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五大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文化发展论文,当代世界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0)01-0113-07
西方有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对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趋势作出论断的时候，我们特别感觉到这种自我意识能力的幼稚。然而，在世纪之交，思考的人们都在回顾20世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瞻望和预测21世纪人类社会将面临新的新形势和发展趋势。其实，只要努力，这一工作是不会徒劳的。本文仅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观察、分析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引起更多有价值的讨论。
一、高技术文化的崛起和渗透，促进人的生活方式全球化和传统文化民族化
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中写道，私人轿车的大量使用，最终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资本越来越国际化，技术越来越国际化，市场越来越国际化。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全球电子通讯事业的发达以及国际间旅游业的迅速拓展，当今世界的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人类意识深层的时间空间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而引起一系列观念的震荡和改变，有力地促进着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在当代世界，贸易、旅游和电视为全球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今天的世界贸易，不仅使160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断扩大，而且还缔造了一个繁荣的、相互依存的、统一的全球经济。当代人在自己的国度里，就可以穿到皮尔·卡丹的时装、阿迪达斯运动服、耐克运动鞋等名牌服饰，吃到汉堡包、比萨饼、麦克唐纳快餐、肯德基炸鸡、日本料理和高丽烧烤，喝到雀巢咖啡、可口可乐、蓝带或贝克啤酒以及从轩尼诗到威士忌等各式“洋酒”，听到或看到美国最新好莱坞影片、英国摇滚乐唱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迪斯科或霹雳舞比赛。新的生活方式迅速在全世界传播，时尚流行到处扩散，追赶时髦的城市青年遵循的往往是同一套国际流行标准，从牛仔服一直到“邋遢族”。新的航空技术使90年代的旅游人数成倍激增，如今在国际航线上往来的乘客每年有10多亿人，平均每天有300万人从地球的一处飞往另一处。
随着国际间人际交流关系的拓展，世界上的跨国婚姻逐年增多。仅以上海为例，80年代以来，上海涉外婚姻数量逐年有所增加，但基本上保持在每年100～200对左右。进入90年代则呈迅猛上升势头，1992年至1994年，每年平均达2500对，1995年达3000对，1996年以来则更多。上海人的中外通婚圈已扩展至欧洲、南北美洲、澳洲、非洲、亚洲五十多个国家。1999年以来，还出现了与欧洲小国冰岛、梵帝岗；太平洋岛国汤加及亚洲文莱这些小国家公民登记结婚的现象。
从食品、时装到娱乐等一系列生活方式，乃至涉外婚姻的增多，这一趋势表明，人们的处世心态逐渐开放，乐于接受一切外来的影响，愿意融合和使用别的民族的生活方式，并形成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在20年之前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随着跨国公司和连锁经营方式的大规模发展，这一趋势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尽管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趋同，但仍然存在一股显而易见的反作用力和反方向的逆运动，这就是人们对整齐划一生活方式的一种反叛，一种肯定自己独特文化和语言的愿望，一种抵制外来影响的情绪。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更深层的价值观，即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学的追求也就越执着，愈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所以，在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同时，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了传统文化民族化的潮流。
正当可口可乐、麦当劳、摇滚乐、牛仔裤和美国电视蜂拥而至，英语几乎已成为一种世界语，在东京的主要大街上到处可见用英语写的路标，在北京、上海的重要大街上越来越多新开张的商店、宾馆、娱乐场所被冠以“洋名字”时，在说法语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却禁止使用英语，尽管英语和法语本来都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在第三世界国家，英语的普及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苏丹都限定英语只有在学校内使用，此外还有十多个国家都想限制英语的使用范围。在威尔士，父母自己从来没有学过威尔士语，却把子女送进威尔士语言学校学习。费朗西斯科·佛朗哥统治时期被禁用的加泰隆语正在恢复使用。语言是文化的晶核，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感到外来文化影响太大，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就会推行文化民族主义，竭力维护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就像遭到政治或军事侵略时，推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一样。
文化民族主义正在全球各个角落勃发：加拿大人害怕自己在文化上被美国同化，以至于差点否决了对加拿大有很大经济好处的1998年美加自由贸易条约。新加坡为适应世界经济的需要，在对国民进行了20年的英语教育之后，现在又掀起“说华语”运动，以恢复儒家伦理对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准则的规范。威尔士人甚至用非暴力手段进行斗争，以拯救他们的语言和文学。原苏联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维埃联盟，强调它们各自的民族特点。
传统文化民族化的趋势的一个突出代表点，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爆炸文学”的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出的南美洲文学惊人的爆炸性突破。西班牙作家加西亚·奥特拉诺在谈及南美洲“爆炸文学”时，不无敬佩地说：“我觉得南美洲‘爆炸文学’最主要的还是我称之为‘反征服’这一点。我们（西班牙人）在几个世纪之前曾经征服了他们。如今，他们却征服了我们，而且是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是通过语言这一既不伤人却又具有强大威力的工具征服我们的。”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巴勃鲁·聂鲁达的《漫歌集》和卡夫列拉·未斯特拉尔的《绝望》集为代表的南美洲文学，才华横溢，大胆创新，创造出一大批构思新款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描绘的风土人情和人物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民族意识和人民的气质，无不具有浓厚的南美民族文化特色。
二、环境意识的苏醒和生命哲学的重建，使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峙趋向融合
在19世纪西方工业化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于人类社会的负面效应，其最大的伤害莫过于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生价值目标的错位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短短的100多年里，地球上的森林减少了一半，森林覆盖率从工业革命前的55%下降到今天的25%；生物物种在成千上万地减少，清洁的淡水和新鲜的空气也变得稀缺；由于植被的破坏，大片土地正在被沙漠吞噬，过量的放牧造成大片的牧场退化；地下矿藏濒临枯竭的危险，石油储存或许还能允许开采30年，某些国家的煤炭已采掘殆尽；与此同时，人口在200年间却增加了几乎6倍。1800年，世界人口大约只有10亿，到2000年，全世界人口将达到60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了近1倍，气候正在变暖，预计到2050年，地球气温将升高3-4度，一些国家的低地将被上升的海面所淹没。工业排污还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大片的江河湖海被污染，淡水日益紧缺，中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在下个世纪将出现水危机……如果按过去的工业发展模式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世界将出现环境危机。与环境并存的另一大问题是人口问题，人口增长是环境破坏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增长又呈现出一种怪现象，越是贫穷的地区，人口增长率越高，对环境的压力就越大，环境破坏得越厉害，经济发展就越困难。估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10亿，而地球最大的承受能力是养活100亿人口。
上述情形表明，二战以来，环境、生态、人口、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日趋尖锐化，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科学主义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科学主义文化取向与人文主义文化取向处于尖锐的对峙之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考察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以及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二重性。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决定人的精神和实践的，不仅有理性主义的因素，而且还有非理性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文明给人们带来日益增长的孤独感和隔膜感，使人们产生了“焦虑”的精神特征，形成了人们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危机，造成了各种精神病症患者的增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引起激烈的竞争和紧张的心理活动，造成人际关系的冷漠、人格防御机制的发达，人们的本我的无意识能量得不到正常或充分的释放，导致人们心理失衡甚至失去自我控制，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这样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失败者——精神病患者、酗酒者、失足少年、堕落者、娼妓、罪犯等等。总之，资本主义及其所带来的现代文明日益使个人与社会形成分离与对立，人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强调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将人文主义原则延伸到自然界的新人文主义思潮悄然崛起，人类全球环境意识骤然苏醒。二次大战之后，发达国家抓住战后有利时机，致力于发展经济，普遍经历了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地区不甘人后，想方设法谋求经济发展，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隐藏在这些经济奇迹背后的却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消耗、人口剧增、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的恶化。不论是巴西这颗闪烁的慧星、伊朗这个破灭的经济神话，还是巴基斯坦分裂的不幸结局，都引起人们的思考，看来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带来人们普遍的福祉，它可能引发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开始反思工业经济中普遍奉行的发展战略，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1968年，意大利咨询公司董事长粤莱里欧·佩切依邀请30位知名学者组成“罗马俱乐部”，开始对人类长远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雷斯特尔撰写的《世界动态学》一书中，通过模型分析，认为人类经济发展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陷于停顿。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开发表美国未来学家丹尼斯·麦多斯等人研究人类困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他们提出要探讨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全球均衡增长的所谓“零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有两个基本的要点：一是可以维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二是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
在“增长极限论”之后不久，欧美经济学家提出了他们的新经济学——生存经济学，强调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74年，西德经济学家梅萨罗维克与佩兹特向罗马俱乐部递交了关于人类困境研究的第二份研究报告，题为“人类在转折关头”。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可持续发展”逐步完善为系统观念和系统理论，并上升为全人类迈向21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而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推行。
日本学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生物工程技术领先的优势，声称要建立一种世界通用的“日本式哲学”。舛忝要一提出，日本要支配世界，当务之急是确立一种值得世界夸耀的“哲学”。日本生物工程学的泰斗之一渡边格教授认为，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同时带来它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巨大裂痕，消除这一裂痕的将是生物工程学，这是“从物质文明向生物文明的过渡”。在渡边格看来，生物工程学时代的哲学，在东西方文明的相互竞赛中将提供一种全新的哲学思想，从而迎来一个有必要构筑世界统一语言的时代。而日本传统的思想情操就具有这一新文明时代许多启示性的本质特征。他认为任何一个人种民族的文化文明都不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明。各民族各种文化分别具有各自的原来特征。在发展过程中，不久会与其他文化文明相摩擦，其结果一部分将被淘汰，但其大部分是在辩证地发展和提高之中。
三、社会经济与文化互动加速，
经济大迁移迟早导致文化迁移
20世纪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便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日趋明显。这一趋势与特征是由于70年代现代生产力的形成而突现出来的。现代生产力是以现代科技知识渗透为主要标志、以现代管理为纽带的，而管理都是以人性结构的假设、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等文化因素为转移的。从而体现出西方制度管理与东方人的资源管理的各自优势来。从人力资本论、人际和谐论、劳动伦理学和管理Z理论诸特征看，日本经济的奇迹确有东西方文化“杂交优势”的渊源可循，新加坡、台湾在发展经济中都强调精神伦理的作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日本变异体文化的体系化和个性化则又是由日本自身经济飞速发展所促成的，亚洲“四小龙”的管理文化引起世人瞩目，也是由于文化在经济快速持久发展中所铸成的。威廉·大内所撰写的《Z理论》之所以在管理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从信任、神秘等颇具东方文化意味的管理要素入手，来建构与西方传统管理学有显著区别的企业管理体系。
社会经济与文化在当代相互促进、相互创造的加速，正在促成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区域化或集团化趋势的增强。欧洲经济共同体、美加墨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经济联盟等28个签约集团，已经活跃在全世界。日本也正在寻求建立“太平洋共同体”。就在美日为“太平洋共同体”、“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大造舆论的时候，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学者、企业家、新闻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于1992年1月云集香港，正式提出和酝酿讨论关于“大中华经济国”的宏伟构想。最近，日本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亚洲的地区一体化”议题，这种地区一体化包括自由贸易区、统一海关、统一货币和旨在融合不同市场的统一市场，这种一体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消除成员之间的贸易壁垒，对非成员采取歧视政策。自由贸易区对非内部成员采取歧视措施，因为只有在本区内可以生产的产品才能享受免除进口关税；统一海关也对非内部成员采取歧视政策，因为成员之间采取共同的对付区外的进口关税。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是贸易优惠条约，对满足产地要求的产品可以降低关税。
这种世界范围经济发展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又反过来推动、促进该地区的文化蓬勃发展。它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由经济大迁移带来的文化迁移。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西方中心论”观念正在瓦解，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价值观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和重视。不管怎么说，现代新儒家对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批评在如下几个方面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1)意义失落的感受；(2)非人化的倾向；(3)戡天役物的措施；(4)普遍商业化的风气；(5)集团人主宰的趋势。世界文化的发展总是有机会均等的，正如俗话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60年风水轮流转”。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这就需要交流，需要取长补短。夜郎自大的心态要不得，妄自菲薄更没有道理。东西方文化新一轮的对话正在开始，就看各自对于传统所作出的诠释和创新了。
四、大众审美观念的急剧嬗变，显示着现代主义艺术向后现代主义艺术演绎
日本学者界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明确提出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知识价值革命”使社会形成一大变革，进而产生“知识价值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知识和智慧的价值将成为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会使人的美学意识和伦理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在他看来，知识价值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以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技术开发工作，逐渐让位于以多样化、信息化及节省能源为主要课题的技术开发工作。在艺术领域中，曾经受到批判和抵制的以追求舒适和方便为特点的现代主义艺术，如今却作为超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而得到发展。无论在技术上或在艺术上，人们大量消费资源和能源的欲望消失了，而把主要目标集中在满足人的心理欲望上面。界屋太一认为，80年代的人们对多消费资源、能源及农产品的欲望开始淡薄起来，而这意味着作为工业社会的思想基础的美学意识和伦理观念的崩溃。
从人对美与丑识别标准的可变性原则看，80年代前后，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中的“大型”、“高级”观念逐渐变为“轻、薄、短、小”的微型轻便产品观念，这在轿车、建筑、家具以及家用电器方面表现得格外明显。其实，日本当代文化中审美观念的嬗变与当代中国大众审美观念的变化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深层次，不再崇高的英雄、不再美丽的艺术、出人意料的怪诞、捉襟见肘的滑稽，以及暴露虚无、堕落的卑劣，都已成为大众文化可以着力捕捉和描绘的对象，这是摆脱传统审美观念和种种形式主义束缚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们多少显示着现代主义艺术向后现代主义艺术演绎的世界文化潮流。
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分别反映了体验世界和体验自我的三种不同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又一次质变。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首先表现为空前的文化扩张。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艺术美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本身，也成为了商品，商品化的逻辑浸渍到人们的思维，也弥散到文化的逻辑中去了。后现代文化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后现代文化的逻辑还表现为语言和表达的扭曲，过去那种人是语言的中心的看法业已失效，相反我们却被语言所控制，人从万物的中心退到了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所把握的地步。
后现代主义区别于现代主义的表征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等。如果说现代主义是高扬主体性，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致力于主体性的消解。如果说现代主义是恢复本体论的整体性，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肯定片断的世界、经验的偶然性和本体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把人们的想象力从传统的陈腐范畴中解放出来。如果说现代主义强调意义是文本中所发现的已知物，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强调意义是在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中被创造出来的。总之，后现代主义要求突破西方文化中的种种传统障碍，如宗教与科学、神话与科学技术、直觉与理性、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女性原型与男性原型等，企图实现海德格尔所设想的口头语言再生的努力，努力捕捉事物的本来因素，对世界、客体和人重新作出估价，而不强加任何预设的意义。
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核心原则，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怀疑之中，这种强大的自毁最终消解西方整个权力话语。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不再具有超越性，它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面对毁誉参半的后现代主义，人们还在消化，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西方哲人的痛苦反省，对我们扬长避短定会有所收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五、伴随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特点的变化，文化激进主义逐渐让位于文化保守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和工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弊病，譬如经济长期滞胀，国民经济军事化，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居高不下，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畸形发展，道德沦丧，犯罪增加，贩毒吸毒严重，性病流行，迷信盛行，种族歧视和压迫根深蒂固，生态日益破坏，环境不断恶化，官僚主义泛滥，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核威胁加剧，所有这些矛盾均无法克服，并不断地给广大人民带来种种灾祸和不安。这就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抗议和反抗。正是在这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基础之上，种族民权运动、新女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和绿党运动，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和日益扩展开来，形成了一浪接一浪的新社会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对西方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要数法国“五月风暴”学生造反运动。在马尔库塞“文化革命”思想影响下，西方大学生采取种种极端手段，对资本主义文化大拒绝，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轰动效应，引发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现存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这种“大拒绝”思潮是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表现。
在“五月风暴”中，马尔库塞成了“左”派学生的崇拜对象和思想支柱。被60年代末西欧大学生运动奉为“行为指南”和政治信仰“圣经”的，是马尔库塞于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一书。其主要思想如它的副标题所示，是从事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所谓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指这个社会中人的“单向度性”。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物质需求的满足，人们也就似乎丧失了反抗的理由，从而成为统治制度的驯服工具。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的这种单向度性，使人们最可贵的第二个向度即否定的和批判的思想趋于消失。因而马尔库塞认为，阻止社会演变，也许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最杰出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认为，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大家都希望维护和改进现存结构，希望保持现代文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也让位于改良。他的单向度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揭露单向度的社会和文化，唤醒人们对自己单向度性的警惕，启迪人们否定的批判的思想即在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马尔库塞公然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异想天开地要用自己的文化革命来拯救人类。他主张由少数杰出人物来加速革命反抗的可能性，由他们来唤起社会下层的“革命力量”，去采取种种激进行动。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异幻想，曾经在60年代末使许多西方大学生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奉为行动指南。马尔库塞的理论反映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苦闷、忧虑、不满、徬徨而又想寻找出路的思想状况。这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统治的全面崩溃，西方社会反文化的叛逆风气甚嚣尘上，“左”倾政治思潮趁虚而入，文化激进主义应运而起。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沉寂下来，功利主义抬头并盛行一时，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轴心，文化保守主义悄然崛起。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深沉冷静的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展开了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评，指出：60年代我们看到的反文化“新”现象，其名称本身就是一种欺骗。他们认为，60年代反文化是一场孩子们发动的十字军远征。其目的无非是要打破幻想与现实的界线，在解放的旗帜下发泄自己生命的冲动。它扬言要嘲弄资产阶级的假正经，其实仅仅抖露出自由派爹妈的私生活。它宣称代表着新潮与勇敢，实际上只会嘶哑着嗓子反复叫喊，由于使用电子共鸣器这种大众传媒，摇滚乐的音量陡然暴增，可怜的年轻人竟也要嘲笑半个世纪前在格林威治村里放浪形骸的波希米亚人。与其说这类玩意儿是反文化，不如称它作假文化。过去30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树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他认为，不相信宗教能粘合起社会的一盘散沙，社会本身也不会自行“溶解”；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和消灭。
丹尼尔·贝尔告诉青年人万勿“将思想当成世俗宗教，以免引起社会动乱。他站在思想精英和文化监护人的立场，对大众文化与平民”解放“运动持严峻的审视态度，并承担对自由主义改革哲学的自我批判任务。
在东方，同样的趋向也开始初露端倪。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成为东西方哲学家讨论的中心议题，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现代新儒学正在悄然返回本土寻找滋生发展的沃土。在外界政治思潮的催发下，这一思潮正发出所谓“告别革命”的论调。对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人们还需要耐心观察一段时期，才能作出正确的抉择。
收稿日期：199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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