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转向及逻辑意蕴——论罗伯森的全球文化系统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意蕴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是当代公认的全球化、文化和宗教研究的世界先驱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他力图超越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将全球化化约为具 体经济因素的做法，实现了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转向。他从文化的视角对全球化概念进行 了界定，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全球化进程的文化逻辑。与其他西方学者不同的是，罗 伯森没有因为肯定全球化的文化逻辑进而主张文化上的同质化，相反，他却认为全球文 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文化多样化基础之上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为此，他主张 要从这种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全球化。显然，罗伯森的上述思想 应该得到肯定，但他关于全球文化系统的理论也存在着局限性。认真分析和梳理罗伯森 的上述思想，并对其思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对于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是很有必要的。
一
罗兰·罗伯森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对全球化这个总主题及其意义进行研究的。起初， 他采用的是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从1965年至1972年的 这段时间里，他与政治学家彼得·尼特尔(Peter Nettl)一起，就现代化理论与国际关 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到当时流行的第三世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充 分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其主要观点是：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T·帕森斯(T ·Parsons)著名的AGIL图式为基础，提出存在一种至少是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国际 系统。帕森斯在AGIL图式理论中认为，任何一个完整的系统都有四个子系统或者说由四 个发挥功能的结构或部分所构成。它们是：对环境的适应(A)；为达到目标而进行的实 践(G)；系统各部分之间的交换的整合(I)；对系统随时间推移而进行的再生产的潜在预 备(L)。罗伯森根据上述思想提出，人类社会虽然还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系统，但 却具备了系统建设的充分条件，并且正在由“G子系统”(国家间的国际互动)向前开始 推进。罗伯森和尼特尔为了证明上述观点，作了一次经验性的考察，结果发现了国家组 成的组织试图扩展国际范围内的其他三个子系统并力图使之系统化的情况。在他们看来 ，从抽象的意义来说，这些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系统通过积极从事于在某种国际层面上以 分享权力来提供集体安全、在政治社会权利与核力量的使用和使用武力的原则等方面寻 求对普遍价值和规范的共识，通过对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减轻国际间贫富分化加剧，协 调国家之间在贸易、移民、文化等方面的交往等活动，处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对国际 系统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在文化层面上，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宗教、法律 和外交以及工业等三个方面的重大分野，因而国际系统就难以超出文化系统即L系统所 能容许的程度，从而延缓系统本身的充分发展。从宗教分野上来看，人类都从属于不同 的宗教和教派，因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样也就使人类从认知和价值意义上 被区分为不同的派别，形成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线性的时间概念与周期性的时间概念 、内向性(inner-directedness)与它向性(other-directedness)、现世性(this-world liness)与彼世性(other-World liness)等等分野。从法律外交分野上看，存在认为以 国际联系和“法律原则”属正常的文化为一方、以内向性和专制主义的文化为另一方的 对立。从工业分野上看，存在以强调与工业相一致的规范(如合理性，个体化，非人格 权威)的文化为一方，以那些不强调这些与工业相一致的规范的文化为另一方的对立。 在罗伯森和尼特尔看来，全球统一由于受到这种宗教上(或者说文化上)的断裂的阻碍， 将世界分为相反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在宗教和法律上，东方(如中国)与西方(如美国) 裂开；另一方面，在外交和工业上，北方与南方裂开。不过，罗伯森和尼特尔认为，上 述三种分野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有差别的，其中宗教的“效力”或者“控制力”最大， 从这种意义上说，宗教是全球化中的关键因素，[1](P150，152-162)这是促使罗伯森转 向宗教研究的一个动因。
可见，罗伯森最初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大部分是被定位于某种宗教社会学框架之内的， 他指出，“在我对宗教的研究中，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它是表达问题、表达现代性产生 的问题的场所。”[2](P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对宗教社会学视野之内各种话 题和现象的分析，要毫无例外地探讨宗教与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宗教研究与其他 学科和子学科聚焦点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领域变化的基础和衍生结果。与此同时，他 还主张比较性地对待宗教，并按社会理论家之间在一般性争论中提出的思路对待宗教。 所有上述问题都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这也使得他能够把自己对宗教的关注与对全球化 的关注汇合到一起。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论述了促使他对宗教的关注与对全球化的关 注汇合到一起的几种因素。一是从宗教与人类社会其他方面关系看，发生于宗教社会学 这门学科中的关于世俗化问题的争论，虽然含有某种对准有关“现实世界”中种种趋势 的疑难问题的聚焦点，但它却成为定义社会(宗教)学家“既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使人 们愈加认识到“宗教”是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变成一种对民族社会及它们之间关系 进行“排序”时采用的一种分类方式，这也使得宗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从宗教研究与其他学科和子学科聚焦点之间的关系看，促进汇合的考虑，既与韦伯 关于“世界”(World)和“尘世性”(World liness)概念的双重意义所作的思考有关， 也与当代关于现代性总是和后现代性这个概念相关。就前者来说，韦伯曾提出，对于世 界政治的看法，最好要将其放在现实主义范畴之中，并构成一种新达尔文主义的国际关 系概念，罗伯森认为，他的全球化思想，正是受到对韦伯的主导“世界”观所作的思考 的影响。就后者而言，罗伯森认为，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对他的全球化思想影 响都很大。正是受这些思想影响，他提出了“救世神学”(Soteriological)的思想，不 仅如此，他还主张，社会学或其他任何一种知识都应以此所指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三 是从宗教领域变化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全球许多地区出现了“原教 旨主义”和教会与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合并和紧张关系，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全 球化这一基础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出发，找到一个明确的全球性聚焦点。四是从对待宗教 所采取的态度上看，一种来自于知识上的碰撞曾起到重要作用。罗伯森认为，20世纪70 年代中期，他在开始与尼特尔一起对文明比较研究感兴趣的背景下而进行的国际系统和 现代化的研究中，他的“让文明归位”的信念，对深化他对丰富多彩的全球化理解很有 帮助，这一信念产生于对文明及文明之间的遭遇的细微差别所作的研究。而在他持续地 试图从分析和解释上理解一般来说可以描述为“全球场”的东西时出现的他与“文明主 义者”之间的碰撞，对他观点的形成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罗伯森就由谈论国家组成的国际系统转向谈论文化层面的 全球化。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引起的。客观地讲，全球化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经济的 全球化，最近20多年的世界经济态势表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越来越将世界上不同地域 、不同体制的国家冲刷到相同的经济河道上来，即通过经济信息产生的渠道、按市场经 济的规律配置资源，使整个社会经济市场化，从而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对社 会生活的日益渗透，也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国度之间的经济联系。全球化在对世界各国的 经济与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各国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很大冲击。这不仅表现为文化 与经济的日益“一体化”，文化交流日益成为一种文化输出，而且也表现在由于文化功 能的日益膨胀，对社会生活形成了全面的冲击上。全球化发展的这种现实，理应在社会 学研究中得到反映。然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社会学界围绕全球化问题展 开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由于其范围的不断扩大，也使许多人类学家、比较文学学者、 交往研究专家、政治学家以及一些工商领域人士广泛参与了这一争论，但都仅限于从各 自不同学科对全球化问题进行研究，而且这种研究由于学科本身所限而带有片面性。正 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罗伯森试图寻求一种超越各学科局限的“跨学科研究”，这也促使 他能够从文化上对全球化进行进一步的思考。罗伯森对当时社会学领域流行的经济研究 方法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社会关系和各种形式的国际关系中，经济问题固然很重要 ，但这些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都从属于文化上的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状况中各种维 度中的最重要的维度，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此，他提出要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 期少数社会学家讨论世界形成的经济研究方法之外，提出一种文化选择方案。罗伯森还 对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对文化研究兴趣的衰落进行了考虑。他认为，在社会学领域，许 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虽然都将其研究限定为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分析，关注人类生活 的社会方面构成，但也存在一种更普遍的趋势，这就是承认信仰、价值和符号与社会互 动、组织和运动的运行，社会功能的发挥，短期、长期变迁和冲突等有着密切关系，甚 至强调，社会学研究不能忽视这种文化上的研究，否则，将会使社会学研究受到阻碍。 不过，在罗伯森看来，这种对文化现象的重要性的承认通常是不情愿的，这种不情愿使 文化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至今没成为普遍关注的主题，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对文化现象 的“非社会学”的处理方式，这就使文化成为只能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方式或者作 为可以由它们解释的东西。罗伯森认为，要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文化作为一个总的社会学 课题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理论资源。而近20年来全球化的发展，已经 使在社会学领域存在的对待文化的清晰而简单的取向失去依据。罗伯森指出，“全球化 包含了这样一种压力，它迫使社会、文明和传统——既包括‘隐藏的’传统又包括‘发 明的’传统的代言人转向全球文化场景(the global cultural scene)，寻求被认为与 他(它)们的认同相关的思想和表征”。[2](P67)这或许是文化新生这个主题中最受忽视 的方面，因此，他强调要克服社会学将文化研究置于边缘地位的倾向，向被视为对文化 未作充分探讨的做法提出抗议。
从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罗伯森对全球化下了一个包括两个部分的定义： “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 [2](P11)就第一方面来说，所谓世界压缩是指种种国家体系通过贸易、军事同盟和支配 、“文化帝国主义”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程度的增强。在罗伯森看来，“世界压缩”这 一概念，早在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Wallerstein)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 一书中就曾使用。沃勒斯坦在书中指出，自16世纪以来，全球一直发生着社会压缩，罗 伯森不同意沃勒斯坦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社会压缩的历史事实上要比沃勒斯坦提到的 时间长得多，“全球化概念现在所指的那些过程和行动在多个世纪里一直在发生着，尽 管存在某些间断。”[2](P11)
然而，在罗伯森的全球化定义里，他更强调的是第二层意思，即关于全球意识已发生 某些强化的观点。这种全球意识的强化，显然是对准相对晚近的时代。在此，罗伯森指 的是人类社会存在这样一种日益增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指人们对某一个具体的或 单个的现象，不能根据世界的某个地方性或民族性来说明，而必须将其放到整个世界中 去，并从世界整体的发展中来说明。大众媒介和消费偏好这种显而易见的文化现象是如 此，从文化上重新定义我们所面对的所有问题或使之相对化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对于 军事和政治问题，应从“世界秩序”的意义上去重新定义；对于经济问题也要从某种“ 国际性衰退”的意义上给予重新定义；对于销售问题，要从“世界性产品”的意义上去 重新定义；对于公民权问题，也要从“人权”的意义上进行重新定义和思考，而对于污 染和净化问题，也应从“拯救地球”的意义上进行定义等等。总之，在罗伯森看来，全 球意识的兴起，使其与更大程度的物质相互依赖性一起，为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系统而进 行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
二
究竟如何建立一种关于全球发展整体的弹性模式来进一步展开关于全球化的思想，这 是罗伯森在转向对全球化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罗伯森看 来，从全球化在20世纪表现为某种整体主义意识的情况来看，它包含个人与国家的(
national)参照点与普遍的超国家的参照点之间发生的相对化。从上述认识出发，罗伯 森指出，全球化包含着下述四种因素之间的“文化、社会和现象学上的”联系的形成， 这些方面是：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ies)；个人，或更根本地说是自我(selves)； 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总体意义上的人类(mankind)。 这四个方面，在罗伯森看来，构成了可以称为全球场(the global field)的模式。换言 之，这一全球场是分析全球化时需要综合考虑的对象的范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下述 现象学上的联系和相对化开始在这些因素之间形成和发生：就个人来说，它不仅被定义 为某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公民，而且还通过与其他民族社会的发展的比较，被定义为 人的一个实例；就国家社会来说，在自由与控制的关系上，它与其公民处在某种尖锐的 对立之中，它将自身作为某个国家共同体的一员，并要求自己必须提供以普遍人权为参 照的公民权；就世界体系来说，它依存于各民族社会对主权的让渡。这样一种系统，不 仅为个人的行为确定标准，而且还要对人的欲望做出“现实性约束”；就人类来说，它 被从个人权利的意义上进行定义，这些权利表现为民族社会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它们通过诸社会构成的世界体系而被合法化和实施。[3](P105)上述四个方面之间的 互动，其结果造成四个参照点的每个点都形成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即个体化，对每个 人都从一个完整的整体出发，重新作出全球性的定义；国际化，在民族社会之间，存在 着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和制度安排的增多；社会性化(societalization)，现代民族国家 被确立为唯一可能的社会形式；人性化，在人的可能性和权利方面，不再以种族、阶级 、性别来对人进行区分。所有这些渐进的发展过程汇集到一点，就构成了全球化的种种 社会过程。罗伯森指出：“全球化的总过程，既包含了其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文化方面 成为讨论主题的明显程度的变化，也包含这四个部分中的每一个被分别赋予相对自主性 的程度的变化。”[2](P252)总之，全球化这一总的发展过程，既包含有供人们怎样成 为人时参照的基本参照点的相对化，也包含某种世界走向统一性的强大趋势。所以，罗 伯森认为，正是从这些参照点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和它们不断“升级”的意义上，可以 说，在最近数个世纪里，尤其是最近的20年里，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全球化。
虽然这种全球化从时间上发生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之先，然而，现代化的发展却对全 球化的发展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加速作用，可以这样说，现代性构成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 力，正是由于它的驱动，使全球化这一进程在当代阶段上升到意识的层面。这说明全球 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内在逻辑，而且这些逻辑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各个社会的 内部动态。罗伯森将全球化进程描述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不确定等五个不同阶 段。[2](P83-86)在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作了大致描述之后，罗伯森总结说：“全球化 过程存在某种一般意义上的自主性和‘逻辑’，它在针对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过程和其他 更多按传统方法研究的社会文化过程的相对独立性中运行。……全球体系并不是单纯因 基础上是社会内(intra-societal)原因而发生的过程的结局。”[2](P86)恰恰相反，全 球化自身的逻辑会不可避免地对这些社会的内部动态产生影响。罗伯森认为，这种逻辑 可以从18世纪中叶文化上同质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过程中找到其根源。“国家(national) 社会是制度化的社会性主义(societalism)形式的观念的传播……对于一百多年前刚开 始的加速全球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4](P58)虽然罗伯森在这里并未明确指出这一逻 辑究竟是什么，但正如有学者分析的，根据罗伯森的论述，我们可以大致对其步骤进行 说明，这就是：民族国家是有疆界的社会系统，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不得不同其他社 会系统展开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物质上的非自足性使它们必须进行 跨越疆界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上的交往，并通过这种交往，出现了国家之间的分 化，由此形成了后来者模仿先进者的情况，与此同时，各国也试图通过使国际关系的制 度化，来确保它们自身存在的条件。[3](P107)
罗伯森认为，全球化虽然可以作为一种过程和行动不断显示出其较为成熟和强劲的“ 自在”的趋势，但由于人类在若干方面的全球化，使“自为”这个问题变得愈加重要。 这样，当我们谈论围绕世界的观念产生的问题时，都是从“自为”出发来谈论的。从这 方面来说，全球意识与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世界有部分关系。由于意识本身具有其反 射性，因而世界才由自在移到了自为阶段。在全球化推进的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成份都 发生某些变化，而每一种成分都成为全球场的一个更明确的方面，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是 均衡发生的。这种不均衡表现为人类的成分与另外三种成分相比趋于滞后，一直到至少 大约100年前，在起飞阶段初期才成为一种制约因素。随后，人类成分才迅速成为重要 的方面，这通过确立制止战争行为的有关公约和成立国际法院等表现出来。通过这些措 施，使四种成分得到了协调一致的平衡重视。在争霸阶段，是通过成立联合国组织来解 决主权国家、个人、国家间系统和人类这些关系的。此后，尤其在目前的不确定阶段， 每一个维度都在发生意义重大的转变。罗伯森指出：“就民族社会这一范畴而论，发生 了涉及对民族社会同质性这一论点提出质疑的种种变化。换言之，多元化性和多族群性 的主题已被强烈地提出来。与此同时，“大民族(meganationas)的主题，尤其是民族与 更大的区域性、超民族单元之间的关系主题已经产生。然而，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东西 表明按民族组织的社会——更具体地说是国家——即将消亡。至于‘个人’这一成分， 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化目前的阶段，‘形式上的’个人受到了某种强调……成为一种 具有全球意义的理念，另一方面，性别、少数民族和文化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 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就社会间关系系统而论，发生了脱离两极体系的激烈运动，并进入 更加多极性的国际状况。在新近过去的时日里更是如此。……最后，在新近过去的时间 里，人类这一成分已经……通过关于人类物种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该物种作为一个整 体的生活质量的争论”，使“人类物种的未来问题已经日益成为主题，并将这类问题越 来越多地与个人的生活、诸社会的事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2](P263-264) 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动，使人们更加注意和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
罗伯森用日渐凸显的全球意识或全球场观念来分析全球人类状况，并将这些观念描述 为“世界秩序”的形象，提出了关于作为整体的当代世界(或者说全球人类状况)的一般 形象的类型学。他把这种世界秩序的形象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世界秩序形象 应当而且可以只采取一系列相对封闭的社会共同体形式。这一世界秩序形象可以分为对 称形式和非对称形式两种。前者认为从各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的价值和它们中产生的 制度与种种个体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是比较平等的；后者则认为一个或少数社会共同 体比其他共同体更重要。但不论这两种形式表述上有何不同，有这样一种观点至少是相 同的，这就是个人只有在界限明显的社会共同体中才能过上满意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 着这种形象强调个人主义或具体性。它实际上强调了对个人面对全球化危险时感到无家 可归这个问题的特别关注。第二种类型的世界秩序形象是指只有从一个充分全球性的共 同体的原本意义上，才存在全球秩序。它包括“集中化”和“非集中化”两种形式。前 者谋求一种全球层面上的“起和谐作用的神权政治”，后者可以称之为至多是或许可以 称为“混合文化的”东西，在这种多元文化基础上建立大得多的全球共同体是可能的。 这种类型的两种形式都强调人类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关键成分。他指出，全球化的危险 将通过信奉人类物种的种族间统一性而克服。第三种类型的世界秩序形象应是将全球状 况视为一系列开放的社会，它们之间有相当多的社会文化交换。这是一种将世界视为法 理社会形式的形象的变种的主张。其对称形式认为，所有社会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 具有互利互惠的物质和文化意义；非对称形式则认为，必须存在维系世界方面从战略上 发挥重大作用的主导社会或者说霸权社会，并把它视为世界秩序的首要机制。在这两种 情况下，诸民族社会被看作是现代全球状况的主要特征。因此，面对全球化，各民族或 者选择广泛的合作，或者通过某种社会间关系的等级模式来解决秩序问题。第四种世界 秩序形象应当是只有在正式的、计划好的世界组织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世界秩序。其集中 人形式是信奉一种强大的超自然政体，这种形象包含有一种主张强大的世界政府的概念 ；非集中化形式提倡的是某种像全球层面上的联邦。二者均将由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 视为当代全球人类状况的主要的、不可避免的维度。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主张通过对 全球化过程的系统组织化去应付全球化的危险。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渴望通过使一个无 序的世界体系联邦化来克服全球性带来的问题，后者则认为目前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秩 序，只不过存在动态性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将把世界体系改造成一种更高、更可取的 秩序形式。
罗伯森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当代意识的一个方面的全球性是相当晚近出现的，所以他 对以全球化为取向的意识形态、学说和其他知识实体特别感兴趣。然而，在他看来，即 便是这样，也并未否定反全球趋向和社会文化趋向所具有的全球取向视角。他认为，尽 管反全球化的视角并不一定关注世界秩序这个主题本身，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们 所反对的东西的“阈下奴役”(subliminal thrall)，它们是以一种否定的态度来谈论 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一问题的。它们的态度本身蕴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当代全球人类状况 如何才是可能的。所有对全球人类状况所进行的观念思考，都构成了罗伯森全球文化的 重要构成。人们正是从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的关注中，逐渐确立了一种关于世界一体 化的不断增强着的“一个世界主义”(One-worldism)的观念意识。尤其是在当代，对全 球化的关注使人们提出了如“从全球着想”、“地球村”等概念，这意味着人们开始将 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来看待，并形成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概念，这种概念反过来又会 增强他们认为情况就是这样的可能性。总之，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成熟和强劲的主要标 志是：它已经从社会、个人、国际关系和全人类这四重结构上全面展开，一种由经济、 政治和军事的结构性扩张而达成的、“全球文化”背景下的“全球人类(global
humankind)意识”或“全球场”(global field)观念已经形成并日渐凸显。
罗伯森虽然从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得出文化的全球化，全球文化的结论，但 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全球文化是同质的，相反，他却强调全球文化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 的，文化的多样性应成为理解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罗伯森首先从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种预设的分析入手，分析文化的多样性。在他看来， 全球化包含着对世界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预设问题，这种预设本身对全球化的轨迹来 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它既包括相对居主导地位的预设，也包括可供选择的预 设。罗伯森认为，即便是寻求可供选择的预设，也不可限于对唯一“正确的”一系列预 设的求索。这是因为：第一，人们能否证明单一序列的预设一直支撑着不断扩大的全球 场的实际运行，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从事实上看，世界体系在经济上和政治意义 上的扩张，也没有使世界文化的扩张成为一种对称的关系，没有使全球场景中的所有行 动者都有同样的预设。第二，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民族化。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 意义上的体系，它会通过某些方式对社会的发展构成制约，使之遵循拥有相对同质的国 家制度这一“可接受的”路线参与到该体系之中。但是，罗伯森认为，仅仅指出这些方 式还不够，还必须考察现代全球状况促使社会(或其他)的全球情景定义大量扩散的可能 性。许多情况表明，现代国家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民族化创造，为了使一个国家担负起 承担内部管理事务和处理文化认同问题的责任，必须创造一种“高文化”。第三，全球 场的多元主义特征表现为相当大的多样性。在全球场中，各文明、大陆、区域、社会和 其他方面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全球人类状况做出许多不同的定义，也存在着各种不 同形式的文化认同。这意味着，一种全球化观都是建立在对其的多维性理解基础之上的 ，这种全球化观表明一种可行的全球化场景需要多样性和互相竞争的预设的合法性切实 得到普遍化。[2](P101-102)
罗伯森还从文明的角度论述了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多元文明的共生性。罗 伯森认为，全球化一方面使不同文明走向统一性，另一方面这种统一性又表现为由各种 文明发展的相对自主性及其历史所构成的。从历史的眼光看，不仅东西方分属两个自成 体系的文明模式，即便是在东方或西方，其自身的文明也是多样性共在结构关系。因为 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在于历史时态的丰富多彩的歧义性和共时态的整体的辩证互渗性， 也因为任何一种世界意义上的文明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以民族文明为基础，并在各 民族的互动中发展而来的，所以世界意义上的文明统一性作为各民族文明共性也只是在 包含着殊多的民族文明特质的形态中存在。即便是不同文明被卷入全球化而走向同一文 明的过程，罗伯森认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文明的标准问题，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文 明标准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欧洲国家是否接纳非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 的条件问题。而对于像亚洲和非洲这样的非欧洲国家来说，要使自己被“国际社会”接 纳，就必须努力达到这一标准，接受欧洲人的文明理念，而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原来意 义上的民族文化和文明的认同出现危机。而失去这一民族认同的根基，也就失去了一个 民族赖以立身的条件，这就促使他们立足于全球化这一背景，寻求一种既有利于保存和 弘扬本民族文化，又顺应全球化发展的文化认同。显然，罗伯森通过论述文明标准问题 ，试图说明非西方“共同体”在全球场景中存在的可能性。正如他指出的，文明这个范 畴一般来说指的是特定形态(configurations)，或者说指的是社会文化类型的独特“丰 富性”和历史“深度”。在不以任何方式否认这种分析文明形态的方法的恰当性的同时 ，我想把聚焦点放在文明概念在一个重大历史时刻曾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主要要素 的方式，这至少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这一概念被看作是居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过 程的基本形式被确立为某种接近全球范围的基础。[2](P166)当然，罗伯森的思想是辩 证的。他认为，承认文明的独特性，承认这种文明的独特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基础地位 ，并不是由此将独特性看作是一个自在之物，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为在某种背 景下独特的东西有其适当性这种“普遍性”观念成为主题并得到传播。正是全球化才使 得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他们“平等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在日趋全球 化的世界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应该成为全球化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样，对全 球文化的理解也就必然会过渡到如何处理全球文化与多样性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
在全球文化与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对 立的看法。前者可称为普遍化的全球文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把文化的全球化理解为是以 某一既定的社会理念或价值观系统为前提的单极化、同质化或一元化普遍主义。后者则 更多的是固执于文化的独特性或异质性的特殊申认，过度强调不同文明或文化传统之间 的“文明冲突”。不难看出，上述理解上的不同，实质上集中呈现为两种互相冲突甚至 对立的理论立场。罗伯森则试图超越它们之间的对立，从而寻找出解决这种对立的办法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既对特殊性、差异性又对普遍性和同质性保持直接关注 的尝试。
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崇尚消费至上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日益被包装为特殊- 普遍关系，这种关系越来越被人们从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主义供给和特殊主义需求之间的 联系这种意义上作为谈论主题。”[2](P144)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强调：普遍主义与特 殊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相对新近的世界历史中，已 构成某种类似于全球文化形式的东西，或者说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结构化的轴心问题。它 们二者作为全球网的一部分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经验的普遍性和日益增多 的对特殊性的预期；另一方面，是普遍性的经验和日益增多的对普遍性的预期。从这两 个方面看，普遍主义主题和特殊主义主题已经统一。因此，罗伯森要求人们从特殊主义 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这一双重过程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化的统一中来理解全球化 ，把全球化不仅视为是由诸社会、区域和文明通过多种成问题的方式被压缩在一起，而 且这种情况日趋激烈地发生在按民族构成的社会内部。他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全球人类 状况或全球场的四个基本要素越来越成为主题，任何给定的要素都受到另外三个要素的 制约。说全球化包含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二者的制度化，具体地讲 就是说它存在于社会论、个体化，由社会组成的国际体系的巩固和全人类意识的具体化 这些相互渗透的过程之中。[2](P146，147，149，150)就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来说，它被 定义为普遍性这个问题在全球的具体化；就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来说，它被定义为是对特 殊的东西、对表面上越来越精致的认同展示方式的寻求具有全球的普遍性。通过“普遍 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推动，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理 念是可以特殊化的，与之相对应，只要各民族群体或本土群体放弃各种特殊形式的文化 本质主义，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或者不再固执于对某种族群性文化或地方性知识权 利的过度吁求，其族群文化或地方性知识同样可以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罗伯森把前 一过程称之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e)，把后者称为“地方全球化”(locglobalize )。可见，罗伯森是将全球化看成了一把双刃剑，它一面刺向为本土而本土化的文化原 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又刺向了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普遍主义。在他看来，任何将全球化作 为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过程来谈论的言行，都是要犯严重的历史学错误的。
既然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上述两个方面的相互统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一种 有可能特殊化的或地方化的“普遍性”从何而来、由谁确定、怎样确定的问题，以及如 何才能使各种特殊化或地方性的文化得以普遍化或全球化的问题。按照罗伯森的看法， 回答这一追问，关键是要从解决认同入手。罗伯森认为：“认同就是权力。”[2](P239 )任何认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何种范围内建构，对于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和场所而言， 都存在着“塑造”认同的主导方式。尽管这种主导方式并不一定为所有人所接受，但在 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整个世界的日益压缩和更趋单一性，塑造认同的种种依据越来越具 有“共享性”，而且是一些有争议的“共享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认同就 是一种权力认同，这种权力认同又与国际或民族间的“承认的斗争”密切相关。当然， 罗伯森自己也担心，具有权力诉求性质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的本真性诉求，很可能会 导致“对权力的可怕的要求”。[2](P239)既然如此，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来相信“全球 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能成为一种绝对性真理认识呢?
事实恰恰相反，全球化发展已经在文化方面暴露出“极大弱点”，这就是，它使文化 传统在全球化面前表现出了很强的失落感，而伴随着这种失落感而产生的是对文化传统 的悲观主义追忆情绪。罗伯森用“文化乡愁”或文化忧虑来表达这一现象。罗伯森认为 ，早在19世纪，德国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就出现了一种对文化传统的失落感和夹带悲观主 义的文化追忆情绪，这可以从1918年出版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马克斯·韦伯 的资本主义社会学研究中看出。除此之外，图尔纳和施陶特在研究乡愁的历史过程中， 还提出了乡愁范式的四种主要预设，这四项主要预设是：“历史衰落的观点，某种失去 整体的感觉，丧失表现性(expressivity)、自发性的感觉，失去个人自主性的感觉。” [2](P226)罗伯森认为，现代人类的乡愁，是与现代社会的经济主义普遍扩张直接相关 。经济全球化在通过创造崭新的人类文明史和空前的世界整体观，塑造一种超文明、跨 越文化差异的力量的同时，带来了一种尖锐的“现代性”矛盾，即对传统的拒斥导致历 史的非连续性，现代经济理性主义对历史观念的排斥，增加了人们对追认自身历史的困 难。随之而来的后果是由于缺少连续的历史和文化认同，从而使人们难以对某种形式的 “总体共同体”(the total community)进行确认和认同，从而导致现代人对个人自我 人格的认同和表现失去了必需的文化中介。这一重大文化后果，与全球化本身所追求的 一体化、同质化目标相距甚远。
正是从对上述矛盾的理解出发，罗伯森曾以“国际旅游”这一时髦的现代生活方式作 为“地方全球化”和“全球地方化”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解释实例。他认为，国际旅 游是当代生产地方性、有差异的东西，包括神圣的东西，以及不断生产普遍性的东西的 最显著场所。国际旅游既是国际的、全球的，又是独特的、地方的。现代人的国际旅行 ，既表现为他们对现代性的乡愁，也表现为对文化遗忘后的一种追忆。
三
从罗伯森关于文化系统论思想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一思想主要有以下贡 献：
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罗伯森从文化、文明的角度入手，主张在对全球化进程进行 描述的时候要将文化和文明因素考虑进去。如前所述，罗伯森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 关注全球化这一问题，在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他系 统阐述了描述全球化的主要方法。他认为，既有的理论在对全球化的描述过程中大都局 限于某一种现象，如吉登斯的结构理论，阿切尔(M.Archer)的文化-能动者理论；沃勒 斯坦的世界理论体系等。前者分析显得过于抽象，而后者虽然在全球化理论发展中在方 法论上具有革新的价值，但由于其“经济主义”忽视了文化而显得过于僵硬。因此，他 认为需要对世界正在处于“单一场所”过程中出现的分析上存在的相互分离，而实际上 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逻辑进行系统解释。罗伯森正是从弥补上述方法的缺陷的 考虑出发，强调对基础主义如世界体系论和反基础主义如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 的关系的研究。在研究概念上他乐于使用“全球场”，而不是“全球体系”。他认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往那种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去分析和理解世界的出发点已经过时 ，应该以“民族社会”(nation-society)的分析方法为总的参照点，去分析全球人类状 况，抛弃原有的“国家中心论”。罗伯森认为，在全球场中，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个 人和人类四个参照点互相“反思”(reflexivity)，促成各自的不断升级(upgrading)以 及彼此间关系的转变，从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罗伯森称自己的理论是“唯意志 ”(voluntavistic)论，以同沃勒斯坦的“经济主义”相区别。他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比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更“广泛、开放和富于流动性”。
其次，从理论上看，罗伯森提出的许多观点与前人相比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突破 性。第一，从全球化概念来看，罗伯森是最早从文化上试图给全球化下一个比较完整定 义的重要人物。对于全球化，在罗伯森之前，尽管人们已从许多方面进行了界定，但在 罗伯森看来，以往关于全球化的各种定义，仅仅把全球化视为一个单一的逻辑，忽视了 文化和文明在定义全球化中的意义。为此，他主张把全球化看作是人类各种文化、文明 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的文明存在的状态。他关于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世界 的压缩以及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的观点，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所 拥护。第二，罗伯森强调了全球化发展的过程性。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是先于现代性的 ，全球化不等同于、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不定型地表达的现代性的直接后果，相反都是 全球化直接推动了现代性的扩展。他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作了观念上的描述，提出了全 球化发展前后递进的五个阶段，要求人们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中去把握全球化。第 三，罗伯森的文化系统理论强调了全球多样性共存的观点。罗伯森认为，资本主义的动 力、国家间体制以及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尽管构成了世界“整体化”趋势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产生的结果却是全球复杂化。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在这一过程 中产生的主要影响是“相对化”(relaxivization)，它“对于看待全球化总过程以及集 体和个人对这一过程的参与的特定视角之稳定性，……提出了日益增多的挑战”。[2]( P41)这就是说，受全球化进程影响，行为者在采取一种全球整体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在 不断增强对自身特点的认识，从而发展自己的全球观。这种情况会在不断强化各种特殊 主义的身份的同时，创造出抵制全球价值扩散的文化。所以，全球化的未来不是完全的 单一化、同质化，而是多样性共存。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统一性特征虽然会日 渐明显，但多样性仍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存在，并构成统一性基础。之所以这样，主要 是因为：全球化进程为各种文明、各种组织、个人认识自我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在更 加密切的交往和相互认识中更能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从而加强自我身 份意识。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更大宽容度也为多样性的存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应 该说，罗伯森的分析和概括是非常客观的，也是极富针对性的。第四，罗伯森要求从普 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关系中去把握全球化，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全球化过程 和衍生结果的中心意义，他认为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 者之间的互相渗透。在这里，罗伯森强调的基点既非自然进行的同质化，也不是强制推 行的殖民化，而是强调了文化表现领域的全球性，即罗伯森所说的，当代文化的生成、 发展和演化是在“全球场”进行的。这样，不同社群、民族、国家的文化再也不是封闭 的，它们在全球场中展现，他要求人们尤其要关注不同文化在全球场中的相互影响，这 种影响可能导致同一，即本民族文化为他民族所认同、接纳，但更多的是相互区别的文 化的自我张扬与认同，即这种影响的目的是对文化的独特性的追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罗伯森才指出，文化的全球化是对特殊的东西、对表面上越来越精致的认同展示方式 的寻求具有全球普遍性。从某种程度上说，罗伯森的这一思想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的一种解构，也是对各种反全球化、以及鼓吹“原教旨主义”立场的一种积极回应。
罗伯森提出的文化系统论思想虽然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 对全球化概念的理解过程中，由于他过多地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这就使他很少注意到 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全球化缺乏情趣。当我们去分析罗伯森时，我们会发现，他十分明 显地强调民族-国家的角色，而当我们不想否定这一因素在任何全球化分析中的重要性 时，我们可能会说这种分析恰恰需要“经济”过程的讨论才能完成。所以，对文化的过 度强调使他没能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多维度的概念；在对全球化过程的理解上，虽然罗伯 森肯定了全球化作为现象的存在，强调了全球化的动态性和连续性，尽管他力图摆脱西 方中心论的束缚，把非西方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纳入研究的视野，但无法走出自己制造的 困境。因为在他看来，全球化是建立在这样两种理论假设基础上的：一方面，全球化是 一个缘于西方的现象，西方文明是全球化的中心焦点，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它是外 在于全球化这一过程的，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一种被动地被吸纳的地位；另一方面， 全球化作为一种自然过程，有着不可抗拒的内在逻辑。这两种假设很容易把对全球化过 程的分析引入全球主义的圈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主义更合理的表述。这点，我 们从罗伯森对“全球场”中的四种要素的分析中均可以看出。罗伯森认为，全球场中的 四种要素以及围绕它们发生的“个体化”、“国际化”、“社会性化”等过程，说到底 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价值之上的资本主义抽象的人性观点和社会秩序原理在全球范围内的 延伸。他所描述的阻碍全球化的人类社会三大分野，也基本上是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 分野。在罗伯森的心目中，西方文化的因素和价值，以及建立在这些价值基础之上的与 工业社会相一致的规范和国际秩序的法律原则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 之相对应的非西方文化的因素和价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原则和规范则对全球化的发展起 到阻碍作用。这种观点与近年来西方出现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在对待 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所持的立场，不能不说同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