”最早由庄子阐述，董仲舒将其发展归纳，这也是 “中庸之道”的精髓，告诫企业应当视自然环境为与自己密不可分的部分，将企业和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些思想都在告诉企业只有和环境保持和谐的关系，才能实现企业的收益，所以在企业的伦理实施中强调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共赢同样必不可少。
如果将企业视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一个企业只有利用 “中庸之道”的思想在利益相关者的层面上，以 “仁”为本、以 “义”求利、以 “礼”待人、以 “智”修身、以 “信”立足才能真正成为一个 “君子”企业（见图 1）。
图1 “君子”企业的概念构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总结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采用 “中体西嵌”模式，从西方管理思想中找到恰当的理论来解释和完善儒家文化框架下的中国企业的 “君子”属性，从而为 “君子”企业提供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对话的可能性。用企业伦理谈 “仁”，用社会责任讲 “义”，用制度理论说 “礼”，用组织学习道 “智”，用社会网络论 “信”，最后基于利益相关者阐述 “中庸之道”。构建 “君子”企业，即从儒家文化的精髓出发，以 “仁”为本、以 “义”求利、以 “礼”待人、以 “智”修身、以 “信”立足，用 “中庸之道”促利益相关者可持续和谐发展的企业。
虽然很多的研究者对企业到底是什么做出了不同的经典答复，Coase认为企业是由一组契约构成的交易关系，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Penrose则认为企业的本质是 “资源束”。然而企业究竟是什么？本文采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不正面回答企业是什么，采用迂回战术先阐述企业中的 “君子”是什么。就像当无法阐述人是什么的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先将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君子”阐述明白，为真正弄清楚人是什么打下基础。对于企业是什么的问题也是一样，将企业拟人化，选择一个特殊的群体——“君子”企业作为锲子，先搞明白这个特殊的群体是什么，自然有可能推及到普通的企业。在未来研究上，可以将 “君子”企业作为一个具体研究对象，结合西方管理理论展开中国式管理的探索，使中国式管理从仰望星空，真正落实到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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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Management Thoughts:The Construction of"Junzi"Corporation
He Jinlu,Wang Liping
(Business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Confucianism is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style management,while western management thoughts is the paradigm of scientific research.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s crucial to the study of management in Chinese context.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ree ways to combine the Confucianism with the western management thoughts,and chooses the third one.On the premise of preserving the systematicness of the Confucianism,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onfucianism with western management thoughts——"Kindness"is interpreted with business ethics;"Justice"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ies;"Etiquette"with institutional theory;"Wisdom"wit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Faith"with social network;"Doctrine of the mean"with stakeholder theory.Based on the above aspects,the concept of"Junzi"corporation is constructed an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Chinese-style management is clarified.
Key words: confucianism;western management thoughts;"Junzi"corporation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9）02-0038-06
DOI： 10.13253/j.cnki.ddjjgl.2019.02.006
收稿日期： 2018-05-28
网络出版网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80703.1120.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8-07-05 10:42:4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式企业管理的融合与创新机制研究》 （14AGL002）。
作者简介： 何金露 （1989-），女，浙江诸暨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理论；王利平 （1957-），男，山西柳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式管理、组织理论。
（责任编辑：李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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