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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F15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38（2004）03-0022-03
中国和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原来都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国家。变革这种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中俄两国经济改革面临的相同任务。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末，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始于1990年6月俄罗斯宣布独立之日，两国改革的状况及其经验教训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事实上，在解决如何推进市场关系这一共同任务的同时，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在性质、内容、方式和绩效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
中俄经济改革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改革的性质和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上，中俄两国则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可以说，中俄两国的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实践。
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采取渐进的方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的提出，包含着两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明确的制度约束性，即改革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二是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强调用市场经济体制置换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强调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但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思想，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国保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
俄罗斯的改革是为了彻底“告别过去”，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正如盖达尔所公开宣称的那样：“我们这一代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在改革之初，俄罗斯之所以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92年就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在经济上有求于西方国家，所以美国及其盟国便以提供援助缓和经济危机为由，扼住了俄罗斯的咽喉。美国及其盟国派遣的专家顾问组直接为俄罗斯设计了初始阶段的改革方案，并起草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休克疗法”的发明人、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就是叶利钦聘请的总统顾问。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苏联解体，苏共退出执政舞台，新掌权的政治精英们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自己的政权，力求达到所谓的“不可逆转点”。对此，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B·梁赞诺夫曾有过评价：“俄罗斯迅速地脱离旨在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改革，其原因与其说是客观的，还不如说是社会上尖锐的、破坏经济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变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部分执政精英的无能和另一部分精英不愿意保留社会中制约和阻碍其野心的社会主义本质。执政阶层官僚主义的再生，实际上封杀了经济体制转轨时克服危机的可能性。原有的所有完善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经济改革方案都没有得到执行。”俄罗斯在改革之初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的理论指导，大规模地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休克式”地一次性放开价格，开放国内市场，急剧减少国家投资，坚持国家退出经济活动领域，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
两种不同内容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因此自始至终否定私有化。中国政府1992年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作了新的解释，提出：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是可以允许的，国有经济主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此后，1999年十五届三中全会虽然对所有制改革、改造，改组作了一些补充规定，但仍然十分强调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中国决不放弃包含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及合作经济在内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而是要将公有产权与市场经济有效地融合在一起。
在俄罗斯关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则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要清除计划经济的弊端，只有取消公有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实行全盘私有化。这就决定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变国家集中计划经济为自由化市场经济；变公有制经济为私有化经济。
俄罗斯自由化改革在于推行彻底削弱国家调控的政策，以使国民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他们期望的是市场关系能够自我诞生和自我调节，以及这些过程有效地发生在自由放任的制度中。最主要的是，把国家的“有害”影响作为市场的外部力量从经济空间中清除出去，接下来就是由市场来完成必要的工作了。可以说，俄罗斯改革的初期，其政策的主要思想内容就是市场乌托邦和对自由经济效率的绝对相信。
而对改革全局和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决定性，基础性影响的是所有制的改革，即私有化，这是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核心”，也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区别之一。俄罗斯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迅速私有化是市场化的前提和基础。而通过私有化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自由派改革者们的热切愿望和一贯主张。1992年叶利钦就公开宣布“我们需要上百万个私有者。”丘拜斯则说：“私人所有制在俄罗斯的建立是绝对的价值。”曾任国务秘书的盖纳基·布尔布利斯当时也毫不掩饰地说，新政权的目标就是“建立私有制制度”。于是俄罗斯出台了一整套有关私有化的文件，其中包括1991年7月批准的《关于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1992年6月批准的《俄罗斯1992年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的国家纲要》、1993年10月发布的《关于调节俄罗斯土地关系和发展土地改革的命令》、1997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私有化和市政资产私有化原则法》等，1999年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又对国家和企业所有的资产进行了私有化的界定。这样就将私有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同时，这些文件也无可争议地界定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含义，即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私人所有制。根据这些法律，俄罗斯在城乡各个产业部门普遍推行生产要素私有化。尽管直到今天俄罗斯还存在着政府所有制经济和合作经济，但目标和前提是不让其占支配地位，以便确保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两种不同方式的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的，总的来说，向市场经济过渡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这种渐进式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的原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避免了社会大的动荡。自1978年末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都在进行着，先是在那些改革成本低且能够有明显收益的领域中进行，例如，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扩展到城市；先行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经济，而后再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先发展一般商品市场，然后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开放先行，然后向内地扩展，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总之，中国的改革，走一步，看一步，不断试点，取得经验，再行铺开，先易后难，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发展，新体制的要素得以逐渐培育和发展起来，为最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中国采取渐进改革方式，并不意味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改革2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关系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恰恰反映了经济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改革的实践证明，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俄罗斯的改革是以迅速实现私有化、尽快造就出新的资产阶级为其主要内容，因此，必然会选择激进的方法，先使社会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再实施大的手术，以便使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不可逆转，而没有考虑到体制转换中必要的继承性和过渡性。因此，俄罗斯按照西方现成的标准药方努力的结果，不仅没有带来期待已久的经济奇迹，反而是以牺牲了整整1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具体来讲，俄罗斯整套激进式改革——“休克疗法”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价格，收入和所有经济活动的全面自由化。2.依靠紧缩的货币政策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抑制通货膨胀。缩减预算赤字，减少货币发行，货币自由兑换等。3.进行迅速的经济制度改革，重新定位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取消其对经济的调控，实行私有化，发展市场基础等。4.经济开放的方针推行对外贸易自由化，缩减关税等。
这其中，一次性放开价格是俄罗斯激进式改革的最突出表现之一。众所周知，前苏联经济中计划和控制的程度极高，国家直接控制的商品（包括生产和流通）多达25万种，国家实行的统一计划价格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就在俄罗斯独立后一个星期左右，便急急忙忙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放开物价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从1992年1月2日起，除某些重要产品（如煤、石油、天然气、贵金属等）和居民基本必需消费品（如面包、牛奶、糖、盐、植物油等）由政府规定了涨价的最高限额之外，其他80％～90％的商品价格一次性完全放开。俄罗斯把一次性放开价格作为其经济转轨的“先导性措施”，目的是为了首先打破国家对价格的垄断，以便为企业竞争和建造市场经济开拓道路。但是，在商品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这立即引发了全国物价总水平的飞涨，爆发了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不仅将公民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极大地削弱了居民的购买能力，导致居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而且大大打击了企业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
两种不同绩效的改革
正是由于中俄两国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内容及改革的方式截然不同，因此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确实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在改革以来始终保持着旺盛和强劲的增长势头，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快速上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78年中国的GDP为3624亿元，2003年已达到11.67万亿元，居世界第7位。2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5％，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在世界经济中也独领风骚，比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而与俄罗斯相比，更凸显其高成长性。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03年的8512亿美元，居世界第4位。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几乎为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到2003年底，中国以各种形式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在6500亿美元以上，其中2003年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535亿美元，连续多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列全球第一。1979年中国仅有外汇储备1.6亿美元，2003年底外汇储备达到4033亿美元，稳居世界第2位。
俄罗斯在改革的头十年却经历了经济全面、深刻的危机和持续不断的混乱与衰退，社会生产力、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正如俄总统普京在他的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承认的那样：“俄罗斯已不属于当代世界中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仅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原文如此），俄罗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被推入第三世界的行列。”[1]改革以来，俄罗斯经济连续8年衰退，直到1999年，俄经济才跌入“谷底”开始有所回升，GDP增长了3.2％，2000年因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扬而使经济增长加快，达到8.3％，2001年增长5.0％，2002年增长4.2％，2003年增长7.3％。这是俄经济在改革以来首次出现连续增长。再有，俄罗斯在改革过程中曾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据IMF的统计资料，俄罗斯通货膨胀率1991年为168％，1992年为2507％，1993年为844％，1994年为294％，1995年为131％，1996年为22％。即使情况较好，经济增长较快的2000年，通货膨胀率也有20％。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头10年物价上涨了5000倍，投资下降了90％以上。[2]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缓和，2003年通货膨胀率从上一年的15.5％下降到了12％。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前苏联进出口总额为522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1988年为1150亿美元，居世界第8位；2000年，俄罗斯的进出口额为1200多亿美元，名列世界第22位。2003年进出口总额首次达到2092亿美元。而在出口产品结构中，除部分军工产品外，大部分为原材料及能源等初级和低附加价值产品。而俄罗斯的私有化更是对国有资产的一场旷世大浩劫，据1997年4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听证会发布的数字，1992～1996年5年时间，私有化对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按1995年价格计算超过9500亿卢布，相当于整个卫国战争时期经济损失的2.5倍。在证券私有化阶段，俄500家大型企业被廉价出售，只卖了72亿美元，这个售价据专家计算，只相当于美国和西欧同类企业的最低价的2％。[3]由于俄罗斯改革后政局剧烈动荡，又缺少对外资的有效保护政策，黑社会势力猖獗，因此，无论是国际经济组织（如IMF、IBRD）的多边贷款，还是西方国家政府的双边援助，抑或是西方商业资本家的对外投资，都因对俄罗斯的形势顾虑重重而裹足不前。1994年俄罗斯利用国外投资仅10亿美元，1995年增加到30亿美元，即使情况较好的2003年，引进的外资也只有65亿美元，这与俄罗斯对外资的巨额需求相差甚远。而与此同时，改革以来，俄罗斯资金外流现象严重，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披露，截止1998年年中，俄罗斯已有3000亿～40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激起了俄罗斯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就连俄罗斯自由派的喉舌——《今日报》也不得不承认：“丘拜斯所发动的斯达汉诺夫式的官僚私有化，没有造就有效率的所有者，相反，造就了一批有效率的窃贼。”私有化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是触目惊心的，而且殃及社会各个领域。
当然，这里对中俄经济改革的比较只具有相对的历史阶段性，即只是对业以完成的过程加以总结和比较，而并不是改革全过程的比较。即便是对两国经济的比较，也只是相对差距的比较，而不是绝对差距的比较，例如，在2003年，中国的GDP达到11.67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突破了1000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而同年，俄罗斯的GDP达到13.3万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对两国GDP的比较，尽管俄罗斯的总量远远少于中国，但人均占有量却又远远大于中国，因此，不能认为中国以往的改革成功就意味着其经济已经全面地超过了俄罗斯。所以说，以上的比较只能证明过去，却不可以简单地认为能够昭示未来。未来俄罗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其促成发展的所有条件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俄罗斯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发展经济的条件，例如，从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它拥有世界森林资源的40％、石油的40％、天然气的45％，是世界上人均国土和人均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从社会资源和智力资源来看，俄罗斯80％以上的成年人受过中等或高等专业教育，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诸多领域中居世界前列或领先水平，它还拥有一支人数众多、学术水平一流的科技队伍。但是，无论怎样，即便是俄罗斯的经济很快就能全面地、持续地好起来，那也无法证明其改革头十年大衰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