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投融资的宏观调控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投融资论文,功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投融资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实现途径，在促进有效经济增长、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都具有特独的功效，在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扩大内需和启动宏观经济，政府投融资有着其他政策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
一、催化经济有效增长
经济增长不仅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数量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在社会投资总量既定的条件下，为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要求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在投资结构上相互协调和相互补充。对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来说，政府投资是国家利用所掌握的财力资源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直接资金投入，其投资活动是影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重要因素；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依据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直接体现着国家对国民经济全局的部署和投资意向，有选择地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等部门，并以追求宏观经济利益为前提。
在现代经济运行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则取决于投资增长率和投资效率增长率。为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一项长期的战略重任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换，与政府投融资的运作紧密相关。
其一，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增长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如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率较低国家的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低。这说明处于高速增长的国家，急需疏通和完善将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政府投融资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政府信用将民间闲散资金转化社会投资，并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来完成财力资源的转移与配置，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
其二，经济增长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在资本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配置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资本配置效率低，经济增长率就低。就政府投融资对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来分析，首先，通过政府投融资的运作，使那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成长性良好、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得到超常的发展；并由此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其次，通过政府投融资在资本市场的运作，消除企业存量资产长期凝固的障碍，推动存量资产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流动与重组，充分利用企业存量资源。再次，通过政府投融资合理配置资源，促使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强化企业的内部治理，营造具有良好约束力度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铺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
其三，粗放型增长方式转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与投资方式的转换是分不开的。投资方式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经济运行中几次出现的大波动，也都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投资需求膨胀相关； 1978年固定资产大幅度扩张，比上年增长22%，导致经济运行失控，被迫进行调整和整顿。1985年和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8.8%和23.5%，投资规模的过度扩张，造成社会供求总量严重失衡和物价急剧上升。1992年和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分别比上年增长42.6%和58.6%，造成财政赤字扩大和货币发行过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说明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活跃的因素，通过乘数作用对经济系统施以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投资在创造社会需求的同时，也会增加社会供给；成为经济发展后劲的主要因素。中国传统投资体制以预算软约束的企业和银行为运行基础，对企业投资行为缺乏严格的约束，加工业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原因。因此，通过投融资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政府投融资的有效运作，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实力，对社会投资规模进行调控，改善经济结构，将促进增长方式的转换。
其四，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体现着对科技进步的要求，特别是在对现存产业结构的改造中要加大技术含量，加快技术改造，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同时，推动高科技产业化和发展新兴产业也是当务之急。因而，在目前我国产业部门设备老化和总体技术水准较低而政府公共预算资金十分拮据的状况下，急切需要运用投融资手段，为政府和企业筹集更多的长期建设资金，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加高新技术的开发能力，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投融资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较强的力度，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运用政府投融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重要途径。
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国民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从静态上看，是决定于存量资本的结构状态。从动态上分析，则与资本的投入紧密相关。社会总投资的投向与部门投资份额决定着各产业发展速度的大小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所以，增量资本结构的合理与否和优化程度，就影响着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及演变趋势，需要通过合理的增量结构来实现对既存产业结构的变革。政府投融资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调节手段，存在着对增量结构内在的调节机制；可通过债券、股票、投资基金、BOT等融资手段，增加能源、交通运输、 原材料和农业等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的投资，以缓解和消除“瓶颈”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政府投融资运作具有明显的产业政策倾斜，对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合理化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等公用事业的扶持，使基础设施建设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投融资对增量资本的结构调整变化，来促进资产存量的调整，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比较落后国家向中等发展水平国家转变的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的国家往往是结构变化最为显著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处于该阶段的国家能否转变成功，成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乃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主要取决于能否通过急剧的结构变革来推动的。从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以农业产业为主的落后国家成长为初步工业化的国家，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始终受到结构制约的困扰，投资结构的扭曲已经成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生产力地域布局结构不合理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投资结构的转换，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现代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不发达的农业等第一产业的经济基础之上。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发展任务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异，就是中国在急需发展现代产业的同时，又必须发展农业等基础产业。这使得中国投资结构的选择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若向现代产业实行投资倾斜，就会削弱对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投资，从而使得本来就十分薄弱的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陷于更加落后的地位，反过来又会进而制约现代产业的发展；若向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实行投资倾斜，由于所需投资大、产生效益时间较长、以及需要现代产业提供的装备等原因，又会制约现代产业的发展，并同时影响着基础产业的发展。所以，政府承担着更重要的责任，需要规划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确定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主导产业，合理地选择投资结构发展战略，并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政策手段和措施，扶植主导产业的起飞，从而诱导国民经济运行向均衡和协调的宏观经济目标发展。
在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中，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别，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调节方式也就大相径庭了。从而，体现政府政策意图的投融资之运用以及运用程度在客观上就有着极大的差异性。由于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本处于现代化，根本性的结构转换已经完成，新的结构变革不存在技术上和组织制度上的障碍，产业之间的结构均衡主要依靠市场的自组过程或部门之间的协调来实现；故对发达国家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化途径来辅助或微调。与此相反，由于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和所面临的发展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经济结构不仅是影响经济运行的局部问题，而且具有宏观战略上的重大问题。调整产业结构，促使其向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既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又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作用不仅是提供经济发展的一般环境，同时作为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组织者。因此，政府投融资就必然在以下方面起着较大作用并成为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工具。
第一，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同时并存着的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不仅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技术基础上，而且具有不同的制度结构和行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结构转换和组织制度更新的过程。通过运用政府投融资，加大产业政策的实施力度，来保护和扶植我国新兴的幼小产业，促进这些产业的尽快成长；同时，面对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进行比较和选择，促使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结晶在我国的采用和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现实基础上有一个较高的新起点；从而加快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目前中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要素发育不良，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极大抑制，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现实中似乎一时难以达到，而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产业政策的导向以及政府投融资的运作，给微观经济组织指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方向，有利于促使企业作出长期决策的正确选择。
第三，在产业发展和结构转换的外部环境上，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工业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国内生产及供给结构与国内需求结构，特别是同国外的需求结构之间的差距很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出口产业不仅是国内生产部门的量的扩大和延伸，而且是在一个更高层次的结构调整，存在一个明显的外向化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整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和它在世界市场的参与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竞争力的提高，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就不可能迅速提高；同时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的引进，也难以增加出口竞争力。因此，要实现外向化发展过程的良性循环，需要政府投融资配合相关的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支持出口创汇企业的运营，在利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地形成一些具有新的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世界市场的参与度。
第四，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较大的结构偏差，并处于产业成长过程中结构重组的转变时期，面临着重新构造产业结构的重大选择。伴随着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革，会引起一些重要的经济过程、经济变量及其相互联系的深刻变化。偏差协调成为产业结构变革的基本内容，而且这种协调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政府投融资运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在于配合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促使国民经济的流量结构发生变化，引动社会资产存量作出相应调整；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协调。
总之，中国产业转换现状的特殊性，需要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运用政府投融资，引导和调节经济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期达到良好的产业协调作用。显然，政府投融资在政府对产业协调过程中具有功能较强与力度较大的调节效应。
三、强化宏观调控能力
政府投融资作为政府的一种重要财力资源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对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功能，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公共预算和银行信贷的投资空白。政府投融资在实施过程中，既体现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经济政策的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运行，以确保资金投放的安全性和必要的增值性。通过发展政府投融资，形成财政预算、银行金融、政府投融资三足鼎立结构的宏观投资体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立政府投融资体系，就是规范政策性银行和财政信用，转变财政职能，促进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政府投融资运作机构通过国家信用方式筹集资金，改善财政预算投资结构，将原来无偿的财政投资支出改变为有偿的政府投融资支出。面对财政公共预算出现连年赤字、政府财力十分拮据的格局，政府投融资运作就更具有其内在的积极意义，显示出对政府公共预算有效补充作用。政府投融资和公共预算，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两大手段，在同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下，有着不同的运作对象、范围、方式和途径。尤其是要解决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基础产业的“瓶颈”、资源配置中短缺与浪费的并存、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和矛盾，迫切要求政府投融资与公共预算的紧密配合和合理分工，并从财政政策运作的总体出发，通过发展政府投融资来摆脱目前公共预算资金拮据、财政职能日趋弱化的困境，在均衡财政的实现中促进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与财政公共预算的无偿投资相比较，政府投融资既在投资资金运作方式上根本不同，而且在投资对象和范围上具有自身的特色。政府投融资主要适合于社会混合产品的投资领域，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项目投资，如果完全依赖财政预算的无偿投资，就会由于预算资金的有限性而加剧经济运行中的“瓶颈”制约。因此，需要科学地界定公共预算投资与政府投融资的职责和范围，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体现出公共预算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又能反映出政府投融资的灵活性和有偿性。以公共预算与政府投融资的协同运作来充分发挥国家财政的整体功能。政府投融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经济政策，承担着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重任，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以及其他一些长期、风险性和地缘政治因素而需要的政策性投资项目。政府投融资不仅有效地拓宽了政府的融资渠道，而且成为有效调节宏观经济总量均衡和缓解经济结构“瓶颈”的重要工具。
二是通过政府投融资运作，增强政府对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调控能力。社会基础设施是经济基础结构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人类在长期经济活动过程中为自己创造的基础条件。社会基础设施是生产和再生产、国民生活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保障和促进的巨大作用。包括交通运输、能源、邮电通讯、供水等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由于其重要性和自身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手段予以调节、控制和管理的必要性。政府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调控和管理，是有着内在原因的：第一，社会基础设施部门运营的技术经济性质决定了它们具有自然垄断性；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决定了它们的产品以及服务基本上是通过网络系统来提供的，因此具有包括生产、供应以及服务使用上的规模经济效益。第二，从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来看，其一次性投资资金量巨大，资本专用性强、回收期长；而从产出来看，其产品同质性较强。这就造成新企业进入困难的局面。第三，基础设施部门提供的产品以及服务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具有重大保障作用，而且其产品价格的需求弹性很小，势必对政府形成维持基础设施部门产品以及服务的稳定供给、正常价格及其标准质量等要求，同时政府也可充分利用基础设施部门运营的特点，把对基础设施部门的管理变成宏观调控的一个有效手段。因此，政府通过投融资运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营运管理，实行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通过利用基础设施的基本特性以及营运的外在经济性，对市场主体实行利益诱导而实现的。
三是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投资需求来说，既要在投资规模上有一个合理的扩大需求，也要求投资结构能适应国民经济协调和稳定运行。前者是依据“九五”和“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保持一定投资率才能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政府投融资是该时期一条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将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途径。同时，政府投融资对在“九五”和“十五”期间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和投资的技术含量，也显得极为重要。1998年以来政府对某些基础产业或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所增加，并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来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以及支柱产业，以消除政府宏观调控的“缺位”现象。
四是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政府投融作资为财政政策一个重要调节手段，通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既是政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财力保证，同时也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和不足的地方的必要补充。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行业规划以及技术经济政策，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引导。例如，采取投资补贴、贴息等手段，并配合税收调节，对社会投资结构进行间接调节。通过项目补助重点，既规范化投融资补助，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各种投资项目适应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要求，和区域发展的特殊需要统筹安排，明确投资规模和方向。引导地方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五是政府投融资运作具有对经济波动进行逆向调节的功能，从而增强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由于政府投融资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具有调节方式灵活、力度较大、效果较强等优点，政府可通过投融资运作，自主地调节经济运行的景气状况；当经济运行处于不景气时，可扩大政府投融资的投资规模，以增加政府投融资的投资总量并合理调整投资结构，特别是通过增加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刺激国内有效需求，带动国民经济复苏；当经济运行处于过热或投资膨胀时，政府可通过政府投融资的融资渠道，组织和筹集民间资金，并相应减少政府投融资对经济系统的注入，以控制投资过度扩张态势；以达到宏观调控之目的。
综上所述，政府投融资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其运作功能和对经济调节的效应是其他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政府投融资所具有的政策性效应和诱导效应、以及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逆向调节效应，都是公共预算和商业银行信贷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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