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灵、治病及财富——20世纪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全球扩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灵论文,财富论文,世纪论文,全球论文,五旬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指出，“在刚刚过去的世纪，基督教最激动人心的发展即五旬节运动及其灵恩派的巨大外围。如果说五旬节运动主要是在非西方世界的穷人中扩张，灵恩运动的兴起则更多是中产阶级的。在西方如此，全球也同样。”①由此，20世纪也被称为是五旬节的世纪，或“圣灵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②到2000年时，全球有5亿2300万五旬节-灵恩派教徒，占世界基督教人口的27.7％。这一运动包括了740个五旬节宗派，6530个卷入灵恩运动的非五旬节主流宗派，18810个独立的、新灵恩运动宗派和网络。这一运动横跨了150个非五旬节的传统宗派，包括了9000多个种族、8000多个语种和世界95％的人口。截止目前，这一运动仍然以每年900万人的速度增长，每天的增长超过25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与正常的人口增长相关，三分之二则为新的皈依教徒。③五旬节-灵恩运动是一个包含了多种派别的综合性运动。④一些基本的特征包括：初始证据(initial evidence)、说方言、灵洗、唱灵歌、跳灵舞、医病赶鬼等。“神迹与奇事”(signs and wonders)、“健康与财富”(health and wealth)是20世纪五旬节-灵恩运动的两个标志性口号。⑤ 伯明翰大学的艾伦·安德森(Allan Anderson)梳理了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定义，认为主要是与圣灵做工和异能相关的教会运动。具体说来，则包括了几种类型：(1)经典的五旬节教派：指在时间和横向关系上都有迹可循、源于20世纪初的五旬节教派，比如：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浸礼派或功德圆满(finished work)神学、一位论(Oneness)者、使徒教会等。(2)传统的独立和灵恩教会：特别指中国、印度及撒哈拉非洲的一些教派，它们可能与经典的五旬节派产生的时间接近，却一般没有横向的机构联系，比如锡安教会(Zion-type church)或灵恩教会(Spirit-type church)。(3)传统教会的灵恩运动：包括天主教、圣公会以及其他基督教主流宗派的灵恩运动。这主要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灵恩运动的兴起有关，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4)新五旬节派和新灵恩运动：包括信仰之道(word of faith)教会、“第三波”、新使徒教会及众多独立教会运动。⑥ 一、五旬节—灵恩运动的三波浪潮 “五旬节”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督教符号和象征，源自《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文。五旬节运动的一个近代渊源则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以及由其引起的围绕成全(perfectionism)和圣化(sanctification)问题的神学争论。19世纪后期的圣洁运动促使了新一波基督教复兴运动，并成为了20世纪五旬节教派的先驱。一些代表性组织有灵洗圣洁教会(Fire-Baptized Holiness Church，1895)、五旬节圣洁教会(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1900)、神的教会(Church of God，1880)、基督神的教会(Church of God in Christ，1895)等。⑦ 20世纪五旬节运动兴起的一个标志是1901年位于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的查尔斯·帕尔罕(Charles Fox Parham)圣经学校。帕尔罕提出了方言是灵洗的“圣经证据”(Bible evidence)的教义。艾格尼丝·奥兹曼(Agnes Ozman)接受了帕尔罕的施洗，被称作是20世纪的第一名五旬节教徒。⑧ 五旬节成为一种世界运动则因于1906年黑人牧师威廉·西摩尔(William Joseph Seymour)领导的洛杉矶阿苏撒街复兴。1905年，他曾在帕尔罕领导的一间休斯顿圣经学校学习。阿苏撒街复兴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跨宗族性，黑人和白人信徒在一起崇拜。《使徒信仰》(Apostolic Faith)作为这一团体的机关刊物，将五旬节运动的福音带到了全世界。受阿苏撒街影响的一些早期五旬节派代表包括：美国圣洁运动传统的葛斯顿·卡西维尔(Gaston Barnabas Cashwell)和查尔斯·梅森(Charles Harrison Mason)；“功德圆满”(finished work)神学的发明人威廉·杜尔罕(William H.Durham)；将五旬节信息传到西欧和北欧的挪威人托马斯·巴勒特(Thomas Ball Barratt)；非洲五旬节运动的发起人约翰·雷克(John Graham Lake)；将五旬节信息带到韩国和日本的玛丽·拉莫西(Mary Rumsey)。这一潮流被称作是“经典五旬节派”(classic Pentecostalism)。⑨ 五旬节运动的第二波潮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这被称作是“灵恩复兴”(charismatic renewal)或新五旬节运动(Neo-Pentecostalism)。其主要特征即五旬节运动深入主流教会和天主教。1959年，美国加州范奈斯(Van Nuys)圣马可教堂的牧师丹尼斯·班尼特(Dennis Bennett)声称接受了灵洗。这是第二波五旬节运动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这些新成员享有经典五旬节运动的许多特征，如灵洗、说方言、治病等，但不一定脱离他们原来的教会。1978年，在圣公会的兰伯特会议之前，五百多名灵恩运动的领袖齐聚在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坎特伯雷大主教多纳德·柯根(Donald Coggan)参加了第一场崇拜。这被称作是“新坎特伯雷神话”(a new Canterbury tale)。1972年，首届国际路德宗圣灵会议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之后形成了国际路德宗复兴中心等组织。路德宗还兴起了专门的灵恩神学。在长老会中，布里克·布拉德福德(George C.“Brick”Bradford)创办了长老会灵恩派(Presbyterian Charismatic Communion)。⑩在卫理公会中，奥拉尔·罗伯茨(Oral Roberts)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曾因治病的巡回布道而知名，又因电子布道在主流教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国浸礼会中的突出代表是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他因其基督教广播网络(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和“700俱乐部”(700 Club)节目而出名。1975年，浸礼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灵恩会议，成立了美国浸礼会灵恩团契(American Baptist Charismatic Fellowship)。(11) 1967年2月18日(星期六)，在匹兹堡北部的一个退休处，一群来自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的25名天主教学生发生了说方言等五旬节的经历。这一被称作“杜肯周末”(Duquesne Weekend)的事件是天主教灵恩运动兴起的导火索。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附近的圣母大学和密西根州立大学。1972年，比利时的枢机主教苏伊侬斯(Le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开始同天主教的灵恩运动接触，并推动灵恩运动在天主教生活中的接受和融合。1975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天主教灵恩运动大会上，圣伯多禄堂举行了灵恩式的礼仪。教皇发表声明说，教会和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五旬节的奇迹，并且认为这是教会和世界复兴的一个机会。此后，教皇保禄六世任命苏伊能斯作为教皇的特别顾问，专门负责监督灵恩运动在天主教内的整合问题。苏伊侬斯还主持编写了一整套关于天主教灵恩运动的文献，被称为“主流文献”(Mainlines document)。天主教灵恩运动的特点体现在：祷告聚会的形式、灵恩式的圣餐礼和治病。(12) 1983年，富勒神学院的教会增长学教授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提出了“第三波灵恩运动”的说法。这也被称作是“新灵恩运动”(Neo-Charismatics)。这主要指福音派和其他教会的很多信徒，享有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很多特征，却并不必然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派别。在世纪之交，随着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快速增长，其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成为了一个突出特征。从某种意义上，五旬节运动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是整个基督教新变化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五旬节运动的发展反映了整个基督教的新变化。1952年由德摩斯·沙克里安(Demos Shakarian)创办于洛杉矶的全备福音国际商人团契(the 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跨宗派组织。一个极具争议的组织是位于佛罗里达劳德达尔堡(Fort Lauderdale)的基督教增长事工(Christian Growth Ministries)，参照天主教的灵修导师(spiritual directors)传统，该组织强调师徒关系和牧养，认为每个信徒都要有一个精神导师来指导和监督他们。随着一些信心教会的兴起，艾赛克·肯扬(Essek William Kenyon)的“积极忏悔”(positive confession)演变为了流行的“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五旬节运动的普世倾向也得以发展。一个突出的代表即被称为“五旬节先生”(Mr.Pentecost)的大卫·普莱西斯(David du Plessis)。他是唯一一个同美国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进行公开对话的五旬节代表，还推动了1972-1982年五旬节教会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对话。一方面是巨型教会(mega-church)的发展，一方面又是蓬勃的家庭教会运动(household church movement)。同时，融合运动(convergence movement)的倾向也在加强，号称要融合基督教历史上的不同传统和经验。“新使徒教会”(new Apostolic church)和“新约领导模式”(new Testament model of leadership)的出现则表现出最强劲的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狂笑复兴”(laughing revival)。1993年，葡萄园教会的约翰·阿诺特(John Arnott)兴起的“多伦多祝福”(Toronto Blessing)将整个20世纪的五旬节-灵恩运动推向了顶点。(13) 二、世界扩张：拉美、欧洲、非洲和亚太地区 拉美的第一批五旬节教徒兴起于智利。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位在智利事奉的美国牧师威利斯·胡佛(Willis Collins Hoover)。在因说方言等经历被迫辞职后，他被应邀做卫理宗五旬节教会(the Methodist Pentecostal Church)的总监督。胡佛去世后，他的支持者新成立了福音派五旬节教会(Evangelical Pentecostal Church)。再后来的一个新组织智利五旬节教会(Pentecostal Church of Chile)于1961年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在五旬节教会历史上是第一次。阿根廷五旬节教会的早期发展主要发生在移民中。最早的传教士是来自挪威的伯格·约翰逊(Berger Johnson)和来自加拿大的爱丽丝·伍德(Alice Wood)。瑞士五旬节传教士建立的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与美国神召会无关)是阿根廷最大的五旬节宗派。巴西五旬节教会的早期发展与威廉·杜尔罕在芝加哥的事工密切相关，一个早期的代表人物是路易奇·弗朗西斯科(Luigi Francescon)。神召会是巴西最大的五旬节宗派，到2000年时有800万信徒。在20世纪50年代，五旬节运动在巴西掀起了第二波浪潮。源于麦艾美(Aimee McPherson)的四方福音教会(Foursquare Gospel Church)是其中的代表。普世神国教会(Universal Church of the Kingdom of God)则代表了五旬节运动在巴西的第三波潮流。它创办于1977年，是一个以繁荣福音为旨归的教会。1967年建立的哥伦比亚联合五旬节教会(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of Colombia)是该国最大的五旬节宗派。在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巴拉圭，神召会都是最大的五旬节派别。萨尔瓦多是中美洲五旬节运动传播中心，首先是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出现了所谓的“五旬节运动的拉丁化”(the Latinization of Pentecostalism)。罗玛尼塔·瓦伦祖拉(Romanita Carbajal de Valenzuela)建立了墨西哥最早的五旬节教会。波多黎各建立了五旬节神的教会(Pentecostal Church of God of Puerto Rico)。在讲英语的加勒比海国家，克利夫兰神的教会(Church of God，Cleveland)和神的预言教会(Church of God of Prophecy)是最具影响力的组织。(14) 大部分西欧国家的五旬节运动都与位于奥斯陆的托马斯·巴勒特有关(Thomas Ball Barratt)。在被迫离开原来的宗派后，他创立了一个独立教会的团契，统称为“五旬节复兴”(Pentecostal Revival)。巴勒特在奥斯陆的菲拉铁非教会(Filadelfia Church)成为了欧洲五旬节教徒的朝圣地。皮特鲁斯在斯德哥尔摩的菲拉铁非教会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五旬节教会。在其有生之年，他也可谓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五旬节领袖。欧洲灵恩运动在瑞典的另一个杰出代表是位于乌普萨拉的生命之道(Word of Life)。芬兰也成立了五旬节复兴的组织。1927年，芬兰自由传教会(The Finnish Free Foreign Mission)成立，并向中国东北部、印度、缅甸等地传教。1908年，丹麦女演员安娜·拉尔森(Anna Larsen)及其丈夫加入五旬节教会，在推动五旬节运动的公共影响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1947年，第一届世界五旬节大会在苏黎世召开。德国的第一次五旬节大会于1909年在埃米尔·洪堡(Emil Humburg)的领导下召开。1913年成立了米尔海姆基督教团契协会(Mülheim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Fellowships)。葛瑞特·波尔曼(Gerrit Polman)及其夫人是荷兰五旬节运动兴起的早期代表人物。1912年，伊曼纽尔堂(Immanuel Hall)在阿姆斯特丹创立，并同时开办了一间传教士的培训学校。英国关于五旬节会议的最早记录发生于1907年1月凯瑟琳·普赖斯(Catherine Price)在伦敦的家。1909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五旬节传教联会(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for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成立，这是第一个组织化的五旬节传教差会。1911年，威廉·哈钦森(William Oliver Hutchinson)创立了英国第一个五旬节宗派使徒信心会(the Apostolic Faith Church)。乔治·杰弗里(George Jeffrey)在北爱尔兰创办了埃里米五旬节教会(Elim Pentecostal Church)。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神召会作为一个独立教会的联盟成立于1924年。英国最大的黑人教会是新约神的教会(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of God)。法国神召会创立于1932年。葡萄牙的五旬节运动源于巴西，西班牙则因于瑞士传教士。意大利拥有除英国之外欧洲最大的五旬节群体，创办人是路易奇·弗朗西斯科。巴尔干和俄罗斯地区五旬节的发展因于两位英国女人：艾莉诺·帕特里克(Eleanor Patrick)和拉特维亚·费德勒(Latvian William Fetler)。伊凡·瓦伦诺夫是俄国五旬节运动的一位早期代表。波兰五旬节教会(the Pentecostal Church of Poland)1987年才为官方确认；直到1989年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使徒教会才得以公开。(15) 大约在1902年，在南非的改革宗传教士皮特·洛克斯(Pieter le Roux)和400多名非洲人一起加入了约翰·道维(John Alexander Dowie)的基督教大公使徒教会(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也即锡安教会运动。1908年，约翰·雷克(John G.Lake)和几位独立的五旬节传教士占领了约翰内斯堡的锡安教会，并将这一新的运动称为使徒信心会(Apostolic Faith Mission)。这一组织在1913年正式成立。1915年雷克返回美国后，洛克斯任主席直到1943年去世。使徒信心会是南非最大的经典五旬节教会之一。1936-1947年，“五旬节先生”大卫·普莱西斯曾担任其总干事。尼古拉斯·班古(Nicholas Bhengu)是南非另外一名杰出的五旬节教会领袖。他的“回到上帝运动”(Back to God Crusades)将很多人带到了神召会。南非的教会还是一个辐射中心，很多非洲五旬节教会的根源都可以追踪到这里。比如：津巴布韦最大的五旬节教会津巴布韦非洲神召会(Zimbawe Assemblies of God Africa)，莫桑比克最大的五旬节教会莫桑比克福音派神召会(Evangelical Assemblies of God of Mozambique)等。在中非和东非地区，刚果建立了刚果五旬节团体(Pentecostal Community of the Congo)；肯尼亚西部兴起圣灵运动(Roho movement)，东部兴起了上帝之民(Watu wa Mungu or Akurinu)运动；坦桑尼亚的神召会发展迅速；埃塞俄比亚有高乐教会(Church of Guenet)等。1913-1914年，非洲最著名的先知之一哈里斯(Grebo Liberian William Wade Harris)开始在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布道。1955年，哈里斯教会(The Harrist Church)在象牙海岸正式成立，到2000年时有20万信徒。加纳有四大经典的五旬节教会：五旬节教会(the Church of Pentecost)、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加纳使徒会(the Apostolic Church of Ghana)和基督使徒会(the Christ Apostolic Church)。在尼日利亚，基督使徒会(the Christ Apostolic Church)是最大的阿拉杜拉(Aladura)教会，也是非洲最大的独立教会之一。(16) 1905-1907年，潘迪塔·拉玛拜(Pandita Rambai)在浦那(Pune)的穆克提教会(Mukti Mission)发生了五旬节的复兴。1907年，在来自阿苏撒街的传教士的影响下，加尔各答也出现了类似的复兴。印度还出现了以治病为要务的福音布道家，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是印度南部泰米纳度的迪纳卡兰(D.G.S.Dhinakaran)。在20世纪20年代，斯里兰卡建立了好消息会堂(the Glad Tidings Hall)和锡兰五旬节教会(the Ceylon Pentecostal Mission)。在缅甸，神召会是最大的五旬节宗派。在20世纪30年代，华人布道家宋尚节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五旬节教会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南亚最大的五旬节复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在西泰米尔地区。菲律宾当今三大五旬节教会为：维拉诺瓦主教(Bishop Eddie Villanueva)创办的耶稣是主教会(Jesus is Lord Church)、耶稣神迹布道团(Jesus Miracle Crusade)和神召会。天主教灵恩运动则最具影响力。在朝鲜地区，1903年和1907年分别发生了元山复兴和平壤复兴。1930年，在阿苏撒街经历灵洗的玛丽·拉莫西(Mary Rumsey)来到韩国，兴起了后来的韩国神召会(Korean Assemblies of God)。当今韩国最具影响力的五旬节教会组织是赵镛基(David Yonggi Cho)的汝爱岛全福音教会(Yoido Full Gospel Church)。在日本，神召会是最大的经典五旬节教会；本国人兴起的耶稣之灵教会(The Spirit of Jesus Church)则是当今最大的五旬节组织。澳大利亚五旬节教会(Pentecostal Church of Australia)成立于1926年；1963年成立了基督教复兴运动(Christian Revival Crusade)；1974年成立了基督教扩张中心(Christian Outreach Centre)。除了与澳大利亚联系紧密的五旬节教会外，新西兰还兴起了新生活教会(New Life Churches of New Zealand)、神召会和使徒教会等。(17) 三、全球化、灵异及文化更新 五旬节-灵恩运动是一种全球性的宗教现象，这在当前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18)柏吉特·迈耶(Birgit Meyer)指出，“扩张和新生的活力——空间的扩展和一个新时代的标志。说明了五旬节运动是一种独特的全球宗教；它将世界想象为一个整体，超越了有限的地方观念，并允诺将所有信徒包容在一个全球的再生群体中”。五旬节运动缺乏一种由某些既定教义和实践构建起来的实质，而是围绕一些核心的特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处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也正是由于其缺乏固定本质和大规模的组织，才促成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和适应性。然而，五旬节运动的全球化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内容，也即物质的和表现的。特别是在新媒体技术的使用方面，五旬节派的特征是极其突出的。如迈耶所指出的，“五旬节派是一种典型的群众运动；它通过高度强调外在表现，散布对采纳新技术的感激，以及支持独特的、容易辨别的风格而将人们联系在一起”。(19) 瓦尔都·凯撒(Waldo C é sar)将巴别塔和五旬节作为两种对立的象征。前者是一种从人到神的运动，后者则是一种从神到人的神圣行为。如果说巴别塔导致了列国的混乱和分散，五旬节则宣告了一种新的人类合一的可能。“五旬节的跨国历程始于‘说方言’——话——早期教会经历的顶点”。(20)在强调全球五旬节运动的共同特征的同时，安德烈·德鲁格斯(Andr é Droogers)还指出了其多样性的问题。这包括历史的多样性、社会和组织的多样性、对待政治问题的多样性、对待其他五旬节教会和其他基督教派的多样性、综合各种不同因素的能力等。正是在同一身份的掩盖下适应不同社会文化的能力，促使了五旬节运动走向全球成功。(21) 如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神迹与奇事”、“健康与财富”是20世纪五旬节运动的两个标志性口号。五旬节的神学经常围绕说方言、医病赶鬼、灵洗等问题。著名的五旬节神学家多纳德·戴顿(Donald Dayton)曾提出一个四重(four-fold)神学的说法，也即耶稣作为拯救者(savior)、灵洗者(spirit baptizer)、治病者(healer)和将要来的王(the coming king)。还有人提出五重神学的说法，也即加了“圣化者”(sanctifier)的角色。有人则坚持以灵洗为中心(pneumatobaptistocentric or Spirit baptism centered)。(22) 哈佛学者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特别强调了五旬节运动在基本灵性方面的特征。这包括三个维度：“原始语言”(primal speech)、“原始虔敬”(primal piety)和“原始盼望”(primal hope)。原始语言是指宗教研究学者所说的“狂欢式的说话方式”(ecstatic utterance)或者语意不清(glossolalia)。最早的五旬节派称之为说方言，现在可能称为“灵里的祷告”。原始虔敬是指在五旬节运动中恍惚(trance)、异象、治病、梦、跳舞及其他原始宗教表达方式的复兴。原始盼望是指五旬节运动的千禧年主义形象，坚定地相信一个全新的世界将要到来，这超越了任何具体的内容。(23) 医病赶鬼是五旬节运动的一个重要功能。这一类似迷信的问题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非但没有衰落，反而进一步激化了。一群学者的集体研究表明，“全球化明显地突出了疾病的威胁，并由此刺激了像五旬节运动这样以治病为核心关注的宗教运动的发展”。(24)“全球五旬节运动的首要吸引力在于其是一种治病的宗教”。(25)通过对全球不同地方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理解五旬节运动的全球发展，神圣治疗是第一要素，超过了方言和财富的重要性。(2)神圣治疗的实践是多元化的，且有着很强的社会影响力。(3)在健康和财富的追求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比对“健康和财富”或者“繁荣福音”的批评要复杂得多。(4)对世界大部分的五旬节信徒来说，神圣治疗与脱离罪恶压迫的努力密切相关。(5)在满足人们的日常、实际需求方面，五旬节基督教比其竞争者更有效。(6)通过对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的使用，五旬节的治病信仰和实践得以在全球传播。(7)在不同的地方处境中，五旬节运动展示了多元的文化潮流，没有任何一种可以居于主导地位。(26) 然而，这一所谓的疾病不仅仅是身体的，也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样有被强化的趋势。繁荣福音的兴起，以及财富作为同健康并驾齐驱的标志，正是反映了这一问题。财富是治疗社会疾病的良药。(27) 斯蒂夫·布鲁尔(Steve Brouwer)等人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影响五旬节运动几大结构性因素：(1)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主导性在工厂中创造了一种普世性的计算和控制模式，但在公司生活中没有一种相应的普世文化来将等级和权威合法化。(2)政治和经济精英在国家层面上，特别是在国际层面上，与中产阶级的品行和纪律标准相差甚远。(3)科学和教育圈中的知识进程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经验相分离。(4)每一个国家以及国家间的日益加重的不平等，阻碍了普世性的信仰、意识形态，甚至是实际合作和改革项目的发展。(5)启示论至少在喻意上是真实的。(28)五旬节运动的角色是矛盾的：它不是单纯地促进或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增长的发生，是由于五旬节运动的牧师和追随者使教义和仪式适应了复杂的结构变迁。(29)这在具体的案例中也得到了证明。保罗·吉福德(Paul Gifford)在加纳的研究即是明证。他指出：“这些新教会的魅力，不在于他们组成了新的群体，提供日渐解体的传统结构所不能的支持……它们的繁荣，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或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温暖，或满足了他们的归属感。毫无疑问，很多教会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层面上做了这些，但它们的繁荣主要因为它们声称可以解决加纳现存的问题，特别是最紧迫的现实问题，也即经济困境。”(30)这可谓是“美国福音”在第三世界社会的反映。环境被置换，福音却一脉相承，这即是所谓的全球社会的处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五旬节信徒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行为是个体的、精神的；他们是希望通过一种精神的革命来对抗一种社会的不公平现实。他们的语言也首先是宗教的。社会的改革与一种内心的斗争相联系。 五旬节运动首先是一场宗教内部的复兴，其社会形式则体现为一种文化革命。大卫·马丁(David Martin)即认为，五旬节是继清教徒和卫斯理宗后的第三波文化革命。(31)与前两者不同，这一次的文化革命更具感动力和全球化的效应。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五旬节运动都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观念。在互相适应的同时，双方也进行着互相改造。如西蒙·科尔曼(Simon Coleman)在他的研究中所表明的：“这些基督徒的全球文化不仅仅包含了跨越地域界限的交流。它还包含了创造一种多维度却又在文化意义上具体化的感觉，仿佛进入了一种无限制的行动和身份的领域……全球化的进程不仅发生在信徒中间，而且还以它们自身的形象创造了信徒。介入这样的进程，可以使一个人将自己想象为一种终极实在的一部分并贡献于它；在那里，自我的全球和灵性超越成为互相加强甚至互相建造的活动。”(32) 最后，五旬节派的政治态度经常被人批评为保守的。然而，无论是神学的还是社会-历史的，都证明了五旬节政治态度的多元性。(33)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所谓“进步五旬节派”(progressive Pentecostalism)的新形式也在兴起。他们为圣灵和耶稣的生命所激励，试图从整体上解决其社区中人们的精神、物质和社会需求。(33) 四、结语 作为20世纪基督教增长最快的一支和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二大派别，五旬节—灵恩运动体现出了明显的全球宗教的特征。这包括了其全球性的异象、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与不同地方文化的融合，以及对现代通讯和传媒技术的利用。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活力体现在：一方面是对一种原始的宗教情感和语言的痴迷追求，一方面则是对现代变革的积极适应和使用。五旬节—灵恩运动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的精美融合。同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的逻辑不同(34)，五旬节—灵恩运动体现了一种在既定社会秩序内的努力；而且，它们也逐渐地从底层、以黑人为主的封闭群体走向了更具包容性和中产阶级的灵恩团契。因此，五旬节-灵恩运动发明了一种积极的工作伦理，也更突出地体现了宗教的社会性和生活性。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五旬节—灵恩运动实际上是世界基督教历史上不断重复的过程。这不但可以追溯到使徒行传中的实际记录，还包括了圣灵作为基督教发展最基本的动力。五旬节-灵恩运动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批评和反思的；然而，它在20世纪的高速发展却可以使人们足以掩饰其不足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五旬节-灵恩运动代表了世界基督教的未来。(35)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发展，也将给我们分析当代宗教变迁，包括中国的宗教变革，提供新的思路。 注释： ①David Martin,Pentecostalism:The World Their Parish,Oxford,UK and Malden,Mass.:Blackwell,2002,p.1. ②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杰出历史学家文森·悉南(Vinson Synan)的个人回忆录是一部很好的见证。参Vinson Synan,Eyewitness to 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Grand Rapids,Michigan:Chosen Books,2010. ③D.B.Barrett and T.M.Johnson,‘Global Statistics,’Stanley M.Burgess and Eduard M.van der Maas(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Grand Rapids,Michigan:Zondervan,2003[2002],pp.284—302.到2010年时，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总人数已经增长到了614010000，其中经典五旬节教派为94383000，主流教会的灵恩运动信徒为206579000，新的灵恩运动(第三波)为313048000。跟踪性的统计，参Todd Johnson and Kenneth R.Ross,The 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 ④关于五旬节运动兴起的多元背景和派别，可参Walter J.Hollenweger,Pentecostalism: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Worldwide,Peabody,Mass.:Hendrickson Publishers,Inc.,1997,p.2 ⑤比如：Paul Alexander,Signs ＆ Wonders:Why Pentecostalism is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Faith,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9.Jonathan Wilson-Hartgrove,God’s Economy:Redefining the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Grand Rapids,Michigan:Zondervan,2009. ⑥Allan Anderson,"Varieties,Taxonomies,and Definitions," Allan Anderson et al.(eds.),Studying Global Pentecostalism:Theories and Method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pp.13-29.安德森关于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导论性著作，参Allan Anderson,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Global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⑦关于五旬节运动和圣洁运动的联系，参Vinson Synan,The Holiness-Pentecostal Tradition:Charismatic Movem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Grand Rapids,Michigan and Cambridge,UK: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1971].该书的前三章对此做了详细的梳理。 ⑧Robert Maps Anderson,Vision of the Disinherited:The Making of American Pentecost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⑨Robert Owens,"The Azusa Street Revival: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Begins in America," Vinson Synan(ed.),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100 Years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Renewal,1901-2001,Nashville,Tennessee:Thomas Nelson,2001,pp.39-68.同参Robert Owens,Speak to the Rock:The Azusa Street Revival,Its Roots and Its Message,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经典五旬节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即五旬节宗派的形成。神召会作为当今最大的五旬节-灵恩运动宗派，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关于神召会的研究，参Margaret M.Poloma and John C.Green,The Assemblies of God:Godly Love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American Pentecostalism,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0. ⑩Vinson Synan,"Charismatic Renewal Enters the Mainline Churches," idem(ed.),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pp.149-176.关于灵恩运动在主流教派内的发展，参Richard Quebedeaux,The New Charismatics:The Origins,Development,and Significance of Neo-Pentecostalism,New York:Doubleday,1976;圣公会内灵恩运动的发展，参James H.S.Steven,Worship in the Spirit:Charismatic Worship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Eugene,OR: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2002；路德宗的灵恩运动，参Larry Christenson,The Charismatic Renewal Among Lutherans,Minneapolis:International Lutheran Renewal Center,1975. (11)Vinson Synan,"The 'Charismatics':Renewal in Major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 idem(ed.),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pp.177-208. (12)Peter Hocken,"The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Vinson Synan(ed.),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pp.209-232.另参Kevin and Dorothy Ranaghan(eds.),Catholic Pentecostals,Paramus,NJ:Paulist Press,1969; Edward O’Connor,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Catholic Church,Notre Dame,Ind.:Ave Maria Press,1971. (13)Vinson Synan,"Streams of Renewal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dem(ed.),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pp.349-380.瓦格纳关于第三波的论述，参C.Peter Wagner,The Third Wave of the Holy Spirit:Encountering the Power of Signs and Wonders Today,Ann Arbor,Michigan:Servant Publications,1988;关于繁荣福音，一个最新的论述见Amos Yong and Katherine Attanasi(eds.),Pentecostalism and Prosperity:The Socio-Economics of the Global Charismatic Movemen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新使徒教会的论述，参Peter Wagner,The New Apostolic Churches,Ventura,CA:Regal Press,1998; 关于“多伦多祝福”，参Margaret M.Poloma,Main Street Mystics:The Toronto Blessing and Reviving Pentecostalism,Walnut Creek,CA:Altamira Press,2003. (14)Allan Anderson,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pp.63-82; E.A.Wilson,"Latin America(Survey)," Stanley M.Burgess and Eduard M.van der Mass(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pp.157-167.关于五旬节运动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再参David Martin,Tongues of Fire: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Oxford,UK and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0; Edward L.Cleary and Hannah W.Stewart-Gambino(eds.),Power,Politics,and Pentecostals in Latin America,Boulder and Oxford:Westview,1998; 智利五旬节运动的发展，参Christian Lalive d’ Epinay,Haven of the Masses:A Study of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in Chile,Cambridge:The Lutterworth Press,1969; 巴西的情况，参R.Andrew Chesnut,Born Again in Brazil:The Pentecostal Boom and the Pathogens of Poverty,New Brunswick,NJ and 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 关于阿根廷，参Daniel M í guez,Spiritual Bonfire in Argentina:Confronting Current Theories with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Pentecostal Growth in a Buenos Aires Suburb,Amsterdam:The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1998; 加勒比海地区的情况，参Stephen D.Glazier(eds.),Perspectives on Pentecostalism:Case Studies from the Caribbean and Latin America,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0; 墨西哥的五旬节运动，参Kenneth D.Gill,Toward a Contextualized Theology for the Third World: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Jesus’Name Pentecostalism in Mexico,New York:Peter Lang,1994. (15)Allan Anderson,An,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pp.83-102.关于欧洲五旬节运动的一些代表性研究，参William K.Kay,Pentecostals in Britain,Carlisle,UK:Paternoater,2000; Simon Coleman,The Globalisation of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Spreading the Gospel of Prospe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6)Allan Anderson,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pp.103-122.关于非洲五旬节运动，详参Ogbu Kalu,African Pentecostalism:An Introductio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另有一些关于个别国家的代表性研究，参Paul Gifford,Ghana's New Christianity:Pentecostalism in a Globalizing African Economy,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 David Maxwell,African Gifts of the Spirit:Pentecostalism ＆ the Rise of a Zimbabwean Translational Religious Movement,Oxford:James Currey,Harare:Weaver Press and Athens,OH:Ohio University Press,2006; Ruth Marshall,Political Spiritualities:The Pentecostal Revolution in Nigeria,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17)Allan Anderson,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pp.123-143.另参Allan Anderson and Edmond Tang(eds.),Asian and Pentecostal:The Charismatic Fac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Oxford and Costa Mesa,CA: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Baguio City,Philipines:APTS Press,2005.关于韩国教会的发展，参Young-hoon Lee,The Holy Spirit Movement in Korea:Its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Development,Eugene,OR: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2009; 印度的五旬节运动，参Michael Bergunder,The South Indian 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Grand Rapids,Michigan and Oxford,UK: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2008; 菲律宾五旬节教会的一个例子，参Katharine Wiegele,Investing in Miracles:El Shadda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the Philippin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一项关于五旬节运动在太平洋岛屿土著社区中影响的研究，参Joel Robbins,Becoming Sinners:Christianity and Moral Torment in a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18)参Murray W.Dempster,Byron D.Klaus and Douglas Petersen(eds.),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ism:A Religion Made to Travel,Oxford,UK; Irvine,Calif.:Regnum Books Intl.,1999.Joel Robbins,"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3 (2004),pp.117-143. (19)Birgit Meyer,‘Pentecos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Allan Anderson et al.(eds.),Studying Global Pentecostalism:Theories and Method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pp.121-122. (20)Waldo César,"From Babel to Pentecost:A Social-Historical-Theological Study of the Growth of Pentecostalism," in Andr é Corten and Ruth Marshall-Fratani(eds.),Between Babel and Pentecost:Translational Pentecostalism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p.31-32. (21)Andr é Droogers,"Globalization and Pentecostal Success," Andr é Corten and Ruth Marshall-Fratani(eds.),Between Babel and Pentecost:Translational Pentecostalism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p.41-61. (22)关于五旬节运动的神学，参Donald W.Dayton,Theological Roots of Pentecostalism,Metuchen,NJ:Scarecrow Press,1987.John Christopher Thomas,"Pentecostal The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NEUMA: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Vol.20,No.1(1998),pp.3-19.Frank D.Macchia,Baptized in the Spirit:A Global Pentecostal Theology,Grand Rapids,Michigan:Zondervan,2006. (23)Harvey Cox,Fire from Heaven:The Rise of Pentecostal Spirituality and the Reshaping of Relig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ading,Mass.:Addision-Wesley Pub.,1995,pp.81-83. (24)Candy Gunther Brown,"Introduction:Pentecostalis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llness and Healing," idem(ed.),Global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Heal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6. (25)Candy Gunther Brown,"Introduction:Pentecostalis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llness and Healing," p.8. (26)Candy Gunther Brown,"Introduction:Pentecostalis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llness and Healing," pp.14-20. (27)关于此方面的一部最新论著，参Amos Yong and Katherine Attanasi(eds.),Pentecostalism and Prosperity:The Socio-Economics of the Global Charismatic Movemen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28)Steve Brouwer,Paul Gifford and Susan D.Rose,Exploring the American Gospel:Global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6,pp.251-253. (29)Daniel Míguez,Spiritual Bonfire in Argentina:Confronting Current Theories with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Pentecostal Growth in a Buenos Aires Suburb,Amsterdam:The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1998,p.165. (30)Paul Gifford,Ghana's New Christianity:Pentecostalism in a Globalizing African Economy,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p.ix. (31)David Martin,Tongues of Fire: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Oxford,UK and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0,p.5. (32)Simon Coleman,The Globalisation of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Spreading the Gospel of Prospe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6. (33)Paul Freston,Evangelicals and Politics in Asia,Africa and Latin Ame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Luis Lugo et al.,Spirit and Power:A 10-Country Survey of Pentecostals,Washington,DC: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2006.Amos Yong,In the Days of Caesar:Pentecostalism and Political Ideology,Grand Rapids,Michigan and Cambridge,UK: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 (34)Donald E.Miller and Tetsunao Yamamori,Global Pentecostalism:The New Face of Christian Social Engagement,Berk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2-3. (35)关于基要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问题，参拙著：《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6)关于五旬节-灵恩运动在21世纪的发展，参Vinson Synan(ed.),Spirit-Empowered Christi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Lake Mary,Florida:Charisma House,2011.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基督教格局的转变，参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hilip Jenkins,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