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兼论“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创见论文,意蕴论文,含混论文,学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19-0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2 孙中山以“孙文学说”(知难行易)为名提出了其认识论思想。然而，此说在表述上是相当含混的，一定程度遮蔽了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我们聚焦于孙中山在论述此说时所举的例子，就可以挖掘出他在认识论上的丰富创见。 一、学界困惑：“孙文学说”要解决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 “孙文学说”针对的当然是认识论问题，即革命的实践和革命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要解决的显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当我们提出“‘孙文学说’要解决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时，意思是，在此认识论框架之内，孙中山试图阐释的认识论环节是什么？ 很多研究者仍认为，孙文学说只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推进革命实践的问题。而革命理论的问题不是主要的。换而言之，孙中山有忽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倾向。这种看法当然在《孙文学说》一文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下文也会涉及。但这些证据与其是在说明孙中山否定理论，不如说证明了孙中山在强调有了理论之后我们还要实践。 “孙文学说”其实要解决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孙中山说他当时为了应对世人所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观点，思索有年，“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乃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1](P.160)这里面显然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1](P.160)第二层意思：“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1](P.160)很多人认为，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主要是针对后者的，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实践。但是，由于他还面临着第一个任务，所以也必须强调知对于行有指导作用。所以，所谓的“知难行易”正确的理解应该是“知难—行易”，即，它包含着鼓励人们去实践(因为“行易”)和主张要重视理论指导(由于“知难”)两层意思。①“知难”“行易”之间至少包含着转折和并列关系，甚至因果关系，而不是只有转折关系。 当然，如果将这两层意思结合起来，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因为第一层意思说的是中国人由于不能知所以不能行，知是行的前提；换而言之，如果知了那就能行。第二层意思说的却是知了也没有行。当然，对于第二层意思所揭示的中国古人的问题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勇于实践(行)来加以克服。不过很明显的是，第一层意思中明确说过“非坐于不能行也”，也就是说，行并不是一个问题。 从另外的角度看，以上紧张也是可以克服的。此即将孙中山所表达的两层意思看作是他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有些事情，中国人早已在实践，但效果不好，问题出在没有掌握好的理论；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有些事情，中国人掌握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但依然没有好的效果，问题出在不敢实践。 如果将以上两层意思看作是知行的统一过程，那显然是有矛盾的。但是，如果看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矛盾就可以得到克服。事实上，从《孙文学说》一书的整体来看，孙中山的确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六章“能知必能行”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强调的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七章“不知亦能行”说的是第二个问题，强调的是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要勇于实践。还有一个旁证是，孙中山在政治哲学上主张“训政”，这显然是因为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反之，如果只有第二个问题，那么，“训政”就是多余的，人们只要勇于进行民主实践即可。 但是，孙中山在总的观点(“知难行易”)的表述上，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只是要解决第二个问题。以至于人们会对他的“训政”说提出理论内部的批评：既然主张“行易”，那为什么不立即推行“宪政”，让人民自己实践民权？似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与其认识论之间是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知难行易”说还有“知难”的部分，那么“训政”说就顺理成章。 二、“知难行易”的多重意蕴 “知难行易”这种提法相当含混。以《孙文学说》一书为中心，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多方面的意蕴。通过对这些内涵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说，孙中山所举的有些例子并不能有效地阐释他要解决的问题，反而使得情况复杂化。换而言之，在《孙文学说》一书中占据了相当篇幅的举例论证有时有离题之嫌。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些例子，我们也能发现知行问题的复杂性，反而揭示了其中内在的环节。这也正是孙中山认识论思想的意义。 结合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所举的例子，“知难行易”这个提法至少包含六层意思： (一)“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就是说，因为有些事情先有行再有理论，行在知前，所以“知难行易”。(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命题一”，以下类似。) (二)“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说的是，对于有些事情，人们早已在实践，但效果不好，问题出在没有掌握好的理论。由原先实践的效果不好来说明理论获得之难。所以也是“知难行易”。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掌握了好的理论，实践起来就可以更容易。(命题二) (三)“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说的是，对于有些事情，人们掌握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但依然没有好的效果，其问题出在不敢实践。通过提倡“知难行易”来鼓励中国人去实践。此时，“知难行易”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判断，起到的是鼓励作用。(命题三) (四)“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就是说，对于有些事情，人们还没有任何理论，但是，通过实践可以逐渐掌握其理论。(命题四)它和“命题一”有点接近，但是，“命题一”只是说明了知行的先后关系，并没有对行是否会产生知作出判断。“命题四”却对此做出了肯定。 (五)“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情人们已经在实践了，可是却很难在理论上阐明其理论。这不是说实践的深度广度等等不够，也不是说人们不聪明，而是由这些实践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它们本质上属于较强的默会知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2](命题五) (六)“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这句话比较费解。它说的是孙中山所举的例子其实是以实践所需要的知识的多寡来判断知和行孰难孰易。不过很显然这种说法比较不严格，但也聊备一说。(命题六) 下面我们从以上角度对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所举的十个例子做出分析。 (一)有的例子(例如，饮食的例子)不是在说明“知难行易”，而是在说明“行先知后”。但是，不能因为实践在理论之前就判断实践比理论简单。这是两回事。事实上，王夫之就认为，因为“行难”，所以行在知前。所以，他以“知易行难”来表达“行先知后”的观点。他说：“艰者必先也，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尚书引义》卷三)②这就说明，以“行先知后”来证明“知难行易”未必行得通。我们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孙中山一开始就举了饮食的例子。这未必是一个好的例子。注意，孙中山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在掌握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之后却不敢去实践。然而，他所举的饮食的例子中，在饮食的理论没有得到充分阐释的情况下，已经有了饮食的实践；而且饮食几乎是本能，谈不上需要勇气去实践。这就导致这个例子不能说明问题，反而使得情况复杂化。 而孙中山在饮食一例中所说的胃病的治疗的例子和德国民生政策的例子，虽然最终也是为了证明“非行之艰，实知之艰”，[1](P.169)但是，仔细分析这两个例子，就会发现它们说明的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之所以做得不好，原因在于没有掌握好原理，但原理本身已经完备无缺了。这就导致在实践上更加没有做好：这是和这一部分的其他内容不相符合的。因为这一饮食的例子的其他部分的主旨是要说明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已经在做了，但相关的理论却没有跟上。 总之，饮食的例子需要细分： 1.在人类历史中，先有饮食的实践然后有饮食的理论。这说明“行先知后”。但是，孙中山却认为这说明“知难行易”。这当中显然存在着背离。例子不能证明观点，或者说，孙中山将“知难行易”与“行先知后”混淆起来了。 2.孙中山治疗胃病的例子和德国战时民生措施的例子，说明的是在有了正确的理论之后，实践可以做得更好。这也说明正确的理论比较难以获得，在这个意义上，说“知之艰”是正确的。但这是上一节所说的第一个问题的层面上的，而不是第二个问题的层面上的。 (二)金钱的例子也说明的是“命题一”。可是两者之间有区别。在饮食的大部分例子(除去孙中山治疗胃病和德国战时民生政策的例子)中，我们即便知道了消化的原理，也无助于消化。但是，在金钱的例子中，我们知道了金钱的原理，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帮助自己使用金钱。也就是说，金钱的例子还和“命题二”相关。 (三)作文的例子涉及“命题一、二、四”。 (四)建筑的例子涉及“命题一、四、六”。“夫人类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几何年代，而后始有建筑之学”，[1](P.186)说明的就是这点。由长久的建筑实践而有建筑理论，所以又涉及“命题四”。 但是，孙中山认为“中国则至今犹未有其学。故中国之屋宇多不本于建筑学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1](P.186)。这是错误的，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建筑学。当然，即便我们承认此话是正确的，它也涉及的是“命题一”和“命题四”。 孙中山所面临的挑战是西方建筑实践和理论。西方往往先设计再进行建造，所以表现为知在行先。按照孙中山的思路，在先的就是容易的，似乎西方建筑的例子说明的是知易行难。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孙中山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设计过程中需要具备的丰富的知识，来说明西方建筑的实践比理论容易。此时，难易又以所涉及的知识的多寡来区分，这就涉及“命题六”。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所举的建筑未必是一个好的例子。 (五)关于造船的例子主要涉及“命题一”。孙中山认为，有了科学知识就可以造成世界第一的大船。“此皆为科学大明之后，本所知以定进行，其成效既如此矣。”[1](P.187)但是，在时间上，中国早在“科学未发达以前”，就有了郑和下西洋建造多艘巨轮的历史。从这两个对比性事例中也能“一观知行之难易也”。[1](P.187)孙中山的意思是，郑和时代中国建造巨轮尚无相关理论，所以还是属于“命题一”。但是，两个对比性例子不是同一人群的。而且由于其中引进了科学知识，而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现代造船更加容易，所以情况比较复杂。可是，孙中山并非要在造船的例子中证明“命题二”。 (六)长城和战壕的例子，要区分开来。长城的例子主要说明的是“命题一”，欧洲战壕的例子主要说明的是“命题三”。孙中山认为，秦始皇在没有掌握建造长城的理论之前就勇敢地建造了长城。现在科学发达了，但是如果谁提出再造万里长城，很可能会对其中所涉及的知识感到迷茫。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似乎认为建造万里长城是糊里糊涂成功的。但是，孙中山毕竟看到了科学知识的重要价值。他相信科学知识能够阐释清楚建造万里长城的原理。所以，在现代科学发达的时代，真正的困难不是理论的缺乏，而是实践的勇气的不足和实践过程的落后。在这两个例子中，孙中山揭示了需要对于实践的推动作用。他说：“当秦之时代，科学未发明也，机器未创造也，人工无今日之多也，物力无今日之宏也，工程之学不及今日之深造也，然竟能成此伟大之建筑者，其道安在？曰：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西谚有云：‘需要者，创造之母也。’”[1](P.188)但就知行之难易问题而言，需要理论帮助不大。 (七)在运河的例子中，也要仔细区分。中国挖掘运河的例子说明的是“命题一”。“古人无今人之学问知识，凡兴大工、举大事，多不事筹划，只图进行。为需要所迫，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多出于不觉。是中国运河开凿之初，原无预定之计划也。”[1](P.190)巴拿马运河例子主要说明的是“命题二”。“地拉涉氏失败之大原因者，在不知蚊子之为害而忽略之也；美国政府之成功者，在知蚊子之为害而先除灭之也。”[1](P.191)而地拉涉氏开凿苏伊士运河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计划安排得好，而且勇往直前。在这个意义上，苏伊士运河的例子涉及“命题一、二、三”。 (八)指南针和电学的例子说明的是“命题一”和“命题四”之间的联系。“以用电一事观之，人类毫无电学知识之时，已能用磁针而制罗经，为航海指南之用；而及其电学知识一发达，则本此知识而制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之电机，以为世界百业之用。”[1](P.192) (九)在化学的例子中，孙中山所说的烧炼瓷器的技术便涉及“命题五”。他说：“西人之仿造中国瓷器，专赖化学以分析，而瓷之体质、瓷之色料一以化学验之，无微不释。然其烧炼之技术，则属夫人工与物理之关系，此等技术今已失传，遂成为绝艺，故仿效无由。”[1](P.194)科学理论无论如何发达，对于烧瓷技术却难以完全知晓，一旦烧瓷的人消失，技术就失传。这便是默会知识的精髓。③ 这个例子还涉及“命题一”。“然当时吾国工匠之制是物(指瓷器——引者)者，并不知物理，化学为何物者也。”[1](P.194)也就是说，在没有掌握物理、化学的知识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实践着了。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知不知道物理、化学的知识是一回事，能不能烧炼出瓷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此应该加以区分。 (十)进化论的例子比较特殊。它不是人类毫无争议的实践，而是一种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进化未必是一种“行”。但是孙中山认为进化是“自然之道”，也即认为它是确定无疑的。从这个角度看，进化论的例子涉及“命题一”。它又涉及“命题二”。因为孙中山认为人类历史的进化原则是互助而不是竞争。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而仍然采取非人类的进化原则(竞争)在进化。换而言之，如果知道了人类历史的进化原则，人类就可以进化得更好。孙中山说：“人类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尚[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1](PP.195-196)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孙中山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知难行易”，但是，由于这个命题本身提法上的含混，又加上他所举的例子以及他所作的解释未必是恰当的，所以，笼统地看，它们都在证明“知难行易”，但结合孙中山要解决的两个问题，这些事例或许有所涉及，但没有得到清晰的展开。这就使得孙中山在认识论上的真实观点隐而不彰。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在列举例子说明“孙文学说”时内在地涉及了认识的诸多环节，尤其是知和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对认识论的发展、认识自由的追寻也是有益的。此可谓无心插柳之举。 三、孙中山的真实观点 以上揭示了“知难行易”提法中的多重维度、多种可能的解释，那么，孙中山明确的提倡的是哪种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如果结合他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总体上，他其实是主张在现代条件下，知行合一。具体而言，第一，孙中山主张无论有没有理论作为指导，都要勇敢地实践；第二，孙中山主张以科学的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导。换而言之，孙中山认为如此才能获得真理和认识自由。下面加以阐释。 第一，孙中山一定程度上具有实践出真知的思想。所以他主张不要为“知易行难”的观点所吓倒，而是主张“行易知难”，他的真实意思是鼓励人们赶快实践。通过实践，自然能够获得真知。这当中包含着对传统的“知易行难”的观点的批评，包含着对先秦思想中“行易知难”线索(如孔孟商鞅)的挖掘。他说： 中国人知识在日本上，日本崇尚王阳明学说者，阳明言知行合一，中国古书又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兄弟思之，此似是而非者也。兄弟谓之：行之非艰，知之为艰。虽将旧习学说推倒，此学说上古有人觉悟，而未有能证明之者。然兄弟能得一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即一味去行之谓也。今即以古人之说证明之，中国大成至圣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商鞅又云：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从可知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3](P.123) 这样的意思孙中山表达过多次。在《孙文学说》中我们也能发现相关的言论。 以上可谓引证。这种引证未必是有效的。因为上文多次说过“知难行易”提法的含混性。下面从理论上加以剖析，说明孙中山对于实践的重视，以及对于实践导致真知的看法。 孙中山认为无论在任何历史阶段，实践总是处于第一位的。因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1](P.222) 孙中山认为，实践是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1](P.222)具体而言，“不知而行”分为四事：“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1](P.222) 孙中山赞赏中国三代以前的时期以及西方由草昧而进文明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不知而行，突出的是实践。他说：“三代以前，人类浑浑噩噩，不识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于成周之治化，此所谓不知而行之时期也。”这个时期是一个进步的时期。[1](P.199) 第二，孙中山又主张以知识指导实践，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尤其如此。他认为这才是最高的境界。他说：“夫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1](P.201)按照进化论，显然越处于后期的发展阶段越发达，也越正确，因此值得推崇。孙中山认为欧美就是一个典型。“欧美幸而无‘知易行难’之说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1](P.200)“知之更乐行之”就有用知识指导实践的意思。 孙中山认为造成当时困顿局面的一大原因是国民不知故不行。他说：“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1](P.159) 孙中山将人群分为三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他认为中国的“后知后觉者”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轻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他说：“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是犹治化学，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于裴在辂、巴斯德等宿学也。是犹治医学，而崇拜蜂虫之蜾赢，而忽于发明蒙药之名医也。盖豆腐公为生物化学之实行家，蜾赢为蒙药之实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后知后觉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也。是故革命以来，而建设事业不能进行者，此也。”[1](P.203)正是有见于此，所以孙中山主张“知难行易”：“予于是乎不得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1](P.204)当然，此时孙中山主张的“知难行易”，发挥的是它的第一层意思，即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那么，何谓理论？知识的典范是什么？孙中山认为，真正的知识是科学。“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1](P.200)因此，现代人们的实践需要以科学为指导。孙中山甚至认为，有了科学知识，实践便会毫无障碍，显示出了某种科学主义的倾向。他说：“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1](P.203) 孙中山以革命实践为例来说明理论对于实践指导作用的重要性。他说：“我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而予犹欲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创一过渡时期为之补救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张，而只采予约法之名，以定临时宪法，以为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跃可几。当时众人之所期者实为妄想，顾反以予之方略计划为难行，抑何不思之甚也。”[1](P.208)换而言之，在这个例子中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出现挫折，一个原因是因为革命党人不知道革命过程中需要安排“训政”阶段，而一味前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革命党人在实践着革命，但在理论上却没有及时跟进，所以“知难行易”。但在此孙中山突出的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认为这才是正道。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第六章指出“能知必能行”。[1](P.204)仅仅从这个标题上看，孙中山似乎太乐观，因为我们能够发现太多的例子来证明“能知未必行”。然而，这个标题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从该章的内容来看，孙中山的意思还是在说，有了知识的指导，实践能够更加完美。这点从第六章第一段就可以看出来。孙中山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1](P.204) 自然，孙中山的进化论、知识论和政治哲学是内在统一的。换而言之，一方面，他的知识论成为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认识论根据；另一方面，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又可以成为他的知识论的某种反映。他认为中国人必须先经历“训政”的阶段，理由如下： 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然则何为而可？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于人乎？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日：“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况今世界人类，已达于进化童年之运，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渐发达，所谓世界潮流不可复压者也。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要有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1](PP.209-210) 显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段对“训政”的辩护也就是在主张获得更多更好的知识有利于实践更完美地展开。换而言之，孙中山认为要用知识指导实践。 可是，必须指出孙中山对实践的主体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知行的主体是分离的。他把人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三种。实践是“不知不觉者”的任务。他说：“然则行之之道为何？即全在后知后觉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1](P.203)孙中山认为这种知行主体的分离是现代科学昌明时期的基本特征：“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1](P.198) 因此，孙中山总的意思是说：他绝非不要知识，而是说，知识必须化为行动；如果没有知识，那么先行动起来；千万不能因为尚无知识，就放弃行动。但是，如果有知识作为行动的指导，那更好。对于知和行孙中山都予以重视：他一方面鼓励行，另一方面强调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 必须指出孙中山的认识论思想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导致其认识自由能否可得成为疑问。 问题一：“知难行易”的提法相当含混。这点上文已经多次说明。“知难行易”已经成为“孙文学说”的代名词，但是由于它的含混性，这个学说的主旨便陷入模糊之中。 问题二：“知难行易”的思想中包含了多重的意蕴，它们对于认识论思想的推进都是有意义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认识的过程、机制和环节，展现了认识的多样性。但是，孙中山将这些丰富的内容都只是当做“知难行易”观点的论证，没有将它们明确化、主题化。因此，有些创见④就被淹没了。 问题三：孙中山在“知难行易”的提法下所表达的、并专题化的“行而能知”(实践出真知)和“知能训行”(真知能够指导实践)⑤是有价值的，但是，他对“三种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的严格区分使得知行割裂。 这或许就导致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在知识论上并无一以贯之的理论可以得到指导，导致这个时期认识自由获取上的不足。 ①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冯契所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指出，在孙中山看来，“知易”的说法使人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进而对革命理想信仰不笃；“行难”的说法则使人害怕革命实践，不能在困难面前坚持斗争。换而言之，孙中山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不过，作者强调，“知难行易”说主要破的是“行难”，而不是“知易”(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99页)，因此在行文中并没有贯彻“两个问题”的洞见。 ②转引自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98-500页。 ③波兰尼在其《个人知识》中便指出了类似的历史现象：The regions of Europe in which the scientific method first originated 400 years ago are scientifically still more fruitful today,in spite of their impoverishment,than several overseas areas where much more money is availabl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Without the opportunity offered to young scientists to serve an apprenticeship in Europe,and without the migration of European scientists to the new countries,research centres overseas could hardly ever have made much headway.意思是，如果没有引进科学家本人，或者派人做他的学徒，那么，科学研究的内在技艺并不可能完全传到科学的发源地欧洲之外。因为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技艺，它不是单纯依靠理论能够得到说明，而必须有人来传承技艺。在此，科学技艺和烧瓷技术具有类似性。Michael 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5,P55.因此，“一门技艺如果在一代人中得不到应用，就会全部失传了。这样的例子数以百计。”(同上，另参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注意，这里突出的是技艺，而不是科学理论。 ④比如说默会知识。笔者认为，中国现代认识论思想史上其实存在着一个默会知识的脉络，当然这是需要专题论证的，笔者目前只揭示了其中一个方面，参拙作《试论非宗教运动的思想史意义》，载《上海社科年会(2007)青年学者优秀论文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此处之“训”，借用的是孙中山“训政”意义上的“训”，基本含义为指导、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