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后的思省——再谈卫慧写作与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尘埃落定论文,中国论文,再谈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卫慧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中国文化市场上红极一时的作家，并一度被视为所谓“七十年代以后”的代表人物，其长篇小说《上海宝贝》更是轰动一时，在文化市场中取得极好的销售成绩。未几，此书被冠以“黄色、淫秽、色情描写”，被逐出文化市场之外；出版社自毁版权，声讨不迭，内部获命整顿。文学批评家严厉批判作家“丧失了生活资源、精神资源，沦为跨国资本的宣传工具和代言人”（见葛红兵发表于《山花》2000年第3期的《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当代中国文学》）；大众传媒（报纸、电台、网站）们亦对此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报纸纷纷发表“名”作家、“名”批评家痛心疾首的“把脉”、规劝直至骂语；网站的讨论区里，有关畅销作家其人其文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经月不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先驱论坛报》2000年首次论及的中国文学作品是卫慧的《上海宝贝》，欧洲某大学图书馆委托访问学者在中国购买《上海宝贝》。稍后，可遇而不可求的禁令反而促成《上海宝贝》在纽约书局出版，购者甚众，冲其“被禁”而来，读者反应平淡，甚为失望。爱默生说过：“每一本被禁的书都曾照亮过世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海宝贝》的悲喜剧却再次表明，“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做萨特的可能，相反倒是提供了成为丑角和尘埃的无穷机会。”（注：《犹在镜中》，第20页，戴锦华著，知识出版社1996年。）凡此种种，足以构成一个值得考察的文化事件。笔者拟从三个角度描述：一，卫慧描述的中产阶级话语是其在大众文化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二，卫慧小说中对“性”的关注折射出女性写作在大众文化市场中面临着被压迫、被引诱和被改写的悲喜剧；三，卫慧小说中，中国女性力比多去向背后，隐含着悲哀的民族寓言。最后，本文剖析了文学评论界对卫慧现象“批评”的失败及其启示。
一、一种女性叙说的“中产阶级”话语
在卫慧写作前期时，“中产阶级”还没有成为文化市场中一个成熟的消费群体，流行于文化市场上的休闲杂志如《时尚》、《上海服饰》、《女友》、《健与美》等等仅仅定位于城市中的工薪阶层，为“中产阶级”度身定做的豪华类休闲杂志尚未出现（《时尚》于1997年才买断美国《Cosmopolitan》的版权，而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1999年才创刊），彼时的“中产阶级”无从得到消费品牌、生活趣味的“培训”和确立其身份的包装指南，“新新人类”的噱头尚未开张。因此，在卫慧早期发表的《梦无痕》（《芙蓉》1995年第4期）、《爱情幻觉》（《小说界》1996年第1期）、《纸戒指》（《小说界》1996年第4期）、《艾夏》（《小说界》1997年第1期）第4篇前期小说中，主人公尚处于“准中产阶级”的地位。尽管他们的收入使他们不愁于随心所欲的消费，但和后期小说中“成熟”中产阶级的明显优越感与身份认同感相比，他们忽而在“高级”的西餐厅、商厦、保龄球馆应付自如，忽而出现在菜场、简陋的单人宿舍、肮脏的小镇、杂货店等“不上台面”的角落。与后期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相比，这些“浪漫主义形象、缠绵柔情和精致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卫慧语）的人物，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身份认同感。
自《黑夜温柔》以后，小说的故事模式、人物的身份、活动地点、生活方式、职业以及小说的语言特色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黑夜温柔》中，主人公“我”是名校计算机系的学生，“我”的外祖母是“昔日的上海滩上某位名噪一时的大银行家大慈善家的千金”，“我”家居于淮海路上的一幢老房子里；外祖母给我留下的财产使“我”在大学期间保持着一份“得体”的生活；在《爱人的房间》（《上海文学》1998年第6期）和《水中的处女》（《山花》1998年第7期）中，男女主人公已“荣耀”地成为中产阶级的稳定成员，无须再为物质生活和地位的提高而奋斗了。他们的生活内容是在酒吧间里迷迷糊糊，喝酒、抽烟（当然都是跨国资本提供的进口货）、泡在浴缸里患幽闭症、狂躁症、便秘症，再来场迷幻式的性爱奇遇。衣食之虞何堪忧，操心的是如何摆脱“中产阶级”才有空患上的忧郁症、焦虑症。在《甜蜜蜜》（《人民文学》1998年第8期）中，作者索性把男女主人公安置在机场上——一个“中产阶级”才能光顾的地方。男主人公“穿着一身范思哲的时装”，剃着“时髦的寸头”，戴着“一副酷毙了的墨镜”，洒着“一点淡淡的古龙水”，喝着“一杯掺了Bacardi朗姆酒的可乐”，全套行头含蓄而一望即知价值连城，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是“一个现代后工业社会的模范俊男”，“随时可以遭遇迷幻和惊奇”。
在长篇小说《上海宝贝》中，我们看到男女主人公住在一幢舒适的大公寓里，到大江户日本菜、斑尼餐馆、澳洲餐馆就餐；在Goya、“阴阳”等高级酒吧里谈情说爱；在高级百货公司里潇洒购物，在白领社交圈里顾盼自如，还有红酒、香肠、“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顶尖的名牌时装、派对、模特、造型师、有闲青年、外企白领、画家、吸毒、“中产阶级”地下情、同性恋……一幕幕中产阶级的私人空间交错出现，一个个中产阶级的标准成员轮番出场。
从半生不熟、时露马脚的乍说新腔，到带着优越感的熟练叙述，卫慧为她的读者们成功地构建了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话语模式：他们的穿着方式、食谱、如何消磨时间、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一如洛文塔尔所言，是充当人们对于成功、财富、地位、悬念、奇遇、热恋的大众社会心理指示器。具备这样的市场价值是卫慧小说畅销的必备条件之一。毫无疑问，关于中产阶级话语的书写成为她的作品畅销的支点之一。类似的作家同期的有棉棉，稍早的有安顿等。这类女性话语加入了整个中产阶级话语，成为得势阶级自我言说的一部分。
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决不是一个表面光滑、内涵普适的概念。诚然、不可否认的是大批年轻人通过寒窗苦读，凭借优良的教育背景，谋得收入较丰、工作环境较好的职业，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也不乏靠自身艰苦努力，从社会底层逐步升起的个体资产者；但“中产阶层”中另有数目可观的、财产收入更为隐形、来路更为暧昧黑暗的类群。他们有携带着积聚多年的权力资本或社会资本从体制中游离出来，却与体制权力暗渡陈仓的所谓“下海者”；有尸位于现行体制要位、满口廉政、满仓财产的官员；有与权力者合伙分羹、各得其利的投机者。正如一位论者认为：“这是一个一落地即散发出腐朽气息的阶层，它集西方资产阶级的惟利是图和中国传统寄生阶级的麻木和鄙吝为一体，指望这样一个阶层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制衡力量和未来社会的中坚，无异于痴人说梦。”（注：倪伟：《虚假个体的神话及其潜台词》，《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第54页，王晓明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评论家王晓明亦指出：“一个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原有的阶层等级当然会发生变化，财富、利益也势必要重新分配，但是，像中国这样几乎完全是在腐败的权力网络中骤然斜生出一个新的暴富阶层，总不免让人觉得惊诧。一个在‘现代化’转型中得势的新阶级，总该是最渴望继续变革的吧，可在今天的中国，‘新富人’却并非如此，他们甚至不愿意看到社会向纵深改革，而最好一切都维持现状。……许多‘新富人’都很悲观，他们并不看好中国的将来，这些人口袋里几乎都有一本外国护照，彷佛随时准备逃离险境一样。”（注：《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第10页。）
一如卫慧、棉棉们的小说，在90年代末的大众文化市场中，无论是美妙缤纷的广告、奇货可居的购物中心，还是精美豪华的休闲杂志，无不构筑了一幅仿佛唾手可得的消费主义盛世。但是，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能力拥有那些昂贵的物品，虽然他们对时尚潮流和知名品牌津津乐道；从上海淮海路美美百货橱窗前走过的绝大多数人们只能充当看客，虽然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品牌近在咫尺。这幅场景不无隐喻：大众文化提供的消费主义话语，不是中国的大众所消费得起的，真正的消费者是一群“小众”，或曰“中产阶级”。阿多诺说得好：“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牌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注：《启蒙辩证法》第131页，（德）马克斯·霍克海姆、特奥多·威·阿多诺著，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大众文化为我们构建的“中产阶级”空间，并不是中国的大众所生存其中的真实空间，而是所占人口比例为10%不到的“新富阶级”的乐园。不可否认的是，大众文化对中国大众生存现实的严重忽略，对“小众”阶层的一昧逢迎，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某种权力中心的同谋。大众文化对于艰难时世的视而不见，掩护着统治阶层对于弱势群体深重的压迫；大众文化对于来路不明、黑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的顶礼膜拜，正在麻痹和延误社会对危机的警觉。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看到的，大众文化永远存在着同当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危险；亦正如王晓明指出的：“你不是希望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吗？它正可以从旁配合，让公众相信社会正在高速地‘现代化’；你不是急于掏空老百姓的口袋吗？它正可以制造‘中产阶级’的幻觉，鼓动人们追踪时尚、放手‘消费’；你不是非常讨厌公众的警觉和反抗吗？它正可以缩小公众的视野，引诱人们只关心鼻子底下那一小块利益，看不见前后左右的种种危机……”（注：《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第19页，王晓明。）在此意上，卫慧小说受到彼时的大众文化市场的欢迎当在情理之中。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怀疑永不过时：大众文化永远有同统治阶层同流合污的可能性。在当下的中国大众文化中，这恰恰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二：从卫慧小说看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写作与女性形象
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中，各种资本权力（跨国资本、本土化的跨国资本）可以说是另一权力中心，占据着相当的文化市场。获取最高的利润是资本权力的惟一目的，而女人的身体恰恰是最值得投资的领域。为达到赢利，资本权力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数不胜数的关于女性身体的广告（化妆品、服装、内衣、食品），框定女性身体的模式，不断许诺年轻、美丽、性感的谎言，引诱妇女们购买他们的商品，达到牟取暴利的企图。女性在他们的眼里，是榨取高额利润的来源，永远追求性感身材与漂亮脸蛋的空心玩偶，至于女性的苦痛、矛盾、困难、贫穷，留给女性自己对付吧，资本权力不会问津。
已如上文所说，卫慧作品构筑了中产阶级的话语，以其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无炫耀的铺陈成就了畅销之路；另一导致其作品一炮而红的则是其作品中大量涉及的性爱描写。突出之例是《上海宝贝》。在该书中，作者以大胆而色情的笔触，尽情渲染着主人公和男友、情人的肉体快乐。豪华、艳丽的中产阶级私人空间，刺激、火爆的地下情，再配上精心制作的女作家半隐半裸、艳妆示人的封面，整部小说以制作精美、语言华丽、内容“丰富”而一举成名，成为大众文化市场炮制的又一个畅销奇迹。在《神采飞扬》中，女主人公教训她的博士生老处女姐姐道：“你是个胆小鬼，什么都不敢梦想，你的梦里有男人吗？”（注：《神采飞扬》，见小说集《像卫慧一样疯狂》第158页，珠海出版社，1999年。）女主人公以“生活中有男人”作为蔑视他人的心理优势，这也是卫慧得以写作的心理优势之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于人欲的禁锢和压抑的确应该批判，重要的是什么是批判的武器。卫慧的主人公们以积极地放纵“性”作为反抗武器，这就使得她的写作陷入了另一个怪圈。批判传统的道德／伦理绝不意味着，人们在面对不同的肉身时就不必有挣扎、撕裂、犹疑的心理感受；选择某个爱人并对之保持长久的倾慕、忠贞也不一定是过时和落伍，而可能出于个人的伦理特性、性情偏好使然。以为惟有“性放纵”才能解构“性禁锢”，则作家无意当中从一种专制转向另一种专制。即如刘小枫认为：“对于传统的柏拉图－诺斯替－基督教的道德观来说，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着生存上的负疚；如今，性感被美化、抒情化乃至神话，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专制论的。”（注：《沉重的肉身》第167页，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今天的问题是，性的确已被资本权力转换为商品。将女性和性解放混同，使它们互相中和。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这并不是文字游戏。……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当然同时，性也是给人消费的。”（注：《消费社会》第159页，（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中国的大众文化中，波德里亚的这一论断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传统的道德、伦理对社会成员的性需求采取低调处理、压制、贬斥的态度，“性”对于诸多中国人是一个知识死角、心理禁忌、言说盲点。资本权力便乘机利用了中国人的这一对“性”的无知、佯装不屑一顾、而又格外好奇的心理状态，“性”在他们的包装下，愈发显得神神秘秘，具有不可言说的市场价值。可以说，卫慧的小说里出现的众多的与性有关的场面，正是作者心神领会了大众文化中的这一中国式的“制胜法宝”。于是，在她的小说中，各式性交场面，伴随着对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格调”的叙说，展呈在饥渴的大众之眼中。在《上海宝贝》中，“中产阶级”男女们的性爱场面如此详细，可以充当知识贫乏的读者们的指导材料，其功能即如香港艳情片、盗版VCD、候车室里人手一份的《民主与法制》报一样，仅此一项，其市场功能即不可小觑。男女主人公们的两情相悦，伴随着种种“浪漫”的生活方式：在澳洲餐馆共进晚餐、在新锦江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喝红酒、听《泰坦尼克号》的音乐、驾着私车在夜晚的城市中穿行……。在这里，作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性”也是有“格调”的，这正是各式时尚、休闲杂志着力渲染的，是构成“中产阶级”话语的重要部分。
在《上海宝贝》的封面上，精心化妆、半隐半露的女作家本人面对着观众，犹如当下所有的时尚杂志一样，无形之中，诉说着女性不自觉／自觉地沦为被“看”的命运。显然，卫慧愿意，甚至希望被“看”，这意味着作品的畅销和写作的成功。这正好迎合了资本权力给女性的暗示：你们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最值得操心的，在竞争中，你长得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武器。于是，女性永远以这样一幅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披肩长发、性感身材、甜蜜脸蛋、强化了的女性特征。这里，需要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配合。一方面，资本权力对女性的身体提出了种种要求：最小的脚、最细的腰、最大的乳房、最强化的女性特征；另一方面，女性们采取种种办法，使自己尽量符合大众文化中的“白雪公主”形象。卫慧的女主人公们正在按照时尚杂志的指点，对自己的外貌进行紧跟潮流的修饰；以自己的美人照作为封面，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不时地告诉读者“我很美”，并对自己的身体表现出过分的自恋，这一切都让卫慧的小说充斥着矫揉造作的意味。
然而，在卫慧作品中，表面看似男女平等地参与游戏的“性”的背后，却隐藏着真正的男权意识。在卫慧的小说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模式：一、“依赖”模式：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无业的女性，她们身边均有一位富有而对她们死心塌地的男性，她与他们同居，但根本不想与“他们”结婚。如《上海宝贝》中的女主人公与其男友，《神采飞扬》中的小宝与达达：《艾夏》中的艾夏与数位男性；《床上的月亮》中的张猫与马儿；二、“抛弃”模式：女主人公身边存在着数位男性，她们自如地操纵着“他们”的感情。如《愈夜愈美丽》中的女孩与“柏林情人”、“香港情人”；《上海宝贝》中的女主人公与其男友、德国情人；《神采飞扬》中的小宝与男友及留美归来的夜总会老板；《梦无痕》中的琼与明、伦；《纸戒指》中的“我”与傅唯、俞悦文；《欲望手枪》中的米妮与“石头”、“左轮”、“亨利”、“陈彼得”。她们通常在物质上依赖富有的“中产阶级”男性，把幸福等同于“中产阶级”男性对自己的死心塌地，而她们却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她们眼里的女性主义，就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左右、抛弃男性。应该说，这与真正的女性主义并不相符。她们对男性物质上剥削，精神上把玩、游戏的态度，正是男权主义者对女性的态度。她们对于男性在物质上的依赖，使得她们在精神上、心智上不可能得到自立；她们从一位男性不停地切换到另一位男性，表面上看起来体现了“新”女性的自由，其实表明了男性对她们的更深控制：她们作为女性的魅力，只能够通过男性的肯定才得到确立；离开了男性，她们作为女性的意义将消失；她们需要男性的赏识、追逐，得不到这个，她们作为女性的心理优势将不复存在，这与女性主义倡导的女性独立南辕北辙。卫慧小说的坚硬、甚至强悍的文风，她的对性充满兴趣的女主人公往往使人产生错觉——卫慧是女性主义者，可是小说中体现的却是女性对于男权社会彻底的依赖。
显然，卫慧对女性写作在资本权力统治下的困境欠缺觉察与批判的能力，这表明了卫慧小说女性主义意义的贫乏，更表明了大众文化市场对女性写作的左右、控制。在大众文化市场，一切都是按商品交换的规律进行的，女性作家为了得到畅销的报酬，必须无条件交出自己站在女性立场上的反思、反抗。
三：女性话语被压抑后的退路——跨国情缘的背后
留美学者鲁晓鹏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中国在90年代加入了全球化市场经济后，国家和大众文化的共同目标，是创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最终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大众文化领域，在性别表现方面，国家和经济的竞争嬗变成一种力比多经济，这使中国男子汉面临一种新的焦虑和欲望，即同外国人竞争资本和女人的危险。（注：见《东方丛刊》1999年第1期鲁晓鹏：《肥皂剧在中国：视觉、性爱和男性的跨国政治》。）于是，9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市场中，便出现了一类故事、小说、电影和晚间肥皂剧，描述外国人在中国或中国人在海外，展现了富有刺激性的跨国和跨文化的爱情故事：或者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中国人相爱，或者是在国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相爱。一类故事模式是：中国男人和“西方”男人展开了对“西方”女人的争夺，最终以中国男人凭借刻苦耐劳和中国男子汉的气魄夺取胜利。如在《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和美国男人戴维对郭燕的争夺，最终，王启明打败了戴维；在《洋妞在北京》中，美国女留学生抛弃了她的美国男友，投奔到中国男人的怀抱。而在女作家的笔下，故事却呈另一种演变趋势。在90年代中期引起巨大轰动效应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女主人公的历任中国情人们无一例外的年轻、英俊，并对文艺有颇深的造诣，但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统统表现得优柔寡断甚至怯懦、卑鄙；与作者后来的丈夫——数学博士、来自欧洲的麦克不可同日而语。麦克以“西方”人的热烈、幽默赢得了作者的芳心，并让作者第一次得到“身心解放”的爱情。在《曼》一书中，在对爱情的追逐中，中国男人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有趣的是作者另一层微妙的心理：“我没有想到一个西方男子在追求一个中国女子时，会显示出这样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的风度。”略带受宠若惊的心态中隐藏着作者不曾怀疑白种人比中国人高一等的潜意识（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第287页，周励著，北京出版社，1992年。）。
在卫慧的作品中，西方白种男人是发达文明的体现，美好生活的保证，中国女性的倾慕对象；中国男人却以性无能的面目出现；而黑人被作者安排为小丑和杀人犯。在《上海宝贝》中，白种男人是社会中流砥柱的象征：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是中国“中产阶级”年轻女子理想的爱情归宿；而中国情人却软弱、性无能，被主人公抛弃；在《像卫慧一样疯狂》中，追求白种女性的中国男性“媚眼儿”被他的情敌——一个“肮脏”的黑人杀死。
改革开放导致国门的打开后，与高大威猛、精力充沛的“西方”男性相比，势单力薄的中国男性顿显颓势。众多中国女性投奔“洋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女性作家的写作中，女性力比多的去向便是中国女性这一心理的投射。中国男性性无能的故事模式，不无暗示着古老民族的悲哀寓言。显然，女作家们的选择以及她们对故事中中国男性的处理无疑得罪了男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自尊心。无怪乎，在各网站讨论区中，众多中国男士对《上海宝贝》戳指詈骂，指责作者是“被洋人在马桶上干过的小娘们”。而在文学批评界的反应中，民族主义话语和父权主义话语亦获得了绝对的话语优势。
四、女性话语的背后：大众文化批判中的意识形态与父权专制话语
而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或曰“精英”知识分子对卫慧小说的态度变化亦耐人寻味。卫慧作品出现之初，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一片惊叹。批评家王干将以卫慧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命名为“突围者”，认为他们的意义在于，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混合、多元的局面，并认为卫慧等年轻女性作家的写作反抗了男权话语（注：见王干主编“突围丛书”之《水中的处女》序，卫慧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批评家郜元宝赞扬卫慧的语言才华（注：见上书第1至7页。）；生于70年代的批评家谢有顺认为以卫慧为代表的“晚生代”女作家使“未被命名的整整一代人”呈现出来（注：见谢有顺主编的“文学新人类”之《像卫慧一样疯狂》，卫慧著，珠海出版社，2000年。）。而近来异常活跃于各文学期刊、文论杂志的批评家葛红兵在1999年第4、5、6期的《小说评论》连续撰文，分析了卫慧在内的“晚生代”写作。作者指出，晚生代的写作体现着“反抗者的道德”，葛红兵认为，“在中国，儒家的对于身体的蔑视是一以贯之的，……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感官）、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的愚弄和欺骗，以致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中国人不重视身体锻炼，缺乏户外活动的兴趣——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道德主义者应该为这种身体素质的普遍虚弱、体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退化负责”（注：1999年第6期《小说评论》第7页。）。因此，葛红兵用“用旧道德的眼光来看诗人，诗人都将被当作异教徒来烧死”来为“晚生代”辩护。同时，在这几篇文论中，葛红兵对卫慧等人的创作并非完全肯定，相反，却包含着且慢定位、继续观望的态度。而葛红兵发表于2000年第3期《山花》中的《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中，对卫慧小说作了言词激烈的指责，由此阐发了当下中国文学与“跨国资本”的关系。该文首先承认，“过去，我对新生AI写作作是毫无保留地赞美的”，而现在的情况是：“《上海宝贝》中，我们只能看到酒吧、派对，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但是见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女主人公热爱的对象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马克以及由西班牙货币豢养的天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设置的人物，其魅力的源泉不是来自中国本土——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学识，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功，而是来自他们背后的那个神秘的西方背景，他们或者直接来自某个西方国家，或者有一个在西方国家赚钱的母亲，‘西方’作为魅力被毫无抵制地引进了小说的，成为小说吸引读者的技术性手段。”由此，葛红兵指责“晚生代”“正在堕落为跨国资本的附庸，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并进一步阐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与“跨国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认为：“跨国资本的进入，对于中国的新生代作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经验的西方化，同时也意味着写作图式的西方化，他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生活经验的资源，同时也被强制性地在写作图式上套上了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标准。……”最后，葛文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国，跨国资本扶持之下的中产阶级趣味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目前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和本土意识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或者说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如何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洋意识形态脱离关系的问题。”（注：《山花》2000年第3期《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当代中国文学》。）
首先，葛红兵对卫慧现象的批评是否切中了要害之处尚值得商榷；也不论葛红兵对于“西方”“洋”“意识形态”进入中国的论述是否僭越了实际情形。关键的是，葛红兵的批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股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有界限分明的“东方”和“西方”？“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要写作，是否必须首先同“洋意识形态”脱离关系，然后像“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的老舍、巴金、茅盾、曹禺、杜鹏程、梁斌、杨沫的《骆驼祥子》、《家》、《子夜》、《雷雨》、《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一样，创作出能“掂得出生活的沉沉的分量”的作品？葛红兵给“晚生代”作家开的药方是令人怀疑的。
将“东方”和“西方”截然二分，是批评家误读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后果，也是本质主义思维的体现。以《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一文为例，作者把中国以外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统统命名为一个外表光滑统一、内部无差异的“西方”的产物，被“跨国资本”推销给中国人民以谋利润。“西方”控制着我们的生存模式，言谈和举止，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脱离“洋意识形态”，如此才能“回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中去，回到我们自身的身体的存在立场上去，获得本土文化的滋育”。这立场显然是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且与西方后殖民理论几乎南辕北辙。西方的后殖民固然有民族主义的基础，其代表人物赛义德却没有简单地将西方／东方、压迫／被压迫简单地颠倒过来，制造新的二元对立。作为一个非本质主义者，他不仅不是站在反对西方的东方立场上，而且根本不承认有这样一种东方立场的存在。他明确地说：“存在这样一些地域空间，那里生活着土生土长的、本质上与我们不同的居民，可以根据与这一地域间相契合的某种宗教、文化和种族本质对这些居民进行界定，这一看法同样应该受到强烈的质疑。”（注：《东方学》第426页，Edward.W.Said著，王宇根译，三联出版社，1999年。）而且，这一立场如投入实际操作，其后果亦是令人忧虑的。
对于卫慧小说，从一开始并不适用的经典文学批评用语进行默许或夸赞，到视为跨国资本“浓妆艳抹”的“宣传工具”，显示出中国理论批评界对于大众文化批评缺乏有效的理论背景以至于批评的错位，以及批评家们不知不觉的父权主义、民族主义心态。对于卫慧现象的失败的“批评”，暴露出当下批评界的问题之一：文化研究和文学评论混为一谈。9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对于人文学者们所构成的挑战，意味着研究对象的转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新的知识体系、话语结构的要求。仅仅沿袭既有的理论立场，以讨论新异的现象，是于事无补，值得怀疑的。由是，我们需要警惕那些思省缺席、反复无常、缺乏信用的文学批评，这也是“卫慧现象”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