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塌陷”的两重性与“中部崛起”的战略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重性论文,取向论文,中部崛起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2004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中部崛起”列入2005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中以后，“中部崛起”又成为2005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热点问题。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部崛起”课题组所说的那样，中部崛起战略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但还缺乏推进的具体目标、思路和政策，特别是对“中部塌陷”的理性认识不够深入。从逻辑上讲，只有把“中部塌陷”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才能提出针对性和有效性都很强的“中部崛起”战略。
“中部塌陷”的两重性
（一）“中部塌陷”的主要表现
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地处我国内陆腹地，总人口3.61亿，占全国的28.1％；农村人口高达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产业基础较为完备，科技和人力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中部塌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基本上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
1.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2003年的20多年中，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2％增加到了58.86％，特别是90年代以后，激增了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扩大了6倍。从居民收入看，2002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比西部地区低183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区、市）中，西部地区有2个，中部地区没有一个。
2.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地区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月到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地区高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
3.中部地区的“三化”进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全国该项指标为52.2％，中部六省为45％左右，中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缺乏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及城市群，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没有1个进入全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前10位。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较慢。200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中部六省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近5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指标之一，中部地区的该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全国的城镇从业人员中，非国有占73.2％，中部地区仅占52％，中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22个百分点，比浙江低了近24个百分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巨大差距，实际上也就是“中部塌陷”在发展结构和经济结构变动方面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中部塌陷”在理论上界定为：中部地区相对于全国总体水平或平均水平，特别是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发展水平、发展速度、“三化”进程及结构变动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中部塌陷”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横向比较的特征。从纵向比较来看，中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仍然获得了较快发展。
（二）“中部塌陷”成因的两重性
正确认识“中部塌陷”的成因与性质是制定“中部崛起”战略的理论前提。“中部塌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既要站在中部看中部，又要跳出中部看中部。
自实现改革开放基本方针的历史性大转折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为了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也相应实现了重大转变。主要包括：由过去封闭的、自主性、内源性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开放的、借力型的、外源性的发展战略；由过去相对均衡发展战略转变为非均衡发展战略；由过去服务于强国目标的重型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变为服务于富民目标的轻型工业即消费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过去重内地轻沿海的区域布局战略转变为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区域布局战略；由过去以政府作为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发展战略转变为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发展战略。为世人所瞩目并得到广泛公认的“中国经济奇迹”充分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上述重大转变是非常成功的，中国抓住了历史性机遇，中国经济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迅速发展，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大经济圈的快速崛起是“中国经济奇迹”最突出、最鲜明的区域经济特征。“中国经济奇迹”这一基本特征的实质可以最简明地解读为外来资本和技术、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内陆地区（主要是中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和国家优惠政策四者相结合，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背景下的全球市场上成功地形成了较强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中国能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任何战略选择都必定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付出必要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同样为其发展战略的成功转型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中国为创造“经济奇迹”所付出的代价，主要表现为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发展性失衡。中国式的发展性失衡可以从理论上概括为日益扩大的“三大差距”和相当突出的“新二元问题”。“三大差距”是指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新二元问题”是指由过去单一的城乡二元问题演变为包括城乡二元问题、内（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二元问题、经（经济发展）社（社会发展）二元问题在内的“三维二元问题”。
中国的发展性失衡与“中部塌陷”既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两者又存在着密切联系和高度的相关性。中部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业经济区，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中部塌陷”问题；中部地区经济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经济特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地区差距和内外二元问题实际上也主要是“中部塌陷”问题。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中部塌陷”是中国发展性失衡的集中表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部塌陷”的具体成因来自3个方面：一是由于内外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丧失了原有的发展优势，包括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体制优势、地域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等。二是由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具体体现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市场化力量中“马太效应”的双重强化作用，中部地区不仅在区域经济分工中处于严重不利和被动的地位，而且长期沦为人才、资金等发展性资源大量流失的“巨额逆差”地区；三是由于存在严重的产业惯性、体制惯性、特别是地域文化和思想观念惯性，发展过程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乃至“路径锁定”效应，中部地区构建新的发展优势的内在动力不足。
综上所述，“中部塌陷”既是一个全局性的经济现象，又是一个局部性的经济现象，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中部塌陷”两重性的基本含义。作为一个局部性的经济现象，“中部塌陷”表现为经济发展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区域性优势的丧失与区域性劣势的显现。作为一个全局性的经济现象，“中部塌陷”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战略成功转型并创造“中国奇迹”的成本和代价，又可以看成是中部地区为“中国奇迹”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中部地区的贡献与牺牲主要体现在，作为中国主要的农业地区，在粮食价格和农民工工资10年基本维持在低水平的情况下，通过提供低价格水平的粮食和劳动力这两项重要的基础性资源，降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
“中部塌陷”危害的两重性
“中部塌陷”的两重性不仅体现在其成因上，而且还体现在“中部塌陷”强化的危害上。种种迹象和信息表明，“中部塌陷”已经越过了临界点。在没有越过临界点之前，“中部塌陷”换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战略代价和战略成本大大小于战略回报和战略收益；在越过临界点之后，“中部塌陷”的继续强化，不仅会给中部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会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损害――这就是“中部塌陷”危害两重性的基本含义。令人忧虑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暂时还看不到“中部塌陷”症状缓解的迹象和可能，这也是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背景之一。
“中部塌陷”的继续强化对中部地区发展的危害显而易见。“中部塌陷”的强化与扩大，不仅与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是对中部地区的不公平。“中部塌陷”的继续强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危害，主要是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性失衡更加严重、“新二元问题”更加尖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每年一遇的“春运”困局实际上就是尖锐的“新二元问题”给中国宏观资源配置出的一道难题），中国经济将面临有可能由“中部塌陷”进一步演变为“中部空洞化”的巨大潜在风险。中国经济的“中部空洞化”将会极大地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性，大大削弱中国经济的大国优势与市场规模效应，这将严重削弱中国的国家综合竞争能力与国家综合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中国抵御全球化风险的能力。
促进“中部崛起”的两大战略层面与战略取向
“中部塌陷”的两重性决定了应该从两个战略层面，即总体性战略层面和区域性战略层面来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并构成相互配合呼应的两大战略取向。
（一）“中部崛起”的总体性战略取向：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进行阶段性调整。
时间性和阶段性是任何发展战略都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无论怎样成功的发展战略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巨大的发展性失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最大风险、最大瓶颈和最大挑战。尽快减缓发展性失衡进一步扩大的势头，逐步缩小发展性失衡的程度，将发展性失衡尽可能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以内，是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20年左右的时间内必须解决的最艰巨、最复杂的课题。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进行阶段性调整，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总体要求，又是促进和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要求。
“中部崛起”的总体性战略取向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进行4个方面的阶段性调整：一是由注重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调整为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二是由注重借力型、外源性、重心过分外倾（2004年中国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已经高达70％）的发展战略调整为注重外源发展与内源发展相对平衡的发展战略；三是由城乡分割、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调整为城乡一体、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发展战略；四是由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战略调整为投资与消费并重的发展战略。
（二）“中部崛起”的区域性战略取向：多方多向发力，跳出“中部陷阱”，突破中部经济起飞瓶颈，实现以“中部崛起”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
从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的角度来看，“中部塌陷”实际上就是中部地区陷入到了经济起飞前的纳克斯“恶性循环”和莱宾斯坦“类稳定均衡”。“中部崛起”的经济学含义就是摆脱纳克斯“恶性循环”和莱宾斯坦“类稳定均衡”，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中部地区经济起飞。公认的观点是，从1978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以“东部腾飞”为显著标志的经济起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且发展很不平衡的“超巨型发展体”来说，仅经过一次经济起飞几乎是不可能完成整体性经济起飞的；或者说，至少要经过两次甚至三次局部性的经济起飞，才能完成全面性的整体经济起飞。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部腾飞”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次经济起飞”，“中部崛起”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次经济起飞”。由此可见，“中部崛起”区域性战略的关键就是多方多向发力，奋力跳出“中部陷阱”，有效突破中部经济起飞瓶颈。
从中部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内外条件和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两个方面来看，“中部崛起”区域性战略可以选择三大着力点实现突破：一是中央政府“外力助推”。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外资和东部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并且将国家重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区域重点由沿海地区转到中部地区。二是中部地区奋力“自我起跳”。中部地区实现“自我起跳”的“起跳支点”就在于，充分发挥在资源、科教人才、市场区位等方面的优势，以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心城市群为空间载体，建立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具有产业集群效应和比较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部门，并由此实现有相当比重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就近向中部地区的非农产业和城市群转移。三是以改革、开放、创新激发经济活力。罗斯托认为，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中部地区要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刀阔斧推进地方政府自身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治理结构和有效率的地方治理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活力，给中部经济发展注入充足的起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