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绿色运动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K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1)03-0009-04
日本目前的环境保持比较成功，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可说居于前列。但是，像其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艰难道路。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死亡人数达200多万，国民经济处于毁灭性状态，财政只有战前的1/4。但是，从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20多年中，日本经济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1951年到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实际增长10.1%。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超过西德。到了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如同1994年日本学者饭岛伸子所指出，在日本，环境问题首先是由公害问题产生的。以战前的足尾矿毒事件为代表的矿工业污染对农渔业的危害，以及“烟都大阪”这样的大都市空气污染问题，是公害问题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污染问题虽有所减轻，然而伴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以更深刻的形式出现。例如，以“水俣病”为首的各种“公害病”陆续发生，其对健康的危害程度之大之广，在世界卫生史上也属罕见。[1]20世纪60年代，在公害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熊本县水俣湾的有机水银中毒事件。当时，流入海里的工厂废水中含有机水银，污染了海里的鱼，发生了食鱼者中毒事件。日本学者原田正纯等人指出，到1990年末为止，已有2929人被认定是水俣病患者，症状表现为神经障碍、四肢麻痹和言语障碍等，1228人已死亡。[2]此外，还有富士县的“疼痛病”、四日市的哮喘病等，被害者都纷纷起诉，并取得了胜利。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因此飞机、新干线及汽车等交通工具所造成的各种公害问题也随之产生；同时，为了改造日本列岛，20世纪60年代曾大规模开发山区农村，对自然生态环境也造成了破坏，致使公害问题进一步扩大为环境问题。这些环境污染和公害造成的严重后果，震惊了世界，终于引发了关爱地球环境的世界性潮流，在日本引起了普遍关注。1970年3月，在东京举行了有世界各国社会科学家参加的公害专题讨论会。同年4月，美国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举行了人类环境会议，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的警告，等等。这些更唤起了日本民众对地球环境危机的关心，从而在现实中形成了活跃的环境保护的市民运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许多城市就成立了生态组织。1984年，在日本还成立了旨在促进人类文明转换的“绿色文明协会”。
据世界环境组织“气候行动网络”(CAN)1997年成员名簿，其中收入的日本环保组织则有：“地球之友·日本”(FOE Japan)，该组织成立于1980年，现有个人成员600人；“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日本”(WWF Japan)，该组织1971年即成立，现有个人成员54,000人；“绿色和平组织·日本”(GPJ)，该组织成立于1989年，现有个人成员5400人，等等。1995年，受地球环境基金的资助，韩国、中国、蒙古、前苏联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及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聚会汉城，就地域的大气污染、越境型的大气污染、地球温暖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为交换情报，交流经验，并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会上还结成了“东亚大气行动网络”(AANEA)。据这一网络的非政府组织名簿，其中的日本环保组织则有：“关注地球环境与大气污染全国市民会议”(CASA)，该组织成立于1988年，现有个人成员400人；“大众论坛2001”，该组织成立于1994年，现有个人成员30人；“日本酸雨监控网络组织”，现有个人成员150人，等等。此外，日本最大规模的环境保护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还有“日本自然保护协会”，团体会员计942个，个人会员则达16,000人；而环保活动主要是保护鸟类的日本非政府组织“日本野鸟会”，据称该会的个人会员已达50,000人。[3]
在《地球环境与政治》一书中，日本学者大来佐武朗曾在《非政府组织的实践》一章中分析了日本目前的四种类型的环境保护市民运动：
第一种类型，是在对国家政策和现行制度进行批判方面采取地域住民组织CBO(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的形式。此种类型，是以反对建设石垣岛空港、反对日本长野县申办1998年冬季奥运会、反对建设高尔夫球场等为代表的市民运动。鉴于本地区的环境面临破坏，市民组成反对运动，要求日本政府或国家企事业机关收回成命，撤销原计划或加以变更。
第二种类型，是在对国家政策和现行制度进行批判方面采取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形式。所谓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原为联合国安理会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民间组织形式，以补充官方的某些不足机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NGO在世界各国则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其含意也逐渐泛化，如关于开发问题的“开发NGO”、环境保护问题的“环境NGO”、维护人权的“人权NGO”及保护妇女的“女性问题NGO”等。日本的市民运动，在解决诸如自己地域的环境问题时，采取地域住民组织——CBO(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的形式，但在与第三世界国家协力时，则是以"NGO"的形式展开运动。此种类型，目前已有为数不少的团体诞生。如反对采伐热带森林的“日本热带森林行动网络组织”、揭发因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所造成的地球环境问题的“地球之友·日本”，它们经常组织市民举行各种反对破坏生态的活动。此种类型的团体，高度重视国际间的网络组织，与第三世界国家遭受环境破坏的地域居民以及西欧的NGO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广泛开展国际间的联合运动。例如，1989年9月，在东京和大阪召开的“地球环境保护市民集会”，即邀请了热带森林被严重破坏的国家的环保团体一起参加，其中包括马来西亚的萨拉瓦克地区居民和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的居民等。他们与日本冲绳和长野的地域运动举行者交流和联合，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种类型，是在对现行生活及系统提出具体方案方面采取地域住民组织CBO(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的形式。此种类型，目前在日本为数最多，开展着种种的地域住民运动。他们的着眼点，主要是垃圾问题、河流湖泊净化问题、自然林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有机农业等一系列问题，以保护自己的居住地域环境不遭受破坏，从而导引了市民运动在各地的蓬勃展开。此种类型，有时也对政府和企业进行尖锐的批判，但主要是以保护自己的生活区域、开展新型生活样式的运动为主。
第四种类型，是在对现行生活及系统提出具体方案方面采取非政府组织NGO的形式。此种类型，与上述第二种类相同，旨在开展国际间的联合，推进国际间协力活动的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本产生了就有关第三世界农村开发、贫民窟改善、儿童和医疗保健等问题进行协力的市民组织。“开发NGO”、“人权NGO”等活动逐渐展开。在此情况下，直接涉及地球环境保护问题的NGO也开始出现，如有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沙化问题的“沙化之会”、支持泰国复合农业及在饥饿之国埃塞俄比亚以植树造林为中心而旨在改善和恢复当地环境的“日本国际种植者中心”等活动，都正在举行。[4]
对此，日本学者也有不同的分类法。如日本“关注地球环境与大气污染全国市民会议”(CASA)专务理事早川光俊认为，凡是宣传和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市民活动团体，其目标所向无论是国际还是日本国内，都应归于环境NGO的范畴。[3](P190)1994年11月至1995年2月，财团法人日本环境协会对日本的环境NGO进行过一次调查，送交调查票的有9465个团体，有回答的则为4506个团体。据认为，日本的环境NGO还并不止此数，在国内从事活动的环境NGO的实际数字要数倍于此，活动场合则要超过10倍以上。从活动地域来考察，在同一市町村区域内活动的环境NGO占调查结果的69.7%，在同一都道府县区域内活动的则占27.4%。从活动内容来考察，则涉及到大气测定及调查、水质测定及调查、自然保护、自然观察、消费、美化、国际协力、环境教育、政策提案等各方面的内容。
目前，日本的各种环境保护都十分活跃。反对高尔夫球运动即是其中显著一例。
尽管日本在经济上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在地理面积上却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国，国土面积仅有37.77万平方公里，还不及中国两个陕西省的面积大，并且资源短缺。而据1995年夏日本举行的国势调查，日本的人口则已达1.25亿人。由此对环境造成的沉重压力可以想见。
据报道，日本现有11%的人爱打高尔夫球，时下日本已辟有2000多个高尔夫球场。这些高尔夫球场，占地约20万公顷，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0.5%。此外，尚有350个球场正在筹建中。对此，日本的环保有识之士及时指出，为少数人的享乐而占用大片良田，砍伐大量有碍打球的树木，这与日本的国情显然不符；同时，为管理球场而大量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对球场下游地区的饮用水也造成了污染，危害居民健康。这种呼吁，激起了日本反对高尔夫球运动的浪潮。许多其他国家的保护自然生态、反对环境污染的人士也对此作出反应。1994年3月，300多名各国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一次声势不凡的“全球反高尔夫球运动”大会，决定1994年为“无高尔夫年”。据说，这个国际组织拥有15个国家的250个反对高尔夫球运动的民众团体。会议的组织者宣称，他们要在欧洲、亚洲和美洲扩大反高尔夫球运动，不但反对将高尔夫球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而且反对在学校中推广这项体育运动。他们还计划，要求欧、亚、美3洲各国的官方规定每年4月29日为“无高尔夫球日”。而这一天，正是日本民众的假日“绿色节”。
反对日本长野县申办1998年冬季奥运会，也是日本一些环保团体的一项影响颇大的环境保护运动。这些团体认为，长野县是日本列岛仅有的两个不与海接壤的内陆县之一，县内的阿尔卑斯山脉海拔3000余米，山巅常年积雪不化，素有“日本屋脊”之美称。在长野县都会长野市举行冬奥会，为便利交通，将特意从东京铺设一条新干线高速铁路，这势必会破坏长野县山区的优美自然景观，对原始植物群落造成损害。这项反对运动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日本的环保团体仍一直与当局就奥运会的具体建设工程进行着协商与斗争。如冬奥会的速降滑雪项目，根据原设计，要开辟一条150多米长的大坡道，但环保团体认为，这样将损害当地的自然植被。经过斗争，当局终于采取了折衷方案，将大坡道削减为120多米。很显然，日本的环保团体已接过上次挪威“绿色冬奥会”的旗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原爆国”，日本市民对于核电站的建设态度也是十分敏感的。反对建设核电站的市民运动此起彼伏。1996年8月4日晚，日本中央电视台NHK在电视银屏上打出了一条字幕新闻速报：新泻县卷町当日居民投票反对在该地新建核电站的人数过半！从而给日本核电站建设事业的发展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年来，日本列岛的新核电站建设事业一再受挫，不是因当地市民团体的反对而冻结，就是在与当地交涉中出现困难（“难航”）。如据日本《信浓每日新闻》1996年8月7日对日本“原发新规建设计划现状”的图片报道，“事实上冻结”的规划地区就有九州的串间、四国的空川、关西的日置川和小浦等；而在与当地交涉中出现“难航”局面的则有中部的芦浜、关西的久美浜等。看来，今后日本的电力建设发展向何处去，还将面临着一番艰难的抉择。
在笔者赴日本讲学期间居住的松本市，1995年12月，笔者亦曾感同身受过一次环境保护的市民运动的全过程。当时，长野县地方政府计划要在薄川河上游——松本市入山道路的大佛地区修建一座高75.5米、长370米的大佛大坝，总贮水量670万立方米，总事业费为400亿日元（当时约合4亿美元），这是一笔数目可观的开支。其建设计划的惟一理由，是为了净化日本著名旅游观光点松本城护城河的河水。以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的数名教授为发起人，掀起了一场署名反对建设大佛大坝的市民运动。其反对理由，除在距松本城仅10公里的场所修建这样一座大坝要耗费如此大的一笔公费是否必要外，则主要是担心这座巨坝建成后将会截断薄川河上游的自然流水，破坏山明水秀的已有400年历史的松本市的自然环境。据日本《朝日新闻》、《信浓海日新闻》、《市民时报》等传媒报道，截止1996年11月28日，请愿署名的市民人数已达5468人。在这场署名反对的市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长野县政府不得不暂时中止了修建计划。
在日本，食物污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1996年8月，日本的一些城市突然出现大量的腹泻患者，有的中学甚至因此而被迫停课，却不知病因，最后才发现是"0157"大肠杆菌所致。而患病的直接原因，则是食用了污水灌溉的蔬菜，从而造成患者达数千人、死亡十余人的严重后果。这一情况，已经引起日本环境保护人士的高度重视。
总而言之，在日本这样一个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齐头并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绿色环保运动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并将会成为日本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中国正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对日本战后绿色运动的历程加以观照，亦可为加强中国当今的环保提供借鉴。
收稿日期：2001-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