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与和解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并不断被张扬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马克思和恩 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但他们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理论却蕴 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这些思想既是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理论得以形成的历史 观念基础，又是我们深刻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理论的深厚的思想平台。
“两次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预设
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社会的走向时曾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经历两次提升，即“在 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以下简称“物种提升”)和“在社会方面把人 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以下简称“社会提升”)。[1]这里的“物种提升”，凸现 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这里的“社会提升”，凸现的是人与 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标志着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两次提升”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人 的生存环境，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人以一 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
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来说，“物种提升”是前提和基础，“社会提升” 是关键和灵魂，“物种提升”与“社会提升”之高度统一所表现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 的本质”是核心和归宿。这三方面构成社会发展目标的三个层次。
“物种提升”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发展目标的初级层次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 来说的生成过程”[3]。“物种提升”标志着人对自然界开发、利用和改造的水平，其 实质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发展的 总体框架内，认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起点，一般生产劳动或 物质经济活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中，发展 生产力，谋求经济增长，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提高人类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界 的能力，实现人对自然必然性的超越，使人类在同自然界的关系上获得自由，这些理应 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
“社会提升”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和灵魂，是社会发展目标的中级层次 。“社会提升”反映的是个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程度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度。由于人 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又由于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是生产关系，是所有制问题，所以恩格斯认为：“只有一个有计 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 。”[5]这种社会组织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马克 思根据人在社会方面获得的自由度，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 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社会。[6]在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中，“各个人在 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7]。这种划分显现的是人与人、人与 社会环境、人与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等之间的互动方式，展示的是人类社会关系演进与 发展的文明程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通过革命性的政治实践活动改造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各种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保持对各种压抑人的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的持续批判 ，建构有利于人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使人在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上获得 自由，这些也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物种提升”与“社会提升”是内在统一的，人在物种方面 的提升是人在社会方面得以提升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人在社会方面的提升又是人在物 种方面得以提升的关键和充分条件。实现“两次提升”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 有时间意义上的终点。“两次提升”的高度统一所指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本身的全面发 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归宿和核心，是社会发展目标的最高层次。只有当“两 次提升”被规约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时，社会的发展才是健康的，从而是可持续的。
通过实现“两次提升”，建构“人化自然界”、“自由人联合体”和“全面发展的个 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预设。这种预设不是乌托邦构想，而 是对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预测。保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等之间 关系的高度统一，以这种统一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由此，社会才可能被不断引导 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之上。
“两个和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原则
“两次提升”的社会发展目标，意味着社会发展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我等之间的某种分离为前提的。通过这种分离，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地位得以提 升。但这种分离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以统一为基础，是统一中的分离，是为了更好地统 一的分离。没有统一的绝对分离，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紊乱和中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 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两次提升”是以“两个和解”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 本身的和解”[8]为基础的，实现“两个和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原则。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整 体上具有异化的性质，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 之间关系的分裂、对立乃至对抗。“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 ，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9]；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独立的 个人的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 系”[10]，社会则仅仅成为个人满足其私欲的工具，对个人来说，社会仅仅“只是手段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 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以往的社 会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它的生产力发展较之以往的社会具有无比的扩张性。但是， 这种扩张在性质上受资本的驱动，在经济上不断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在政治上 和社会上不断被两大阶级间的斗争所打断，并且最终在范围和程度上受到“增长的极限 ”和全球化社会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扩张性的和对抗性的，不是可持 续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历史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12]正 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思想，认为实现“两个和解” 是保证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实践原则。
首先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解，实质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 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 道主义”[13]。这种“和解”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 自然界向人的生成”，即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 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4]。在 这个过程中，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15]。另一方面，这种互动又表现为“人向自然界的融化”，即人的自然化。人通过实 践活动广泛掌握和同化自然力，用各种自然物的属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命活动，使 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发挥根植于自然系统的演化之中。这是因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 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它在这种改变形态的 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16]。“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实践基础是物质生 产活动，实现这一“和解”，要求人类必须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 的方式来利用、开发和改造自然界，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用 “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来指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昭示了社会发展与自然演 化的辩证统一。
其次是“人类本身的和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发展总体上弥漫着强烈 的民族、国家和阶级对立的色彩，一部分民族、国家和阶级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另一部 分民族、国家和阶级不发展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加强了 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普遍性交往，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但与此 同时，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也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分裂和对抗，阻碍着经济社会 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为此，需要 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 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7]，建立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或社会体 制。“人类本身的和解”昭示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关系，其实践基础是物 质交往活动，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或体制的建构与完善过程。马克思和 恩格斯认为，不断打碎旧的社会制度或体制，建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新的社 会制度或体制，这是一种“革命性实践活动”，它是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两次和解”是内在统一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物质基 础，“人类本身的和解”则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社会前提。诚如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所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本身的和解”成为真正的现实，到那个时候，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 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 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 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 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做出的逻辑引 申，尽管这个逻辑引申有待人类未来实践的检验，但它是根据以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做出的一个科学的预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人与人 、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从来没有脱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有 机整体。当社会发展被一部分人所“强制和垄断”，而另一部分人不得不为此牺牲自己 利益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合理的，即人就不可能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自 己本性的条件下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当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尚不具备“合理性”的 时候，“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就不可能 完全消灭。因此，“两个和解”是相辅相成和互为条件的。
“两种尺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衡量
“两次提升”的社会发展目标，意味着社会发展是一个人类不断战胜自然和战胜自我 的过程，它要求的是一种对来自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可避免性限制的超越与消解；“两个 和解”的社会发展实践原则，意味着社会发展是一个人类尊重自然和完善自我的过程， 它要求的是一种对来自自然和人类本身的不可避免性限制的认同与消化。从这个意义上 说，“提升”表现的是人的一种能动性，“和解”表现的是人的一种受动性，但这种受 动是以“提升”为基础的能动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 我享受”[19]。人的这种能动的受动表明，社会发展受到各种各样可避免的或不可避免 的因素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世界的存在状态、固有本质、运 动过程和发展规律，它们作为一种物的尺度，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外在尺度；二是作为主 体的人的存在方式、内在需求和能力结构，它们作为一种人的尺度，构成了社会发展的 内在尺度。社会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以社会发展尺度的多样性为基础的 。社会发展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是以人类正确选择和合理运用社会发展的尺度为 条件的。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 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0]，从而提出了关于衡量社会发展 的“两种尺度”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规律是目的的客观依 据，人的目的能否实现，取决于这个目的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客观规律；目的是规律运行 的主体依据，客观规律发挥何种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价值选择。合规律性是 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是衡量社会发展的“物的尺度”或“客体尺度”；合目的性是社 会发展的主体之维，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人的尺度”或“主体尺度”。“客体尺度”是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体性内容方面，它使社会发展具有不得不面向客体、从“非我”出 发、服从于客观规律的内容，显现的是社会发展中的“真理”或“事实”问题；“主体 尺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内容方面，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凡是有某种关系 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21]，它关注客体的发展对主体发展的作用 和影响，显现的是社会发展中的“理想”或“价值”问题。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在于如何使“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统一起来，使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直至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发展总体上是在事实与价值的分 裂、对立乃至对抗中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 值成正比”[22]，其结果则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 力量”[23]。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分裂、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裂、自然科学与人 文科学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等等，是一切 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特征，也是这些社会不能持续发展 的主要表现。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两种尺度”分裂现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认识根源和 社会历史根源。由于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性，人们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难以完全正确地 认识和把握各种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难以完全正确地权衡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更难 以对自己的目的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造成这样的现象 ，即“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优势 ，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24]。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造 成事实与价值分裂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等因素。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借助商品、资本和货币的无限扩张的本性，使人 的世界完全被物化，“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 。因此，这种物质财富的发展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25]，“资 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6]；在资本主义社会， “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 ”[27]。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随时用“两种尺度”来衡量社 会的发展方式、发展进程及发展成果，核心是摆正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发展 与自然生态系统演化、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科技发展等各方面的关系 。具体地说，在评价社会发展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在评判社会发展的尺度中，“物的尺度 ”是基础，“人的尺度”是核心。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衡量 社会发展的“指示器”；社会组织或制度、社会观念或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是 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是 满足人的需要，并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因而人的发展应是衡量 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人类必须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 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据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28]。马克 思确信，“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 质力量的书”[29]，“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3 0]。因此，必须把生产力(经济)尺度、社会关系(制度)尺度、人的(文化)尺度统一起来 ，坚持社会整体进步的观念，并以此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
二是“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原则。用“科学尺度”评判社会发展，就是对 社会发展进行科学实证分析，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运行机制，寻求社会发展的 客观条件及途径；用“价值尺度”评判社会发展，就是对社会发展进行价值评价，考察 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寻求社会发展的主体条件及途径。离开“科学尺 度”的价值评判，会陷入对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推测；离开“价值尺度”的科学分析， 会陷入对社会发展的机械论或宿命论评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实践原则为基础，要求 在科学分析与价值评价的统一中评判社会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社会持续发展的现 实途径。
三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相统一”的原则。评判社会发展，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过 程，必须把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置于人类历史演变的长河之中进行辩证分析。应该看到 ，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 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 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 走向衰落和灭亡”[31]。评判社会发展，需要诉求于人类的伦理道德理想，它是人类能 够超越特定历史局限性的主体根据。离开“道德尺度”的历史主义评判，会流变为对社 会发展不加批判的绝对主义认同；离开“历史尺度”的道德主义评判，会演变成对社会 发展求全责备的相对主义拒斥。因此，马克思既反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社会发展观， 也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主义社会发展观，他所倡导的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 与“道德尺度”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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