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世纪性重大课题的回答——关于经济不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问题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题论文,不发达论文,世纪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0)07-0031-06
俄国、中国等经济不发达国家，应否先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问题，是一个直接涉及现实社会主义，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无历史的合理性，有无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也涉及能否正确把握和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方向性、方针性问题，因而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20世纪，人们虽对这个问题聚讼近百年，且几度掀起高潮，但并未正确解决，至今人们仍疑虑重重。当我们举步迈进21世纪的时候，应当对这一悬而未决的世纪性重大课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以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开创社会主义大发展的新世纪。
一
在有关本课题的论辩中，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论断作为前提，并以此为标准，把社会主义在俄国、中国的胜利，裁决为“历史的误会”，裁剪为“特殊”、“例外”或“替代效应”。实际上，上述论断，只有二位导师在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对未来前景作出的一种预测，且未被实践所证实。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是万古不变的“定律”。因此，必须打破对它的教条主义理解的思维定势，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把社会主义如实看作客观的、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运动”；对它的研究“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作为研究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并从中抽象出符合历史实际和规律的结论。只有如此，才能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找到正确答案。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是怎样的呢？
革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爆发的，但不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而是比较发达的法国。这就是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然而，两次革命均告失败。经过长达40年的“和平龟行”时期之后，到1917年，在经济不发达的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越南、朝鲜等十几个经济比俄国更落后的国家，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反，在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无一个取得革命的胜利，它们至今仍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概而言之，在发达国家首先爆发，而在不发达国家中首先胜利，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事实、初始进程和历史顺序。
这一历史进程，不是什么“误会”，也不是“替代效应”，而是由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前帝国主义阶段，不存在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条件。众所周知，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这是该生产方式的上升时期；70年代后，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但由于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较稳定。这说明，夺取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由此决定，夺取革命胜利的主观条件，尤其主观力量也不成熟，主要是未建立能够领导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尽管在上述时期曾两次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恩格斯在临逝世前冷静总结道：“1848年的突然袭击”和“1871年的轻易胜利”，“都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4页。）列宁则把这整个时期，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和准备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按其自身逻辑，发展到了垄断阶段，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质变阶段。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革命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胜利，只能首先在少数，乃至一国取得胜利。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无疑是成熟地存在着，但革命的政治条件，尤其是革命的主观力量，却不易成熟。因为，这时发达国家对海外的资本与军事扩张规模的空前扩大，带来了如下后果：(1)为这些国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使其再生产危机有所减轻，国内资产阶级的相互倾轧有所缓和，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稳定。(2)它们的剥削重心，由国内移至国外，使本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反抗情绪的增长，有所减慢，甚至回落。(3)它们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来更多高额利润，使国内资产阶级获得了收买工人贵族，分裂、破坏工人运动的物质手段，造成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队伍中四处蔓延，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这些情况，就使发达国家不易出现成熟的革命形势；即使出现有利革命的时机，也会因革命主观力量的不成熟和强大资产阶级的镇压而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大多数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多数发达国家未爆发革命、德国虽发生革命随即被绞杀，都是明显例证。可见，在发达国家，夺取革命胜利是比较困难的。正如列宁所说的：“这里的蛋壳是用最好的钢料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击破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09页。）
而在俄国、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则呈现与上不同的情形。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些国家，不但存在或强行输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存在着有相当发展或一定发展的电气社会化生产，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而且无产阶级夺取胜利的政治条件较易具备。(1)社会矛盾异常集中、尖锐，易于出现成熟的革命形势。在这里，不仅存在无产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人民与本国封建势力的矛盾；还存在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外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各自支持的统治阶级中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十分尖锐。这一方面，使统治阶级内部容易发生危机；另一方面，使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易于发生公开对抗，从而出现革命形势，成为革命的发源地。(2)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既没有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老练和经验，又缺乏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调节内部矛盾和危机的经济力量，以及镇压革命的武装力量，因而，成为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3)革命力量易于成熟和强大。这里的工人阶级身受多重压迫剥削，其中，帝国主义的剥削，往往以明火执仗的方式进行，且达敲骨吸髓的程度；本国资产阶级的盘剥，则采取原始方式，残酷而野蛮。同时，他们较少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受压迫程度更深、革命性更强、更易认清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本质。加之反动统治阶级的控制力较弱，就使无产阶级较易发展成熟。固然，他们在本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其自身力量弱些，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国家的反动力量“也是弱的。”（注：[1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99页。）另因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共同压迫，工人阶级易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结成亲密的联盟，经过斗争，使之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占据优势。
从以上考察可见，在前帝国主义阶段，夺取革命胜利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谈不上发达国家先于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所谓“规律”或本来“先后次序”。所以，那种“替代效应”论，是缺乏真实前提的不妥之说。到了帝国主义阶段，革命的成熟条件是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具备的；革命的胜利，是首先在这里实现的，而发达国家没有一国出现上述情况。这表明，革命的胜利与不发达国家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同时，上述情况，不止出现一次，而是出现多次；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十几个国家中反复出现，这正是规律的重复性的表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不发达国家中取得胜利，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
实际上，马克思和列宁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注意到了这场革命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发生，而是从当时经济比英国落后的大陆国家接连发生，所以，他指出：“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的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4页。）列宁也指出：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也不是“最弱”，而是“比较弱的”国家（注：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0页。）如果说，他们仅仅是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毛泽东则明确地把它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加以阐释了：“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胜利。”（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2页。）
二
我们把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概括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或者说，社会主义在俄国、中国等国家的胜利，是否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常规”？它是否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超出“常规”的“特殊”或“例外”现象？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摆脱任何偏见和短视的纠缠，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高度加以审视，并进行历史唯物论分析，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
纵观历史，人类已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四次形态更替。其中，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具有浓厚的自然进化色彩，对我们探讨的问题不具说明意义。那么，此后的三种文明形态更替，都是从哪类（发达、不发达、最落后）国家开始的？隐藏其中的“常规”到底是什么？
奴隶制发展程度最高最典型的国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封建制的曙光，并未从这里亮起，而是从奴隶制不发达的中国大地首先射出。封建制在中国被推向鼎盛，而西欧则落后得多。即使在17世纪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乃至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虽在社会制度上落伍了，发展速度上放慢了，在自然科学的某些方面落后了，但其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和经济实力，乃至人均工业化水平，仍高于英国。这为许多事实，确凿证明。（注：参见拙作：《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但封建制不发达的西欧，却率先登上了资本主义的航程。当人类步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历史又在东方重演了后来居上的生动活剧。这些不争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不发达国家中开始，是新旧文明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上述现象反复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规律使然。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这一规律是通过新旧社会形态更替来实现的。而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以新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旧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代表新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得到成熟壮大并取得统治地位为前提。然而，一种社会制度，在某国发展越充分、越成熟、越典型，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力量击破旧制度的外壳就越困难、越迟缓。古罗马的迟迟灭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并存，都是证明。相反，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够发达，则建筑其上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就不够完备、不够强大，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力量冲破旧桎梏则比较容易，社会变革就较早。因此，当一种旧制度日益表现没落性，当新的生产关系的前提，在旧社会胎胞内发展成熟，整个世界面临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这个过渡不是一个短暂过程，而是一个由阶段性质变到局部质变，再到全局性质变的逐步发展过程）时，一些生产关系和社会力量易于发展，旧制度较易被突破的不发达国家（不是最落后的国家），推翻旧政权，跳跃式地进入新社会，尔后经过长期发展，新制度由个别国家发展到多个国家，直至在整个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如此循环往复，推动人类社会拾级而上，不断向更高阶段演进。可见，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是人类文明形态更替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规律，这是人类文明形态更替的真正“常规”！社会主义在俄国、中国的胜利，正是这一历史“常规”的具体体现，根本不存在“违反”、“超出”“常规”问题，也没有“特殊”、“例外”可言。
三
我们把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概括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或者说，社会主义在俄国、中国的胜利，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回答是：只要按马克思主义本身方法论的要求分析问题，就会看到，它丝毫不违背这一历史唯物论原理，相反，它正是该原理的生动实践。
首先，从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全面、辩证的理解中把握。既要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新制度的诞生，必须以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又要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状况；还要看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因为，任何生产，都不是单单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发达，则建于其上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越完善，上层建筑就越完备和强大。因而这种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弹性限度就越大，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调节作用就越强，它们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不易达到极端尖锐的程序。新生产力冲破现存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要求的提出就较晚，也较困难。历史表明，西方国家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仅成为那里的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破坏和镇压革命的强大的物质手段，也再生产出非常完备而坚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达国家的统治者，正借此加大了生产力发展的容量，进行了某些社会改良，缓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暂时延缓了革命的爆发。当然，这仅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相反，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不够发达，其生产力就不可能完善，对生产力发展的容量就较小，矛盾就易于激化；其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完备和强大，调节矛盾和危机的手段与力量也比较弱，危机一旦发生，就难以收拾。俄国和中国就是这种情况。一方面，现代生产力在这里都发展到了与发达国家同一级代的电气阶段，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初级形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没有此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立。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在讨论本问题时，笼统使用“落后国家”的概念，把这一基础搞得模湖不清，并偏低定格了。实际上，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现代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仅次于美、英、德、法，居世界第五位，是当时少数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与其它国家比较，俄国并不落后。所以，应以“不发达”概念称之，才为合适。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估。目前，许多论著，说它是建立在10%的现代工业基础上的，此种说法，难以立足，因为，这是1936年现代工业所占的比重。（注：李华杰编：《中国经济统计集要》第33页。）还有人把1949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作为根据，这也不对。须知，我国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是从1953年开始的。真实情况是，1952年底，我国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2%，其中现代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4.2%。还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其物质基础的增长，是一个动态的并进过程，即“一化三改”同时并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其物质基础也在逐步增长，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已达57.73%。当然，这并非说我国的现代工业的水平有多高，而是说，我国已具备建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起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两国的生产力不发达，决定了旧生产关系的狭窄性、脆弱性和上层建筑的不稳定性。一旦生产力发展到电气时代，就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矛盾，其不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无力调节矛盾，克服危机，导致旧制度的灭亡，社会主义较早诞生。其实，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99页。）
其次，从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和实现变革的主观力量的统一中认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在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冲突。但这是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因素。实际上，任何社会变革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程度，对革命成败的关系至关重要。如果革命的主观条件不成熟，即使有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变革也不能实现。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俄国、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不但存在革命的物质条件，而且革命的主观力量易于成长壮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最容易统一起来，因而，社会变革自然首先在这里实现。
再次，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按照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深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现代生产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当这一矛盾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普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在其中都已具备的条件下，该矛盾在哪些国家最尖锐、最突出，革命就在哪些国家首先爆发。在20世纪上半叶，上述矛盾表现最尖锐、最突出的，不是发达国家，而是不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不仅存在或被输入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帝国主义还竭力扶植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二者结合在一起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改变现存生产关系的要求，比发达国家更强烈。在这种环境下，一些不发达国家，受“世界历史”的启示，按新生产力变革的要求，率先抛弃旧制度，进入新社会。新制度又强烈地吸引着其它一些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世界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这种全面影响、相互渗透性质，使俄国、中国等不发达国家，按照现代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跳跃式地跨入国际先进行列。这是毫不奇怪的。
可见，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全面的、辩证的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它就不再是一个僵死刻板的公式，而是一种充满灵性的科学方法。运用这一方法，就会拨开罩在不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重重迷雾，看到它正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诸因素全面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根本不存在违背历史唯物论问题，同时，还可深刻感悟到人类文明社会基本规律的真正内涵，透视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图景，并从中进一步认识不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从世界历史整体（不是某一民族国家）和本质抽象看，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及其发展程度决定下，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逻辑顺序，直线发展的。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青铜器铸造了奴隶社会，铁器的广泛使用构筑了封建社会，大机器工业则确立了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机器大工业发展到电气阶段，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初始进程。这是一个近乎“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然而，从这一规律的运行实现看，从各个民族国家看，却是一个曲线的波状流程。由于社会有机体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以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该规律的实现条件，总是在少数乃至一个旧制度不发达国家中首先具备，并发生作用，在这里生化出新的社会实体；尔后向多国扩展，最后完成对旧制度的全面替代。期间，迂回、跳跃、起伏、挫折、暂时倒退，时时伴随，但历史不会因此停船靠岸，改向转航，而是始终围绕总规律这条中轴线，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朝着中轴线规定的方向，逶迤而行，为总规律的实现开辟道路。
总而言之，本文关于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的观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进程中抽象出来的正确结论。它符合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符合人类文明形态演变的“常规”，是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实现规律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具体体现。确立了这一重要观点，就确立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前提，就从根本上科学回答了现实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会使我们从历史的纵深层次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既然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胜利是必然的，那么，它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也是自然的；还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受的曲折，是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实现规律曲折性的表现，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这对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克服和防止“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满怀信心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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