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吴王沟长城题刻考——兼述天聪八年后金与明的战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王论文,长城论文,战事论文,明代论文,年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河北省阜平县吴王口镇东的吴王沟内，有一座明代空心敌台，至今仍矗立在大沙河的支流——下关河的岸边。该敌台依山傍川而建，能够有效控扼山谷间的道路〔图一〕。此敌台距吴王口两华里，石基砖砌，小回廊结构。南、北面墙各开有四个箭窗，西面三个箭窗，东面一门，居两箭窗之中，门额上嵌有石匾，刻“茨字拾陆号台”六个字〔图二〕。在茨字拾陆号台东南面的条石部位有两处文字题刻：第一处题字是从右至左横刻的楷书“小蓬莱”，“莱”字左侧落款“孔闻诗题”；第二处位于“小蓬莱”题刻左侧，靠近敌台拐角处，共六列64字〔图三〕。录文如下〔图四〕：
明崇禎甲戌奴酋□犯寇茨溝我兵奮勇殲奴殆盡奴拼死奪竹帛口而出誠哉我崗我陵我泉我池矣仲秋九日井陘兵備道闕裡孔聞詩識吳王口管總楊天□造。
这两处题刻的书法、刻工俱佳，后者所记涉及明末史事，是明长城沿线一处有历史研究价值的珍贵遗迹。
皇太极时期，后金对明朝内地的进攻一共有五次：第一次是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亲率大军突破蓟镇长城防线，围攻北京城；第二次是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亲统大军进攻宣府、大同一带；第三次是崇德元年(1636)，由阿济格率军再次进攻京畿地区；第四次是崇德三年(1638)，由多尔衮等率军攻入，攻击范围包含了直隶大部以及山东西部；第五次是崇德七年(1642)，由阿巴泰率军攻入，直隶、山东地区又一次遭受重大打击。吴王沟长城题刻中第二处的内容反映的正是天聪八年(1634)后金第二次对明朝内地的进攻，这次进攻在后金对明朝内地的五次进攻中历时最短，也是唯一一次对宣府、大同地区的进攻。题刻的内容明确标示了战事所达到的地域和战斗发生的地点，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次进攻的细节，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后金第二次进攻明朝内地的认识。因此，本文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拟对第二处题刻及题刻内容涉及的天聪八年的后金与明战事进行考述。
〔图一〕茨字拾陆号台
〔图二〕“茨字拾陆号台”石匾
一 吴王沟长城题刻的考释
（一）题刻所在敌台的位置及修建年代
茨字拾陆号敌台在整个明长城防御体系中隶属内三关中的倒马关管辖〔图五〕。明朝建立以后，十分重视长城的建设，并把长城沿线划分为9个防区，计有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合称“九镇”①，这是抵御北方民族侵扰的主要防线。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内地、特别是京畿地区的安全，还有一道“次边”。《明史·兵志·边防》载：“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型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界，历龙泉、倒马、紫荆、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界，历高崖、白羊，抵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皆峻岭层冈，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这道“次边”与大同镇、宣府镇、蓟镇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保卫京师的严密防御体系。在次边上分布着的内、外三关：内三关是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外三关是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这六个重要关口是明王朝守卫京师的重要险阻，而内三关更可说是保卫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内三关中居庸关属顺天府界，紫荆关和倒马关则在保定府和真定府界。紫荆关和倒马关管辖的这段长城当时被称作“易外镇”、“真保镇”或“保定镇”长城。
〔图三〕两处题刻的位置
〔图四〕题刻全文
茨沟营、吴王口、插箭岭、狼牙口即为倒马关所辖②。调查表明，在山西灵丘县狼牙口有两座敌台，楼匾尚存，分别是茨字一号台、茨字二号台，两座敌台互成犄角之势。由此向东长城止于狼牙山，以山险未筑墙，至灵丘县大头山才有石砌城墙，敌楼编号以插字为序，最西一座为插字五十号台③。以此分界，向东的插字号敌台统归插箭岭城堡守将管辖④；向西南的自狼牙口茨字一号台起，包括位于吴王口内的茨字拾陆号台在内的茨字号敌台归属茨沟营管辖。
文献和碑刻材料的对照分析表明，茨沟营辖区内的长城空心敌台修建于明万历初年。万历元年，“兵部尚书谭纶请增设紫荆等处一带边关敌台。从之”⑤。同年，阅视蓟、辽、保定边务，侍郎汪道昆题议修紫荆等关敌台，并得到了专项拨款⑥。现存的部分长城碑刻印证了敌台的建设时间：阜平县邓家庄西南茨字拾肆号敌台内保存的石碑碑文记录该台的修建时间是万历二年〔图六〕；同样是茨字号敌台，位于阜平县段庄乡七里沟村南的陆号台里保存有一块完整的石碑，碑文记录的时间是“万历四年春”。这些证据充分表明倒马关辖下的茨字号敌台的建造年代当在万历初的三四年间。
〔图五〕明长城图 采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
（二）题刻内容考释
吴王沟茨字拾陆号敌台的题刻反映的是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后金与明战事中的一个片段。虽然只有64个字，但是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叙述得明白清楚，所包含的职官、地理信息十分丰富。
1.题刻的作者与职官
〔图六〕茨字14敌台内石碑
题刻文字的作者“井陉兵备道阙里孔闻诗”是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62代孙，字四可，明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进士，授中书科中书舍人⑦。“阙里”泛指山东曲阜孔子的故里，凡孔氏子孙外出，提及籍贯时往往冠以“阙里”二字以表明孔子后人的身份。依据现存文献可以大致勾勒出孔闻诗从中进士到去世这段时间的经历：孔闻诗从天启二年中进士到天启五年(1625)一直担任中书舍人⑧；到崇祯二年(1629)时，他已经是吏科给事中了⑨，孔闻诗职位的变动发生在天启五年到崇祯二年之间，很有可能是发生在崇祯初年⑩；崇祯二年以后以“丁母忧归服阕”，再次任职时却因“当事者忌其憨直，外转真定井陉兵备副使”(11)，孔闻诗任此职的时间是从崇祯五年到崇祯九年(1632-1636)(12)，在奏疏中还保留有他履行兵备副使职责的记载(13)，此后，因与镇守内臣意见不合被降调河南左梁督粮道参议，孔闻诗没有接受这个任职，而是乞归乡里，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家中去世(14)。
井陉兵备道，全称是“钦差整饬井陉等处兵备兼理马政驿传”(15)，驻劄获鹿县，其管理范围包括倒马关、龙泉关、故关及各关所辖隘口。整饬兵备一职往往由按察司官员充任，或称副使，或称佥事(16)。其主要职责是督理所辖区域内的军务、监督武官等。明中期以后，兵备道直接参与军事行动逐渐增多。崇祯年间，在长城沿线的兵备道还曾督率将士修理城垣、边墙、墩台，督造大炮、出边烧荒等等(17)。
在后金第二次进攻明朝内地之前，孔闻诗已经担任井陉兵备副使两年左右，职责所在，他肯定到过茨字拾陆号敌台，并有感于当地的山水，题写了“小蓬莱”三字。天聪八年(1634)后金兵进攻宣大地区，虽然不是井陉兵备道孔闻诗的辖区，但作为京畿屏蔽的倒马关一线压力骤增，必定要加强边备，为可能的进攻做准备。待到后金兵进攻茨沟以及在竹帛口激战等都发生在孔闻诗的辖区内。
2.题刻中的地名
题刻所载茨沟、吴王口和竹帛口均在井陉兵备道的管理范围内。茨沟在明代是阜平县重要的关隘，同治年间编修的《阜平县志》载：“畿辅西南锁钥实在于此（阜平县），而其关隘最要者有二：曰龙泉，曰茨沟。”茨沟营地方防御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到明代中后期其地位日渐突出，管理体制的日益加强。《西关志》载：“由关（龙泉关）东北一百里则茨沟营也，距县治一百二十里，旧日茨沟村西北与繁峙、灵丘接界，为燕南屏蔽。嘉靖二十五年设巡司一员；三十六年裁巡司设守备一员、管墩官一员；隆庆元年，宣府、大同屡警，添设参将一员，马战守兵一千二百名，辖龙泉、固关，弹压诸口。”(18)现茨沟村口“碧霞祠”〔图七〕正殿前有一块保存基本完整的“东岳泰山庙碑记”〔图八〕，此碑刻立于万历九年夏，落款是“钦差分守北直隶真定等处地方副总兵兼管茨沟龙固二关参将事务都指挥何勋”和“钦差分守北直隶真定等处地方兼管茨沟龙固二关参将署都指挥佥事尹志莘”。此碑文也佐证了龙固二关与茨沟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茨字十六号台所在的吴王口是明代内长城的一处重要军事防御关口，也是通往山西的重要孔道，隶属于茨沟管辖(19)。《西关志》中载：“……又其南则落路、吴王二口，均当要害，而吴王口尤甚……”(20)“吴王口汛县西北八十里至营（茨沟营）四十里……迤东为吴王峡，通山西灵邑、宣府、张家口等处”(21)，在明代历史上，一旦宣大张家口一线的边墙被突破，北骑往往南下进攻紫荆关、倒马关一线的内长城，以达到掠地山西进而扫荡畿南的目的。吴王口地通山西，道光年间编修的《繁峙县志》的“舆地志”里记载：“宣府镇摘兵三千在平刑关驻扎，专应援吴王口……”说明了吴王口的重要军事价值。与此同时，吴王口也是民间商旅往来的重要途径，“（吴王口）商贩往来，曾无宁息，践踏积久，遂成坦道。利之所在，民日争趋，亦不能尽禁”(22)。而这种频繁的商旅往来、交通的便利，虽使吴王口十分热闹，客观上也加重了吴王口军事防御的负担，通过上面的文字可以明显看到官方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和无奈。
〔图七〕碧霞祠左上的敌台即茨沟营城制高点处的敌台，中间是碧霞祠正殿，右侧石碑即东岳泰山庙碑记。
〔图八〕东岳泰山庙碑记
竹帛口是位于茨沟营城西北的一处关口，“竹帛口汛县西北一百四十里，通山西太原、大同、杀虎口……”(23)在今天的地图中见不到这个地名。《四镇三关志》中记载竹帛口是嘉靖三十三年始建，经过实地考察，在山西繁峙县韩庄到钟耳寺之间约5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长城遗迹。依据《山西省文物地图集》所载“繁峙县文物图”及对韩庄敌台遗址的描述，这段长城共有砖砌空心敌台九座，其中四座匾额尚存，其编号由北向南依次是“茨字贰拾陆号台”、“茨字贰拾伍号台”、“茨字贰拾肆号台”、“茨字贰拾叁号台”，这说明韩庄到钟耳寺之间的茨字号敌台与牛帮口、茨沟营、狼牙口等地的茨字号敌台是一个系统，均归属茨沟营统一管辖。经询问村民得知，地图上虽然没有“竹帛口”，但是当地仍把韩庄到钟耳寺的这段穿越山谷的地带叫竹帛口。再检阅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年间编修《阜平县志》之“县境图”〔图九〕，发现该图清楚的标明了竹帛口位于大沙河东侧、韩家庄和钟儿寺之间， 由此，竹帛口的位置可以确定在韩庄和钟耳寺之间。
〔图九〕《阜平县志》里的“县境图”
二 天聪八年后金与明战事始末
（一）战事背景
天聪八年(1634)后金与明战事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涉及后金、明朝两方各自的形势以及后金与察哈尔蒙古之间的关系。
此战之前，后金已占领整个辽东，并取得了关外东北战场的主动。天聪三年(1629)冬，后金突破蓟镇长城防线，从龙井关和大安口攻入，直抵北京城下，威胁京师。后金在取得对明战争军事胜利的同时，也意识到明朝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彻底打败的，明朝虽然屡战屡败，但它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将兵员、钱粮以及武器装备投入到与后金作战的战场上，在人力、物资的消耗上，明朝占有绝对的优势。为图自存，后金只有不断发动对明朝的进攻，不给明朝反攻的机会，以战促和。而每一次与明的战争，对于物资相对匮乏的后金来说也是一次掠夺财物、累积财富的过程，这也是这一时期后金与明之间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
明朝此时则是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皇帝即位后，来自后金的压力日益加重，崇祯二年(1629)更发展到兵临北京城下的地步；对内又要面对汹涌而起的农民军。内部的农民军与外部的后金，使明朝政府腹背受敌，陷入了“安内”与“攘外”的困扰中。就在天聪八年(1634)后金与明战事爆发半年前的崇祯六年(1633)冬，发生了著名的“渑池渡”事件(24)，从此造反武装由合而分，明军很难进行围剿，后果相当严重。但崇祯七年(1634)八月，明朝政府再次错误地进行招抚，将本已无路可走的造反武装轻易放入关中地区，这就是的“车箱峡受降”事件。从时间上看，天聪八年后金攻明之时，明朝政府正集中力量剿杀农民军。
在明朝与后金的斗争中，蒙古察哈尔部是双方争取的对象。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每年接受明朝抚赏，同时也威胁到依附于后金的其他蒙古诸部的安全。因此，征讨和招抚察哈尔部就成为皇太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皇太极先后三次征讨察哈尔部(25)，而天聪八年的后金征明战事就发生在第二次征察哈尔部后的第二年。从皇太极即位到天聪八年的后金与明战事爆发，后金攻明的时间和路径是随着后金对察哈尔蒙古的进攻不断变化的。天聪二年(1628)九月第一次征察哈尔部，迫使察哈尔部西迁到今宣、大以北地区，次年（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即亲率大军突破蓟镇长城防线，攻入明境，进逼北京；天聪六年(1632)四月第二次进攻察哈尔部，察哈尔部一味西窜，天聪八年七月皇太极率军攻入宣、大长城。由此可见，随着察哈尔部的节节败退，后金掌握了越来越广阔的原为察哈尔蒙古所有的土地，进攻明朝可选择的路线也不断增多。对察哈尔部进攻之后必然伴随着一次征明路线新的尝试，原本主要发生在辽东镇的后金与明战事逐渐扩大到了蓟镇、宣府镇和大同镇，明朝内地受到了后金的直接进攻和军事威胁。天聪八年后金与明战事的发生虽距第二次征察哈尔部已有两年，但其发端却在天聪六年(1632)第二次征察哈尔部之时。当时皇太极面对察哈尔不能抵御，一味西窜，加之后金兵马疲惫穷追无益的局面，决定征明。皇太极遣使赍书与大同、宣府、阳和等处明朝官员，一为议和，一为索赏察哈尔财物，寻找借口，伺机攻明。在后金军事压力下，宣府等处明朝官员不仅将原赏察哈尔的财物送给了后金，宣府巡抚沈启时还与后金订立了盟约：“明与后金二国共图和好，谨以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两国若遵守誓言，交好勿替，天地眷佑，世世子孙，长享太平。”(26)这一次，后金既获得了实际经济利益，又第一次正式与明朝地方政府订立了盟约。在后金撤退后，明朝内部对这次议和议论纷纷，崇祯皇帝不得不把沈启时革职以平息舆论(27)；议和也不了了之。第二次进攻察哈尔部之后的天聪八年五月丙申，后金再议征明，而天聪六年(1632)议和没有得到明中央政府的回应是再次征明的口实之一。在进攻路线上，皇太极没有采纳从山海关大路进兵的意见，而是认为大军应直抵宣大，希望能沿途招抚留居故地的察哈尔诸部并进一步巩固对察哈尔部的军事胜利。这一点皇太极说的很明白：“蒙古察哈尔国先为我兵所败，心胆俱裂，举国骚然，彼贝勒大臣将来归我。我往必遇诸途，尔众贝勒可多备衣服，以赏彼贝勒大臣之来降者。我师一则往征明大同，一则收纳察哈尔来归贝勒官民，计莫有善于此者。”
（二）战事过程
天聪八年的后金与明战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8)：第一阶段，四路兵马依照议定于七月初八日从独石口方向、龙门口方向、上方堡方向和得胜堡方向同时发起突破长城的进攻(29)，并约定在朔州会师，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变化，仅有得胜堡方向攻入的一路进至朔州，其余三路均未按预定计划到达合兵地点，而是在应州汇合；第二阶段，后金调整部署，先后派出三路出略之兵，多尔衮、多铎、豪格往略朔州城东，萨哈廉、硕托往略代州城西，阿巴泰、阿济格、杨古利率兵往取灵邱县王家庄；第三阶段，皇太极率兵自应州北行，围困大同城近十天。此后，且行且战，攻克万全左卫城，最终于闰八月初七日班师出塞。总共历时59天。
第一阶段是从七月初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四路兵分别是皇太极亲率阿巴泰、豪格和杨古利等领正黄旗、镶黄旗及蒙古科尔沁部，另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从上方堡攻入；阿济格、戴青、多尔衮、多铎率正白旗、镶白旗及蒙古翁牛特、新附察哈尔诸部兵入龙门口，计划与皇太极“会兵于宣府”(30)；东路德格类率正蓝旗、镶蓝旗、左翼兵(31)及蒙古巴林、扎鲁特、土默特诸部兵进独石口；西路代善、萨哈廉和硕托率正红旗、镶红旗、右翼兵及蒙古敖汉、奈曼、阿禄、三吴喇忒、喀喇沁诸部兵，入得胜堡地方。约定“四路并进，限半月会兵（于）朔州”(32)。四路兵马于天聪八年秋七月初八日分别攻入明边后，由皇太极亲率的一路于进攻当日就到达了宣府城；阿济格所率两白旗一路在攻入龙门口后未攻下龙门城的情况下于初九日即与在宣府城东南驻营的皇太极会合，二十二日，皇太极率兵到达并围困应州城。这期间阿济格、戴青、多尔衮、多铎于十一日受命率“两白旗全军及两黄旗骑兵每牛录甲士五人并包衣牛录人自宣府分兵进保安州”，十三日，阿济格等攻陷旧保安，杀守备徐同泰；二十六日，在掠取沿途村堡后，“会上于应州城”。东路德格类率领的兵马于七月初八日从君子堡东至独石大路一带进边，十二日，兵锋至延庆州、永宁等地；十三日，镶蓝旗攻陷长安岭堡，杀守备江腾龙等；二十八日，到达应州与皇太极会合。至此，四路大军中的三路已合兵一处。西路代善、萨哈廉、硕托率领的兵马在七月初八日进边后，先后攻陷得胜堡、镇羌堡；围攻井坪城，不克，乃驻营朔州；二十三日，奉命在马邑县驻扎，这也是四路大军中唯一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预定合兵地点的〔图十〕。
〔图十〕第一阶段战事示意图
第二阶段是从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二日。自七月二十八日，三路军马在应州汇合后，仅过了两天，后金于八月初二日就调整了部署，打破了初入边时的编制，先后派遣了三路出略之兵。左翼由多尔衮、多铎、豪格率领往略朔州城东，至五台山而还；右翼由萨哈廉、硕托率领往略代州城西，萨哈廉于初二日夜攻拔崞县，占领王敦堡、板镇堡，硕托于初三日攻入园平驿城；这两路兵马均于初三日还至原营。第三路是八月十一日遣阿巴泰、阿济格、杨古利率两黄旗、两白旗兵往取灵丘县、王家庄〔图十一〕。
题刻材料中所述“明崇祯甲戌奴酋内犯寇茨溝……”中的“寇茨溝”，就是这一阶段中阿巴泰、阿济格、杨古利等率领进攻灵丘县的两黄旗和两白旗后金兵，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茨沟营的辖区。这支后金兵于八月十一日出兵，八月十五日，阿巴泰等人遣使奏报攻陷灵丘县，杀知县、守备各一员；二十一日，再次奏报攻陷王家庄；二十二日，阿巴泰、阿济格、杨古利等人与在大同附近驻营的大军会合。这支后金兵与明朝守军的战斗是很激烈的，在进攻王家庄的战斗中连斩城中守备及其子，而皇太极的旧臣礼部承政巴都礼也在战斗中战死(33)。题刻中关于的“我兵奮勇殲奴殆盡奴拼死奪竹帛口而出”的描述明确标示了发生战斗的地点，同时也印证了天聪八年后金征明到达了倒马关的辖境。后金兵“拼死奪竹帛口而出”不仅说明茨沟营所辖防区遭到了进攻，而且后金兵已经突破了茨沟营的长城防线。双方在竹帛口的战斗均是拼死一博，明朝一方奋勇歼敌，当然也付出了代价，史籍称“清兵攻竹帛口杀千总张修身”(34)，后金一方的真实情况是当阿巴泰等人率兵“寇茨溝”时，其他的后金兵马已合兵于大同，只有这一支兵马还远离大军，阿巴泰等人在达到预定目标和俘掠目的后，开始北返向大军靠拢，可以说，竹帛口的战斗是关系到后金兵能否顺利北返的关键，也很可能是后金与明在倒马关防区内的最后一战。
第三阶段是从八月十三日至闰八月初七日。皇太极在派出两黄旗、两白旗兵往取灵丘县、王家庄后，于八月十三日率大军自应州启行；十五日，皇太极率戴青、多尔衮、多铎、豪格等往视大同城，挑战大同城外的明骑兵；十九日，代善、萨哈廉、硕托率兵来会；二十二日，阿巴泰等人率兵回营；二十六日，大军至阳和驻营；二十八日，大军至天城北驻营；二十九日，大军至怀远驻营；三十日，大军至左卫城南驻营；闰八月初一日，大军至左卫城东驻营；初三日，大军渡左卫河驻营，当晚开始进攻左卫城；初四日，八旗合力攻陷万全左卫城，杀守备常汝忠，入城搜剿明兵近千人；初七日，皇太极由膳房堡、新河口堡地方旋师出塞，至此，除少数担任断后任务的兵马，后金大部分兵马均已出塞〔图十二〕。
余论
在这次后金与明的战事中，后金的进攻达到了突袭的效果。后金一方总共有10万左右的兵力，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左翼兵、右翼兵及诸部兵和汉人降将统率的部队等，其中满洲八旗、蒙古左、右翼兵等所谓“精骑达子”有6-8万人。明朝在宣府镇、大同镇的兵力也应在9万左右，其中有明确数字的精兵就有6万。在双方兵力对比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明朝守御官员的玩忽职守导致了明军的仓促应战。早在五月底，明朝就获悉后金兵马西行，兵部也行文要求各边戒严，但到了七月初一日“钦差监视宣镇粮饷兵马边墙抚赏等事御马监太监”王坤在题本中居然还说派人远出侦察了40多天“未见奴踪”(35)。可见边镇在战争准备中的不足和敷衍了事。明朝在得知宣镇、大同镇遭到突袭后，调遣各地援兵前往救援。宁远总兵吴襄于七月十二日接到率兵赴援的命令，随即督兵星驰援宣。据文献材料统计，直接到宣府的援兵共有23,000人，包括吴襄率领的宁远、锦州兵1万；尤世威率领的山海关、永宁兵1万；密云镇标兵3千人。此外还有7千人的兵力增援紫荆关、倒马关一线。援兵的增援以及宣、大守军的固守和追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后金进一步对内地的攻击，但面对后金的进攻，明军战斗力弱，战斗意志不强，畏敌避战的现象也暴露无遗，如“山西崞县贼只二十骑，掠子女千余人，过代州，望城上亲戚相向悲啼，城上不发一矢任其饱掠而去(36)等等，此种情况不绝于史书记载。
〔图十一〕第二阶段战事示意图
〔图十二〕第三阶段战事示意图
天聪八年的后金与明战事是皇太极最后一次亲自率兵进攻明朝内地，这段题刻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这次后金与明战事的重要信息，而这段题刻于路边位置、明显带有辱满特征的文字能够在清朝二百余年的时间里得以保存，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注释：
①“……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明史》卷九一《志第六十七·兵三》，页2235，中华书局，1974年4月。
②本关（倒马关）总下插箭岭吴王口狼牙口茨沟营军月支粮一石……”，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二二，页787，《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53，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③“插字号敌楼最西为插字五十号台，在灵丘县荞麦茬村东南。”华夏子：《明长城考实》页212-213，档案出版社，1988年7月。
④孙钢、赵春明：《涞源明长城调查报告》，《文物春秋》1999年第3期，页70。
⑤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河北天津卷》，页1350，武汉出版社，1995年6月。
⑥“万历元年侍郎汪道昆题议修紫荆等关敌台乞发合用工费银两本部覆修边银两本部与兵部三七分发今查本部应出银肆万玖佰五拾两先发银壹万五千两余陆续解发”，载前揭《万历会计录》卷二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53)，页719。
⑦参阅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年间编修的《曲阜县志》卷八四《言语》，页十一。
⑧“（天启）五年春三月，召衍圣公孔衍植入京陪祀，予孔氏观礼……时中书孔闻诗亦奏请观礼……”，参阅《曲阜县志》卷三○《通编》，起穆宗隆庆元年尽荘烈帝崇祯十六年，页十五。
⑨崇祯二年曲阜知县孔闻简奉旨去任，在“崇祯二年题复曲阜世职新例疏”、“吏部尚书臣王永光等疏（崇祯二年五月初七日）”中对继任曲阜知县的人进行了选择，疏中有“该吏部给事中孔闻诗为县令不可久缺，……恳乞圣明轸念，圣裔以光……”等语。参阅《曲阜县志》卷五《艺文志·奏疏》，页十五至十七。
⑩孔闻诗于崇祯元年条上八事，涉及吏治、边防等，崇祯皇帝“嘉纳之”。参阅《曲阜县志》卷八十四《言语》，页十一至十四。
(11)参阅《曲阜县志》卷八四《言语》页十四。
(12)孔闻诗担任井陉兵备副使的时间始于崇祯五年的依据是明代丁忧者需要守丧三年，在此期间，官员必须离职守制；离任时间据《曲阜县志》卷八四《言语》页十四的记载，“（崇祯）九年七月，大清兵入昌平，下近畿州县，闻诗应援守御甚著劳绩。八月，大清兵出口，闻诗方随巡按阅视三关，而镇守内臣崔某又檄调闻诗修固关。闻诗以固关非敌兵所经，宜先其急者，赴调稍迟，内臣啣之，谮于帝，降调河南大梁督粮道参议”，应该是在崇祯九年八九月间。
(13)在崇祯九年四月初七日的“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议处需索克扣银两之道将周炳芳事题行稿”中有“本年（崇祯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据井陉道兵备副使孔闻诗呈详问得一名周炳芳年三十八岁……”的语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二二），页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14)《曲阜县志》卷八四《列传》页十四。
(15)《大明会典》，页1828，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8月。
(16)《大明会典》，页1827。
(17)何珍如：《明代的道》，《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总第15、16期，页116。
(18)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将弁志〉》（第七册），页348，海南出版社，2001年6月。
(19)“茨沟下隘口二十二：吴王口……牛帮口、竹帛口。”《四镇三关志》卷二，页00104-00105。
(20)《倒马关图论》，明王士翘：《西关志》，页413，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
(21)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关隘志〉》（第七册），页349，海南出版社，2001年6月。
(22)《倒马关图论》，参见前揭明王士翘：《西关志》。
(23)清同治《阜平县志》卷四《政典上·兵防》，页四十五。
(24)造反武装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的黄河河身最狭窄处的关阳、长泉一带，强渡黄河，哭破包围圈，并顺利攻克黄河南岸渑池县的马蹄窝、野猪鼻。樊树志：《晚明史》，页93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
(25)第一次是在天聪二年(1628)九月，皇太极亲率大军，会同蒙古诸部兵征讨察哈尔部，迫使察哈尔部西迁到今宣、大以北地区；第二次是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率军大举进攻察哈尔部，这一次察哈尔部根本无心应战，一味西窜，部众离散，已呈现分崩离析之势，不久，林丹汗本人病死在青海；第三次是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三征察哈尔，这一次后金成功地招抚了林丹汗之子额哲和苏泰太后等，并获得了历代传国玉玺，至此，蒙古察哈尔部彻底被后金征服。
(26)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页211，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于11月。
(27)参阅姜守鹏：《辽西对峙时期的明清议和》，《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
(28)天聪八年后金与明战事的过程，除已注明出处的外，其他的是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十六、十七两册的相关内容整理所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29)“定议四路兵，俱于七月初八日入边。”载前揭《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页286。
(30)《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页286。
(31)（天聪八年五月初五日），“天聪汗曰：‘……旧蒙古右旗为右翼兵，左旗为左翼兵，旧汉兵为兀真超哈，元帅（孔有德）兵力大佑兵，尚总兵官官兵为天助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页80，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0月。
(32)《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页293。
(33)《清实录》第二册《太宗文皇帝实录》，页257，中华书局，1985年6月。
(34)《崇祯实录》卷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之二，页0213。
(35)“监视宣镇御马监太监王坤为遵查独石张家二口未有西虏求乞贸易事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十六），页35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36)《崇祯实录》卷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之二，页0216-0217。
标签：明朝论文; 后金论文; 长城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崇祯论文; 北京长城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专门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