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思想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基于思想史视角的分析
王海军 郝思佳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2）
【摘 要】 近代中国复杂的现实国情是社会思潮之间爆发论战的主要缘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敞开输入“新学理”的大门，造就了近代中国杂糅混乱而又生机勃勃的思想世界。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围绕中国革命及中国文化“何处去”展开思想竞技。在“问题”与“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后，马克思主义逐步同其他社会思潮区别开来，彰显其理论真理性和实践真理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深入作出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关键词】 社会思潮；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近代中国，各种思潮杂然纷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其理论内容和特质与中国的时代需要相契合。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436马克思主义就是适合当时中国时代发展所需要的科学理论思维。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逻辑起点，本文以五四前后的思想论战为线索，探寻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渊源与逻辑依据，力图从思想史视阈下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轨迹。
1.3.2抗性2015年、2016年国家区试稻瘟病综合指数平均分别为2.8和2.7，稻瘟损失率最高率5级，白叶枯病5级，中感稻瘟病，中感白叶枯病(引用国家区试数据)。根据怀宁县2年试种和示范表现，隆两优1377未发生稻瘟病和白叶枯病，其抗稻瘟、白叶枯病与对照丰两优四号相当。2017年、2018年不同程度发生稻曲病，比对照丰两优四号抗性差，表现中感稻曲病，应加强稻曲病防治。
一、新旧之间的过渡与转型：近代历史语境下中国的思想危机
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从清末起以新兴知识群体为代表的开明人士为寻求挽救国运良方，开始尝试借助西方学术体系和社会思潮来探讨中国现实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潮中的一种，为挽救中国命运提供了崭新思路。
（一）传统的崩溃与“再造文明”的历史使命
“乱中求变，变中求生”是五四思想史发展的主题。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之所以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缘于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动摇。
建立四级监督体系。新增、调整专责纪检部门和人员，完善组织架构，理顺纪检组、纪检部门和基层纪检人员工作关系，明确各自职责。积极开展企地廉洁共建，加强合作交流，建立工作机制。探索构建“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的四级专责监督体系。
试验结果(表2)表明，各组合对粗糠树茎干重、根干重的影响差异很大，种实混沙沤制，10月15日在露地营养袋播种(处理4)的茎干重(25.625 g)、根干重(8.157 g)最高。
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无论是唐代的文学复兴、宋代的哲学复兴还是清代的学术复兴［2］202-204，中华文明蕴含着新陈代谢、进化更替的内在逻辑。但随着一系列侵华战争的爆发，西方文明从外部直接扰乱且中断了中华文明独立发展轨迹，“天朝上国”的破灭不仅意味着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坠落，同时体现了文化自信的丧失。封建农耕文明被西方工业文明强硬地从古代拽到了现代，中国“被迫”开启了近代史的序章。在中国“被迫”走上现代化历程中，思想启蒙运动与救亡图存的使命责任相伴行，近代中国亟需寻找解决文化与政治双重危机的良方。
当时国运突变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边缘化，在知识分子中出现文化焦虑与认同危机；二是因儒家体系的动摇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危机；三是对如何再造文明的茫然。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东亚文化圈中心位置，但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入侵下，“顿时由一个世界中心的地位降为文化边缘与落后的国度，自然产生文化失重感，群体的自信与自尊难免大受损伤”［3］146。传统文化不能为现实问题提供出路，由此其宇宙观和价值观成为当时新青年抨击的对象，以“仁”“礼”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便受到冲击。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传统社会秩序面临瓦解，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国民精神出现危机，亟需重新建构科学世界观。围绕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何处去”的问题，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大致呈现出三条道路，即完全性的、彻底性的新道路，如无政府主义或全盘西化思想；传统的、复古的、东方式的保守道路，如立宪派或保皇派的主张；新旧混杂的改良或改革道路，如三民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挥重要历史影响之前，这三种道路在现实中遭遇失败。
（二）新旧杂糅的“矛盾生活”及传统文化的出路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新思想”“新主义”“新学术”等大量涌入，使得近代思想界东西文化混杂。在知识分子间开始流行莎士比亚和大小仲马，教会学校以及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国人的知识构成和思想方式在东西混杂的“矛盾生活”［4］中被悄无声息地改变。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旧派”与“新派”的知识构成或许都是新旧混杂的“过渡派”，即使在西式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也承认在“安身立命之处”他们依然是真真切切“传统的中国人”［5］404，正如时人汪叔潜所观察的那样，“今试举一人或一事焉，欲辨别其孰为新、孰为旧，几不可能。明明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6］。
·以符合图书馆实际的原则。在品牌定位之前要考虑图书馆实际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经费状况等，一方面要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发挥最大效能，另一方面，不能好高骛远，不顾实际情况，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清末民初充斥了古今中外多种元素，“国粹”与“西学”、“改良”与“革命”、“保守”与“激进”等复杂因素交织共存，人们“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7］52。盘根错节的思想派系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在各种思想激荡的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很难找到历史方位，“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4］。这种“新”路径与“新”生活，既不是完全抛弃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走改良道路，其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的接轨，探索出一条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社会的“反政治”倾向与世界主义
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是“被迫”进行的，民国初期出现的政党政治、议会制度，“不仅所希望的目标，未能达到，反而把小百姓弄得颠沛流离，于是大大失望；甚有一部分人民因痛苦过盛，反想在皇帝治下，过太平日子”［8］38。相较于西方社会对宪政的认同与追逐，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却存在一种“反政治”的心态。“反政治”倾向并非排斥一切政治行为和政治事件，凸显的是儒家强烈的家国情怀。王汎森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中总结了“反政治”心态造成的四种社会现象：第一，使得无政府主义得到一种新的活力；第二因为政客、军人造成了无止境的混乱，所以当时有一种态度认为改变“政治”的责任，要由不涉及“政治”的青少年、劳动阶级来承担；第三种现象是仇视政治活动；第四，摆脱晚清以来的英美派政治理想，重新寻找道路。［9］169从史实可以看出，当十月革命及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后，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转向了以改造或革命整个“社会”为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尤其在西方学术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新知识群体崇尚为革命激情宣教的《新青年》，就鲜明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权力和名望的抵触与反抗。
当时国破家亡与民族自尊心的觉醒，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一种趋向世界主义的、泛人类性的人文情怀。时人认为“前此之思想——十九世纪的思想，为国家本位的思想，为权力本位之思想；而后此之思想——二十世纪的思想，乃社会本位的思想，乃义务本位的思想”［8］48。当年世界主义盛行的内在因素是中国文化中“天下”“仁爱”等超越国家民族的思想胚芽，直接因素是西方学术中阶级、社会、民主、自由等观念的输入，让国人产生进入世界社会的期盼，体悟到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及人类共同价值及世界革命的意义，“斯事也，勿以为一国一家之事；勿以为此人彼人之任；实与尔人类全体共其休戚也！”［8］48在世界主义的影响下，万国一致的阶级观念也随之蔓延，这便成为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新学理的大量输入与杂糅混乱的“社会主义”
在当时新式学堂、民办报刊、学术团体等各种因素影响下，清末民初的思想界存在明显的西洋化、民间化及派系化的趋向，西方学术作为“新”思想的代名词被知识界所推崇。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将新思潮运动的手段和方式总结为四个方面，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0］34，文中胡适点出了民国早年中国思想界“输入学理”现象盛行背后的不同动机①。然而无论出自何种动机，对旧思想、旧学术、旧文学、旧信仰的重新审判以及对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的输入与传播，构成了五四期间社会思潮的主流。
新学理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由“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英美自由、民主思想，一是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受众颇广，它既是新思想，又是新学术、新信仰。“国破家亡”利刃高悬之下，社会主义思潮的初期传播和早期研究更多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缺乏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系统性与学理性研究，呈现出理念不清、派系不明的混乱状态：一是广为流行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严谨的定义和明确范围，它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俄国民粹思想影响下的“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二是以报刊为代表的新传媒平台推动“社会主义”快速扩散，但读者接触到更多的是主观化、碎片化、歧义化的信息；三是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经典原著的编译出版相对滞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和相关学术名词大多是从日文版本转译而来的，受文化差异和文字表述影响，知识群体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现偏差，影响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的科学认知。
二、关于“主义”发展方向的争论：五四前后的三大论战
（一）“五四前后”的时间界定
同年中国思想界围绕马克思主义还爆发了另外一次大规模论战，即“社会主义”论战。罗素来华演讲以及张东荪写作《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发出中国现阶段应当“增加富力”的感慨，激起了中国思想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改造》《新青年》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专栏，研究系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等，以及马克思主义派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瞿秋白，以及江亢虎、蔡元培、李季等思想界知名人物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己方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时人大多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如张东荪认为社会主义是“最后的标的”［13］58，梁启超也说过“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14］，但是中国究竟如何进化到社会主义，是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罗素在华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不仅没有驱散中国未来道路上的迷雾，反而加重了人们心中的疑惑，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两条不同道路的论战，一是德国（英国）式改良民主道路，一是俄国式暴力革命道路。两条道路的分歧实际反映中国知识阶层对社会革命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基于贫乏现实而在实践上的犹豫不决，一种是基于民族存亡而诞生的革命激情。论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应否实行于今日中国的问题”［15］137，核心则是中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该阶段中国思想界发生激变，引发多次思想碰撞。知识分子为“国之接续”东奔西走，经历着现实的沉疴和哀痛。新文化运动以来，“古”与“今”、“国故”与“西学”、“世界”与“民族”、“劳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统治”与“自治”等元素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逐渐形成了各种思想派系和理论阵营。
（二）“输入学理”的后续讨论——“问题”与“主义”论战
论战导火索是张君劢关于人生观的演讲，他认为科学并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因为精神世界是主观的，而科学是客观的。西方世界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中国文化则“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21］6，新知识分子们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离不开人生观的，因为“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21］7。他认为人生观对引进新思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外文化各有所长，“凡此取舍之间，皆决之于观点。观点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质上之制度，乃可按图索骥”［21］7。张君劢的演讲希冀学生能够不忘民族文化，在学习西方文化时要有所择取。然而，丁文江作为西方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却警觉于张玄学思想抬头，以及这种思想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风气的消极影响。于是，丁文江撰文《玄学与科学》，秉着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的态度，强调科学并非单纯的物质文明的呈现，它倡导拥有通向真理的欲愿和路径，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在丁看来“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22］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简称科玄论战）实际上与东西文化论战是相承接的，并将论战深入到哲学层面。这场围绕“理性与非理性”“玄学与科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展开的科玄论战，可谓五四后中国思想界最大规模的一场论战，几乎所有知名学者都参与其中，形成了“三派六系”的思想阵营（如表1所示）。
“问题”与“主义”论战实际上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思想、新学理、新信仰被引进后，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胡适和李大钊的观点有一些共通之处，但本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是政治、法律、家族、女性、工人解放逐一研究，还是从经济制度上根本解决；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从文学、伦理、信仰等个人精神世界的解放来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危机，还是由主义来驱动共同理想、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彻底解决根本问题，等等。
（三）“社会主义阵营”的分道扬镳——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论战
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改造、社会革命的呼声日益增大。随着对社会主义的传播及研究的深入，“社会主义”逐渐发展为三种趋势：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派；混合英美民主、自由理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兼受克鲁泡特金等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儒家德治、道家黄老等中国传统政治理想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派。由于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1920年前后围绕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向问题，爆发了两场激烈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和“社会主义”论战。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在1919年就渐露迹象。1919年2月及5月，黄凌霜先后发表了《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马克思学说的批判》二文，将马克思主义错误定位为“集产主义”，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私权”“压制个人自由”的存在。起初，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看做“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支做简要评判，以便介绍和推出无政府主义思想。但随着俄国革命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成长起来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以其真理魅力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和认知，“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印象定式被打破，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警惕。1920年上半年，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朱谦之、易家钺等人以《奋斗》为主要阵地对马克思主义展开批评，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论战，焦点集中于三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阶段的自由和纪律问题；如何把握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与分配的问题。
关于五四运动的时间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将“五四前后”时间范围界定在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到1924年科玄论战这10年，主要依据有三：第一，《新青年》发起的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而1923-1924年围绕“科学”、“玄学”及“人生观”之争的“科玄论战”则是对五四精神的延续与反思，是二十世纪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与结尾。第二，从思想发展的走向上看，1924年后新知识群体的关注重心再次回到政治上，思想和行动的主题也由“个人”“自我”“世界”逐步发展为“组织”“党派”“民族”。第三，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看，1915年新文化运动是对旧信仰、旧思想、旧文学的进攻，而1923年左右以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及张君劢“人生观”演讲则代表着传统的回归。
与之相反，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是片面强调现实国情的严重性及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看来，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既无阶级基础，亦无物质基础，更甚者当前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伪社会主义。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支持者们认为，在通往社会主义时代道路上资产阶级可以作为“过渡之事物”［14］存在，社会主义者在矫正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允许资本阶级“徐图健实”［14］。这种观点反映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疑虑，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本质。
两场论战反映出后五四时代人们对社会革命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的矛盾呈现实际上延续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思路：如何对待现实国情和“主义”。无政府主义代表了“主义”的空想状态，它反映的是欧战后中国人希冀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超越和规避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急切心理，因为他们熟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中国将面临更严重的民族和国家危机。无政府主义者推崇社会和个人，反对政府和国家；崇尚绝对自由，在经济上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中，在组织上坚持绝对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无政府主义者模糊了“主义”的最终目标和实施手段，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主义”的工具作用和理想作用。
城乡发展规划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并形成一个如图1所示的系统。其中，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四个方面围绕着“人”这个中心，或者说以人为中心。这里的人不是指某个人，也不是指某个阶层或集团，而是指自然人，或具有自然本性的人，因而不是指某个或某个阶层的人，而是指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属于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城乡发展规划的宗旨，也不是增进某个阶层或集团的福利，而是要增进每一个人的福利。为什么要搞经济建设？是为了让每一个人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从而活得更有尊严。
经过这两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经过无政府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扫清了思想上的空想因素，并初步意识到封建小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汲取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有益因素，如对基层社会的重视以及对国家政权的反思。经过“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的不切实际，从而调整了革命纲领，制定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社会主义”论战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的讨论，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切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根本原则，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方向。
闽北多山，从武夷山脉绵亘省境西北，向东北延伸与仙霞岭对接，是福建与江西，浙江之间的天然分水岭，山丘遍布，平原狭窄，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有良好的逐层地形发育。主山脉和支脉中分布有许多呈长条状的山间盆地和谷地，成为闽北人民定居的乐土，河流是闽北古村落间最主要的交通要道，河床普遍呈现河谷型盆地和河曲型峡谷相间排列的态势，从而形成大小村落间的秩序分布。
电动工况运行时，变频发电机及变频电动机不投入运行，10台1 600 kW主电机运行电动抽水工况，独立起停；励磁装置的开机及工作流程为常规方式。10台1600kW主电机在电动抽水工况运行时，电机的机端电压为6 kV，频率为50 Hz，在发电工况运行时，电机的机端电压为3 kV，频率为25 Hz。励磁装置配置在发电开机及运行时选择25Hz工作模式，外环调节采用恒无功功率（无功功率设定值设置为0，即cos φ=1）闭环调节，内环采用恒励磁电流调节；在电动抽水运行时选择50 Hz工作模式，外环调节采用恒功率因数闭环调节，内环采用恒励磁电流调节。
三、文化出路探索与再造文明的准备：东西文化论战与科玄论战
清末以来“西潮冲击——中国反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中国文化在经历西方文化的一系列影响后，逐渐领悟东西文化的交流并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简单，西方文明侵略性的特质决定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思想方式的西化，在学习以哲学和伦理学为基础的西学时想要保持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念不变是很难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抨击加剧了东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两者孰轻孰重的大讨论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
（一）融入还是取代——东西文化论战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讨论
“东西文化论战”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下中国人社会生活及思想方式逐渐西化，论战分歧的焦点是“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首先，东西文化的差异在于“科学”与“民主”②，所谓西方化正是这两者的结晶。“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16］137。其次，中国文化应该走“调和中西”的道路。欧战之后西欧文明已经陷入混乱状态，因此“绝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17］355。他们认为中西文化是可以互补的，杜亚泉所倡导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一面系统整理国故，一面吸收西方思潮，之后“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17］356，这实际上就是“中体西用”的思想。第三，将东方文明称为“精神文明”，西方文明称为“物质文明”，不认同唯物史观将生产力看作文化发展最高动因的观点，不认同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精神”的定义远大于“意识”，并且“精神是能决定经济现象的”，“德谟克拉西”的来源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经济因素，而是有其“精神”方面的原因。梁漱溟的观点明显属于唯心史观，因此他将中国基本“精神”看作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讨论可统称为“东西文化论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对《新青年》的批判及《新青年》的回击，论战的内容主要围绕汉字改革和文学革命展开，是桐城派等老派文人与新知识青年之间的矛盾；第二阶段是《新青年》陈独秀与《东方杂志》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论战，论战从单纯的文化层面深入到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上，是新青年同“老新党”间的论战；第三阶段是五四运动后期关于中西调和思想的论战，是新文化派同研究系的论战，所探讨的是中西文化能否调和发展的问题，目的是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第四阶段是1922年前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起因的东西文化论战，论战深入到文化根源的挖掘及文化发展规律的总结上。
东方文化派将东西文化看作“东西差异”，并归结为两条不同发展路径的观点，对近代中国接受新学理、新思想十分不利，这实际上是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在两条并行（或者愈渐分歧）的发展方向上，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新文化派运用进化论及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在于“古今之别”而不仅仅是“东西差异”。胡适认为某一时代文化呈现是时间和环境的影响，无论中西都是向着“生活本来的路”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18］247。因此，新文化派支持用先进的西方文化取代落后的中国文化，他们并非要消灭中国文化。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东西文化自然会形成一种“调和”。胡适指出，“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19］，在亟需具体的行动和实践的当下号召人们“恢复”无为的世界，以及在文章中宣传精神世界挽救物质世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瞿秋白也认为玄学与旧伦理“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为实现世界革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倡导科学和艺术“集合的谐和的”的“新文化的道路”［20］74-75，新文化派的观点维护了启蒙运动的历史成果，为新文化、新思想、新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打通思路。
（二）科玄、玄学、哲学：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敏感性药物是治疗家禽大肠杆菌病的主要药物，因此，为了确保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需要严格筛选敏感性药物。筛选时，要将病变的组织放置在营养基上，并确保营养基处于无菌环境中。然后，做出相应的标记，将其放置在37℃的恒温恒湿培养箱中培养12 h。最后，利用直尺对菌落圈的大小进行测量，从而确定对药物的敏感性。试验结果显示，敏感药物为磺胺六甲氧嘧啶钠。
1919年7月胡适于《每日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引发了思想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论战焦点在于怎样理解和认识“主义”。胡适之所以对“主义”流行的风气进行批判，根源在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主义”泛化现象，良莠不齐的“主义”被当作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良方和确保某个人或团体道德水准和思想高度的表现，进而引起国民对“主义”的盲目追求和崇拜，反而忽视了对“主义”本身的了解和研究。胡适将“主义”的最大危险总结为“能够使人心满足”［11］，是因为在充满急切、过激、沮丧、矛盾的社会氛围里，人们容易沉迷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反而忽视了脚踏实地解决社会问题。胡适本人并非反对“主义”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自始至终是引入新学理和社会思潮的倡导者，就“主义”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指导和建议，他所反对的是将一切社会问题抽象归为“主义”所解决的范畴之内，反对在缺乏研究和实验的情况下盲目追崇“主义”和“根本解决”。在李大钊看来，“主义”有理想和现实的两重意义，作为共同理想的“主义”有助于将社会问题归集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这才能拥有真正解决问题的希望。对于“主义”是否需要实验的问题，李大钊认为“主义”是具备适应实际的性质的，被“拿来作工具”而应用于实践的时候，“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2］。李大钊认同胡适所抨击的社会上存在空谈“主义”和追崇“根本解决”的现象，认同具体的问题研究和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但他强调在生机断绝的现实环境下，若不追求“根本解决”，是没有任何理论工具的实验条件的。
表1 .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思想阵营划分
科学方法派和东方文化派互相倾轧时会涉及到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到论战中，回击了张君劢、胡适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质疑，也表达了他们与胡适、丁文江的区别。首先，整个世界的根本构成是物质，而非精神和物质各成一个世界，这种二元论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其次，强调人生观应当用社会科学来分析诠释，而不应用形而上的玄学，阐释了玄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再次，通过对东方文化派的批判阐释和宣传了唯物史观，强调人类征服自然要知道“自然律”，克服社会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23］，同时反驳胡适对唯物史观为历史观而非人生观的误读，强调唯物史观的哲学地位。最后，强调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的不同在于后者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实验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否认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并且“只承认有益的方面是真理”［24］11-13。实验主义混淆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这也延续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战时反对“主义”泛化的观点。
（三）两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在东西文化论战及科玄论战中，唯物史观彰显了强大的知识真理性和实践真理性。唯物史观既不认同全盘西化，也不认同东方文化派片面突出文化的民族性和倡导以“精神世界”挽救“物质世界”的观点。与强调东方文化的落后性、忽略文化自尊而主张“文化替代”的新文化派相比，马克思主义派认为东西文化并无价值上的轻重，文化发展路径的取舍更多是一种事实问题，是由中国客观现实需要所决定的，“一个人的信仰无论他若何偏激，在不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期间内，我们应得听其自由；但一旦与社会发生价值关系的时候，我们在此社会中人便有评定去取的权利”［16］74，这无疑给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徘徊的知识青年们打开了一条清晰的思路。
两次论战对中国文化转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代中国的一大时代主题就是“再造文明”，无论是“文化取代”、“文化调和”还是“中国本位”，都在寻求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前进方向。为此，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内涵及内在世界观，才能够在中华文明复兴之路启程前做到摒弃“糟粕”，摄取“精华”，踏踏实实完成文明接续的历史重任。近代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真正站在全人类高度去分析东西文化的内涵实质而不局限于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这一点正是通过与诸多社会思潮的辩论而有效呈现的。
在“互联网+”时代，为应对经营管理数字化、平台化的变化趋势，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模式应从智慧旅游管理和线上+线下+融合两方面来进行升级转变。
结语
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思想界纷繁复杂，一方面是儒家体系的崩溃，一面是西方思潮的影响，搅乱了中华文明的自主进化，人们亟需建立新意识形态来指明中国的未来方向。
诸多论战的结果在于社会思潮间的分道扬镳或互融互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萌芽的，它从新文化派和社会主义阵营中成长而逐渐独立，在论战的理论博弈中彰显了它的知识真理性及实践真理性，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甚至文化保守主义、实验主义影响，将论战中的一些思想火花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食粮，逐步形成了成熟而完备的理论体系。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比，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辩证看待“理想”与“现实”、“问题”与“主义”、“东方”与“西方”、“国家”与“世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就像一盏照亮前方道路的明灯，拨开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逐渐浮现于纸面和人们心中。
注释：
①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胡适将输入学理解释为五层含义：“一来呢，有些人深信中国不但缺乏炮弹，兵船，电报，铁路，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故他们尽量的输入西洋近世的学说。二来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种学说，要想他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三来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工夫，觉得翻译现成的学术比较容易些，故乐得做这种稗贩事业。四来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对症下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很遭犯忌讳，很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派’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五来呢，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这体现了“输入学理”盛行的社会原因以及对“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认识。
②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的采色与我们截然两样，就是所谓‘科学的精神’”；“西方人的社会生活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色采，与我们截然两样的就所谓‘德谟克拉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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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Ideological Debate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WANG Haijun, HAO Siji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aidian, Beijng 100872)
Abstract: The complex reality in China in the modern times was the main cause for the outbreak of debates amid social thoughts.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opened the door to the new ideas and ideologies and created a chaotic yet vibrant world of thought in modern China.Anarchism,gilt socialism,Marxism,experimentalism,cultural conservatism and other trends of thought,debated heatedly centering on the question of“where to go”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inese culture.Among the debates between“problems”and“isms”,the anarchists and the socialists,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science and metaphysics,Marxism gradually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other social ideologies,demonstrating its tru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which had mad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step by step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social thoughts;New Cultural Movement;debate over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adapt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text
【中图分类号】 K261.1；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 号】 1674-0351（2019）05-0074-09
【收稿日期】 2019-09-10
【作者简介】 王海军，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约研究员。郝思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本土化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919—1949）”（18ZDA01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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