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地位法律决定论的理论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困境论文,地位论文,理论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学敏主编的《党的执政能力干部读本》一书中，关于“依法执政，首先是指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和党章的明确要求，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1]的执 政地位法律决定论，在目前的理论界几乎是一个声音，在广大干部中影响很深。执政地 位法律决定论是政党执政理论建设的一大误区，是政治文明过程中君权神授思想的变相 登场，必须警觉。
一、政党执政地位的结构中没有法律决定的成分
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得和巩固，是具备执政资格的政党与政权位置结合成执政现实并不 断地锻炼和提升资格的过程。为便于分析，将结合结果的执政地位拆成两个部件和一道 结合工序，以此分析执政地位的结构而得出结论。
一个部件是：政党必须具有相应的执政资格。以政权为目标的政党是近代社会必然的 政治现象，但是世界上5000多政党中，能够实际地占据政权位置的是极少数，其余的政 党因为不具有执政资格而不能实际地占据着政权位置。两党制国家的两大党轮流执政， 主要是其它党的纲领、组织影响力等能力无法形成强大的党，很难提升到有执政资格的 党。因此，没有参与执政竞争的机会。政党执政资格是在革命夺取政权和政权稳定时期 锻炼而成的，不可能与生俱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格的形成是比较典型的。这说明执政 资格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众多政党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政党格局。这种格局不是自封的， 也不是某种规则、意识从外面而确定的，硬是客观发展的现实。每个政党要在政党格局 中提升到执政可能的平台以实现其自己的目标，都必须不断地加强资格锻炼。党的性质 及其锻炼只是执政资格形成的多面体，不是执政地位形成的决定因素，执政资格则是执 政地位产生的前提基础。只有具有执政资格的政党才有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可能。
另一个部件是：要有国家独立的政权。独立而明确的政权是客观存在的“权力位置” 。“权力位置”在有国家以来就存在的，只是近代以来，由民众把权利集中起来，构筑 一个必要的公共权力设施，该设施由有操作资质的政党驾驭。公共权力设置就是权力位 置，是政党竞争、提升资质所要占据的奋斗目标。只要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客观存在 的政权位置就需要政党执掌。
一道工序是：民主选举程序。有执政资格的政党占据政权位置资格的可能，与操作公 共权力设施的现实有一个客观的结合过程。这种情况，在武装夺取政权时期，主要是凭 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政治稳定时期，通过民主选举。“列宁在民主的解释 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一切领导人都必须通过普遍、秘密的无记 名投票选举产生。完全可以说，选举是借以实现的首要途径，是人类政治文明最优秀的 成果之一。”[2]民主选举是唯一完成、实现执政地位的途径。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 里，政权代表以及各级掌权的优秀分子，更要严格地实行从上到下的民主选举，包括基 层党的组织。在这里，民主选举受一系列规定的程序性原则指导，是法律化、制度化的 行为过程。
经过分析可知，法律没有决定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结构中的执政资格和公共权力设置 都是一种客观现实，不是法律的规定而存在。在执政资格可能与政权结合成执政地位现 实的过程中，法律起到了结合中的程序规范作用，法律的公正、公平使真正具备了执政 资格的政党获取执政地位。其实，法律也不可能决定执政地位。法的功能是保护、解放 、发展生产力，法的作用是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等规范作用。法律的产生和 形成是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的，执政地位则是近现代的现象。而法的功能和作用并没有 质的变化。因此，法的本身分析和执政地位的结构分析也是一致的。
二、法律决定论是理论错觉的结果
法律没有也不可能明文规定政党执政地位，但现实理论却形成了法律决定的趋向，主 要是执政党理论建设的科学体系处于形成阶段，在并不成熟的阶段里，对理论关键点缺 乏深入的认识而产生一些错觉。
第一、对依法执政产生的错觉。孙学敏认为执政地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是在诠释 “依法执政”的过程中肯定的。闵俏禹著的《党的执政能力论》(远方出版社)关于“依 法执政”的解释与孙学敏是如出一辙。这种解释是从字面上的理解而给予依法执政的一 种附加。依法执政，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时，作为政党执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提出 来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执政地位的获得必须遵从宪法和法律规定程序，即 民主选举原则；二是获得执政地位后，运用公共权力必须遵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即法 律优先，宪法至上的原则。《人民日报》有一篇论述《什么是依法执政》的文章，认为 依法执政主要是执政党紧紧地从抓住制度建设入手，“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 ，从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实施”[3]这篇文章中关于依法执政的 含义并不一定是定论，但是，通篇文章中没有关于执政地位法律决定论的观点。
第二、对执政地位合法性产生错觉。执政地位合法性是执政党获得政权和长久稳定地 巩固政权的根本问题，是公共权力转变为权威的条件。当社会普遍地认为现执政地位是 合法的，则能自觉地服从政权，而自觉的服从意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的政治体系和状 态出现。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主要是指民众对公共权力的认可程度，即人民的选择。首先 ，执政地位合法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定。“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 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由有关规范所制定的‘下属’据以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 认可和适当性。”[4]其次，执政地位合法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法理依据”。德国的 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政治统治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属于法理型(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属个人魅力型)，但这里的 法理是与愚昧、顶礼膜拜相对而存在的理性依据，而不是法学理论依据。
第三、对宪法中有关政党体制的认可产生错觉。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是关于统一战线 问题，该段末尾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是一九九三年修正宪法时增加的。人们对于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制”有一大认识误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认定为政党制。冯秋婷教授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探析》中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党制度有一党制、两党制、 多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5]目前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几乎是冯秋婷教授 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执政地位法律决定论的理论来源。政党制度侧重制度层面，制度是 人民创立后而尽可能法律化、制度化和稳定的强制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而且由宪法固定下来了，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由法 律规定的就毫无疑问了。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一党制、两党制、 多党制并列起来称为政党体制，是同一个国家里一定历史时期长期形成的政党政治格局 。这种格局不是法定的，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律也不可能规定，美国也不可能把目前的 两大党作为政党制度写入宪法。也没有哪部宪法规定过，我国宪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制”写在序言，而不是其后的条文中；在序言中作为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总 结和政治格局的认可，不是宪法对执政地位的明文规定，更不是宪法对执政地位的指定 。这正是我国宪法的成功之处。
三、认识法律决定论的弊端增强执政地位的忧患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一开始就明确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 民的选择。”这个概括是极其准确的，从执政地位结构分析和对依法执政、合法性、政 党体制分析来看，也确实标示着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法律的规定。正确认识执政的地 位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可以防止变相的君权神授思想出现。政党执政以后，就是神权政治的结束，民 主政治开始的标志。神权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在于权力来源于上帝的安排，世袭是神灵的 旨意，百姓服从权力是顺从神灵，是对神灵的寄托。自从社会是契约性国家以后，百姓 的权利以协议的形式交给公共机关，服从权力是契约的义务。民主政治产生了，实现了 由“神”到“人”的授权性根本转变。人民的选择就是把权利授予可以认可的政党，让 政党实现其执政地位。法律规定执政地位，则是“神”向“法”的发展，不是向“人” 的转变，也看不到“人”。当然，法是民众的国家意志，但这是法的本体层面，法的功 能层面是维持政权秩序而不产生权力来源。因此，“君权法授”只是“君权神授”的变 相，比君权神授更具有欺骗性而已，其后果是淹没主权在民的本质。
第二、可以增强忧患意识。认为党的执政地位是由法律规定的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执 政党利用国家机器倾注全力强化法的制定。在法律中不但明确只能由谁执政，而且以法 律强制性的特点保护其执政地位，这样，一旦执政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了。十六届四 中全会决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这是“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 结论。政党执政地位是对政党执政资格的认可和选择，取得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更是 这样，因此，只有不断加强执政资格锻炼，提升执政能力，才能“长期执掌好政权”。
第三、有利于依法执政全面形成。依法执政的重点是执政党的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 道，执政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角色定位依据法定的要求确定，不负人民的重托，又不 干涉政府。而不是集中力量通过法律为自己规定更多的权力。因此，执政党全力推进民 主政治的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包括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党际制度 、政治协商制度等各项政党制度，为依法执政形成创造充分的条件，使执政党真正为民 主、科学、依法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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