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都市经济圈制度竞争力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经济圈论文,竞争力论文,制度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法国学者J.戈特曼(Tean Gottmamm)1957年提出“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以来，大都 市经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我国，近几年逐渐形成 了京津塘、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最大的都市圈，而且其前的发展势态和区域间竞争力的 走向已经受到学者、官员和实业家们的深切关注。有的学者甚至说，京津塘、长三角、 珠三角像三驾马车带动着中国社会的经济。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大都市在区域乃至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中具有越 来越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都市不仅是物资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的集散地， 具有资源配置的先天地理、地域、政治、文化优势，而且通常也是政治资源或者说体制 资源拥有量较大的地方。作为政治资源的体制制度，它一方面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具有 稀缺的性质，另一方面它既能为社会带来财富和效益，又会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并带来 低效率。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体制资源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研究。
一、关于制度竞争力的理论诠释
所谓的制度竞争力，是一种政治资源的竞争力。由于制度通常是由人制定的，而且是 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许多，卜式的制度安排，如产权、合同、社会保障、安全等等 都又是由政府制定的。也有人称制度是资本，或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其依据在增强生产要素——劳动的效率和效能的作用，类似于资本使劳动具 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所以，制度竞争力又是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的竞争。然而，制度的 竞争力并不能简单地通过甲制度与乙制度的制度本身的比较来说明，而要通过制度实施 的后果，以及制度所营造的环境对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种种影响的比较上来说明。同 时，制度竞争力也不是单纯的甲制度与乙制度的竞争，而是制度体系的整体效益的竞争 。根据制度的功能，具有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应该具备如下品质：
1.保障社会秩序，创造社会效率。一个有秩序并且高效运转的社会，是一个具有制度 竞争力的社会。制度可以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 现的、机会主义的和怪癖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劳动分工和 财富创造。增进秩序是制度的关键功能。制度通常表现为一套关于行为和事件的模式， 它具有系统性、非随机性，因此是可以理解的。在存在社会混乱的地方，相互交往必然 代价高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也必然趋于瓦解，而作为经济福祉主要源泉的劳动 分工则变得不可能。秩序鼓励着信赖和信任，减少着合作成本。当秩序占据主导地位时 ，人们就可以预见未来，从而能更好地与他人合作，甚至也能对自己冒险从事的创新性 试验感到自信。制度带来秩序，秩序创造效率，正如红绿灯带来秩序，从而使社会交通 整体畅顺一样。
2.有效协调，营造诚信社会。一个协调成本低，并且诚信的预期收益大的社会，是一 个具有制度竞争优势的社会。由于制度减少了世界的复杂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简化识 别负担(cognition task)的功能[1](P142)，从而使人的行为结果更可预见，世界更加 有序。比如当一个人“闯了红灯”时，他明确地知道其后果是一纸罚单；当一个人违约 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为此他将支付合同书条款中所规定的违约罚金；当一个人侵吞他人 财产或图财害命时，他也非常明白侥幸以外的结果是法律的制裁。制度通过处罚使社会 有序，同时也使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变得更易理解和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 也就更易于发生。制度在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的不测事件时，会有效地 减少人的“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1](P143)。因此制度的这一功能，为人们 创造了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是很少变化的，全部在掌握之中(绝不会出 现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兄弟所说的：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担忧)。只有 当人类的行为被稳定化时，才可能增进知识和劳动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无疑又是社会繁 荣不断增长的基础。
制度降低协调人际关系复杂性的功能，还可以为人带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人们 经常说的投资环境即属于此)。当一个人感到他属于一个有序的、文明的共同体，并且 这个共同体内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就会有一种在家的感觉，自然对周围的人 产生信赖感。因此，与一个生活在陌生人当中或一个有序性较差的共同体内相比较，制 度创造着诱发人类归属感的多种纽带，从而使置身其中的人不会感到与人周旋很累。制 度所带来的安全感，也是诚信社会确立的心理基础。比如，在一个信用制度保障了币值 稳定的国度里，人们对储蓄和投资于货币资产以及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储备提供资 金，都会很有信心。通常人们也不会担心金融欺诈的发生。
3.保护产权，完善法律环境。一个产权明晰、法制健全的社会是一个具有制度竞争实 力的社会。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保护产权的功能则是作为制度安排的法律的 最重要的职责。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都会有一套制度来保护私人产权。对产权的保护可 以使资产的所有者不受外部干扰地自由运用其资产，并创造出一个产权所有者享有的自 由的领域。我们知道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一项财产的所有者，有权不让他 人拥有和自己积极地使用财产，并有权独自占有在使用该财产时所产生的所有成本。因 此说，排他性是所有者自主权的前提条件，也是使私人产权得以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所 需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对于习惯了公有，并且私有制基本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 夹缝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保护私有产权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没有对私人产权的保 护，就不会有珠三角私营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也不会有浙江私人经济的增长，更不会有 外资的投入和引进。
法律除了保护产权，还要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因为“自由是达到富裕的必要条件， 富裕也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2](P166)，但是用制度来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从来都 不是无边界的。正如古罗马律师和作家塔利尤斯·西塞罗所说，“因为我们是法律的奴 隶，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从恰当的制度是支撑竞争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说 ，作为重要的制度安排的法律，无疑是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
4.防止和化解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一个政府管理的机会成本较低，社会的“邻里效 应”[3](P280)为正的社会，是一个具有制度竞争潜质的社会。
在许多时候，当不同的人追求其个人目标、行使其自由时，常常又会影响到他人，并 且有些影响又是他人所无法忍受的。比如凌晨两点在房间里卡拉OK；在大家都排队等候 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不排队的人等等。于是，这就产生了社会如何用较低的代价和非 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的问题，以及如何使个人行动自由受到最佳限制或约束，以避免破 坏性冲突的问题。通常社会会有两种处理个人冲突的基本方法或者说制度安排：其一是 设置限制个人任意行为和降低冲突可能性的规则，以达到以一般性的、预防性的方式限 制个人绝对自由(放纵)的目的。比如设立黄线和围栏以示人们遵守排队的规则；道德上 的劝说和倡导；颁布不得排放有害气体的禁令等等。由于这类规则事先明确了谁将是正 确的，谁将是错误的，从而预期到了谁将因违约而受到惩罚或指责，所以他有助于防止 个人之间正面的冲突和暴力行为。其二是设置一个仲裁的机构。这一制度安排通常是在 冲突已经发生了才起作用的。仲裁机构以先前协商好的，因而是可以预见的方式裁决冲 突。如法院监督赔偿合同的执行、消协会裁决消费者商家之间的纠纷都属这一类制度安 排。平民百姓投诉无门的社会，是一个缺少制度供给的社会，也是一个无秩序的社会。
5.抑制权势，保证社会平等。一个权力得到有效监督的社会，是一个制度文明的社会 。有学者指出，在一个社会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恰当的制度的一个中心作用 是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如在贵族和农民之间，建立权势平衡，并确保较下层次的集团 拥有“杠杆”，即他们能从上层权势集团那里得到支持[1](P147)。只有当权势得到扩 散，才会出现基础广泛持久的经济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潜在的冲突，不仅来自于个人的行动的自由，而且也可以来自人们合作 的时候。通常而言，具有财富、权力和魅力的个人，能在交易中运用权势。比如一个富 有的人有能力雇佣一个穷人做卑微的工作，当然，这完全由于那个穷人需要钱来维持生 存。就雇主有权力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这一点来说，富人无疑具有权势的。然 而，权势关系仅仅存在于别无选择的场合。当存在许多挣钱的机会时，人们会感到自由 ，并且会在觉得受到雇主强制时转向其它的雇主。因此，在多种选择对象中作选择，会 使人自由。选择抑制着权势。正如在人们能用脚投票(退出)的场合，人们不会感到受制 于权势一样。在有人对他人拥有巨大权势(这时他人就是不自由的人)的社会里，即使存 在着强有力的制度和强制性控制，冲突仍有可能发生，并且其后果也将是代价高昂的。 但是，在个人自由得到保护的场合，包括转移和退出自由也同时得到保护的场合，一般 较少发生冲突。因此可以说，确保退出机会的制度，也会限制某些有权有势的人侵犯他 人自由地滥用手中的权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规则似乎是强力对理性和社会和平的让 步。
在现阶段中国，限制权势还不仅仅是限制富人的权势，重要的是限制当官者的权势。 用制度来限制和监督权力，从而防止某一人手中的权力的滥用和扩大化，从而危及他人 的自由和社会的公平。
二、三大都市经济圈制度竞争力比较
大多数学者认为，相比较长三角、珠三角两个都市经济圈而言，京津塘都市经济圈具 有较强的聚集竞争力。当然这种较强的聚集竞争力，并非仅仅来自大都市自身所特有的 凝聚力，更重要的是来自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先天的、独一无二的凝聚力 。因为从京津塘都市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处处体现了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都城 的集中效应。如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是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可以说，京 津塘都市经济圈特有的政治文化角色和作用，是其它大都市经济圈所无法相比拟的。
相比较而言，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经济圈，区位竞争力最高。这一都市经济圈 的形成与发展，更多得益于其自身的工商业的发展。整体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完备的城 市体系、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的加工制造业和纺织业都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基础，也 是该地区传统的产业强项。当然，长三角都市经济圈既是计划经济的受惠者，又是改革 开放的受益者。尽管比珠三角都市经济圈起步晚，但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并且显示出 了大上海的文化底蕴和“贵族气息”。
相比较其它两个都市经济圈而论，珠三角都市经济圈具有十分突出的制度竞争优势。 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外资的注入，催生了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珠三角 都市经济圈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场，同时也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 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乃至政治体制文明的发祥地。因此，今天的珠三角不仅仅 是中国市场化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经济圈，同时也是政治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大都 市经济圈。
1.成长模式的制度竞争力比较。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经济圈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 的不同，又由于珠三角都市经济圈领先一步走向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时 期可以引以为荣的，甚至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好处的政治资源和体制资源更多地成为了 长三角、尤其是京津塘发展的阻力和障碍，从而加大了改革的机会成本。由于上述原因 ，京津塘和珠三角两大都市经济圈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比珠三角都市经济圈要面 临更加沉重的、更多需剥落和摆脱的旧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所以，从三大都市经济圈的 成长模式来看，珠三角主要具有先天的体制竞争优势，也正因为此，在中国社会改革开 放的二十多年中，珠三角基本上处于领先地位，长三角的优势的显现只是近十几年的事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源于珠三角。在长达四十几年的计划经济的大 背景下，深圳作为中国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开始了“摸着石头 过河”的大胆的探索历程。从步入市场经济的时间表来看，由于深圳在全国范围内的率 先发展，珠三角都市经济圈比长三角和京津塘两个都市经济圈更早、更快地向目标奋进 。
从历史上看，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远离国内其它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没有通往国内广 大腹地的河流，商品的运输费用很高，所以，在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手工业却受 到市场的制约，规模一直不大。这一点与长三角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珠三角的经济开发主要靠农业，但是土地资源又有限，致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下南 洋打工。可以说，尽管在当时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但还没有真正解决珠三角居民的生活和发展问题。
另一方面，从“一五”计划开始一直到1978年以前，由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国际形势 的原因，珠三角地处沿海地区的海防前沿，自然不会进入中央政府重点发展的视野中。 国家也不会把有限的资源和重点的工业项目安排在边防线上。珠三角经济一直发展缓慢 ，主要靠地方政府提供的有限资金，建设一批地方轻纺工业项目。因此，珠三角这个鱼 米之乡，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经济并没有显著的增长，而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已 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重点建设的地区。
与珠三角不同，京津塘可谓在“天子”脚下，一直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发展地区。 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不仅使京津塘在发展上独具政治资源优势，而且事实上比其他大 都市经济圈更能优先得到稀缺资源，如资金。国内的另一核心天津市又是拱卫京畿的军 事重镇。随着19世纪后期洋务动的兴起，官办军事工业成了天津近代化的发端，到了20 世纪20年代，天津就已成了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城市。京津塘大都市经济圈内 的八大支柱型产业：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纺织、食品都是在计划经济时就 一直受到中央政府重点投入并持续发展的产业，并非改革开放后才发展起来的。
长三角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也是世界各大河三角洲人口数 量最多、密度最高和城镇数量最多的地区。只是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里，她被湮没在 珠三角的“奇迹”里。上海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制造中心，与京津塘一样，圈内的主 要产业如纺织、服装制造、重化工业、汽车工业也均非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成果，而是 历史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受惠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的倾斜政策。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受计划经济恩惠越多的地区，改革的羁绊就越深重，也 就越难以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而深圳乃至珠三角则是中国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区。由 于她没有多少沉重的国有企业的负担，更不存在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失业的后顾之忧，改 革成本与兴败的机会成本都很低。所以在中央放权和优惠政策的扶植、引导下，深圳乃 至珠三角有可能成功地规避当时无处不在的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使珠三角都市经济圈 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就在原本贫乏的基础上崛起到全国的前列。
2.现阶段三大都市经济圈制度竞争力比较。
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都获得了巨大的、稳定的发展。200 2年京津塘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261.0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是9.24%；长三角实现的国内 生产总值19141.62亿元，占全国比重的21.40%；珠三角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9536.18亿 元，占全国比重的9.3%。从2000年的统计资料看，京津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203.86元；长三角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0454.70元；珠三角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990 元。此外，全国出口额前四位的城市，又被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都市经济圈包揽了(即 长三角的上海位于第二，珠三角的深圳位于第一，东莞和广州分别位于第三和第四)。 总之，在一些关键性的指标上，上述三大都市经济圈，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都表现出 绝对的优势。
(1)都市经济圈的竞争力体现在整体竞争力上。因此有效的协调就成为三大都市经济圈 首要的制度安排。然而，无论从客观的自然因素上讲，还是从现有体制“硬化”了的安 排上说，京津塘和长三角的圈内协调成本要大于珠三角。
应该说，由于行政区划的硬化和地方利益的影响，三大都市经济圈内的合作还远没有 走向制度的程序，尤其是京津塘和长三角。官本位的思想和各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狭隘 性和近期性，都将在增加圈内协调成本的同时，降低其整体的竞争力。目前有学者和官 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建立统一的圈域协调管理机制。如长江三角洲的长江 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长江开 发沪港促进会等。但这种机制只是就城市间发展存在的微观问题进行协调，与都市圈总 体发展的内在要求还相距甚远。因此，建立更为广泛的圈域协调管理机制是都市圈进一 步发展的重要保障。这种机制不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协调，同时还要负责都市圈的规划 、产业布局、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等宏观发展问题，有如美国阿密都市圈的双层制大都 市政府。
我以为，淡化行政级别，放弃官本位的思想，以制度化的方式增强合作意识是减低圈 域协调成本、增加制度效益的关键。正如凡伯格所说：“一般不能指望互惠机制结合作 行为提供充分的激励，还必须有某些限制性条件才行。”[4](P134-135)另外，现行的 财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强化“行政区经济”，激励市场分割的利益驱动功能。从 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现在的财政税收体系是解决协调成本过高的关键。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各区域经济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圈域内地方政府间的竞 争或者说博弈也将走向理性化。“双赢”的理念将淡化行政区划和本位主义。如苏州、 无锡、常州主动将自己划入上海经济圈；浙江省的领导要求嘉兴行政上属于浙江，经济 上属于上海，尽快融入上海经济圈等等，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尝试。
(2)尽管改革开放之初，相对于其他两个都市经济圈，尤其是京津塘都市经济圈，珠三 角明显缺乏可利用的政治资源，但是市场经济的先行为珠三角政治体制的创新和制度文 明的先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深圳速度”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就是高效政府 。制度创造效益，制度带来收益，制度保证文明，在深圳及珠三角大都市经济圈最充分 而有力地展现出来。
务实的市场经济理念，使珠三角圈域内的政府更早地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几乎无处 不在的层层审批、级级讨论的繁琐程序，简化了对经济建设的权力许可的过程，甚至直 接跳过政治权力束缚。这就是当初流传的所谓：见到绿灯大胆走，见到黄灯快步走，见 到红灯绕着走。高效为先的竞争准则，又使珠三角圈域内的各级政府逐步学会了把政治 智慧用于商场，把商业价值观用于官场，“干了再说”的胆识就像产品制造商把一个新 玩意儿生产出来后，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说服消费者接受购买一样。这里同样通行的是“ 生产者主权”的理念。
制度创新可谓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经济发展的源泉。然而，制度创新是需求动力和条件 的。只有当改变现有体制的收益将大于这一创新的成本时，一项制度创新才会被实施。 制度创新潜在的好处，是创新者决策的理由。同时创新的不可克服的阻力一定是不存在 的，否则成本高昂且代价惨重。当然，如果一项制度创新的结果是可预料的，并且有广 泛效应的支撑，那么创造的行动会迅速、果断，因为收益是显性的。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一项自上而下的观念革命，那么以深圳为先导的珠三角圈域 的经济改革可谓是自下而上的。中央的“积极不干预”方针，造就了珠三角圈域的经济 发展与繁荣，同时，也把诸如国有资产的控股经营制、股份制、工程招标制、用工合同 制等创新的制度安排带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当中。长三角的发展模式与广东的模式基本 相反，规划管理型的政府操作模式，是主导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东模式一度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思潮的主流，政府不断从经济管 理的各个领域退出，希望市场经济能够自发形成。但在短缺经济结束后，面对经济增长 动力的下降和日渐突显的内需不足等问题，凯恩斯主义成为中央决策层占主导的思想。 人们发现，在市场失灵的许多领域和场合，政府是可以实施市场替代的。尤其是在积极 的财政政策奏效以后，出现了对强势政府的“迷恋”。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崛起，就充 分说明了政府替代的作用，上海的政府替代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国有企业上市改革、 大市场的建设、强大的招商引资等方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采取了政府替代形式，如 备受关注的上海纺织业“壮士断腕”行动。由于上海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广东开始反 思自己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广东也开始强化政府替代。广州市政府提出的南沙 开发计划，口号就是10年再造一个广州，与浦东开发异曲同工。
尽管如此，相对于其他两大都市经济圈，珠三角无论如何没有那么强的“恋父情结” 。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前，她并不是计划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又是市场经济 带来了珠三角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当逐渐摆脱政策优惠时，制度创新收益的诱惑力已 远远超越了对中央的依赖所产生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当然，如果硬是要说珠三角，尤其 是深圳对中央优惠政策的依赖是一种“恋父情结”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期望父亲允许摆 脱对“父亲”的依恋的反“恋父情结”。
(3)由于相对于京津塘、长三角两大都市经济圈而言，珠三角是在一个较为薄弱的基础 上迅速起飞的(据有关资料显示，从改革开放的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珠三角经济 年平均增长16.9%，其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年增长率达到29.9%)，同时圈域内经济增长的 不平衡，这就使珠三角都市经济圈在抑制权贵和保证社会平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的成本比 较高，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保护“强者”发展的制度安排的供给，大于保护弱者平等 的制度安排的供给。从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和珠江三角洲8个城市的居民收入情况(缺中 山市资料)来看，这23个城市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大致可分成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超过20000元的，为深圳；
第二层次，在15000—20000元之间的，包括2个城市，即东莞和珠海；
第三层次，在12000—15000元之间的，包括6个城市，分别是江门、佛山、广州、上海 、宁波、绍兴；
第四层次，在10000—12000元之间的，包括5个城市，分别是杭州、湖州、舟山、嘉兴 、苏州；
第五层次，在8000—10000元之间的，包括5个城市，分别是无锡、常州、南京、南通 、镇江；
第六层次，在8000元以下的，包括扬州、泰州和肇庆。
从层次上来看，珠三角明显靠前，而长三角则偏后，在长三角圈域内部浙江的6个城市 的收入状况好于江苏的8个城市。但是珠三角最高收入(深圳)与最低收入(肇庆)之间的 差距是12000元，而长三角最高收入(上海)与最低收入(扬州)的差距是7000元。一般而 言，社会收入的个人差距越大，越容易形成社会权贵或权势阶级，越易带来由财富占有 的平均而导致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同时也越容易出现权贵对贫穷的役使和社会地位低 下的人失去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的状况。恰当的所得税率、最低工资法和失业救助等制度 安排，则是一个成熟而文明的政府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明智的制 度安排。珠三角都市圈域中的深圳，目前在这方面无疑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4)由于珠三角大都市圈的崛起是在完全不同于京津塘、长三角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发 生的，单薄的文化底蕴和普遍贫穷的现状，使珠三角在内在制度的营建上，即社会道德 观、价值观、习惯、礼貌和社会诚信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上，短期的成本高、收益小， 从而内在制度的竞争力相对于其在体制方面的竞争力要弱一些，尤其是比较长三角大都 市经济圈。
如果将珠三角与长三角第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进行比较，会明显感觉到长三角都市经 济圈社会素质和品质建设要高于珠三角。比如在三次产业中，珠三角占优势的行业有交 通运输、仓储、邮电、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而长三角占优势的行业有批发零售、餐饮 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文艺广播影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 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社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等于素质。据中国台湾地区《 2000年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所谈的44个主要城市的总体投资环境中 ，A级共有几个城市，其中排在前10名的城市是吴江、宁波、杭州、昆山、奉化、上海 、无锡、苏州、镇江、温州，全部属于长三角都市经济圈。报告同时披露，广东的某城 市被列为不拟推荐的城市，主要原因是该市经济纠纷、欺骗发生率太高。报告还指出， 长三角最被看好的就是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正因为此，长三角的区域形象力加强，加 之上海由历史积淀的特有的高贵的大都市的文化底蕴，使今天的长三角大都市经济圈显 示出明显的竞争优势。据统计资料显示，到2002年，仅在上海，外资银行被其总行确定 为中国境内业务的主报告行的银行就有21家，外跨国公司把其中国(亚洲)地区总部设在 上海的有30多家。而在珠三角相应的指标仅有5家和3家。从另一方面的事实也可以证明 上述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前十几年，深圳乃至珠三角大都市经济圈在把市场 经济崭新的理念和规则传递到祖国的大江南北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市场经济初期的拜金 主义、坑蒙拐骗、唯利是图等道德危机。这情况十分突出地表现了经济迅速腾飞，然而 人文素质和教育则相对落后的落差。
三、未来三大都市经济圈制度竞争力的探讨
从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的角度来说，无论京津塘、长三角还是珠三角的发展都在不同 程度上使中国形成“政策高地”，吸引国内资源在短期内大规模向其集聚，最终形成经 济启动的基础，只是珠三角先前一步开始了这一过程，从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制度竞争 力明显优于京津塘和长三角。同时，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计划经济比较薄弱)和得益于政 府积极不干预的放权实践，珠三角相对于京津塘和长三角而言更加具有制度创新的原动 力和利益冲动，所以，在制度竞争的许多主要的方面，尤其是作为制度的重要形式的体 制方面，珠三角的竞争优势和制度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可以说，不同程度的外向化是三大都市经济圈未来发展的方向。当然，这种外向化趋 势已经不再只是政府政策导向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使国际资源有序加入集聚后，引领 各圈域经济的组织程度和外向度提升的结果。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国际上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 间的制度的竞争。因为制度系统对社会运作的成本水平影响极大。其实，关于制度竞争 的概念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有所论述。亚当·斯密在说到税制对生产要素 流动的影响时说：“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资本所有者很可能是 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一国如果为了要课以重税，而多方调 查其财产，他就要舍此他适了。他并且会把资本移往其他国家，只要那里比较能随意经 营事业，或者比较能安逸地享有财富。他移动资本，这资本前此在该国所经营的一切产 业，就会随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资本，使用劳动的是资本。一国税收如有驱逐国内资 本的倾向，那么，资本被驱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会两方面的收入源泉，就要枯竭多少 。资本向外移动，不但资本利润，就是土地地租和劳动，亦必因而缩减。”[5](P330-3 31)从制度的公共物品的性质而言，制度竞争的根本又是政府的文明程度或者说“质量 ”的竞争。向国外先进体制学习，按国际惯例办事，则是走向制度文明的重要途径。潜 在的好处是制度创新的原动力，因此，开放引起了制度竞争，但同时开放和制度创新在 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和公众认识到“退出”信号的重要性，即抓住创新的机会，并 作出正确的决策。制度创新的决策者必须明白：即使面对压力集团的抵制和内向的部落 本能，也必须提出适宜的制度，以构成有吸引力的区位性制度要素。
尽管开放和外向型已成为中国社会和三大都市圈域经济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方向，但毗 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仍然是珠三角今后体制竞争保持优势的原因。尤其是CEPA实施后， 与香港合作和互动的加强以及规则的划一，珠三角将能更加便利地借鉴香港的体制资源 和制度优势，从而保持制度创新的势头和体制上的优势。政府的权力还要用政府的权力 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