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前期文学与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学试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新文学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域、民族的不同，并不妨碍其文学在某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便是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之所谓“某些文学潮流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重视”（〈比较文学处于转折关头〉，转引自赵乐甡《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第306页）。 日本明治前期文学与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学即可算作一例，二者无论是在其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上，还是在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文学本身的内容上，都是既相似、又不同，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正是想通过平行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并分析作品产生异同的原因，探索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目的在于知彼知己，促进中日文学的深层交流，并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及研究提供可以借鉴的东西。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谓“明治前期文学”主要指明治前、中期即明治开元至明治30年前后的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学主要指辛亥革命始至“五卅”运动前后的文学。另外，戏剧、诗歌也未在本文所论之列。
一
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的时候，势必不能忽视孕育它发生、促进它发展的文化土壤及社会土壤。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开化之于日本和鸦片战争后的新文化运动之于中国，都分别是日中两国近现代文化史的发端，也是催生两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文化因素。
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质变，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也从此拉开了序幕，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同上）。他们自觉地接受西方新的影响，寻求科学与民主，清扫封建意识形态，进行思想启蒙，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为这场思想启蒙运动注入了无产阶级思想因素，给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增添了新的思想色彩。正是在这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文学呈现出了新的风貌，可以这样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五四”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形。美国军舰强行开入蒲贺港（今东京港），强逼日本幕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开放了下田、箱馆两港与美国通商，是在1853年，内忧外患，使得求变成为大势所趋。1868年由长州藩和萨摩藩武士联合发动了“倒幕运动”，推翻幕府，建立了明治天皇的新政府。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良政策，此即所谓“明治维新”。此后，日本在“开国进取”的口号召唤下，锐意学习西方，积极效法欧美，欲以“和魂洋才”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没有明治维新，就没有日本文明开化的明治文学，日本近代文学的起始也就要推后若干年。
可见，中国“五四”新文学和日本明治文学都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后，并且都是在新思潮的启蒙之下发生、发展的，而且启蒙主义对待外来文化又都采取了积极吸取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当西方列强的利舰先后撞开中国和日本大门的时候，西方文化也跟着涌进门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各种文学思潮。面对新思潮的冲击，中日两国的文学先驱们都热衷于博取外国文学的众长为本国文学注入活力，这也是两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自己的文学尚未确立以前，对域外文艺思潮的译介便显得十分必要。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明治时期文学也好，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学也好，也都是从翻译文学开始的，也就是说，翻译西方的近代文学作品，成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学启蒙的首要任务。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从1875～1919年仅外国小说的翻译就达600多种， 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大小仲马、雨果、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也出现了林纾、朱树人、苏曼殊、包天笑等翻译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及其胞弟周作人也积极从事了外国文学及西方文艺思潮的译介工作，《域外小说集》、《摩罗诗力说》都是扛鼎译著。进入“五四”时期，翻译数量更大，译品样式更多，这使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都大受其惠。日本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始自明治之初，于明治20年代达到高潮，出自日本新文学开山祖二叶亭四迷等人之手的屠格涅夫、左拉、易卜生、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的日译本对开辟、促进新文学的产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纵观两国的翻译文学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着明显的共性：一是翻译面广，既有介绍西方风土人情的，也有传播西方近代思潮的，还有宣传西方科学、政治的；二是政治色彩、功利色彩浓，分别有力地配合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中国的民主革命。
尽管翻译文学一度适应了时代要求，在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功不可没，但它毕竟是外来的东西，当启蒙家发现翻译文学已不能完全适应文学及思想发展的需要时，就只有自己动手，创立自己的文学了。于是中日两国又先后掀起了文学改良运动和文学革命。二者最重要的也是最显著的共同点是变革文学观念，确立小说地位；进行文体改革，使用新文体。
由于文化的渊源关系，近代以前，中日两国都是重诗词歌赋，轻小说戏剧，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兴起，文学观念也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语），小说的社会作用逐步得到承认，文学先驱们积极从事小说创作，都使得两国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得到纠正，使得小说的地位得到真正确立。文学观念的变革，势必引起文学表现形式的变革。明治初期的日语及“五四”以前的汉语由于口语体与文章体相去甚远，使得两国各自的语言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新思想、新精神的传播与表现，于是，两国文学先驱们把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也当作了主要任务之一，并引导出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两个运动一先一后发生，却能同步发展，同时成功，对加快两国文学的近代化进程意义非凡，并分别于1887年和1918年催生出日中两国第一部近现代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和鲁迅的《狂人日记》。
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中日文学变革时期最先采取的创作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日两国文学的先驱都极大地受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最先站出来深刻揭露黑暗，承担起反封建反传统的任务的，也只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繁荣，不能不与大量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涌现相联系。明治前期的日本文坛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都出现了作家成批涌现、团体活动频繁、刊物接连出版的局面。在日本，“砚友社”集结了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等一批作家，《文学界》麾下也聚集着北村透谷、岛崎滕村、樋口一叶、国木田独步等大批浪漫主义作家，同时自然主义、唯美主义也很有声势。在中国，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浪漫主义的“创造社”相继问世，文艺刊物也有50余种。
通过以上对日本明治前期及中国“五四”时期文学的史的回顾，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变革之后，两国文学特别是小说有了长足发展，这是两国共有的文化现象。这表明，历史进入近代，封建专制愚昧向文明开化剧变之后，日本明治前期与中国“五四”时期两国人民最关注的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此时的文学反映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即声讨封建制度，反思传统文化。可以说，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一类同现象是一个规律性现象，这一现象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似曾相识，但是，至此我们还不能得出最后结论，因为类同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比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找出差异，才能从中评短论长，加深文学上的理解和交流。
二
中国“五四”新文学和日本明治前期文学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因其发生的时序不同及文化土壤的不同，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我们还是先从文化土壤和社会土壤上入手。日本历史进入近代是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标志的，它晚于标志中国进入近代鸦片战争20余年。日本文学进入近代是以维新后20年即1887年《浮云》的问世为标志的，这却先于“五四”新文学运动20年。这是一个极应引起重视的时间差异。何以至此，也应该成为比较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经历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甚至辛亥革命都没有真正树立起近代意识，加之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使得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步履蹒跚举步维艰。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从思想启蒙开始，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也只能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承担，这必然会影响中国近代文学的确立和发展进程。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把推行近代化作为国策来进行的社会变革，它使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日本便能够在雄厚的近代文化基础上迅速学习西方，推进日本近代文学诞生的时间，加快近代文学发展的节奏。也就是说，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为明治文学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及充足的营养，并使它能够先于中国新文学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也正是由于日本成功地率先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之中，其民族地位及文化价值也都随之有所提高，所以进入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落后屈辱地位的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把曾经可谓自己徒弟的日本也列入了需要学习者的名单。这样，中国“五四”新文学与日本明治文学就一改日本学习借鉴中国的历史遗风，形成了一种新的交流关系：中国的文学先驱们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是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的，西方文学经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影响中国“五四”新文学，这个不争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也是中国“五四”新文学之所以滞后于日本明治文学的重要原因。
然而，时间上的差异并不能说明文学成就的高下，衡量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标准并不只在于它确立时间的早晚，我们更应该从文学观念、文学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全面、客观地进行分析。
先从启蒙意义上看。
中日两国的文学革命都是在启蒙主义的引导推动下发生的。所谓启蒙，即开启民智、消除蒙昧。近代启蒙思想兴起于西方，可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旨在突出人权、张扬人道主义。日本在向西方看齐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其间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启蒙思想家的团体在宣扬自由平等、建立民权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这种思潮的启迪下，日本明治文学通过文学表现形式的变革——言文一致运动拉近了文学与平民的距离，又在文学内容上进行改良，使文学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更多地表现小人物的命运（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森鸥外的《舞姬》等便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并出现了“观念小说”、“深刻小说”、“社会小说”。但是由于维新的不彻底和作家自身的阶级局限，明治文学的启蒙最终只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启蒙，只能算是西方启蒙主义在日本的翻版。相形之下，中国的情况则有些不同了。“五四”时期，中国封建意识濒临崩溃解体，启蒙思想运动也必然担负起同西方及日本启蒙运动一样的解放人性、破除封建专制、讲求自由平等的任务，但随着民主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思想启蒙又融入了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反帝反封建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响亮口号。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五四”新文学的政治思想启蒙、民族意识启蒙要大于人性、情感的启蒙，这种启蒙的特点使许多作家肩负起唤醒民众的重任，把文学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其代表便是鲁迅。鲁迅把“为人生”和“启蒙主义”以及救国救民的宏愿、改造社会的大志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他的小说总表现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国忧民之思，也总表现着揭开国民灵魂深处丑陋疮疤之后希冀予以疗救、重塑国魂的急切之情。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家的努力，才使得我国“五四”新文学与人生与社会联结了起来，并承担起改造人生、改造国民性的重任。于是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五四”运动乃至“五四”启蒙文学都具有更深广的内容和更强烈的战斗性，可谓是文学内容的一次飞跃。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更深远、意义更重大。
再从文艺思潮的发展上看。
本文前面提到过，文学变革时期的中日两国文学继启蒙主义思潮后出现的都是写实主义，然而在这个看似相同的表象背后，却存在着相异之处。西方写实主义发展到顶峰时，日本启蒙思想正方兴未艾。经过对西方写实主义的译介，终于在1885年酿成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它确立了小说的地位，批判了此前江户戏作小说的劝善惩恶观念，极力推崇西方写实主义，提倡写“人情”（即情欲），这对日本写实主义文学起到催生作用。而后，写实主义理论经过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总论》而得以深化和推进，写实主义形成的标志作品《浮云》也于1887年问世。但同时，日本写实主义思潮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对此，叶渭渠先生在他的《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中做了较为明晰有理的概括：是日本近代化的不彻底使“写实主义文学虽然重视文学上的自我觉醒，但未能正确把握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未能把自我的问题作为社会的问题来加以探求”。这种弱点导致了《浮云》以后的文学作品在批判现实这一点上远远达不到《浮云》的高度。另外，“砚友社”所标榜的写实主义追求“似是而非”的无思想性的纯技巧论，加之写实主义理论尚未充分完善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就被森鸥外等人译介到了日本，尽管它的力量在当时并不很强大，但它却过早地冲击了写实主义，这都使写实主义“失去了进一步开拓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同上），在还没充分发展壮大之时就告终了。在中国，写实主义最早的倡导人是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陈独秀虽然批判封建主义文学观，但并不反对“文以载道”，即他所提倡的写实主义是“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周作人的《新文学的要求》则更准确地阐释了他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即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艺术规律去表现人生、服务人生。“五四”文学巨匠鲁迅虽没有较完整专门的论述文学观的文章，但他自觉地将文学作为改良人生、改造社会的武器，批驳“超功利”的唯美主义思想，可见他“为人生”的文学观的主导倾向是现实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学研究会”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并在王统照、俞平伯、郑振铎、李大钊、沈雁冰等人的努力下广泛吸取西方文艺思想，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观，使之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因素，深切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五四”文学中的写实主义较之明治文学中的写实主义要深刻得多，再用“写实主义”已无法准确表述“五四”新文学的特点了，这也正是前面行文中“现实主义”换了“写实主义”这一说法的原因。
在中日两国，与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是浪漫主义思潮，在日本有“文学界”，在中国则为“创造社”。“文学界”文学颇多感伤，而“创造社”文学则更多地体现了作家对文学审美功能的认识，强调作家的主观感受及自我情感。
从明治前期文学思潮与“五四”文学思潮的对比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五四”文学思潮的发展较之日本明治前期文学思潮由于有起旗手作用的文学先驱们力量巨大的正确引导而显得前景广泛，并且由于社会主义因素的渗入而变得符合世界文学发展趋势，而明治前期文学思潮的发展由于文学先驱们因自由民权运动和小说改良运动受挫变得心灰意冷消极悲观，也由于只学得皮毛而未能融汇贯通，所以表面上看去繁花似锦姹紫嫣红，实际上却有些虎头蛇尾，稍一受冲击便抵挡不住了。从这个角度上讲，“五四”新文学则更富于生命力，也更健康向上。
三
以上我们着重比较了明治前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异同，是属于探其果的工作，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究其因、借其鉴了，这才是比较之后反省自身、丰富自身、发展自身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二者之所以存在上述不同，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二者的领导力量各异。中国“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文学改良，到“五四”时期，因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文学改良演化成了文学革命，就是说“五四”文学革命已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由于日本明治维新自始至终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改革，这就决定了明治文学只是一次在变革得并不彻底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内进行的文学改良，这使得它最终也没有摆脱对天皇、国家、集团的依附。尽管它经历了西方文学的冲击，接受了西方文学的洗礼，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学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领导力量的差异，必然导致文学性质的差异，并从根本上影响文学的走向，引导文学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二是二者的文学传统不同，这集中体现在对文学功能的不同认识上。中国的文学自古就与政治结缘，它历来都是关注政治并且注重文学功利性的，历来都是作家政治思想的载体。“五四”时期文学也秉承了这一文学传统，迎合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洪潮，自《狂人日记》始，就把自己融进了社会大环境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诗文篇章为武器，载民主之道、人性之道、科学之道、革命之道。而日本的文学则历来都是远离政治并且忽视文学功利性的。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对此早有评说：“文学不干预现实，脱离现实才具有美的意味，才能显出风流玄妙，才能显出象征性的美感来”（《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这一传统使日本明治前期文学尽管在初期尚有些功利主义色彩，却没能将其发扬光大，仍缺乏与社会抗争的政治意识，并尽量回避日本社会的重大问题而着重描写个人内心世界，这样，作家中鲜有忧国忧民之士，作品中也少有体现革命精神和反抗精神的呐喊。也就是说，文学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它总会牵扯着文学的神经，并时时影响着文学发展的方向。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首先，外来文学思潮在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固然重大，但它毕竟是外部因素，本民族文学发展的要求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而本民族文学与外来文学有机的有取舍的结合，才更能利于文学的发展。
其次，社会变革时期是知识分子最活跃、最兴奋的时期，也是他们苦闷孤独、探索思考的时期。文学家是知识分子中最敏感的一群，他们只有站到时代的前列，才能真正引导文学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再次，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都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势必影响到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革更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变革。文学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它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个许多观念都发生着变化的重要时期，中国文学如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吸收西方文学精华、弘扬本民族文学优秀传统，中国文学将朝哪个方向并如何发展下去，等等，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时下文学工作者所应该认真思考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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