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稳定性评估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性论文,对策论文,当前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宋林飞）
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
中，论述了十二个关系。其中，第一个关系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与稳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实践的三大主题。江泽民同
志正确地指出了三者之间的如下关系：“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
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改革、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环境如
何？总的说来，社会基本稳定，但人民内部矛盾增多，某些外显行为倾
向与表现加剧。因此，认清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成因，寻找适
当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与收入分化的压力
1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剧烈的变革也给社会带来
了多重压力。社会转型的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利益
再分配的压力。改革是从经济关系的变化开始的。一定的经济格局，维
持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经济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会使一些人失去某些既
得利益，同时使一些人得到新的利益。由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的政治体制
改革，同样会使一些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也就是说，改革使利益分配
机制更趋合理，但也会使一部分人付出一定的代价，感受到“阵痛”。
第二，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改革给中国人普遍带来了实惠，但各不
相同。得到超额实惠而首先致富的少数人，以及得到平均实惠与较少实
惠而生活改善的人们，日趋形成社会阶梯。每个人都要走上一定的梯级
。但从下一个梯级向上一个梯级迈步并不容易，这就形成社会结构分化
的压力。第三，是竞争的压力。这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保姆式的计划经
济体制，正在逐步被自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社会经济运行的各
个环节都在孕育与发展竞争机制。落后、低效、懒惰，越来越难于找到
保护伞。一些人象断了乳的孩子，嗷嗷待哺往往无济于事，自己找饭吃
又是那么艰难。第四，是规范重组的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新旧体
制交替的时期。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也相当多元化，新旧规范相互
冲撞与摩擦，还存在局部的失范状态。第五，是观念更新的压力。在外
观上看，改革是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的改变。实质上，改革首先是思想
观念的改变。从破除“两个凡是”到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历和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变化。用小平同志的话
说，叫“换脑筋”。成人的世界观都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加上思维的某种定势，换脑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思想解
放的程度不一样，在思想认识上难免存在差异和矛盾。邓小平同志1992
年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
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的确如此，宁“左”勿右是几十年
来在中国人中颇为流行的一种毛病。
同时，收入差别的扩大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现阶段我国城乡
居民的收入方式，已经从过去单一的劳动收入改变为资本收入、经营收
入、劳动收入与非法收入并存的收入方式多元化格局。其中，劳动收入
是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而资本收入、经营收入与非法收入，则是贫富
悬殊的三种主要推动力。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正在不断扩大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指数的测量中，看到这一趋势。
1.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反映收入总的平均程度。1980—198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
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16上升为0.23，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0.22上升为0.29。1992年以后，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时，收入分配过于均等； 居于0
.2—0.4之间时，收入分配相对均等；0.4—0.5之间时， 收入分配不均
等；大于0.5时，收入分配过于悬殊。据世界银行1981年报告， 东南亚
各国60—70年代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36—0.52之间，高于我国
目前的水平。
2.欧西玛指数
欧西玛（Oshima）指数，是10％最高收入家庭与10％最低收入家庭
的人均收入之比。欧西玛指数反映高低收入差距的幅度，但不能反映中
间收入的情况。据测算，全国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的欧西玛指数从1985
年的2.86上升到1993年的3.81，表示收入差距的扩大十分显著。经济较
发达的地区，一般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小。1985—1990年，北京、天
津、上海、江苏、辽宁、山东、浙江，欧西玛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只有广东例外。1985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欧西玛指数已
很高，并居全国首位。这也表明，广东是我国先发地区，近10年来高低
收入者的收入在同时增长，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拉大。
3.大极指数
在全体居民中，20％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之比
，即为大极指数。我国许多社会调查机构采用这一指数，来评估贫富差
别。用20％作为收入差距的“极”，两个“极”达40％的居民，显然这
样的“极”偏大，因而我称之为“大极”。大极指数可以反映贫富差别
的基本状况，但淹没了最富有与最贫困的一小部分人，如两端5％、3％
、2％甚至1％的人。据全国性抽样调查，我国城市20％高收入户人均收
入与20％低收入户人均收入之比，1981年为1.7倍，1992年为2.8倍。农
业中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9倍拉大到目前的5倍左右。这表明，农业
中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高收入者，或者说，农业中的低
收入者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因而还有相当多的人处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
今后，我国收入差距是否不断扩大下去？预计在将来的15年或更长
的时间内，这种差距将不断扩大，但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稳定
与下降的趋势。这一过程象倒写的英文字母“U”，故可称之为倒“U”
假设。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根据欧洲与北美国家的情况， 曾提
出了一个类似的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期，各个收入
等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当经济开始发展后，这种差距会开始扩大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这一差距又将缩小。库兹涅茨在论证这
一假设时，只考虑了经济发展的程度，而忽视了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共同富裕；在私有制中，资本收入与
经营收入带来了一批高收入者，而劳动收入带来了中、低收入者。因此
，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或地区，收入差距不易拉大；私有制为主体的国
家或地区，收入差距则容易拉大。同时，隐性收入也会影响收入差别。
我国现阶段的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规模巨大，得到它们的人主要是
在高收入层，也有部分在中等收入层。体制漏洞越多，腐败现象越严重
，收入差距的幅度越容易拉大。反之，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个体与私
营经济中的非法收入、少数干部的非法收入、变相的个人收入（如公款
消费等），对于收入差别的提升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国有没有出现两极分化？首先，应明确收入差距的两极，
究竟多大比例的家庭或个人才算“极”？其次，应明确收入差距的幅度
，究竟多大才算“分化”？全国20％、10％、5％、3％、2％、1％的家
庭或个人，是否都可以称作一“极”？收入差距达2:1、3:1、4:1、5:1
或更多倍，是否都可以称之为“分化”？几十年来，我国习惯把“两级
分化”看作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于“极”与“分化”的数量
界限不宜定得过低。同时，也不能定得过大，因为过大了会抹煞实际存
在的贫富悬殊现象。“两极分化”的标准现作如下界定：
标准1、大极指数大于4。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收入的大极指
数，从调查资料来看，近3.0。 如果再考虑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的影响
，这一指数的真实值估计在4.0左右。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真实
大极指数，估计已超过4.0。因此， 城乡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已经或正
标准2、欧西玛指数大于5。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欧
西玛指数为3.9左右，真实的指数值估计达4.5左右。城镇居民的收入分
化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
标准3、先富指数大于10。先富起来的人现在还是少数。用5％表示
少数，比较合适。5％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10 ％最低收入家庭人均
收入之比，我称之为“先富指数”。这一指数目前没有现成的全国性统
计资料进行测算。
两极分化不仅是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包括财富差距过大。财富差
距反映在个人与家庭的房产、金融资产与家用器俱三个方面。家用器俱
是消耗性财产，一经使用即开始贬值；房产、金融资产则是增值性财产
，从而是拉大财富差距的因素。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财
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台湾1992年的两个20％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5
.24，财富差距为1:16.8。大陆城市目前正在实行房改， 私有住房将会
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私营经济正在不断积聚资产；股份制发展将
在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中实现股票社会化。因此，我国的个人收入与财富
差距将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
这些社会转型与收入分化的压力，孕育或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
。其中，除了少数犯罪分子同有关人们的冲突之外，大量与主要的矛盾
则发生在人民内部。毛泽东同志当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一文中提出的问题，有些已经解决，有些则或多或少继续存在着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现在，
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同当年提出这个问题时相比，更为错
综复杂。因此，必须重视研究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评估
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的交替过程，就是社会波动。引发社会波动的社
会经济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其主要变量与结
构往往是不同的。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变量是通货膨胀、亏损企业
、流动人口与腐败行为。
一、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因素。目前，我国物价的上涨幅度
仍保持两位数，并存在继续上涨的压力；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居高不
下，由于许多生活资料没有替代品，从而呈刚性增长态势；我国低收入
阶层比重大，其收入主要用于吃饭，因而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低。
1.宏观评估指标。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比。
199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相当，这是否合适？在
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合适比率为
1:0.4—0.8。1979—1993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3％， 物价上涨
率为6.4％，总体上是理想的，但个别年份并不适当。1993—1995年，
我国物价上涨率连续几年较大幅度地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因而物价上涨
更趋不合理。第二，物价上涨率的警戒线。现代社会中物价上涨率的一
般警区分界标准如下：3—6％为轻度通货膨胀；6—10 ％为中度通货膨
胀；10％—15％为高度通货膨胀；15％以上为恶性通货膨胀。1994年以
来，我国物价上涨率均超过了15％。预计1996年的物价上涨率比1995年
会有所下降，但仍将是两位数。
2.微观评估指标。第一，物价上涨是否超过加薪幅度。一旦超过，
工薪阶层的收入就会相对降低，因而是一个敏感指标。现以城镇居民生
活费用价格指数（A）作为物价指数的代表， 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指数
（B）作为收入指数的代表，以二者之差（A—B ）作为通货膨胀压力指
数，则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十多年来，1989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最大
。1995年是1992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最大的一年。第二，物价上涨率是
否超过个人储蓄利率。个人储蓄不贬值以至生息，是收入保障的一个重
要内容。如果物价上涨率超过储蓄利率，则意味着个人劳动成果被无偿
地剥夺，是一种“不是税的税”。物价上涨通常会提高储蓄负利率。有
人认为，1988年我国个人储蓄负利率高达7％。目前， 我国个人储蓄负
利率可能超过7％。
1996年物价上升的压力仍然很大：（1）巨额结存货币。1992 年以
来，每年发行货币量均在1000亿元以上。1995年涨价中将反映到1996年
的“翘尾巴”的部分，一般估计即达7％左右。（2）粮食价格特别是稻
米的价格。从国内粮食比价与国际价格比较来看，稻米的价格偏低。我
国有60％的人口吃米，因而米的供应较为紧张。防止米价再次大幅上升
，是有效控制1996年通货膨胀的关键性措施之一。（3 ）物价改革后续
影响与新方案出台。例如，铁路运输提价引起的轮番上涨将延伸到本年
度；公用事业收费可能提价，财政已很难承受下去。国家对一些生活必
需品及服务的价格还会作较大幅度的调整或开放，从而使生活费用价格
刚性增长。（4）外资的大量流入，需要国内的大量的配套资金。目前1
美元投资大约需要10元人民币的配套资金。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达 338
亿美元，1995年以及今后若干年内，外资将保持相似或更大的规模，它
们所需要的配套资金主要由银行支撑，从而使国内总需求居高不下。（
5）体制内干扰。目前市场上有一支大规模的资金“游击队”， 专门在
股票、外汇、期货、房地产和生产资料市场上从事投机活动，其规模估
计在3000亿元左右。这笔钱到哪个市场，哪个市场就会发热。从哪个市
场抽出来，哪个市场就会偏冷。这笔钱的相当大部分来自政府有关部门
，因而是一种体制性扰动因素。预计1996年这一因素比1995年更为活跃
二、亏损企业
近年来，亏损企业不断增多。例如，1993年江苏省亏损企业数比上
年增加43％，涉及职工94.6万人，比上年增加31％。其中，停发工资的
企业涉及职工26.9万人，比上年增加97 ％； 减发工资的企业涉及职工
24.4万人，退休职工21.7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0％、76％。全国亏损
企业涉及几千万职工，直接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态度。
亏损企业带来两个社会问题：一是失业。亏损企业中相当多的职工
全日或部分时间失业，而成为赋闲或从事街头销售的特殊人群。二是贫
困。亏损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低，资金少或没有，从而成为现阶段城镇中
最低收入层之一。据调查，1993年南京市市属亏损企业169家， 职工近
18万人，其中能正常发工资的只有70家，占41.4％； 发75 元生活费的
74家，占43.5％；工资发不出的25家，占14.8 ％。 亏损企业中每月拿
75元生活费的职工，假如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则他们就成为绝对贫困人
口。根据1994年南京市市场实际价格水平，职工每月人均适量饮食费用
约100元；最低收入户的恩格尔系数为69％。 则南京市每个职工为保障
自己生存的最低生活费用为：100÷69％＝145（元）。职工的平均赡养
系数为1.46。因此，南京市每个职工的最低收入保障线应为：145 元×
1.46＝212元。显然，亏损企业中许多职工的收入低于或接近这一贫困
线。国有企业职工吃惯了“大锅饭”，一旦失去了工作或降低收入，不
满情绪与行为就容易发生。近年来，亏损企业职工的集体上访等突发事
件增长较快。企业亏损以及职工工资福利问题，已成为许多大中城市引
发突发事件的首位因素。
三、流动人口
第二次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近年来
越来越多地流向城市，形成了汹涌的流动人口潮流。 据调查， 北京市
1985年4月流动人口为88万，1987年增至120万，现在估计有160万； 上
海市1984年8月有流动人口70万，至1988年10月达124万；天津市1984年
10月流动人口为29.5万，至1987年6月已达86.1万， 占城市人口比重的
20％；广州市区1976年流动人口仅19万，1985年达62万， 1986 年则达
88万，占城市人口比重的20.7％。其中，低流动人群成为城镇中的实际
居住人口，他们主要是在城镇就业的外地民工。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
国常住（一年以上）流动人口达2135.36万，其中在东部沿海省、 市城
镇的有1050.19万人，近50％。 这些低流动人群大多是无组织的自发移
民，来到城市后无法全部找到就业机会。他们分成四类：第一类为有固
定工作的人，他们主要是工商业中的合同工，建筑业中经过批准的用工
；第二类为有临时性不稳定工作的人，他们主要是工商业中的临时工，
个体工商业户的雇工，无证摊贩等；第三类为拾破烂者；第四类为逛荡
街头无正当职业者。后二类是城市中高犯罪率人群。近年来，广州市外
来人口的犯罪案件，占60％左右。 北京地区的犯罪案中， 外来人口占
40％左右。
低流动人群的经济收入低下。据1993年4 月北京市劳动部门的调查
，外来人口平均月收入在215元左右，约45％的人收入在200元以下。也
就是说，相当多的进城“农民工”处于城市的最低收入层之中。同时，
他们居住条件差，缺乏劳动与生活保障。流动人口一方面活跃了城乡经
济，另一方面给城市与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扩大了城市的贫困、失
业与犯罪。在城市突发事件中，有些人可能混迹其中，富于进攻性与破
坏性。近来海外舆论纷纷预测，农民问题将会发生激变，甚至导致全局
性的大动乱。这种舆论并不确当。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是造成庞大流动
人口的源泉。这些人口流入城镇与异地农村，有些能找到工作，有些则
找不到工作。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往往以拾荒为业或从事非法活动，
成为城市中高犯罪率人群，也即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由于农民都有
口粮田与责任田，外出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可以回家种田，因而只产生不
完全与季节性的失业现象，不会发生没有饭吃的问题。这叫“土地保障
”。从总体上讲，中国农民首先从家庭承包制中受益，获取劳动力支配
的自由，休养生息，寻找劳动致富的门路， 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实惠。
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负担加重等引起农民不
满的问题，近年来通过农产品价格提高、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减轻农民
负担等具体措施的实现，已初步得到缓解。只要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
发展现代农业与加快城市化速度同时并举，为农民转变角色、打破身份
界限、增加农业收入，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与条件，农民问题就可以避
免激化与引起大的动乱。
四、腐败现象
权钱交易是当前主要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滋长的条件主要有
两个：一是相当多的人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提供获利的机会；二是权力使
用时缺乏必要与有力的监督。
腐败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犯罪。1988年—1992年底，全国检察机
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主要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其中省、
部级干部5名，厅、局级干部17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4629名。贪污贿赂
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有1782件；50万元以上，不满100 万元
的有122件；100万元以上的有81件。近年来，又揭露出一批贪污受贿案
件。我们再也不能低估这些现象的离心作用了。
腐败现象首先带来的是某些干部的非法积累，其次是利用公款过分
消费。这些人的暴露对社会的震荡，比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快速
致富更大。腐败现象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是在民众中形成了一种具有
一定普遍性的失望与不满情绪，破坏与恶化党群关系、干群关系。1989
年“北京风波”之后，邓小平指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
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这个分析是深刻的，也应该成为一种预警。
社会不稳定因素控制对策
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滋生，会给改革与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如何排除
已经存在与可能发生的障碍呢？最根本的措施是发展经济与社会事业。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改革与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
期稳定”。也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发展是硬道理”。在具体的社会
政治管理中，应积极寻找切实有效的对策。
对策1：消除盲点与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于人们内部矛盾存在一些盲点，往往是等事
情闹大了才发现，而当它们处于苗头状态时，则看不到。对于领导部门
来说，出现盲点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二是下级
汇报失真。扭转这种局面有两个措施：（一）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习惯。
一个干部是否称职，不是看该单位实际存在的问题多少，而要看发现与
解决的问题多少。（二）改变干部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的习惯。领导不仅
不能老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听汇报，而且也不能满足于走到下级的办公
室听汇报，而应该有更多的时间直接走到群众中调查。
发现矛盾是解决矛盾的第一步。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醒得早而
起得迟”。走出这种误区，关键是正确地找出矛盾的根源，然后对症下
药。毛泽东同志对于50年代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作过多方面的分
析。他揭示出的原因有：群众在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有些是应
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
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对群众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
上犯了错误；工作方法不对头，太生硬；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等
。毛泽东当年揭示的这些原因，现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另外，80年
代以来还增生了一些新的原因。例如，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
，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
我们不能阻止下雨，却能制造雨伞。面对客观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
，不应无为而治，听之任之，而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切实实地真
正动手去解决问题。
对策2：宏观决策科学化
一般来说，解决宏观问题比解决微观问题要困难得多。造成新时期
人民内部矛盾的宏观变量是很多的，把握这些变量只有靠领导者个人的
智慧与亲身的调查研究，已经远远不够了，应由有关部门与专家提供专
门的研究报告。在现代社会，领导者的主要职能，是比较与选择满意的
或最优的对策方案。
宏观环境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人民内部矛盾大都是社会问题，有些直接来源于经济因素，有些则
同其它非经济因素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这几年，单纯谈经济的风气颇盛
。其实，只把眼睛盯在产量上，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我们既要看到
经济因素对社会的作用，又要看到社会因素对经济的约束。市场取向的
经济政策有时会同国家的社会目标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是当前孕育引发
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宏观环境因素。当这种冲突发生时，就要积极寻找
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起正作用的社会措施，主要出现在如下五个领域
：（1）就业保障：（2）雇员保护；（3）工人风险保险；（4）收入分
配的改善；（5）对社会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它措施。近20年来， 在
美国广泛发展起来的社会评价与政策，值得重视。一些学者受政府委托
，把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分析和描述社会问题、设计改善计
划、监视执行情况、估计净效果、分析成本与收益。从而，社会科学研
究导入了政府的宏观决策活动。
现在，面对日趋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群，各级领导应在决策科
学化的道路上迈开更大的步伐。
对策3：重视突发事件的调查研究
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引发的社会波动，是一种客观存在。改革与社
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重组与再分配，会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
也会引起某些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滋长。经济发展加快与改革力度提高，
使突发事件增多，对此不必惊慌，但也不能熟视无睹。
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认识论上的突破，真理标准从书本转向了实践
。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正在经历从不承认到承认、从
回避到公开谈论的过程。“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
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马克思
当年批评的现象，我们正在克服。1980年波兰工人与政府冲突的时候，
有些官员与学者也存在我们过去的毛病。波兰国务委员、著名的社会学
家扬·什切潘斯基教授指出：“不仅仅是科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和推测
中估计到正在到来的危机。只要听一听工人们在工厂，人民群众在商店
门前的队伍中谈论些什么就足够了。同时，应该认识到，人民很清楚地
看到了国家和经济的状况，可是政治家们、报刊、广播和电视都不愿谈
到这一点。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必须马上停止。”
要重视对突发事件的调查研究。“临时抱佛脚”往往会被动。通过
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突发事件，不能一概予以否定。群
体性突发事件的性质与处置方法，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闹得对
的，我们应该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
得有道理，是应该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一种是
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
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毛选》卷五，第354页）
突发事件与社会动荡，是可以测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即是一种社会
风险。为了将来有效地防止冲突的激化，有目的地创造消除冲突发展的
条件，必须启动社会风险预警系统。
对策4：根治体制性空洞经济
我国经济有一块运行与流向不清的地带。在这里，金钱很少流向国
库，而大多从地下渠道进入个人或集团的口袋。因此，这块地带是一个
“空洞”。空洞经济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双轨制牌市差价。第二、
租税流失。第三、国有资产流失。在国有企业租赁、出售或交易过程中
，国有企业中掌握权力的一些人，以低估有形与无形资产以及拿回扣等
方式，换取个人的好处。有人称之为“最后的疯狂”。这种经济现象虽
然难于计量，但近年来是常见的现象。
这三个部分，都是权力寻租的对象。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测算，
租金中15％为纯个人所得。在寻租活动中，获利最多的是掌握财政物权
与人权的少数干部。如此巨大的租金，既是产生腐败现象和导致分配不
公的主要土壤，也是加剧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之一。
空洞经济是干部堕落的陷阱。现时的腐败是具有一定体制性的腐败
。腐败现象的滋生主要根源是体制的缺陷。体制维持现状，仍然会有人
堕入腐败行列。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堵住漏洞，根治腐败。创造公
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当前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与任务。
同时，还有两条根治体制性空洞经济的基本途径，即硬性与软性剥
夺非法收入。非法收入是腐蚀社会风气、降低政治效力，并最终影响社
会稳定的重要成分。剥夺非法收入，是建设文明与健康社会的需要。
——硬性剥夺，即通过举报、侦查与判决贪污受贿等经济案件，没
收犯罪分子的非法收入。在这一方面，近年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今
后，不要当做运动与突击的事，而要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抓。
——软性剥夺，即通过不知不觉的途径剥夺非法收入。看来有两种
方法：（1）普遍剥夺。即通过通货膨胀、储蓄负利的途径， 使非法收
入贬值。但这样做危及合法收入。（2）个别剥夺。 即只剥夺非法收入
。在这方面，我国还没有尝试过。苏联“经济地震”（休克疗法），停
止使用大面额钞票。当时苏联全国流通中的货币总额为1200亿货币，其
中50、100卢布的大面额货币总额为450—460亿卢布。其中， 走私到国
外、随时可能杀回国内扰乱市场的，估计为70—120亿卢布， 国内不法
分子手中的大面额钞票约100—120亿卢布。因此，通过这一措施，可以
剥夺200亿卢布的不义之财。
少数腐败干部受惩处的程度，也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国传统的“清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公仆意识”相结合，形成民
众的主文化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对腐败现象极为敏感，心理承受空
间极其有限。腐败之所以引起民众的普遍愤慨，原因就在这里。邓小平
曾经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
的危险。”
对于民众呼声很高的腐败现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查处
的力度，大案要案在大众传媒中频频曝光。即打击了腐败风气，又降低
了人们的不满情绪。腐败现象的滋生从反面告诉我们，缺乏约束的权力
必然产生腐败。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权力的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从制
度上解决问题。
对策5：治理失业、贫困与通货膨胀
失业、贫困与通货膨胀是三大社会痛苦指数。应采取有效措施，降
低社会痛苦指数的压力与负面影响。
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隐性失业显性化需要
两个条件，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使失业者得到必要的保护；二是劳动力
市场，使失业者能重新找到工作。劳动力需求、价格等信息不灵，就会
增加摩擦性失业，延长平均失业时间。在这种意义上讲，劳动力市场发
育的过程就是降低失业率与失业烈度的过程。一年一度给予城市很大冲
击的“民工潮”，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农村剩
余劳动力流动，是今后我国相当一段时期内隐性失业显性化的主要内容
。应尽快打破农民的户籍身份以及城乡劳动力的进出壁垒，创造公平竞
争就业岗位的条件。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低，故加速边际就
业效应较高的第三产业，可以有效地降低失业压力。同时，政府可以通
过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与企业负担，刺激投资，发展公共工程项目，以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劳动力产权需要明确界
定。把企业的一部分利润作为职工股份，使职工增加一块与企业盈亏紧
密相关的股份收入。这样就能够使职工更加关心本企业的经营活动，增
强主人翁意识，减少自愿失业。
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目标，应定在两位数以下，即不超过10％，在
我国经济起飞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要完全根治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
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巨大的就
业压力，在今后几年中也不可能缓解。这就要求经济有较高的发展速度
，从而将推动物价的上升。但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并不高，对于物价上涨
的承受能力有限，物价上涨率超过10％特别是连续几年超过10％，会严
重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秩序。
企业严重亏损又不能及时破产而造成的贫困职工，是孕育城市突发
事件的活跃成份，是当前最容易引发的社会风险因素之一。为了防止通
货膨胀严重恶化，1996年中央的宏观调控将继续实行适当从紧的政策。
这样做，通货膨胀可望得到抑制，企业亏损面难以缩小。既要防止通货
膨胀到社会不能承受的程度，不使经济过热，又要防止经济滑坡、导致
更多的亏损企业与富余人员（“在职失业”），这很不容易。
对策6：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
社会风险是社会矛盾因素积累与外化的表现。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
，有利于防止风险升级与促进社会稳定。社会安全阀机制似包括如下几
个方面：（1）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
，扩大覆盖率。（2）上下沟通机制。 中国社会的“纵式结构”特征还
没有完全消失，上向传播渠道阻塞是一种经常性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
象。应建立经常性的上下沟通制度，使群众具有利益表达、意见反映的
正常渠道。（3）“第三方”调停机制。没有“第三方”的冲突， 双方
容易采取极端态度与行动。“第三方”调停有利于降低不合理性、排除
非理性、试探解决方法、体面退让等。政企分开可以使政府避免或减少
成为冲突对象的可能性。（4）冲突制度化机制。即通过法律等手段，
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容忍冲突的发生，并建立起冲突的规则，减少其造成
的损失。主要是解决冲突合理化与处置方法规范化两个问题。在冲突制
度化方面，我国已经有了一些进展。（5）分配调节机制。经济发展的
同时，还需要改善分配，保证大多数人受益。在利益取向上中国老百姓
同外国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当年，美国一位总统竞选连任时对
选民说：“大家摸摸自己的钱包，这几年是不是比以前鼓了，如果是的
，请投我一票。”结果美国老百姓再次选择了他。中国老百姓也这样，
看一个政治家主要是看他推行的路线政策，能否保证国家强盛，民众富
裕。能保证就会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有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就能保持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有了社会与
政治的稳定，我们就能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战略目标：“在社会与政
治稳定中推进改革的发展。”
（《南京大学学报》96年第2期） ＊
标签：收入差距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压力管理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人民内部矛盾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