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参政与中国传统思想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机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分子都承担着两重使命：社会责任与学术责任。社会责任要求知识分子对社会上发生的每一重大事件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态度，以人类的良知抨击各种腐朽、丑恶的现象，弘扬正气，促使社会进步；学术责任则要求知识分子在职业岗位上创造出优异的成就，在文化领域里成为一个佼佼者。然而，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复杂因素的影响，知识分子中能承担两重责任并挥洒自如的极其少见，往往顾此失彼，从而暴露出参政和从事学术研究之间的矛盾性。一般地说，知识分子参政有直接参政与间接参政两种，前者指知识分子在政府各部门中任职，其主要精力和时间花费在贯彻落实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后者是指在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主要是通过舆论的方式对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情况发表意见，进行评价。本文主要探讨知识分子直接参政问题。
参政是中国古代士的一种传统。士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他们研究学问、知识，往往依附于政治，或者说最终通过政治实践来检验，确保他们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因而，他们的学术功能常被政治功能所淡化、遮蔽。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由士而仕，参与政治、投身宦海，成为古代士的最规范的自我角色的认同。“学而优则仕”。仕是学问最高的标志；至于搞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发明创造、艺术创作以及经商、务农、做工等，都远不如“入仕”至尚。“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仕是读书人的本分，“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假若一个士在官场中丧失了一席之地，沉重的失落感将压抑着他，使之惶惶不可终日。
随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士”这个阶层发展壮大起来了，其称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士”演化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但是，“士”的参政意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也绵延下来了。那么，知识分子参政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第一，知识分子参政有一定的思想根源。中国知识分子入世精神很强，勇于干预现实。这一点从古代的士到现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表现程度有所不同。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旧式士大夫，就与当时的封建专制体制关系密切。因为在科举制度下，社会倡导的是“官本位”，“官者管也，职者值也”。对于读书人来说，只有一条“学而优则仕”的路可走，从而促使他们与当时的体制牢固地结成一体，成为那个体制内的一个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后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虽然切断了读书人进入现存政体的正常渠道，但是，他们要寻找新的出路进入政体。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直接或是间接的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而中国落后的现实也使他们感到强烈的不满，促使他们产生了改造现实社会的愿望，激发出否定现存制度的思想和行动，其中一部分人便积极地投入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况且，在国家、民族危急之际，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一样受到现实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样，他们也就不能把解决自身的当前困境的根本问题置之不理而埋头于学术研究，于是，便投身革命运动，试图通过参政的方式来改变民族和自己的苦难命运。
第二，知识分子参政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习惯于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审视一切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表现。然而，近代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与落后的经济状况无法使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独立性坚持下去。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又促使知识分子自觉地投入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去。不过，在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过程中，知识分子又感到自己社会地位低落与力量的弱小，只有依附于某种社会思潮，与某种社会力量相结合，个人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实现对社会进行改造的目的。一般地说，知识分子的成就主要是依赖于知识共同体的一套规则的认可，而不需求于政治权威。但是，知识分子与其它社会集团一样也渴望拥有权力。这种渴望由于其自命为理性和知识的承担者而具有合理性。如果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总是在表面上与权力疏远并持批判的态度，那是因为在既定的社会结构里，他们的影响注定受到限制，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意愿。其实，知识分子并非对权力本身，而是因自己被排斥在掌权者之外使权力意志受挫而感到不满，这才是他们偏离权力的最内在的原因。一旦客观形势给知识分子提供参政的机会，他们那种既想掌权又怕被人指责为政府既得利益者的心态便典型的反映出来，从而把权力看成是一种令人苦恼的诱惑。而只要克服这种心理障碍，便会将萌发出参政的欲望。
第三，知识分子参政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现象，都将随着社会的发展绵延不断。文化是在历史中传承的，一种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后，就会作为一种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存在着并发生影响。如果它越有力量，就越能引起各种阶层去拥有它。这样，当时在社会上最有力量的、最有权势的阶层，也最容易获得这种文化力量的阐释权。那么，和这种文化在精神上相契相依的这部分人，就必须在这个时代，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这种文化、并贯彻这种文化。而在各种社会群体中，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最适合担当这个重要的使命。因而，掌握国家命脉的统治者就千方百计地把这些知识分子转化到自己这方面来，从而出现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争夺，即吸引他们为其政治路线服务。同时，由于知识分子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也就无法摆脱现实文化价值的功利纠缠，因此，他们也就可能把参政作为一种使自己的文化思想延续的机会。
二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肩负着从思维层面上对社会实践进行思考的责任，以帮助人们认识和克服在前进过程中所能遇到的盲点。况且，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只是刚刚起步，远远不够完善，许多事物的发展还处于一种探索性阶段，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挑战，知识分子要采取主动的应战的姿态。因为社会商品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抗拒的趋势，任何民族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但在经济发展中却无法越过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这个不可跨越的阶段，从而改变人类的整个生存方式和组织结构。当中国走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终于摆脱了历史阴影的纠缠，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一种饱满的政治热忱去催生这个孕育中的胎儿的责任，而不要以个人的不适应社会改革的现实而扮演“叶公好龙”的角色。因此，知识分子参政是社会改革的要求，但是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社会而言，社会要为知识分子参政提供宽容的政治环境。宽容不仅是一种文化环境，也是一种社会氛围，它是人们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的一块沃土。一个社会政治是否开明、环境是否宽松、气氛是否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上是否允许一批具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并让他们的活动获得安全的保障。一般说来，任何政治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监督，就可能自行其事不受约束，超越权限，做出法规、法制所不许可的事，从而使权力发生某种异化，成为与社会民众利益对立的团体。知识分子要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批判者和监督者，用现代文明和知识去反对封建愚昧的意识而不是与这些意识相妥协。知识分子正是在文化阵地上发挥监督、舆论参政的作用，才获得社会的尊重。中国古代历来就重视民心，将民心视作一种不可抗拒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欢迎知识分子参政，只会对一个社会的统治集团克服弊端有益无害。若要使知识分子能代表民意，畅所欲言，充分地发表意见，要有政治上的宽容，使他们不必为自己的意见不符合统治者的意愿而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担忧，即消除被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忧虑，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拥有一种愉快的心情参政，在社会舞台上发挥特殊的作用。
第二，从知识分子自身而言，知识分子参政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情怀在于说真话。言为心声。它不但反映一个人对社会各种现象的观察、分析、判断能力，而且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格、情操及其价值观念。是否坚持说真话而不说假话，不仅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确定自我存在，而且体现出他们的一种社会责任感，这是一种社会良心，也是个人的一种气节。
第三，知识分子参政要克服自身的摇摆性弱点。在我们国家里知识分子有着“社会精英”的称号，这不但表明社会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尊重，而且意味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从而可能使他们发生某种优越感。这种信任与荣誉使知识分子有一种身负重任的感觉，从而产生一种社会舆论的压力，这既可能使知识分子增强为民众代言的使命感，也可能因此导致知识分子那种与掌权者的分离、受拒绝感的消失。况且知识分子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他们也有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要得到满足的现实问题。这样，知识分子在涉及个人与群体利害得失关系的时候，容易在事关自己在利益或好恶的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从而总是倾向于有利于自己的既成信仰的解释。即当他们见到社会上消极现象并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总是想知道官方的意图是什么，是如何解释的，以便在特殊的场合下痛苦地放弃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试图与政府保持一致，这在政治运动诡谲不可捉摸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它势必削弱了知识分子参政的意义与价值。
三
知识分子参政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处理参政与研究学术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特殊国情使知识分子在处理参政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时将生发出各种苦恼。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始终贯穿着时急时缓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威胁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高高地悬挂在神州的上空，从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激发起一种“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引起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热情前所未有的强烈和高涨。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自觉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成为支撑民族大厦的脊梁。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就自觉地在历史中扮演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从历史进程看来，这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角色一旦具体地落实到某一个知识分子身上，不免发生激烈的冲突，即研究学术与参政两者不可兼得的内在矛盾相互冲撞，从而使参政的情感意识受到一定的束缚。
知识分子的齐家、冶国、平天下的抱负是参与意识的表现；诚意、正心、修身等是内省表现，追求的是人格的完美，它从属于实现平天平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鱼与熊掌，虽然都是知识分子追求的两样极其有意义的东西，若是二者能兼得，当然很理想，然而，要达到两全其美，却是很难的。由于一个人时间与精力毕竟有限，往往只能顾及一个方面而失去了另一方面。他如果是从政，要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就无法顾及研究学术；反之，他若倾心于研究学术，要在学术的百花园里有所建树，就不能去参政。当然，对于在政治方面有所擅长的人来说，舍弃学术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同样，擅长于学术的知识分子，他不去参政而在学术园地里施展才华，在文化的大花园里留下累累果实，同样值得称道。但是，知识分子参政常常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机制相冲突，受到种种束缚。
第一，知识分子参政受到束缚之一，在于他们常常为无精力与时间从事研究学术而苦恼。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高度一元化的权力格局，知识分子所赖以栖身的文化界，不仅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大事的独立力量，而且其内部事务也常受到政治强权的粗暴的干涉。在崇尚实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舆论作用历来被统治阶级视作可有可无的，有时即使表示关注，也只是作为其开明的点缀品而已。知识分子虽然努力在政治外围组建某种团体，试图形成一种群体压力，或者说运用舆论参政，但是，在社会现实面前总是屡受挫折，这就使知识分子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个知识分子欲在学术上多作贡献，就多少有负于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不少近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在学术上作出了相当可观的贡献，但在良心上总感觉有一种引为愧疚的精神压力，产生一种愧对民族、愧对国家的忏悔意识。同样，那些为了救国救民，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的激流，一心一意扑在政治运动上的人，又意味着他不得不忍痛远离自己所钟爱的专业。例如胡适，他对政治与学术有着双重的兴趣，又感觉两者不可兼顾。在内心深处他还是爱学术重于爱政治的，有一种“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庄子·让王》）的难言的痛苦。他感叹地说：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自己勉强进入政府，于学问却大有损失。至于瞿秋白也是如此，他在《多余的话》中坦诚地说：自己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完全沉没于政治工作之中，根本无暇顾及自己所爱好的文学创作；虽然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由此可见，近代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在中国大一统的外界氛围下，发生了严酷的现实对峙，使得从事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天平上都表现出难以平衡的倾斜，使他们陷入现实的困惑之中。
第二，统治阶级从组织上对参政的知识分子进行控制。在封建社会里，众多的士中间真正能够进入政治权力之圈的人只能占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处于权力圈之外，即处于“在野”的地位。这既是因为专制权力结构的容纳量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让所有要求参政的知识分子都能如愿如偿。最为主要的是，因为与统治者总是要控制一定的“空缺”在那里，以诱使更多的士去竞争相关，从而使统治者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或减少）那些异己者进入政界，即通过选择人才的实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组织上的“平衡术”将知识分子置于掌股之间，即通过控制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来控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情感的表达方式。孔子对古代的知识分子就提出这样的忠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既是他本人的切身感受，也是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知识分子参政，为政治服务，其天职就是为帝王歌功颂德，写一些表扬文章，采取巧言惑众的方式为封建专制制度评功摆好。假若一个知识分子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会“报忧者得忧”，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权力的巩固在网罗知识分子时，总是不失去自身而对无论在网或不在网的知识分子所蕴含的心理能量进行控制和有意识的耗损，力图使这股强大的社会能量纳入他们所能控制的河床之中，既不致于干涸无法取用，更不致于泛滥而成灾祸，即使是让一个民族为此付出衰退的高昂代价，亦在所不惜。可见，知识分子参政的真实处境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统治者需要知识分子作为策臣谋士参与政治运作，同时对他们进行控制，将其置于附庸的地位，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历史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整个社会，不仅是知识分子群体，而且包括广大群众一起退化。
第三，两重角色心理机制的束缚。要看到，知识分子参政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自己关注热点转向现实社会，希望自己的思想得以实现，这种观点同传统的“济世”思想相一致。而“济世”思想是知识分子“修身”后的一种精神超越，就是通过行动来实现自己的信仰。在封建社会中要能做到这样，也只能是为了忠君爱国，把自己的行动与帝王之业绑在一起，形成一股参与社会性的变革力量，此时个人的尊严与个性，要与封建统治的秩序保持一致。这样，知识分子也就无法摆脱对仕途的依恋和君权人格的依附关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习惯于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而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统治者重视“道”的作用，那么，知识分子就出来治天下；若是统治者不重视“道”的作用，知识分子就隐居起来。这种“达”则“济世”、“穷”则“修身”的处世原则，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体系而贯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中。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出世”与“入世”完全取决于君王对它宠幸与否，一旦被君主赏识和重用，他们就会脏脑涂地而不惜牺牲一切，所以，责任心和自我牺牲心理同依附人格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了难以解脱的循环情结。由于这种心理的存在，使他们陷于这一情结不能自拔。在现代知识分子看来，人格的独立是人的起码的品格特征，但他们又不愿放弃对政治的兴趣和参与感，因此，总是处于学术与政治的两难抉择之中。他们怀着传统的士大夫的理想，介入政治，步入政坛，以还济世的意愿，但又感到政治对人的约束和对自由思想的剥夺，因而，总是有一种戴着脚镣跳舞的感叹，本意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常常从摇摆不定的钢丝上跌下来以失去理想而告终。这种情况也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起到一种销蚀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凭借自己的信念，恪守理性、公平等价值原则，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活跃于社会。他们之所以不愿参政，而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往往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政治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距现实政治越近，必须计较的利益得失就越多，就越是容易失去真实的自我。一旦介入政治，就容易失去自由、公正的理性精神这一类自由知识分子必然对其他人产生影响，从而使一部分崇尚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境界，抱着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希望超然于世俗社会，以学问丰富自己的人生，因而，他们把参政看成是一种政治重负，对参政持一种疏离、旁观的态度。
总之，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碍于知识分子参政的诸种因素应当引起注意，并努力加以克服。这样，广大知识分子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负历史使命，为改革开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