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与“开发西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潮涨潮落，究其因有三：一是强调西北战略地位重要，倡言“开发西北”意在巩固国防。鸦片战争以来，从龚自珍、林则徐，到左宗棠、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从这一角度强调“开发西北”的重要意义的。国民政府抗战前后倡言“开发西北”也是基于这种考虑。二是根据西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倡言移民屯垦式的农业开发。三是依据西北蕴藏丰富的特点而倡言发挥能源优势的开发。实际上三者又不能割裂分开，每个时期倡言“开发西北”时，都从这三方面考虑，只鉴于当时特定条件的限制，有所侧重而已。西北正是在一次次“开发”声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过程，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在近现代一百多年“开发西北”的过程中，个人、团体、中央和地方，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他们倡言“开发西北”，客观上对西北近代化的过程都起过积极作用。本文拟就国民政府抗战前后就“开发西北”制造的巨大声势及其形成原因、开发结果做些探析。
一
国民政府自一九二八年始就注意西北问题，倡言“开发西北”了，目的是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反冯战争。二十年代末西北的大旱灾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真正形成“开发西北”巨大声势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心“开发西北”，首先体现在一九三二年将洛阳定为行都、长安定为陪都并定名为西京的决定。即把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由国库每月拨款三万元来改建城市。为具体落实这一决定，在西安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并开始了建设陪都的准备工作，包括测量地形、修复整理名胜古迹，修筑贯通东西南北道路，植树以美化环境等，废弃已久的古都开始出现了生机。
其次是先后通过的有关西北问题和“开发西北”的决议达十四条之多。①
第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此间频繁视察西北，大谈“开发西北”的重要意义，把“开发西北”的声势推向了高潮。蒋介石、宋子文、孙科、戴季陶、张继、何应钦、陈果夫、邵元冲、覃振、黄慕松等先后出现在西安、兰州、宁夏（银川）、西宁、迪化（乌鲁木齐）。一时间，“开发西北”成了热门话题，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以《西北问题周刊》、《西北言论》、《西北论衡》、《西北文化》、《开发西北》等著名的杂志和当时有影响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等为主要阵地，阐述“开发西北”的意义，探讨“开发西北”的办法。一段时间内，新闻界、学术界争相发表有关西北问题的文章，到1934-35年达到了鼎盛。期间《申报》记者陈庚雅游历西北各省后，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都做了报道，全部发表在《申报》上，对当时人们认识西北给予了很大帮助。尤其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对西北的调查与研究，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后，几个月内连续再版，可见人们对西北问题的关心。范长江先生对当时日本图谋西北的野心、西北政治的黑暗、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都做了精辟的分析，有些见解发人深思。
在开发之声达于极点时，考察西北的人员也骤然增多，前往西北的路途中，考察之士络绎不绝，从达官显贵到满腔热情的青年学生、从长城抗日的英雄到海外华侨皆对西北产生了极大兴趣，不辞辛苦前往考察。
二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接踵，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无论仁人志士或者国民政府都曾关注着西北地区。孙中山曾预言，假如中日开战：“日本必先攻击我沿海各省，那时只有两个办法，一为听天由命，二为抵抗，采取抵抗的办法时，必须立脚在西北，才能巩固作战的根本，扫荡沿海的敌人。”②
“9.18”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在考虑“安内”后的长期抵抗时，也把目光投到了西北。在国民政府看来，中国要战胜日本，必须得有外援。因此，“9·18”后，先把希望寄托在由西方大国控制操纵的国联上，其结果使国民政府感到失望，转而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并于1932年12月使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来由于新疆盛世才的亲苏和苏俄在新苏贸易中的不光彩行为以及中国国内南方主力红军前锋指向西北。再加上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谣传，这一切迫使国民政府一时间在注意西北问题时，把苏俄视为潜在的对手。他们害怕苏俄与中共联为一体，直接威胁它的统治，若国际路线打通：“整个西北──陕、甘、宁、青、新都将处在共匪此路之下。”④且当时日苏矛盾也在上升。所以国民政府方面对苏俄扶植中共时时提防，另一方面则更进一步谋求改善中苏关系，正是在考虑“联苏抗日”的过程中，西北的战略地位随之上升，所以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正是在谋求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高唱“开发西北”意在保障未来抗战的国际交通线。
当时，日本人也意在破坏阻隔这条国际交通线。日本在占领东北后，曾派许多浪人，分赴察、绥、宁夏、新疆等省，用挑拨利诱的手段，企图蛊惑该四省内的蒙人背叛中国。在日军操纵下成立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蒙古军政府，”可以说就是这一阴谋的第一步。此外，在新疆的动荡中，日本人也到处插手，日本特务为马仲英部队制定作战计划，在新疆策动组织满蒙回藏正义军等。⑤日人在甘、宁、青回族中更是大肆活动，“妄想诱惑我甘、宁、青各地的回教同胞在西北成立所谓‘回回国’”。⑥1932年日本在天津游说马福祥，声称将支持回教脱离中国⑥。大批日人还借游历之名到甘宁青各地活动，煽动回族群众。甚者潜入宁夏省城游说马鸿逵。⑦到1936年，猖狂的日本特务在宁属的额济纳旗，私设电台、架设电线，并威逼旗王就范，而国民政府驻该地的专员对日本人的骄横无可奈何。⑧日本特务的活动，使西北的形势更加复杂，为保证未来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势必得建设西北，以此来充实西北的国防。在这个意义上，国民政府喊出了“西北是未来抗战根据地”的口号。除上述“联苏抗日”保障西北国际交通的原因之外，以下因素也是抗战前夕形成“开发西北”声势的条件。
从文化背景上看，西北为汉民族的发祥地。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人们再次给它以高度评值，企图从中寻找出振兴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当时人们看来，只有在西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坚韧勇敢、强悍不屈的精神；而东南地区则由于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存在着一种颓靡之风。因此，开发西北，“即调和东南西北人民之唯一方法”⑨，而且在西北依然存在着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陵和其他古迹。通过倡言“开发西北”缅怀祖先业绩，可以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团结海内外同胞共御外侮的作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取胜的。
从当地居民成份看，西北西南虽同为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区，但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的不同，使民族宗教问题在西北地区较为突出，西南的苗、谣、壮、彝等少数民族自清末“改土归流”以来，很多地方与汉族相似；而西北的蒙、藏、回、维等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且有强烈的宗教意识，而宗教信仰却往往又被外人利用以达到他们分裂中国的企图，所以从边疆国防上看，西北问题比西南突出。只有开发西北，处理好民族关系，才能巩固西北边疆。
从自然资源上看，西北广大地区可以用来移民垦殖。广阔的天然牧场，可以发展畜牧业。还有极其富饶的金、银、铜、铁、石油、盐等矿产，仅就当时已探明的矿产来看，西南不及西北，因此从国防建设考虑，应先“开发西北”。时人指出：“若果开发，则阿尔泰、叶尔羌祁连山一带之金银，即可以作救贫建设之用，天山南北、玉门、张掖、延长、肤施一带之石油，即可作交通国防及各项工业之用。天山、祁连、贺兰、大青诸山及陇东、陇南各地之五金煤矿，即可作各种重要工业原料，”⑩来发展国防工业。
从政治上看，西北的政治虽然极其黑暗，但从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看，西北陕甘两省当时直接受国民政府控制，宁、青两省的回族军阀也表示“绝对服从中央”，只有新疆局势尚未明朗。故表面看来，西北是中央政令能够直达的地区，所以能够在这里进行开发事宜；而西南的云、贵、川、滇在抗战前有相当的独立性，国民政府的政令难以生效。且西南处在军阀割据混战中，统一问题尚未解决以上诸因素，导致抗战前国民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开发西北”声势，总体上是围绕西北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形成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抗战前夕，国民政府高度重视西北，很有必要。虽然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迁往西南，西南成了国民党指挥抗日战争的最后堡垒。西北此时对国民政府来说，地位不比西南，但对整个抗日战争来说，西北依旧发挥了重要作用。稳固的西北后方，不仅保证了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而且西北的延安，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一道道打击日寇的命令从这里传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西北古老的黄土高原成为一块热土，成为领导抗日战争的又一中心，同时也成了坚持抗战的希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北发挥了它的重要地位。
三
用经济尺度衡量，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成绩可以说“雷声大，雨点小”，“开发之声盈于朝蛮，而实际效果渺若神山”。(11)也就是说，抗战前，国民政府虽然掀起了一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势，但大多只停留在计划阶段。但从西北近代化的总体过程看，它的积极影响仍不能忽视。
首先，在“开发”声中所进行的考察和研究应该肯定，在此之前，西北对一般内地人来说是神奇的谜一般的地方。通过调查后，西北的社会现状、面积、人口、气候、交通、农垦、林业、畜牧、矿产以及宗教、风俗各方面的情况才被人了解。这些调查结果不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西北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有些资料在今天依旧有参考价值。
其次，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中，西北地方当局也在努力改变形象，以期给人开明进步的印象，各省先后推出了许多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比如统一度量衡、清丈土地、整顿金融、废除部分苛捐杂税、植树造林、推进农林事业的发展等等。国民政府直接参与进行的交通水利等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
交通方面：陇海铁路抗战前已通到了西安，联络陕甘两省的公路干线──西兰线，于1935年正式通车；连接陕甘川三省的公路干线──西汉公路战前也基本通车，两线长约一千多公里。同时，为办理西北公路运输事业，还设立了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以加强对西北公路运输的管理。此外，陕甘包宁欧亚邮机也开始通行，这些都是在国民政府的直接经营下完成的，可以说也是西北抗战前国防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也就是说，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交通初具规模。
水利方面：筑成了渭北灌溉工程。由经委会西北办事处主持的泾惠、洛惠两渠，战前也基本完工。二者可灌田百万亩以上；宁夏的云亭渠可灌田20万亩以上。这对于改善西北干旱现状，增加农业收入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在“开发”声中，给西北也带来了一些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比如，利用科学方法改良陕西棉种，在陕、甘、青三省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西北各地禁毒、禁赌、禁缠足等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对改良西北社会风气打开了一线之天。文化、科技、教育事业都有了一定的改进，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设置就是西北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抗战开始后，西北和西南成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也是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重要基地。此时，虽不象战前那样大声疾呼“开发西北”，但实际上战争开始后，西北的进展比战前快得多。时人叹曰：“自军兴以来，西北也和西南一样，成了后方的重地，多少文化与政治机关，移到西北去，连带的多少社会上、文化上、政治上实际工作的人士也由东南移到西北去，以前呼号鼓吹，求之而不得者，因抗战的关系全实现了。”(12)尽管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在后方的经营上“显然是偏重于西南的……使一向冷僻的西南各省，顿然成了爆发的繁荣地区”。(13)但是与战前相比，西北不仅水利交通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还兴建了一批近代化工厂。
战时，由于军队的频繁调动，军用物资的调配运输，特别是苏援物资的运送促使西北公路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川陕、汉白、华双、西兰、甘新、甘川、宁平、宝平诸线，合计长达四千五百余里，大大改善了西北公路运输的落后面貌。对古老的交通工具──驿运也充分加以组织和利用，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同时，铁路、水运、航空、无线电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
由于内迁工厂的带动，加上军需民用的刺激，战时西北的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工合”在西北占有突出的地位。西北曾是“工合”运动创建最早和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这期间建立的新兴工业如陕西的棉纺、面粉机械及化学工业；新疆的电气、面粉、炸油、制革工业等较出名。甘宁青三省在此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机器工业，虽然数量少得可怜，但毕竟是一大进步。介于新式机器和旧式手工业之间的“工合”在西北经营毛纺、制革服装、矿冶、化学、食品、文化用品、土木石、机械五金等，不仅推进了抗日，而且也“大有助于今后整个西北工业建设的发展”。当时，甘肃玉门油矿的开采也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它的开采是西北能源工业的开端，对缓和大后方汽油紧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人评论说：“物质的西北在进步中，这三年超过了过去的三十年”。(14)可见西北在抗战期间，确实朝近代化迈进了一大步，这固然与当时的抗战形势有关，但与国民府的重视分不开。
西北做为抗战建国的重要基地，国民政府也比较重视。1941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视察甘、宁、青，大声呼吁“建设西北”：1942年夏，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兰州召开年会，讨论“开发”建设西北问题；1942年8月，蒋介石视察陕、甘、宁、青，指示要把西北建成抗战建国永固的基础。蒋返重庆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15)1942年国民政府组织了庞大的西北工业考察团，1943年又组织了西北建设考察团，对西北进行详细考察，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开发。但后来，随着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政府逐渐忙于应付政治、军事局面，已无力胜任“开发西北”的重任了。随着它在大陆统治的垮台，它“开发西北”的规划也就永远地留在了图纸上。
注释：
①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八十九辑1-74页。
②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三十六辑。
③邹国柱《一年来边疆之回顾》，1936年《新青海》四卷一期
④郭维屏《南疆事变与帝国主义侵略西北之分析》，1934年《西北问题季刊》一卷一期。
⑤马鹤天《中国少数民族与中国国民党政策》，《新西北》四卷四期。
⑥《马云亭先生年表》，《现代西北》二卷六期。
⑦《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三）社料院近代史所79年版
⑧米志中《举世注目之西北》，1934年《拓荒》二卷三期。
⑨马鹤天《开发西北与中国之前途》，1934年《西北问题季刊》一卷三期
⑩刘友琛《开发西北与中国经济之前途》，1934年《西北问题季刊》一卷三期。
(11)1939年《新西北》发刊词
(12)杨钟健《抗战期中西北之发展》1934年《新西北》一卷四期。
(13)《赠言西北工业考察团》，1942年9月20日新华日报。
(14)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40年版。
(15)蔡鼎《从国防观点泛论西北工业建设》1934年《军事与政治杂志》四卷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