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特区到全面开放--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实施_经济特区论文

从经济特区到全面开放--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实施_经济特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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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历了30多年曲折发展的道路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作出决策,从闭关建设转向对外开放。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从此打开了长期封闭的国门,把中国推向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创办经济特区起步的,而它又成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使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在实践上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一、三十年闭关建设导入“误区”

战后的世界各国,都在争相发展国民经济。当今世界,只有依靠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才能立于世界之林。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与比较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有一个如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为了实现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目标和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打开国门,利用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发展自己。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设想,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实行政治敌视、军事包围和经济禁运政策,阻塞了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开放的途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在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①邓小平也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②。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得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只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对外的国门是半开半闭着的。即是半开放的政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也发挥过重大作用,使我国得到了宝贵的国际援助。建国初期,中国从苏联获得了约14亿美元的贷款,引进了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使几经战乱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五十年代末期,中苏两党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发生论战。这种政党之间的思想分歧导致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直接影响到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国“左”倾思想的泛滥,在经济建设上几乎关闭了对外的大门,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导入了闭关锁国的“误区”。虽然这种与外界隔绝搞建设的状况是被迫形成的,并且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虽然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这种不利的经济环境中,不能不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国内的一种忽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观点,认为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照样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邓小平总结历史教训时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③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导入“误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堵塞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从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之后,中国与外国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也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把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说成是“崇洋媚外”,把引进外资和与外国的正常贸易说成是“投降卖国”,把从事外经外贸的干部说成是“叛徒、特务和洋奴”。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反修防修”的一片呼喊声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闭关目守、与世隔绝的道路。二是对“自力更生”的原则产生了严重误解,与对外开放完全对立起来。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业精神,即把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之下,把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绝对化,拒绝学习和利用国外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拒绝接受外国的一切经济援助和贷款。认为自力更生就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这是一种严重误解。这种误解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的一些重点攻关的建设项目,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有些工业产品,国外已经革新换代,我们还在用“蚂蚁啃骨头”的落后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这种误解还导致了人们目光狭窄,孤陋寡闻,同时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精神状态。

正当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时候,世界各国却进入了一个开放和发展的时代,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与中国毗邻的日本,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秘诀之一就是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并且引进的规模不断扩大。不仅节省了大量科研经费,而且赢得了宝贵时间。亚洲的“四小龙”也是在经济开放中起飞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坐失了六、七十年代的发展良机,原因是复杂的,但闭关自守的“误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走出了经济特区一步妙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但对外开放从何处启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问题。选择得好,将顺利地打开国门,把人们引向前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选择得不好,将会引起人们对开放政策的疑虑,直接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因此,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者邓小平十分慎重地考虑这个突破口问题。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对沿海一些地区应当实行较为特殊的开放政策的建议。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开放的突破口放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开始时只是给他们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设置出口特区。到1980年5月才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4个经济特区。从“出口特区”进一步开放为“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直接引进外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对外商实行优惠政策,兴办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的“三资”企业。

经济特区的创办,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借鉴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当代的国际环境中,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出的一步妙棋。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很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人民生活状况还很贫穷。在此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全面铺开,经济振兴要找到突破口。为此,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创办经济特区正是先发展地区的突破口,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情。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但它并非政治特区,也不是祖国统一后的那种特别行政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政府完全行使主权的行政区域。所有特区内办企业和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外国人,必须遵守我国宪法、法律和政策,特区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一定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特区也同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特区姓‘社’不姓‘资’。”⑤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对外开放中走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妙棋之后,立即产生了良好的效益和影响。特区经济发展迅速,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起步较早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特区,到1987年6月,与世界2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客商签订的合同协议,投资额达64.6亿美元,其中投入使用额达21.2亿美元,约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4个经济特区与外商签约兴建的“三资企业”共3000多家,已建成投产的工业企业有1700多家。1988年,深圳特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已占全特区工业总产值的63%,珠海占35%,汕头占59%,厦门占41%。这些外商投资的生产型企业大部分是属于“两头在外”企业。⑥1988年4月,海南岛经济特区批准创建之后,借助于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地理环境和更加开放的政策,使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据统计,1991年我国5个经济特区的产值突破500亿元,比1990年增长56%;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96.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5%,1992年又有新的增长,达243亿美元。在5个经济特区中的“三资企业”,已成为促进特区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骨干企业,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安排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自创建起就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从1980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每年都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解决特区建设中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以促进经济特区快速和健康的发展。为加强特区工作的领导和协调,还成立了国务院特区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特区办公室。陈云特别强调总结经济特区的经验,1981年底到1982年初,他两次指出:“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他还在文件上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⑦邓小平也在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⑧1984年初,邓小平实地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听取了汇报,翻阅了材料。参观了特区经济。他对特区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并在这三个特区分别题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于2月24日同中央有关领导就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问题发表了谈话,强调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还提出了要加快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建议,他说:“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⑨1992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再次到达深圳、珠海,他总结创办特区的经验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⑩

创建经济特区的这步妙棋,所以越走越有生命力,越发展前景越开阔,一是因为特区建设中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敢于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以及出类超群的建设成就,生动地证明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区开放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使中国人民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它以极大的吸引力把人们的注意力凝聚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上来,支持了特区的经济建设。同时,特区政策的开放、稳定和优惠,也吸引着国外的客商,纷纷到特区来考察、投资和办企业,促进了特区经济的繁荣。国际舆论热情赞誉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伟大圣婴”。二是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经济特区的支持。在特区建设的过程中,每当特区的发展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和困难,尤其是来自“左”的思想干扰时,邓小平总是坚定地满怀信心地给予支持,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经济特区的政策不变,鼓励特区建设思想要解放,胆子要大,“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可以说,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的一步妙棋,这步妙棋反映着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抓住机遇的创业精神。

三、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中,经济特区既是开放的前哨阵地,又是外引内联的重要枢纽。邓小平总结经济特区所起的作用时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11)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窗口”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区的“窗口”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了特区经济的繁荣,增强了特区自身的经济实力。创办特区以来,先后吸收了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投资,利用大量外资创建的“三资企业”有数千家,并且吸收外资数额一年比一年增多,规模也一年比一年扩大。西方发展国家一批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到中国特区考察和投资,建立了一批技术先进和原材料与销售市场在外的企业。每个经济特区都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以“三资企业”为主体的出口行业和产品,打进了国际市场。1987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工业总产值已达112亿元,是创办特区前1979年的12倍。1988年的工业总产值又达157亿元,比1979年增长了16倍。

第二,通过内联外辐扩大了特区的影响和枢纽作用,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哨阵地。特区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观察、了解世界经济动态和科技信息,随时掌握科技市场的行情变化,及时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增强了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主动权,提高了参与国际生产和国际竞争的能力。在国内有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也是先在特区出台,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国逐步推广的。如在劳动人事制度方面的劳动用工合同制、工资浮动制、干部招聘制;在基建方面的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基建工程的招标、投标、承包责任制;在金融体制方面的业务交叉和信贷、利率的改革,成立外汇调剂中心,逐步放开外汇市场;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的承包、租赁经营、股份制试点,组建投资管理公司;在国有土地方面的实行有偿使用、土地批租,设立房地产公司等等,都给全国的改革与开放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

第三,特区在引进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机制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效率和现代化的观念,促进了人们进一步思想解放。在特区,同样规模的企业,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既提高了产量和质量,又节省了资金和劳动力,创造出高水平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邓小平称赞“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2)相比之下,就增加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这对于消除人们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疑虑,改变各种陈旧观念,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现代化新观念,都有着直接的教育作用。经济特区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国内的创业人才,到特区经过一番闯荡以后又回到内地,成为改革开放的带头人。特区象一所新式学校一样,为内地培养了大批各方面敢于改革开放的人才。

第四,创办经济特区使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人士,更好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特区是港澳台同胞观察大陆政策的“睛雨表”。香港的一些报纸评论说:“深圳经济特区的形象,已成为香港资本家心目中最新的信心标志”。香港一些人士认为“深圳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香港就不用担心了”。改革开放10多年来,形成了“台湾看香港,香港看深圳”的定势,这对于稳定香港、澳门的人心,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促进台湾回归祖国都具有重大作用。

经过10多年的实践证明,“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13)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坚定和谨慎的态度说:“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14)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对外开放后,西方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也传了进来,腐蚀着特区的社会风气。但中共中央、国务院一经发现便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以保证特区经济、文化事业健康发展。至今,5个经济特区都在发展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形成了各自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对内对外发挥着“窗口”作用。

深圳特区是在一个极其落后的边陲小镇的基础上开发起来的。特区建立设市之初,深圳市政府制定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确定了“规划一片,开放一片,收益一片”的建设方针。第一步重点进行了交通、水电、通讯、码头、机场等基础建设,为特区发展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第二步吸引外资加速建设步伐,陆续建起了罗湖商业城,以及蛇口、上步、八卦岭、南头、沙口角、华侨城、南油、水贝等8个工业区和一个深圳科学工业园。经过10多年的建设发展,深圳的产业结构已形成了两个特点:一是第三产业迅速发展,1990年第三产业已占生产总值的44.7%;二是电子工业成为主导行业,占全国电子产品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左右。深圳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基地,成为以电子工业为主导,以第三产业为支柱的国际性城市,深圳经济特区的繁荣景象和创业精神,不仅推动了广东省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全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的影响越来越大,“窗口”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香港人说:“深圳的发展节奏比香港还快!”欧洲人称深圳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出现的令人感兴趣的新事物!”美国人惊叹:“一夜崛起之城!”

在广东省,除深圳之外还有珠海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它们也各有自己的特点。珠海是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优势,建成了环境优美、设备先进、管理完善、服务优良的旅游体系和外贸商业体系。10多年来,从珠海入境的海外游客占全国游客的28.4%。汕头是全国著名的侨乡,600多万潮籍华侨分布于世界34个国家和地区,还有100多万港澳同胞。汕头经济特区利用侨资和外资创办各项事业,主要是结合潮汕地区传统农业优势,发展创汇农业,建了一个农工商一体化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

厦门特区也是著名的侨乡,居住世界各地的华侨、华裔有400多万人。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相距仅100多海里,是台商到大陆的集散地,厦门特区条件优越,有优良的港口、国际机场、鹰厦铁路和四通八达的公路,水陆空交通方便;有比较发达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能提供充足的人才和智力资源。厦门特区建设起点高,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外商、侨商、台商投资的项目,其技术和产品多数具有当前国内外先进水平,产品大部或全部出口。厦门特区积极开展了以工业为主的对内横向经济技术合作,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15)的要求,也增强了厦门特区这个“窗口”的吸引力。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起步虽然较迟,但政策更加开放。一是特区经济全部推向市场,在开放型的市场体系中实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二是建立多元化经济所有制结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相互竞争;三是设立特别海关区,海关逐步放开,使境外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使整个海南逐步成为“自由岛”。海南特区建设是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的外向型的经济。特区建立之后,全国各地大批人才跨海而至,海外投资者也纷纷到海南洽谈、考察,1992年上半年,全省批准外资企业达436家,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海南经济特区的优势将充分发挥出来,“窗口”的功能更加明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四、特区政策走活了全盘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搅动着中国的大地,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变。改革是从最落后的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这一伟大改革的起点,它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振兴了整个农业经济,波及到城市,又活跃了整个工业战线,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放则是从东南沿海创办经济特区起步的,在整个改革开放的战略发展中,经济特区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走活了全盘棋。

1984年2月春回大地之时。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深圳等特区刚刚开发的土地,面对着一幢幢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宏伟建筑,体验到特区人民争分夺秒的创业精神。他看到了特区的未来,看到了它的生命力所在,他谋划着从特区这步棋,走活全国整盘棋。2月24日,邓小平正式向党中央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6)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把经济特区搞活之后,又开始考虑把整个沿海地区搞活的大思路。这一思路的特点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对外开放,把经济特区的政策推向整个沿海地区,形成一个宽阔的沿海经济开放地带。于是,中国对外开放从创办经济特区第一步迈出了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的第二步。

邓小平这一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思路,使沿海各省市的领导人跃跃欲试,他们纷纷论证各自进一步开发开放的优势,策划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想。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向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共14个城市。这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关系到争取时间,较快地克服经济、技术和管理落后状况,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的一项大政策。沿海港口城市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科技和人才优势非常明显,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14个城市是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部,是对外开展经贸活动和对内进行经济联系协作两个辐射扇面的交点,起着外引内联的枢纽作用。

在沿海港口城市开放的基础上,从1985年至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发区,继而又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在我国沿海地区就形成了由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的沿海开放地带。沿海经济开发开放地区拥有2亿多人口,科学文化比较发达,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农副产品丰富,加上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设施。这些优势对于吸引外资,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三资企业”;对于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行“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产品,十分有利。不仅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起飞,并极大地影响着内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开放的活跃和发展,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经济特区的影响力,逐步向内陆省和沿边地区不断拓展,这是中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三步。进入九十年代,东部沿海省市的经济开放政策,沿着长江流域迅速向腹地延伸。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城市,至此长江沿岸10个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区,其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40%,可开发水能资源占全国50%,内河航运量占全国70%,地下矿藏也极为丰富。长江流域横贯我国东西,是全国经济发展内联与外展的大通道。实行开放政策,不仅可以使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率先发展起来,而且对于全国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继沿江开放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18个省会为开放城市。同时还逐步实行内陆边境沿边城市的开放,从东北、西北到西南的内陆边境的一批城市,有黑龙江省黑河、绥芬河,吉林省的珲春,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新疆自治区的伊宁、博乐、塔城,广西自治区的凭祥、东兴,云南省的瑞丽、畹町、河口,还有西藏自治区的普兰和樟木两个口岸。在沿边城市实行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活跃了边境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开发。

至此,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的对外开放,经过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不断扩展和推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到1993年,全国对外开放地带的总面积已达50万平方公里,包括339个县市,3.2亿人口。这就是邓小平亲自运筹决策的对外开放第一个战略步骤。这一战略步骤的初步实现和带来的良好效益,全面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还在为实现第一个战略步骤而努力奋战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在谋划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第二个战略步骤了。1990年初,邓小平就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讲:“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并作为今后10年开发开放的重点,奏响了实施对外开放第二个战略步骤的号角。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指出:“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4个沿海开发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17)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浦东开发是在上海人才、技术、管理优势的高起点上进行的。其特点是综合力量强,辐射面宽;吸收外资规模大,效益好;高新技术先进,层次高;在国内外影响大,意义深运。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浦东开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战略思想。

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实践,是名副其实的高起点、高水平和高效益。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开发,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为把浦东新区建设成具有合理的城市布局、先进的交通网络,便捷的通讯系统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现代化多功能城区打下了基础。在金融贸易方面,已有38家新的中外金融企业在浦江两岸成立。新区银行存款余额有250亿元,贷款余额240亿元,是1990年的12倍。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一批著名的跨国公司将世界先进技术移植到浦东新区,到1993年已有17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落户浦东,总投资额达50多亿美元。现在,浦东新区开发的形势很好,建设的速度很快,已经逐步建成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4个重点小区,实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上海经济的全面起飞,这样一来,要实现把上海尽快建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之一的宏伟目标,为期就不会很远了。

上海浦东的开发与建设事业,凝结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心血。1991年初,当浦东开发起步的时候,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8)1992年2月,邓小平再次在上海视察,殷切希望:“可以借鉴广东深圳的经验,把浦东搞好一点,起点高一点,现代化一点”。1993年除夕之夜,邓小平在上海又谆谆告诫:“今年再努力一年,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浦东的开发和建设,是在邓小平的关怀、支持和鼓励下振兴起来的。现在,我们已经看见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思想转化成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浦东开发和建设的成功,必将对全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产生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1991年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说:“一着棋活,全盘皆活”。(19)本来邓小平是指要抓住金融贸易这个中心,搞活整个浦东开发开放工作。但这个精辟的比喻,生动地道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辩证法。现在我们可说,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中,邓小平正是走出了创办经济特区这“一着活棋”,接着又走出了层层对外开放的妙着,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进入了“全盘皆话”的大好形势。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7页。

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22页。

③④⑤⑨⑩(11)(12)(13)(14)(15)(16)(17)(18)(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第374页、第372页、第51-52页、第372页、第51-52页、第51页、第239页、第133页、第52页、第52页、第366页、第367页、第366页。

⑥“两头在外”企业,是指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的企业。

⑦⑧转引自《改革开放的历程》第461页、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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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特区到全面开放--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实施_经济特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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